1 、內陸性與海洋性
向太平洋地區移民，在中國是一個長達千年的歷史趨勢，至少從十六世紀就開始了。這涉及到中國歷史的一個特征﹕它是從內陸亞細亞逐漸向海洋推移的過程。中國的漢民族﹐在漢帝國和唐帝國所遇到的敵人﹐都是來自西北的游牧民族﹐當時稱「胡人」﹐這個壓力持續了一千年之久﹐不斷將漢族文明的經濟文化重心向南擠壓，到南宋時代﹐中國的經濟重心已經在長江以南﹐它同經濟重心在北方的最大不同﹐就是海外貿易已經非常發達﹐這種海外貿易又是同開發南太平洋地區分不開的。從文化的關點看﹐古代中國是具有內陸文明向海洋文明轉換的趨勢的﹐在這種趨勢下已經形成了向太平洋移民的歷史習慣﹐南洋諸國的大量中國人﹐都是早期移民的后裔。
然而這個歷史趨勢，在明清兩個帝國的時代里停頓下來﹐明帝國是因為史稱「倭寇」的日本海盜騷擾沿海而實行海禁﹐清帝國延續海禁政策是因為清政府本身又是一個北方游牧民族。這個停頓的變化尤其重要﹐因為它導致了中國正常的海外貿易和移民因海禁而向走私﹑偷渡的轉化。所以﹐走私和偷渡在中國也已經有三四百年的歷史。明清兩朝在中國歷史上是比較專制的王朝﹐沿海各省特別是在福建和廣東﹐人們為躲避專制和貧困而向外移民﹐成為一個歷史習慣。例如﹐台灣在十七世紀以前基本上是一個空島﹐後來明末清初，大批福建人移民過去才開始發展的。
近二十年來﹐由于中共政權的控制力的減弱，中國沿海向外移民的潮流再度興起。
2 、生存空間惡化是現代中國人向外移民的基本原因
大陸適合人類生存的空間很有限，平原和丘陵只佔22％，可耕地佔國土十分之一，近十年人口增加了一億多，耕地減少了5500多萬畝，以1990年這個豐收年計，人均糧食780斤，是發達國家的三分之一，人均林地、草地、淡水資源分別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九分之一、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可居住的濕潤半濕潤地區只佔47％，人均森林面積是世界人均水平的11％，全國剩余勞動力約一億人，文盲半文盲佔22‧27％，居住面積在城市為人均8·8平米，每萬人擁有公共汽車5輛，病床23張，醫生15‧6人。
1995年8月發表的「中國的計劃生育」白皮書憂慮地警告﹕中國如不能緩解人口對資源的巨大壓力，未來幾十年後的生態和環境惡化將危及絕大多數中國人的生存條件和社會的持續發展。當然，它回避了一個更大的隱憂﹕十几億人的生存空間危機，將對週邊國家和地區的生存造成怎樣的威脅，和對亞洲及世界穩定帶來怎樣的不可預測的災難性後果？
這樣的資源條件在人口壓力下更形缺乏﹐人口增加，可耕地減少，人均佔有糧食無法增加；農村剩余勞動力逐年增大，沒有出路。
於是﹐太平洋成為唯一的出路。出生率高于千分之二十四的八個省區〈新疆、河南、海南、江西、安徽、福建、寧夏、青海〉，既是人口增長難以控制和預測的盲點，又是大陸內部人口流動的發源地，靠近沿海之地也是向海外移民的源頭。從地理分布來看，大陸人口密度自西向東增高，到東南沿海達到最高密度，成為生存空間壓力最大的地區，因此人口向太平洋地區的自然擴散，幾乎是難免的。西北人口高發地區如新疆可能向西擴散，東北三省可能向北擴散的態勢還是潛在的，但靠近東海的兩省╴福建和浙江（主要是溫州），以各種偷渡方式向東南亞、東亞、北美、歐洲、大洋洲的移民已經大規模開始，一個更直接的驅動力，是這兩省的生存空間壓力，和過渡的勞動力剩余，造成歷史上的「淘金潮」再度掀起。
當然，造成「淘金潮」還有另外兩個因素﹕一是東亞和環太平洋地區經濟崛起對廉價勞動力的需求﹔二是移民潮的興起，為香港、臺灣和歐美華人社會中的黑社會組織帶來巨大利潤，這種從事偷渡的黑社會"人蛇"集團﹐自1970年代中期，越南「難民潮」發生以來﹐已經逐漸具有國際化的專業能力。
不過，中國大量城市人口向西方移民的原因，與農村稍有不同﹐主要是專制制度下的一種心理崩潰。
3、 中國人心理崩潰的后遺症
西方世界一直忽略了中國「改革開放」所產生的一種心理現象﹕響往西方發達國家的自由和富裕﹐這種嚮往在過去毛澤東時代是不可能的。所以﹐離開中國到西方去﹐成為鄧小平時代的時髦。人們以各自的能力來實現這個目標﹕農村青年靠偷渡﹑城市學生靠留學﹑中年知識份子靠訪問交流﹑女孩子靠嫁「洋人」。中國的這種現象﹐同七十年代的越南「難民潮」是不同的﹐它不是一種受到直接威脅的逃亡﹐而是人口壓力﹑缺乏人權﹑經濟誘惑﹑理想破滅等綜合因素構成的一種有計劃的「大逃亡」﹐有點類似伯林牆倒塌前東德人朝西德的逃亡﹐只不過是發生在中國和整個世界范圍之間。
分析這種心理現象不是本文所能做到的。我只提出幾點參考﹕
——八十年代初期中國恢複向西方的留學政策﹐引起最初的「出國熱」﹐這些到美國﹑歐州去的留學生被中國人視為「脫離苦難」的幸運兒﹔
——八十年代中期鄧小平的改革受挫﹐人們無法承受物價的上漲﹐中國彌漫著一種「大船要沉」的恐懼﹐「逃離沉船」的心理開始浮現﹐這不但刺激了大學生出國留學的瘋狂﹐也開始引起沿海地帶的偷渡出國﹔
——1989年「六四」天安門屠殺及其政治清算﹐是引發「大逃亡」的一個最直接的事件﹐民運人士的「政治逃亡」也引誘了全民性的合法或非法「出國」﹐大批人走香港﹑台灣﹑南洋再轉道去歐州﹑北美﹑澳州﹐辦法可謂「八仙過海﹐個顯其能」﹕有假冒「民運人士」的﹐有花錢買泰國﹑馬來西亞等國假護照的﹐當然﹐更多的農民則干脆偷渡。非法謀利的偷渡集團也是在這個時期開始在中國招攬「生意」的﹐包括賣假護照﹑引誘偷渡客。應當指出的是﹐西方國家因「六四」事件而向中國人提供「政治避難」﹐也是一個非常大的誘惑﹐后文還會談到。
三、政府行為
1 、中國政府的「難民政治」
如上所述﹐1989年天安門事件是一個關建點﹐不僅在於「六四」以後民運分子逃亡的風潮是「中國移民潮」的開端﹐它也是中國政府「難民政治」的開始。
應當說﹐在此之前中國政府的一貫政策是控制人民自由出國的。從它與香港政府協作制止向香港的偷渡來看﹐它不是一個故意的「難民輸出者」。這一點在「六四」以後改變了。
這個逃亡潮被中共作為政治工具使用，最主要的證據是鄧小平1991年春季前夕在上海的一番談話﹐他說﹕「西方再堅持經濟制裁，不妨對沿海各地松一松，讓想外逃的人跑出去，步越南後塵」。這是中共高層第一次使用「難民政治」的概念。
值得注意的是﹐鄧小平直接引用了越南的先例。七十年代越南的「難民潮」是越南政府公然利用「輸出人口」以謀利潤和緩解國內矛盾的殘暴行為﹐1978年以來究竟有多少越南人偷渡到南中國海上﹖死了多少﹖至今是一個迷﹐可知的數字是兩個﹕獲得外國安置的越南难民超過一百五十萬人﹐至今滯留香港和東南亞各國難民營的﹐約四萬人。中國政府很清楚越南政府一手制造的這場災難對整個世界所造成的壓力﹐他們認為這種壓力能過使西方和國際社會向他們屈服﹐因為除了中共﹐沒有人能控制中國人也象越南人那樣「大逃亡」。鄧小平接著上面的話﹐還說道﹕「如果中國共產黨失去對中國的控制﹐將會有一億以上中國人流亡到印度尼西亞﹐一千萬到泰國﹐五十萬到香港。」
我們沒有資料去證實﹐這僅僅只是一個恫嚇呢﹐還是中國政府近幾年真的「對沿海各地松一松」過﹖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敢於公開這麼講﹐沿海地方各級政府就敢於這麼做﹐至少這樣做，一則不會受到中央的批評﹐二則也是緩解地方人口壓力的一條出路。所以﹐中國各級政府對人民偷渡出國﹐至少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
「松一松」是一種游戲 (game) ﹐它可以是默許﹐也可以是縱容﹐甚至可以是操縱。從1990年以來中國向西方的偷渡大增，從此成為「難民輸出國」來看﹐中國政府的確是「松一松」了的﹐因為如果它不松﹐絕對不可能有那麼多人跑得出來。
2 、實驗場﹕香港和臺灣
可以算作「松一松」的實例也有兩個。
一是對香港——三十年來中國大陸「逃港」風潮從未停息過，中國政府同港英政府有協議﹐偷渡者可以遣返。但是﹐因為「六四」以後香港民間協助民運人士逃亡，中國政府便故意"輸送"刑事犯人越境，去香港犯罪，逼使港英政府達成「遣返」民運人士協議。
二是對臺灣，主要是組織漁民騷擾，中共有能力這樣作的證據，是1990年將侯德建從海上「放」回臺灣。侯德建是一位台灣歌手﹐1988年到北京旅居﹐因參于天安門事件被中國政府拘押。1990年6月18日﹐北京的警察將他押往福建﹐凌晨用邊防巡邏艇﹙公安邊防231號﹚將他送到公海上﹔與此同時﹐中國的邊防人員已經安排好一只台灣漁船「金源發6號」﹐命令該漁船船長將侯德建偷渡回台灣。這只漁船將侯德建藏在倉底送到台灣宜蘭港附近﹐讓他再換小船﹐避開邊防檢查﹐順利上岸。此事使台灣朝野大驚﹐人們質問政府﹕北京的警察可以如此容易地把一個人「送」進台灣﹐台灣還有什麼邊防可言﹖而北京選擇侯德建這個台灣的「明星歌手」送過去﹐無疑是告訴台灣﹕我可以送侯德建﹐也可以送更多的人﹗
我舉這個例子是想說明﹐中國政府利用「難民政治」的動念目前尚處于嘗試階段。中國東南沿海地區雖然有向南太平洋移民的歷史習慣﹐但中國政府的社會控制和邊防能力﹐是足以制止一個「大逃亡」發生的﹐但也是足以制造故意的「難民輸出」的。這種能力表現在﹕
——完備的邊防﹑緝私能力﹔
——沿海漁民的准軍事化民兵組織﹔
——這個海域民間走私掩蓋下的官﹑民﹑黑社會的勾結。
事實上﹐最近幾年中共嘗試利用漁民騷擾台灣以取得政治交換籌碼的事件﹐已發生多起﹐這正是海峽兩岸漁民糾紛的政治背景。此種方式預計還會頻繁使用于台灣海峽和更遠的海域。再發展下去的模式可能是﹕
——官方提供裝備條件的偷渡，
——官方默許的民間海盜行徑，
——官方提供裝備的民間武裝騷擾，
——直接用于配合戰術目標的民兵武力行為，
——正規海戰中的武裝船民
總而言之，西太平洋靠近中國大陸的海域，將是一個承受大陸生存空間危機的釋放場所，大陸政權處在不能消解這個負面因素，卻能利用它的微妙時期。更長遠的看，即使來自北京的直接部署失效，地方勢力也會利用這個力量以謀取政治和經濟利益，而那將是更無章法的行為。
3、 一種誘惑﹕美國移民政策的誤區
前面已經談到﹐西方國家因「六四」事件而向中國人提供「政治避難」﹐成為今天中國「難民潮」的一個誘惑。這種「誘惑」主要是從兩方面構成的﹕第一﹐被中國政府通緝的中國知識份子獲得西方國家的庇護﹐這些人數量很少﹔第二﹐President Bush的「總統保護令」﹐準許1990年4月以前在美國的任何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獲得在美國長期居留﹐而不問他是否回國有政治上的威脅﹐根據這個法令獲得「綠卡」的中國人據說有十萬人﹐這些人絕大部分并未參與1989年發生在北京的天安門事件﹐因為他們都是在美國留學或者訪問的學生/學人。
上述第二點對中國人來說，是一個錯誤的信息。因為這十萬人獲得美國綠卡的理由是「政治避難」性質的﹐但是他們實際上回到中國并沒有任何危險。1992年以後﹐這些獲得美國「保護」的中國留學生大部分都回到中國從事各種職業﹐中國政府為了吸引他們回去﹐不但不追究他們所獲得的美國的「保護」﹐反而給于他們各種很好的待遇。這就向所有中國人傳達了一個強烈的信息﹕
——「政治避難」是獲得綠卡的最佳途徑﹔
——美國向任何中國人提供「政治避難」﹐只要你在美國﹔
——他們認為自己要解決的問題只是如何到達美國，不管以什麼方式。
我認為﹐從「金色冒險號」到太平洋上每一只以美國為目標的偷渡船﹐都是受到這個錯誤信息的誘惑的。美國的政治家忽略了一個基本常識﹕中國是一個教育和法制觀念都很低水平的國家﹐而且﹐人們在長期專制社會中養成了說謊的習慣﹐從知識份子到農民。中國歷史上的「淘金潮」就是一種「非法移民」出國打工掙錢的傳統方式。西方的「政治避難」給了他們「爭取」合法的希望。按照西方「政治和宗教迫害」的概念，任何一個中國人都可以找到（或編造）無數「正當」理由在西方取得避難，從信仰、政治迫害、一胎化直到同性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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