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穿透和内网访问

利用minivtun实现点对点非公网NAT穿透，在学校轻松访问家里的路由器。需要一个中心化公网服务器（VPS）作为打洞实现内网访问。

一般这种情况用于

• 家里路由器挂载离线下载
• 家里的WEB网络摄像头监控
• 远程修改某些路由设置
• 远程控制路由器相关的“智能家居”
• 远程访问家里的内网或一个网段

现在仅考虑以下拓朴图，本文的目的是想让路由C访问路由A，实现C远程控制A。其中A是非智能路由器，使用非Openwrt系统。A下面挂接一个Openwrt路由器B

前提是A和C能顺利访问该VPS，而且B工作正常。

minivtun互访

这个minivtun是我常用的tun点对点隧道软件，工作原理与shadowvpn类似，可以当梯子使用。现有我移植的的minivtun-openwrt，可以自行编译安装在路由上面。

按照文档编译安装，服务端运行监听555端口

/usr/sbin/minivtun -l 0.0.0.0:555 -a 172.16.0.1/24 -e password -n mv0 -d

路由器B和C，同样使用minivtun实现与VPS对接，这里指定网络设备为mv001

# Router B: ip 172.16.0.3
/usr/sbin/minivtun -r [YOUR_VPS]:555 -a 172.16.0.3/24 -e password -n mv001 -d

# Router C: ip 172.16.0.55
/usr/sbin/minivtun -r [YOUR_VPS]:555 -a 172.16.0.55/24 -e password -n mv001 -d

使用Ping等工具测试路由B能否顺利访问VPS

ping 172.16.0.1

Openwrt端口转发

以下三个步骤均在路由B操作

新建接口

在network->interface标签下添加一个interface: 命名随意，这里命名为minivtun_intf，协议为DHCP Client，手动输入mv001这个物理接口进行绑定（因上面minivtun启动参数设定了mv001网络设备）

检查这个接口minivtun_intf是否获得正确的172.16.0.3/24地址，并且从数字变化过程中看到能有Tx/Rx流量通过。

入站防火墙

切换到Network->Firewall->Gerneral，添加一个新的Zone，随意命名为minivtun,指定入站出站转发三个都accept，勾选masquerading和MSS clamping进行伪装路由器。Covered Network只需要勾选两个区域即可，其中必选的是minivtun_intf表示源，另一个是目的地根据需要，可以选WAN或者LAN，如果访问Openwrt局域网就指定LAN，如果要访问WAN（比如上一级路由）就指定WAN

因为我是利用B去访问上一级的A，因此我勾选了WAN

端口转发

切换到Network->Firewall->Port Forward，新建一个转发规则

外部端口随意，（比如外部端口是444，那么在路由C使用minivtun访问172.16.0.3:444就触发端口转发条件）

项目	备注	我的值
名字	随意起名	minivtun_port_fwd
外部区域	入站防火墙名字	minivtun
外部端口	供外部访问端口	800
内部区域	目的端口区域	LAN
内部IP	目的地址	192.168.200.1
内部端口	目的端口	800

测试方法

从路由器C浏览器地址栏输入http://172.16.0.3:800即可访问路由A的800端口

公网访问家里内网

考虑以下拓朴，按照上文已经实现B-C互访（即ping成功），现在我的需求是，在C节点上实现访问A路由上的192.168.200.0/24网段（做视频监控等应用）

实现原理是：将A节点的路由表在VPS上面宣告一下，参考minivtun项目的github issue服务端访问客户端内网进行配置。

添加节点A的路由表

服务端运行监听555端口，增加-v选项宣告路由表，192.168.200.0/24网段的默认网关是节点B，即172.16.0.3

/usr/sbin/minivtun -l 0.0.0.0:555 -a 172.16.0.1/24 -e password -n mv0 -d -v "192.168.200.0/24=172.16.0.3"

然后服务器端Linux系统的路由表增加默认路由，192.168.200.0/24走minivtun接口。

ip route add 192.168.200.0/24 dev mv0

服务器端测试一下能否ping到节点A，若成功就说明公网下使用minivtun可以实现访问192.168.200.0网段。

ping 192.168.200.1

配合shadowsocks进行访问内网

假设服务器上已经有ss-server在运行。在shadowsocks-android上新建一个服务器配置，路由设置为自定义规则，自定义规则可以根据实际修改，满足规则才走ss转发，这样可以实现手机访问节点A内网.

若电脑windows实现内网访问，个人猜测可使用ss的全局模式，或者配合SwitchyOmega等浏览器指定走socks5代理，我没有测试过.

related project: https://github.com/rssnsj/minivtun

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民国院士的命运

1948年，中国的内战正酣之际，第一届院士共81人诞生了，在那个决定中华民族未来命运同时也决定这些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精英的历史时刻，他们何去何从，陷于了痛苦之中，有今日学者专门写下了他们的选择——《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傅国涌着）——那是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呀！有的并不赞成共产主义但不想没有国家的流浪留下了，有的认为自己并没做错什么大不了钻到故纸堆里留下了，有的害怕台湾还是不保留下了，当然也有毅然决然离开的，相当部分则是怀有极大的希望留下了，一如胡风的伟大献词《时间开始了》，他说的是伟大的新时代的时间开始了。中共接管政权前后，共有22位院士离开大陆，28位人文组院士中留在大陆的18位（考古学家都在这个组）。他们，除了那个没有人格的郭沫若外，其他一律遭到改造、整肃、批判，更有不堪忍受身心摧残与人格凌辱而自杀的。这里没有总结多少自杀的，下面转载的是一个基本介绍，读后只有无语的份。
一、民国时期81位院士中离开大陆的22位院士
中研院院里14个单位，成建制迁台的只有管理机构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和历史语言研究所，占中央研究院14个单位的14％，其余11个自然科学研究所以及社会学所，全部留在了内地。至于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的去留，去台湾的10人，去它国的的12人，留在内地的近60人。下面是81名院士名录，个个赫赫有名：
数理组院士28人：姜立夫，许宝騄，陈省身，华罗庚，苏步青，吴大猷，吴有训，李书华，叶企孙，赵忠尧，严济慈，饶毓泰，吴宪，吴学周，庄长恭，曾昭抡，朱家骅，李四光，翁文灏，黄汲清，杨钟健，谢家荣，竺可桢，周仁，侯德榜，茅以升，凌鸿勋，萨本栋。
生物组院士25人：王家揖，伍献文，贝时璋，秉志，陈桢，童第周，胡先骕，殷宏章，张景钺，钱崇澍，戴芳澜，罗宗洛，李宗恩，袁贻瑾，张孝骞，陈克恢，吴定良，汪敬熙，林可胜，汤佩松，冯德培，蔡翘，李先闻，俞大绂，邓叔群。
人文组院士28人：吴敬恒，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胡适，张元济，杨树达，柳诒征，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李方桂，赵元任，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梁思成，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钱端升，萧公权，马寅初，陈达，陶孟和。
去台湾的有李济、董作宾、袁贻瑾、王世杰、傅斯年、朱家骅、李先闻、王宠惠、凌鸿勋、吴敬恒10人；陈省身、李书华、吴宪、林可胜、汪敬熙、陈克恢、李方桂、赵元任、吴大猷、萧公权、胡适、萨本栋（1949年1月在美去世）12人远走海外。
二、民国政府的“抢救大陆学人”
1948年12月初，国共内战接近尾声，战局对国民政府十分不利。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代理部长的陈雪屏，奉蒋介石之命由南京紧急飞往北平，召集北大清华校长梅贻琦、胡适等教授开会，秘密商讨“抢救学人”的实施办法。与此同时，蒋介石亲自指派的飞机也冒着解放军的炮火飞抵北平，停留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待被“抢救者”登机南飞。
“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由蒋介石手谕指令傅斯年与朱家骅负责制定，并在具体执行和实施上由傅斯年、陈雪屏与蒋经国三人组成小组，负责具体“抢救”事宜的研究谋划和具体操作。
按照蒋介石的指令，此计划中以下学人是要必须“抢救”出来经南京送赴台湾的：一是大陆各大专院校的负责首长；二是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三是因政治原因必须限令离开大陆高级知识份子；四是在国内外学术上有杰出贡献者，等等。于是，一份经傅斯年、陈雪屏和蒋经国三人共同商议拟定的“抢救”的名单很快出炉了，名单上几乎全是清一色当时国内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份子。
三、“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结局
然而，在北平的大多数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份子人各有志，许多人不准备去南京跟蒋介石赴台，而是愿意留在大陆。1948年12月14日，“抢救大陆学人”的飞机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候了两天时间，才有胡适、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张佛泉等少数著名教授登机，大部份机舱座位都被空闲着。12月21日，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也只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以及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等20几位教授。到达南京后的梅贻琦，当着蒋介石的面似乎该为不能多载几人前来南京而表示惋惜。
据资料统计，当时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共拥有81位院士，仅有10位院士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12位远走他国，而有近60位院士选择继续在大陆。选择离开的知识份子是少数，大多数还是选择留下来。
比如，北大文学院长汤用彤就被列为“抢救”名单，但他没有选择离开，胡适离开后曾写信劝其南下，并派人送来两张机票，汤用彤依然不为所动。
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决心留下来，胡适邀他同机飞走时被他断然拒绝。在致胡适的公开信中，陈垣天真地认为：“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地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陈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光明，他们在迎接新的社会，我知道新力量已经成长……”
据中国科学院估算，当时散居海外的中国科学家大约有5000余人，到1956年底有2000余名科学家陆续返回大陆，但后来的遭遇大概是他们没有预料到的。
四、大陆学人对“新政府”抱幻想的原因
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知识份子之所以选择留在大陆，以及后来大批留学欧美的科学家放弃舒适环境和优厚待遇，毅然回国，其原因很多。原因之一是，这些优秀的中华儿女都满怀着对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无法自拔地爱，都怀抱着对国计民生地殷切关怀，或是深深眷恋着这片土地，或是对国民党统治感到失望等。
但是，促成他们留守大陆或是回国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对共产党印象颇好，对共产党的统治抱有希望和幻想，那么，这种希望和幻想是从哪里来的呢？
陈寅恪（1890-1969）。一代大师陈寅恪，他学贯中西，通晓十余种语言，甚至包括梵文、西夏文和突厥文，被称为“中国最博学之人”。文革开始后，他家被大字报覆盖，远望如白色棺材。红卫兵还把几个高音喇叭放于其床头，使双目失明且患心脏病的他彻底崩溃。“革命者”见效果初成，乃加大攻伐力度与强度，将高音喇叭干脆搬进室内，绑到了陈氏的床头之上。每当“革命者”呼声响起，整个陈宅如狂飙突至，风雷激荡。陈氏夫妇未闻几声，即感天旋地转，双双心脏病复发，口吐白沫，倒地不起。1969年春节后，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迁至中大校园西南区五十号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居住。此时陈寅恪病体衰弱得已不能吃饭，只能进一点汤水之类的“流食”，偶有亲友偷偷登门拜望，他躺在病榻上已说不出话，只是眼角不断有泪流出，望者无不凄然。身处困厄绝望的陈寅恪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但面对几次被登门的“革命者”乱拳打倒，心脏病日趋严重几乎瘫痪的唐筼，陈认为爱妻可能将先于自己命赴黄泉，悲凉无助中，夫妻相对而泣。奄奄一息的陈寅恪怜夫人之悲苦，叹命运之不公，心怀无尽的怨愤与痛楚，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晓莹》：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气脉已竭的陈寅恪，再次被迫向当权者作口头交代。陈寅恪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语，终至泪尽泣血，口不能言方休。延至10月7日晨5时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于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一个月后的11月21日，唐筼撒手人寰，追随陈寅恪而去。
曾昭抡（1899-1967）。曾国藩侄重孙，与妻子俞大絪，都是民国知名学者，1949年两人滞留于香港，蒋介石欲抢救二人去台湾，两人断然拒绝，归来报国。文革时红卫兵将俞大絪教授上衣剥除，用皮带死命抽打，俞教授悲愤难抑，是夜仰药自尽。4个月后曾昭抡也被含冤折磨死。
叶企孙（1898－1977）.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1949年春，北平解放，出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文革”中因为他的学生熊大缜的冤案，身陷囹圄，遭到迫害，1977年1月悲惨死去。
吴宓（1894-1978）。1948年人文组院士，文革中，一次批判大会上，已经72岁的大师吴宓被勒令下跪，跪了两个多小时。批斗会结束后，有人偷偷问他身体可吃得消，他说“跪着比站着好些”。以种种罪名蹲入"牛棚"，到平梁劳改，受尽苦难。76岁的老人干不动重活，还被架上高台示众，头晕眼花直打哆嗦，被推下来跌断左腿。之后又遭断水断饭之折磨。腿伤稍好，即令打扫厕所。1971年病重，右目失明，左目白内障严重，就只好让他回重庆养病。批林批孔时，吴宓不肯批判孔子，说“没有孔子，中国仍在混沌之中”，并说“宁愿杀头也不批孔”，被打成“现行反革命”。1977年吴宓已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只好让其胞妹吴须曼领回陕西老家，终于得到了一些兄妹深情的照顾和温馨，延至1978年1月17日病逝老家，终年84岁。
饶毓泰（1891-1968）。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1948年当选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拒绝登上南京政府接名教授去台湾的专机，继续在北京大学任教，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打击和迫害，饱受折磨，1968年10月16日“清理阶级队伍”时，在北京大学燕南园51号上吊自杀身亡。
谢家荣（1898-1966）。地质矿床学家、地质教育家，中央研究院第一批院士，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1957年-1966年，被打成右派，文革开始即因是反动学术权威而受批斗打击。因不甘屈辱，夫妻双双饮恨自杀。
翁文灏（1889-1971）。中华民国政治人物，著名学者，辅仁大学教授，是中国最早期的地质学家之一。1948年更曾任担行政院长，不过在任期间推出金圆券，引起金融混乱和恶性通胀，声名大坏而下台，1948年12月被中共列为第12号战犯。1951年从欧洲回到中国内地，后来在大陆曾经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71年病逝北京。
马寅初（1882-1982）。人文组院士。在抗日期间蒋介石送来名片，用委员长的名义请他赴宴。马老对来人说：“委员长是军事长官，我是个文职，文职不去拜见军方！再说我给委员长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不来拜见老师却叫先生去拜见学生，岂有此理！他如真有话说，叫他来找我！”蒋又派人游说：“委员长说了，您是他的老前辈，既是老师，又是浙江同乡。委员长推荐您任财政部长，或者是中央银行行长。”马老笑道：“你们想弄个官位把我嘴巴封住，办不到！”来人说：“那么，请马老先生买些美钞吧，政府批给您一笔外汇，这可是一本万利的生意啊！”马老答道：“不，不！这种猪狗生意我不做！我不去发这种国难财！”来人只得灰熘熘走了。1940年，马寅初在陪都重庆，严正抨击蒋介石政权的战时经济政策，痛斥孔、宋贪污，要求开征“临时财产税”，重征发国难财者的财产来充实抗日经费，惹恼了蒋介石，马寅初因而被捕，并被关入了息烽集中营，1942年出狱。1949年后过任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校长，1957年因发表“新人口论”方面的学说被打成右派，1960年辞去校长。此后长期蛰居寓所，撰写探索中国农业经济规律的巨著——《农书》，至1965年完成初稿，约100万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付之一炬。
钱端升（1900-1990）。一度，身为民国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在无数次国民参政会会议上，钱端升曾与张奚若、罗隆基、周炳琳一道，成为蒋介石最害怕起立质询的参政员。当时的报纸称，“这四位教授，虽然政治立场不尽相同，但都痛恨腐败、独裁，力争民主，且皆熟悉西方民主程序。纵然蒋介石身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的总司令，依然不得不有所收敛。”1949年后，作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30名“典范”，钱端升于1951年发表了《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1957年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我的罪行》的检讨，后被打成右派。1972年，好友费正清访华，提出想与老友钱端升叙旧。在宾馆客房里，钱端升闭口不谈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即使单独聊天时，依旧用一种“加强式”的语气强调“中国将在今后5000年内遵循马克思主义！”在“几近空白的30多年中”，钱端升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没人知道了。即使是家中四合院被一伙人以红卫兵的名义挤占，一家五六口人只能挤在旧宅的一部分里，也从未有人听到钱端升一句抱怨。
五、其他部分著名学人的下场
胡思杜，胡适幼子。北京沦陷前夕，蒋介石派专机接胡适，胡思杜不愿随行，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他们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1950年，胡思杜发表《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骂胡适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1957年，胡思杜被划为右派，“畏罪上吊自杀”。胡适直到1962年病逝也不知其子已先他而去。
刘盼遂，北师大中文系教授，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古典文献学家、语言学家。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届招生，以一甲名次考入，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1928年毕业后执教于北京女师、清华大学、燕京、辅仁大学。46年起任北师大教授。1966年8月被红卫兵打死。
潜艇专家、船舶工程专家王荣璸，第一代潜艇研发核心，曾在英德美三国学习，1949年积极参加“反搬运反疏散反破坏”斗争，留住了许多本想前往台湾的技术人员，1969年被打为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美苏双重特务，关入牛棚，遭残酷批斗和抄家。1938年冒生命危险从德国带回国的潜艇资料底片也被抄走遗失。
1975年9月15日，漫画大师丰子恺含冤去世。他在文革中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黑画家”，遭严重迫害。如《昨日豆花棚下过，忽然迎面好风吹》一画，被认为是欢迎蒋反攻大陆。“好风”者，好消息也。《炮弹作花瓶，人世无战争》本倡导和平，结果被认为是迎合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需要。
萧光琰，化学家。建国后最早从事石油化学研究的科学家。他1920年就移居美国，读了博士并工作。1949年，他花几千美元购买翻印器材，花一年时间搜集、翻印和整理他认为祖国需要的资料，然后几经波折回到国内，在文革中被关押，遭遇日以即夜的残酷殴打和侮辱，后自杀身亡。三天后，其妻子和15岁的女儿自杀。
董铁宝，力学家、计算数学家，中国计算机研制和断裂力学研究的先驱之一。抗日时曾冒着日军轰炸参加抢修滇缅公路桥梁，1945年赴美获博士学位，后参与第一代电子计算机eniac的设计编程。1956年放弃一切，绕道欧洲，花费三个月辗转回国，任教北大，在1968年清阶运动中被指控为特务，隔离审查，上吊身亡。
周寿宪，1951年26岁时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并留美从事研究工作，1955年冲破阻挠回国，任职于清华，参与筹建计算机专业，是中国计算机科学的创建人之一。文革中被送到江西鲤鱼洲清华五七干校，被长期摧残后患上精神病，但军宣队员说他是装的，常拳打脚踢谩骂侮辱，后因病情严重送回北京，1976年跳楼自杀。
虞光裕，中国航空科学元勋，曾在美国和英国飞机工厂从事设计工作。1949年拒绝赴台，辗转香港和南朝鲜，历时三个月艰难回国。1956年成功主持研制中国第一台喷气发动机，并主持建设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试验基地。文革遭迫害，在车间劳改，拆卸旧锅炉时被跌落的通风管道砸死。
钱晋，1944年毕业于北大，领导研制成功多种高级炸药、塑料粘结炸药，为两弹一星的研制作出巨大贡献。文革时被打为反革命，被逼交代子虚乌有的“国民党西北派遣军”问题。当时有两个口号：“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钱晋拒不承认自己是特务，结果被活活打死。
詹安泰，古典文学家，书法家，词学造诣最深，有“南詹北夏，一代词宗”称誉，任教于中大。1957年被打为右派，文革遭批斗，多年文稿被烧毁，其子曾每天偷藏几张手稿带出去埋在地下，保住少数心血。1967年4月淋巴癌复发，医院不肯医治，凄凉离世，家人随后被中大赶至集体宿舍居住，其两室藏书后被贱卖。

董坚毅，哈佛大学博士，52年回国，55年支援大西北。57年被定为右派送夹边沟劳教。60年饥荒袭来，董亦不能幸免。其妻顾晓颖（也为留美生）来探视，待寻得其遗体时，周身皮肉已被割食一空，仅剩头颅挂在骨架之上。夹边沟劳教人员2800多人，饿死2100多人，死难者掩埋草率，累累白骨外露绵延两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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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被这些谎言骗过吗

谎言：冬虫夏草几万、十几万块钱一斤，是名贵的补品，对健康大有裨益。
真相：冬虫夏草砷含量超标，有毒。凡是老祖宗告诉你“大补”的东西，你都应该打个问号。
谎言：张衡发明地动仪，能预测地震。
真相：一个铜罐子和八个掉珠子的出口，是一种简单装置，无法预测地震，如果这个简单装置能够感知百里、千里之外的微弱震动波，那么它必然也能感知张衡在它周围走动所产生的轻微震动波，那么可以想象，它的珠子就天天掉，时时刻刻在掉，整天都在掉个不停。
谎言：中国北方人长得比南方人高，是因为北方人吃面粉。
真相：这是一则在中国流传很广的谎言。事实上面粉的主要成分仍然是淀粉，与大米在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中国北方人平均身高比南方人高，主要就是基因在作怪。
谎言：人的体质分为碱性体质和酸性体质，如果你是酸性体质，则容易患癌症，你应该多喝碱性水。
真相：伪科学。这是饮料商家捏造出来的广告推销词。骗你的。
谎言：“左眼跳财，右眼跳灾”，今天我右眼间断性跳了一天，我担心明天会有灾祸发生。
真相：颜面肌肉神经由于受到各种不明刺激而发生异常颤动，这种颤动牵连导致眼皮发生颤动，是一种常见的神经活动，是人的劳累、紧张以及尚未明了的原因所致，与人的祸福无关。
谎言：有的孩子头顶上长两个发旋，这种人特别聪明。
真相：人的智商主要由基因决定，人有多少个发旋也是由基因决定，但是智商与发旋是由基因的不同片段决定，二者互不关联。
谎言：秃顶的人特别聪明。
真相：同理。智商高低的基因与容易脱发的基因处在DNA（脱氧核醣核酸）的不同片段，二者互相没有关联性。
谎言：日本人在过去60年推广喝牛奶，所以日本人长高了。
真相：骗你的。事实上由于工业化造成了饮食丰富，日本人的身高在过去的150年间一直在缓步增长，与是否推广牛奶关系不大，其实人的长高不单单需要钙，还需要氨基酸、蛋白质等，光凭牛奶是显然不足以使人长高的。
谎言：胸大无脑。
真相：这是典型的偏见。女性胸部容易堆积脂肪的基因和智商的基因处在DNA的不同片段，二者之间没有关联性。
谎言：三角眼的人，心胸狭窄，凶狠狡诈，最好远离。
真相：迷信而已。眼睛的形状和人的性格受DNA的不同片段影响，二者互相没有关联性。
谎言：矮个子聪明。
真相：同理。身高与智商由DNA的不同片段决定，二者之间互不关联。
谎言：李小龙扮演的陈真到日本人的“虹口道场”去踢馆，一脚踢翻了“东亚病夫”的牌匾。
真相：“东亚病夫”（sick man of the east）是英国人发明的叫法，与日本人无关，电影导演之所以安排陈真去踢日本人的武馆，而不踢英国人的武馆，是因为导演知道你恨日本，这样才好挣你的票房钱。
谎言：美国人杀光了印第安人。
真相：早期西班牙等欧洲殖民者开拓美洲，给印第安人带去了天花等传染病，印第安人对这些从来不曾接触过的传染病根本没有免疫力，这造成了印第安人大规模的人口锐减，再后来西班牙、法国、英国等欧洲殖民者和印第安人发生各类冲突，也造成了印第安人的人口减少，美国建国是后来的事情，当然，美国人也和印第安人发生过战争，彼此都有杀伤。然而就印第安人的人口锐减，天花是主因，西班牙人等美国建国之前的欧洲殖民者其次，再次才是美国人。如果删减了天花，删减了西班牙人、英国人、法国人，把印第安人的人口减少全部算到美国人的头上，是典型的片面历史叙事。
谎言：辣椒、烤肉、火锅这些东西吃了都会“上火”，所以要吃中药“降火”。
真相：世界上客观存在的事物，要么能用肉眼看见，要么能用仪器探测到，而所谓“上火”就和“经络”之类的事物一样，既用肉眼看不见，用仪器也无法探测到，虚无缥缈，说的更明白些，至少从人类现时可用的科学探测手段来看，世上不存在“上火”这回事，现代医学只有细菌感染、病毒感染、过敏、炎症等。
谎言：日本人在上海建造环球金融中心，建筑物呈日本军刀状，为的就是破坏中国的风水，这是亡我之心不死的铁证。
真相：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是美国人设计的。
谎言：妈妈告诉我，汤要熬久了，才“补”。
真相：违反守恒定律，迷信而已，汤只要熟了就行，只熬十分钟也很有营养，多熬几个小时，锅里的营养总量（汤＋汤渣的营养总和）并不会凭空多出来。
谎言：日本人是徐福的后代。
真相：日本历史的绳文时代、弥生时代都比徐福的存在要早，日本人制造陶器的年代也比徐福生活的年代要早，换句话说，早在徐福出生之前，日本列岛就已经有大量人类活动。
谎言：北京猿人头盖骨，他就是中国人的祖先。
真相：人类线性体DNA研究图谱表明，中国人源自于非洲，北京猿人这一支已经灭绝了。
谎言：别人坐热了的凳子，不能马上坐，会传染痔疮。
真相：痔疮根本就不是传染病。只要你穿了内裤，坐热凳子不会有健康问题。
谎言：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会制造和使用工具。
真相：猩猩会加工树枝、将打磨光滑之后的树枝伸进土穴里，将蚂蚁引诱出来吃，也就是说，猩猩也会制造和使用工具。
谎言：马寅初先生说过，人口多是经济发展的负担。
真相：恰恰相反，人丁兴旺，正是商业社会经济繁荣的基础。
谎言：月亮上能看到长城。

真相：站在月球上，看不到地球上的任何建筑物

日本人为什么尚武 作者: 冯学荣

问：日本从战国时代开始，就有尚武的传统，倭兵在历史上一向以骁勇著称，明朝抗倭历史留下来的文献，也经常性地提到倭兵的勇猛，有进无退，战死不投降，是倭兵的传统，这个传统似乎并不是在近代突然冒出来的，而是日本从古代就一直继承下来的，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日本帝国1945年投降为止。武士在日本的地位，在近代以前长期居于第一位。这种尚武精神是不是日本特有的民族性？
答：讨论问题从“民族性”入手其实最不靠谱，稍微懂点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人在生物学意义上并没有显著区别，尤其是同一人种，在生物学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实质性的区别，一个中国人从儿童时期就被美国人养大，那么他的性格行为倾向就是一个美国人（例如美国人收养的中国儿童），反过来一样成立，一个日本人生下来就被中国人养大，那么他的性格行为倾向就是一个中国人（例如战后在东北的日本遗孤），说的更清楚一些，根本不存在什么天生的“民族性”，一个特定人群的行为倾向，主要是由文化教育和社会制度所决定的。
问：也就是说，近代以前的日本人尚武，并不是因为日本人“骨子里”天生尚武，而是因为当时日本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教育尚武。
答：对，这就是问题的核心，古代日本社会的等级划分，是“士农工商”，这里的“士”，指的是“武士”，换句话说，武人在日本传统社会的地位居于第一等。自古以来的日本，第一等人不是读书人，也不是商人，更不是农民，而是“武士”。日本武士在日本国内是第一等的国民，是受人敬仰的，这就是日本尚武文化的根基。古代日本武士的培养，从小就十分残忍。从他们小的时候，成年武士们就带着小武士去观摩杀头，观摩切腹，从小就给他们灌输一种好勇斗狠、视死如归的思想。在古代日本有一种说法，叫做“好男儿不能死在病床上”，这是什么意思呢？它是说：你是不是一个日本男儿？如果是，你就不要老死在病床上，老死在病床上是丢人的。那么你应该死在哪里呢？你应该死在战场上。
日本古代最有名的、质量最好的产品是什么？就是日本刀，古时叫“倭刀”。为什么是倭刀最好呢？因为日本民族尚武，最优秀的工匠，被市场配置到制刀行业去了。中国也有“士农工商”的社会分级，但中国的“士农工商”和日本的“士农工商”完全不同。中国“士农工商”里面的“士”，指的是“文士”、“文官”、“文人”、“读书人”、“诗人”。也就是说，在中国的传统社会，第一等人不是武人，也不是农民，更不是商人，而是读书人。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换句话来说，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文人社会，而日本的传统社会，是一个武人社会，这是主要的分水岭。
问：近代以前日本的尚武文化和武士的上等地位，根源于什么？
答：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日本没有科举制度，它是依靠武人来辅助统治者。与日本不同，中国有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使中国人变成了文人。而日本没有科举制度，所以他们保留了人的尚武本性。也就是说，问题不是日本人为什么尚武，问题是中国人为什么尚文。科举制度是一种“学而优则仕”的制度，它告诉中国人：如果你想出人头地，那么你就应该进书房去、好好读书，给我头悬梁，锥刺股，参加科举考试，考取了功名，就可以当官，辅助皇帝。我们可千万不要小看这个科举制度，一个国家在引导什么，它的国民就会变成什么。古代中国就是通过这个科举制度，引导全中国的精英去当读书人、当文人了，写诗作词去了，这样一来，整个中华民族，就成为了一个文人民族。我们看日本人尚武，觉得很奇怪，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人家反而觉得我们“尚文”很奇怪，其实中国人在历史上也曾经尚武，隋唐以前中国人佩剑就比较时尚，后来推行了科举制度，文人吃香了，武人就不再吃香了，尚武文化也就逐渐式微。
问：好象日本也仿照中国、实施过科举制度？
答：的确。那是在唐朝的时候，日本曾经尝试仿效唐朝在日本实行科举制度，可是日本人很快就发现，科举这个东西不符合日本的国情。为什么呢？因为科举制度是一种较为平等的考试制度，无论你出身多么卑贱，只要你把书读好了、把考试给通过了，你就可以进入上层社会。而当时的日本是一个有贵族传统的社会，日本贵族的势力非常庞大，此外，日本地方庄园主、豪强的势力也很大。所以中国的科举制度刚刚进入日本没多久，就遭到了日本贵族的抵制，结果可想而知，没实行多久，科举就在日本废了，不搞这个了。
问：那么中国为什么要实行科举制度、鼓励国民都去当文人呢？
答：我觉得这个跟皇帝要维护自己的皇权有关。中国的皇帝，向来是中央集权的皇帝，一人独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全中国都是皇帝的。中国的皇帝是绝对的威权。拥有了这种绝对威权之后，皇帝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人民造反。人民会不会造反？怎样才能防止人民造反？答案就是——科举制度。它叫中国的精英都念书去、当文弱书生去。你们都当秀才了，我这个当皇帝的，就安全了。你比如说，唐太宗有一次去视察进士的考试院，他看到许多进士们鱼贯而出，很得意的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这句话实际上就是说：“全中国的精英，都进我的圈套了，你们这些傻子，都上当了，我让你们念书考科举，就是让你们远离刀剑，远离造反”——这就是科举制度的实质——你们都受骗了，我搞一个九品文官制度出来，诱使你们都放下武器、都念书去了，皇帝就我一个人做，你们都给我打工，我可以高枕无忧了。
问：也就是说，科举制度是中国皇帝维护社会稳定的一个法宝。
答：正是。古代的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这样的国家，和平和稳定是常态，农民暴动是非常态。在一个中央集权、稳定是常态的国家，显然要用文人来治国，因为不需要那么多的武人。所以我们中国的王朝，其实常态是稳定的，只是偶尔遇到天灾，农民吃不饱了，才起来造反。总之一句话，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农耕国家，这样的国家，既没有尚武的基础，也没有尚武的必要。
问：这么说，那么日本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不是中央集权？
答：密码就在这里了。古代日本社会和中国社会，是截然不同的。古代中国是中央集权，皇帝独大，不提倡老百姓尚武。而古代日本社会呢，日本天皇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弱势皇帝，很多时候甚至就是一个傀儡。古代日本是一个封建国家，天皇是个虚的，在地方，则有着以贵族、大名、庄园领主、幕府将军等地方势力为主的封建割据，你称王，我称霸，各据一方，需要大量的武士来维持封建割据的社会形态，所以他们需要武人，他们需要尚武文化，以武治国。
问：我们说“日本人尚武”，是不是一个刻舟求剑的命题？
答：尽管日本从古代一直到近代，都是一个尚武的民族，但是1945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战败之后，日本民族的尚武之风被阉割了。日本投降短短一年之后，就公布了《日本国宪法》，也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和平宪法”。这部宪法的最显著特点是“和平主义”，它在《前言》部分就明确规定：这个宪法的主旨是要“消除因政府的行为而再次发生的战祸”、“日本国民期望持久的和平”。这部宪法的第二章，就是叫做《放弃战争》，其中第九条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这一条实际上已经否定了尚武精神。此外还废除了天皇、贵族、军阀的权力。不但如此，还杀了一批战犯，判处入狱的战犯就更多了，而且还实施了“政教分离”，同时还铲除了被视为军国主义经济基础的日本财阀，此外，还修改了日本中小学的教科书，将日本穷兵黩武的思想根源，整个都给铲除了。

所以，七十年以来，就产生了现在的新日本人。所以现在的日本人和战前的日本人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他们成长的土壤不同，在明治乃至昭和时代前期，愿意为国捐躯的日本人是绝大多数，而近些年日本街头随机调查显示，现在愿意为国捐躯的日本青年人已经沦为了极少数。现在日本盛产草食男、宅男，花样美男，这就是日本社会尚武文化逐渐式微的显著标志。但值得注意的是：靖国神社仍然保存着军国主义的火种，而且日本当今科学技术水平以及工业能力仍然不可小看，一旦迅速武装起来，仍然是一个军事强国

我看康有为这一生 作者: 冯学荣

1858年，康有为出生于书香世家，他的高祖、曾祖、祖父、父亲，分别是清政府的布政使、按察使、举人、知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康有为想不成才，反而很难，1891年，学有所成并且小有名气的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开坛讲学，学生如云，其中梁启超就是诸多学生之中出类拔萃的一个。
康有为在广州讲学期间，名声大噪，恰好孙中山此时也在广州开药房，孙中山托人给康有为捎了一封信，说希望认识你，孙中山此举是希望广交天下英才豪杰，然而不料康有为要求孙中山对他行拜师之礼，孙中山当时虽然不是名人，但也无法做到如此低声下气，遂作罢。
然而康有为其人虽有才华，但却同时拥有中国人普遍存在的通病：不诚实，爱吹牛，沽名钓誉。1895年，李鸿章在日本马关谈判割让台湾的消息传回北京，引发海量京官的上书抗议，此时康有为正在北京赶考，他也找了一些学友，签了一份上书，但诡异的是，在我们的历史读物里，海量京官的上书抗议不见了，只留下了康有为的“公车上书”，为什么？你懂的，不懂也别问了。
康有为在其所著《我史》中，将自己与其他学子签名上书朝廷、但又并未实际产生政治影响力的这么一件小事，放大一百倍，夸大其词，将其夸耀成所谓的“公车上书”，我们这一代人在教科书上都读过这个玩意儿，然而课本很丰满，事实很骨感，康有为找了几个学友签名的这份玩意儿，不要说在当时产生什么政治影响，事实上当时这份所谓的“公车上书”，根本就没有送到光绪皇帝的案前。
而与此相形，海量京官的上书抗议，显然比康有为这个进京考试的草民上书，更有分量。在我们的历史叙事里，有的人消失了，有的人则放大了，这就是你我从小到大所读的历史，所以我一直说：读者千千万万要记住：永远要多保留几个信息渠道。
“公车上书”虽然只是一个牛皮故事，但康有为此次进京考试，确实也考上了进士，授工部主事，康有为在北京办“强学会”，呼吁维新变法。不久，光绪皇帝开始注意到他，于是召见康有为，并破格起用新人，授康有为总理衙门章京一职，参与办理变法。
时光绪皇帝尽管名义上是皇帝，然而当时的政治实权其实掌握在慈禧太后的手中，康有为视慈禧太后如眼中钉已久，他怀疑慈禧太后将对锐意维新的光绪皇帝不利，于是康有为派谭嗣同去了袁世凯府上，游说袁世凯出兵包围颐和园，捕杀慈禧太后，圆滑老到的袁世凯，自然不为所动。
很快，慈禧太后出手打压变法，康有为逃亡，其弟弟康广仁走避不及，在京被捕，与谭嗣同等人一起，血洒菜市口。广仁死后，康有为不敢如实告诉自己的母亲，而后派佛山武侠梁铁君进京寻找广仁的尸骨并葬之。
事变之时，康有为紧急离京逃亡，逃至烟台的时候，事实上清政府捕杀康有为的通知已经发到了烟台当局，然而烟台地方官（登莱青道台李希杰）碰巧外出办事，随身带走了电报密码本，其工作人员没有密码，无法解读电报，康有为得以侥幸及时逃出烟台，是为命大。
康有为辗转逃亡至加拿大，并在加拿大组织保皇党，在此事之上，康有为又显露了他不诚实的一面。在加拿大期间，康有为对海外华侨撒谎，说自己身上带有光绪皇帝的“衣带诏”，什么叫做“衣带诏”？所谓衣带诏，就是光绪皇帝写在衣带上面的诏书（时人不用皮带，用衣带）。
康有为在海外是怎样欺骗华侨的呢？他说：现在光绪皇帝被慈禧太后关起来了，皇帝要我组织营救，于是康有为在海外开了一家公司，名叫保救大清皇帝有限公司，简称“保皇会”，又称保皇党，当时海外华侨都忠君爱国，一说要救皇上，而且成功之后还有提成，哇，太好了，纷纷解囊，康有为因此赚的个盆满钵满。
后来康有为流亡到印度，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次女康同璧，1902年，思念父亲心切的康同璧女扮男装，一个人从北京出走，一路上风餐露宿，途径数千里，从中国北京一直走到了印度，并且找到了自己的父亲，此事在清末民国时代被誉为佳话，成为康同璧一生的骄傲，康同璧事后也作诗自夸：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
民国成立，清政府倒台，清朝对康有为的通缉令自然失效，康有为得以回国，1913年，康有为定居上海，后居天津，此时的康有为，已经是腰缠万贯、富甲一方的大土豪。然而，康有为一直以大清遗臣自居，宣言仍然效忠大清，并积极参与扶持溥仪复辟清朝，1917年6月底，康有为进京，与张勋合作，发动复辟，然事旋败。
张勋复辟失败之后，康有为的政治生命正式宣告完结，1927年，康有为在青岛突然逝世，死于食物中毒，就地葬于青岛，康有为是偶然中毒？还是有人下毒？不得而知。
冯学荣小评：康有为的一生其实并无太大的建树，属于典型的名声大过贡献，后世人只记住了他那场失败的戊戌变法，而至于他在海外以保皇之名疯狂敛财的往事，则忘记得一干二净，事实上人无完人，历史上如此，现在也一样。
侧记一：民国教育家马相伯声称亲眼目睹康有为在客船上遭到妓院老板追债，然马相伯之证言似为孤证，有待考证，然而康有为有一妻五妾，共六个老婆，在当时“禁女不禁男”的性道德语境下，追究康有为有没有嫖娼没有多大意义。
侧记二：1966年，“历史上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的尸骨被红卫兵和造反派掘墓，并将其尸骨挖起，游街示众，生前尊严，荡然无存。
侧记三：康有为的次女康同璧在江山变色后，出任数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于1969年病逝于北京。

侧记四：康有为流亡海外期间，利用保皇会经费周游列国，康有为在瑞典的斯德歌尔摩买下一座小岛，后世人称之为“康有为岛”，现在“康有为岛”已经成为当地一处知名旅游景点。

近代史，救亡话语与美国角色 作者: 冯学荣

近代中国有一个十分显著、可是又极易被忽略的特点：近代中国的命运其实不是由自己决定的，而是由整个国际形势决定的，我们如果关起大门去读史，就会陷入盲人摸象、以管窥豹的误区。
近代中国的历史，必须要放在当时的世界局势中去看，才能看得清楚，尤其是对于美国这个曾经出手救过中国的国家，如果忽略了美国的角色去谈中国近代史，很容易就会掉进坐井观天的陷阱。
1897年11月，山东省爆发曹州教案，德国以此为借口，强占胶州湾，并于1898年3月6日逼迫清政府签署了《胶澳租借条约》，租借青岛99年。
紧接着，沙俄以抗衡德国势力为借口，于1898年3月27日与清政府签署《旅大租地条约》，租借旅顺、大连，租期25年。
这些欧洲列强其实当年彼此是死对头，它们在欧洲也是你打我、我打你，俄国、德国在中国北方有了租借地，英国就慌了，英国认为：一旦英国和俄国或者和德国爆发战争，那么英国在华北的侨民将被屠戮干净，所以英国也需要在华北有个据点，1898年7月1日，英国与清政府签署《订租威海卫专条》，租借威海，为期25年。
1899年11月16日，法国也要在南中国取得据点，于是法国也和清政府签署了《中法互定广州湾租界条约》，租借广州湾，期限99年。
这就推倒了欧洲列强在中国割占租借地的多米诺骨牌，这一股风潮，在当时叫做“瓜分中国”。
这股“瓜分潮”，如果听之任之，列强之间引发恶性竞争，中国的租借地面积越扩越大，喧宾夺主，并非不可能，长期以往，后果不堪设想。
正在这个时候，新兴强国美国提出了著名的“门户开放”政策，美国说：大家应该保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应该维持西方各国在中国的商业利益平等。
美国为什么要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呢？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并不是出于菩萨心，而是为了维持一个完整的、开放的中国市场，这样最符合当时美国的国家利益。
于是，美国开始与西方国家协调，推销“门户开放”政策，遏制住了当时那一股“瓜分潮”，义和团运动之后，美国带头归还庚子赔款，日俄战争之后，美国更是遏制了日本帝国在满洲的过分扩张。
总之，尽管许多人不愿意承认，事实上在大清帝国的最后十年，美国在东亚地区于一定程度上充当了世界警察的角色，客观上维护了中国的统一，使中国免于瓜分之祸。
我们的历史爱好者如果不从世界视野去看中国历史，谈到这一段往往就会说什么康有为梁启超救了中国、义和团救了中国、黄兴同盟会救了中国等等，其实这些都是次要的、甚至是不值一提的，在清末时代，其实是美国救了中国，是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维持了大清帝国最后十年的完整和体面。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机关枪为代表的“大杀器”在一战中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伤亡，痛定思痛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寻思构建一个更加有利于和平的国际秩序，以防止世界大战再次爆发。
于是，1921年底至1922年初，美国召集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葡萄牙、中国等九个国家，在华盛顿市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并于1922年2月6日签署通过了一份名叫《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简称《九国公约》。
《九国公约》宣言：我们大家都要尊重中国的主权与独立，尊重中国的领土与行政完整，并以国际公约的形式，正式确立了当时主要的“列强”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原则。
《九国公约》极大地遏制了当时以日本、赤俄、英国等为首的殖民国家在中国的进一步扩张，最明显的效果就是同年2月，日本慑于《九国公约》的制衡，将自己侵占了8年的青岛归还给中国。
但是，《九国公约》有一个潜台词，当时这些签约国之所以愿意签约，是以中国承认和尊重历史条约为前提，举个例子，比如说英国，英国签署《九国公约》是有一个前提的，那就是中国要承认汉口英租界、九江英租界等诸如此类的历史殖民权利，你中国承认了，好，《九国公约》我签，以后我也不再找你要更多的租界，可是如果你不承认，那么《九国公约》这种东西，我英国是不会签的。
对于日本帝国也一样，你要承认了旅大租借地、南满铁路这些历史殖民权益，我才愿意签《九国公约》，你要是不承认，那么我也不会签的，就算签了，将来我也可以撕毁。
所以所谓《九国公约》它是这么一个玩意儿：以前的事情就维持现状，都别再吵了，但是以后，我们也不再找你要了，换句话说，这既是对中国恢复完整主权的限制，也是对中国未来命运的保护。
问题是，来了一个搅局的。
1923年，赤俄与国民党结盟，赤俄出钱出枪，为国民党组建黄埔军校，筹建党军，拟武力推翻北洋政府，赤俄的算盘是：颠覆当时的远东秩序，向远东地区输出革命，将中国化为赤俄的卫星国。
国民党为了赢取民心，打出了一个当时的中国人无法拒绝的口号：“打倒帝国主义”，具体是打倒谁？打倒英国和日本，这两个帝国主义当时最大，具体是怎样打倒？武力收回所有的租界、租借地，废除治外法权。1927年，以北伐军为后盾的国民政府以强硬手段，收回了汉口英租界、九江英租界，此举给予国民党极大的鼓舞。
英国对国民政府的妥协，使国民政府调整了目标，自然而然，下一个目标就是日本帝国，所以当时日本政府屡屡派出代表来到南京，询问国民政府下一步的意向，当时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公开对日本外交官说：是的，我们要收回日本在东三省的旅顺、大连、南满铁路等一切旧有殖民权益。
日本不愿意放弃它在满洲的既得利益，所以它索性先发制人，鲸吞了东三省，而东三省的沦亡，则注定了中日战争的命运，这就是“九一八事变”和抗战历史的全部梗概，其他的都是细枝末节，不值一提。
中日战争打响之后，美国担忧日本帝国在亚太地区进一步扩张会威胁到自己的利益，于是美国对日本实施了经济制裁和石油禁运，此举引发了太平洋战争，如果不是因为美国的介入，日本陆军全数投入中国战场，蒋介石政府灭亡是大概率事件。

我们有些历史爱好者说是蒋介石领导全民抗战、救了中国，这种话就是我在开篇所提到的“盲人摸象”、“管中窥豹”、“坐井观天”，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事实的真相是：美国救了中国。尽管美国救中国并非出于菩萨心肠，但结果是客观的：是美国救了中国，而不是蒋介石，说蒋介石救了中国，就等于说是金正日救了朝鲜。近代中国的困境和危机，根本不能依靠自己解决，而必须依靠外力来解决，这个问题，李鸿章、孙中山、李大钊、甚至是蒋介石本人，都看得十分清楚，倒是我们有些历史爱好者，电视看多了，把人都看傻了

我看李鸿章这一生 作者: 冯学荣

李鸿章也是官二代，他的父亲李文安本身供职朝廷，我们有许多历史爱好者也许并不知道，其实李文安与曾国藩是同一年考的进士，有很深的交情，因为有这一层关系，李文安让自己的两个儿子：李瀚章和李鸿章，拜曾国藩为师。
李鸿章跟随曾国藩补习学问，随后也考取了进士，进入翰林院为官，从此踏上仕途，加上有名师曾国藩的庇护，李鸿章初入官场，颇为顺利。
满清骑兵在入关之前，诚为虎狼之师，满洲武士以游牧渔猎为生，生产就是战斗，战斗就是生产，是天然的战斗民族，然而满清入关200年之后，虎狼之师脱离了满洲森林，进入肥沃的中原，时间久了，面目已经全非当年。
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用进废退，短短200年时间，满洲武士的锐气已经消磨得一干二净，结果到了太平天国年代，满洲旗兵的战斗力已经消耗殆尽，已经无法再打仗了。
在这种情况下，清廷别无所依，只能倚靠汉人到民间办团练剿匪，所以才会有曾国藩、李鸿章这一类能臣的登台。
太平军破安庆之后，李鸿章在安徽老家协办团练，随即入老师曾国藩幕中，协办剿匪，李鸿章政坛生涯的第一桶金，就在这个时候。
1863年12月，困守苏州的太平军被清兵所围，太平军将领郜永宽与谭绍光内部失和，于是郜永宽在阳澄湖上与清军常胜军将领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英国人）谈和，郜永宽认为“洋人守信用”，于是谈妥之后，郜永宽十分放心，随即返回苏州，诛杀谭绍光，并打开苏州城门，向清军投诚。
紧接着，郜永宽等八位已经投诚的太平军将领入淮军幕中，见李鸿章，不料李鸿章麾下的淮军官兵一拥而上，将这八位太平军将领全数“就地正法”，事后，其老师曾国藩闻之，直呼“眼明手辣”，对李鸿章称赞不已。
然而八位太平军将领是戈登所诱降，戈登认为八人的被杀，彻底毁坏了戈登英伦绅士的信用，于是戈登十分恼火，提枪四处找李鸿章算账，后赫德（Robert Hart，英国人）介入调停，戈登要求李鸿章声明郜永宽等人被杀一事戈登并不知情，以此了事。
天京陷落之后，李鸿章继续参与剿灭捻军，军功赫赫，奠定了其下半生在清廷的显赫地位。1870年秋，李鸿章接替其老师曾国藩，上任直隶总督，后兼北洋大臣，正式成为晚清重臣，后办理造船、造枪造炮、修铁路、开矿等，为晚清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
洋人率领的洋枪队在镇压太平军期间的表现，使李鸿章食髓知味，于是他学会了重用洋人，例如赫德、琅威理（William Metcalfe Lang，英国人）、汉纳根（Constantinvon Hanneken，德国人）等，都是李鸿章在日常军政事务中常用的洋员，这是他思想开放之处。
光绪元年（1875年），朝廷命李鸿章筹办北洋水师，进入1880年代之后，朝鲜半岛不断爆发内乱，而清日两国也开始了在朝鲜半岛的角力，1894年，终于两国为了争夺对朝鲜半岛的控制权，大打出手，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及淮军，一败涂地。
1895年3月24日，李鸿章在日本马关谈和散会之后，在回归住所的途中，被日本愤青小山丰太郎开枪击伤，小山丰太郎认为日本军队正处在上风，没有和清廷谈和的道理，小山随即被捕，李鸿章由于日本政府组织抢救得当，很快康复，日本政府为表歉意，也为了平息国际上的谴责，主动宣布停战，李鸿章挨了一枪，为大清帝国换来了此前求之不得的停战。
李鸿章代表大清帝国签下了《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赔款两亿三千万两白银（辽东半岛割让条款由于列强干预而后删除），后世人指责李鸿章“卖国”，事实上当时无论派了谁去谈判，最终都是一样的。
为何这样说？因为日本的技术人员早在谈和之前，就已经破译了大清帝国驻日本人员的电报密码，换句话说，大清帝国的谈判底线，日本早就掌握了，可见当时大清帝国无论在战斗力还是国防情报获取能力等一系列国家实力之上，都远远落后于当时的日本帝国，战败，赔款，割地，其实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1896年，李鸿章出访俄国，在莫斯科，李鸿章禁不住沙俄的游说，接受了“联俄抗日”的想法，于是签署《中俄密约》，允许沙俄修筑的中东铁路横穿中国东北的领土，以遏制日本帝国在东三省的扩张野心。
不料沙俄对东三省的领土野心其实比日本更大，李鸿章引沙俄入华，此事不断发酵，在东亚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直至1937年爆发的侵华战争，都能从此事找到逻辑上的根源，此事毫无疑问完全出乎当时李鸿章的预料。
1900年庚子义和团之乱，时清廷政局已经外重内轻，李鸿章与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发起东南互保，反对义和团，并不参与对抗八国联军，保了中国东南沿海富裕地区的稳定。
八国联军入京之后，一度有人倡议推翻清朝，扶持孔子的后裔，成立一个新的中国，然而遭受异议，李鸿章受命北上，再度代表大清帝国议和，并签下《辛丑条约》，从此外国军队驻扎平津一线，1937年爆发的卢沟桥事变，于此时种下隐患。
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病死，留下海量田产。李鸿章身后出了一个曾外孙女，名叫张爱玲，中国的文学青年都知道这个女人。
平心而论，李鸿章是个能臣，但不是个完人，世上也没有完人，所有人的作为，都受当时的时代所限，说李鸿章是“卖国贼”，恐怕未必名符其实，李鸿章所做作为，无非是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符合大清帝国利益最大化、弊害最小化的选择，我们不能以演化后果去苛责前人，毕竟超出人的预计能力，都是肉眼凡胎，也许换了是你我，你我未必会做得比他更好。
1958年大跃进期间，安徽大兴集，生产队响应平坟、造田、炼钢的号召，刨了李鸿章的坟，并将“卖国贼”李鸿章的尸体挂到拖拉机后面，游街示众。

自古鞭尸都是出于私仇，正常人不会对一个无冤无仇的人产生无缘无故的仇恨，但是有一个例外，就是brain wash，只有一个被brainwash了的蠢人，才会对一个无冤无仇的陌生人产生来历不明的仇恨。我们生前风光一世的李中堂，万万没有想到，他死后的这个国家，出的正是这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