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果然胜利被等来了，这位‘委员长’现在要下山了。”“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前面有给他守卫
的，这就是解放区，就是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我们保卫了大后方二万万人民，同时也保卫了这位‘委员长’，给了他袖手旁观、等待胜利的时间和地方。”
这是《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070-1071页上的话。
然而，仅仅靠毛泽东的“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地雷战”、“地道战”等，是阻挡不了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的，也保护不了蒋介石“委员长”，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
我们说，实事求是，不仅仅是一个人应有的态度和品德，也应该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必须具有的态度和品德。没有这个态度和品德，撒谎，只 能被历史耻笑。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有名的战役是2400多场。除“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打的外，其余都是国民党领导的政府军打 的。面对面战死在抗日疆场的国民党将军，有206人。国民党领导的政府军中，陆军牺牲、失踪者，共3211419人；空军牺牲4321人，毁机2468 架；海军舰艇全部打光。在1929至1933年，自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毕业的两万五千名青年军官中，就有一万多名青年军官，壮烈牺牲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四个 月。从山海关到上海会战，从武汉会战到历次大会战和大战役，国民政府军中，成连、成营、成团甚至成师壮烈牺牲者，不可胜数。
显然，毛泽东向我们这些普通百姓，撒了一个天大的谎。毛泽东撒的这个谎，以至出生在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相当部分人，不知道抗日战争真相，都以为蒋介石和他的将军们，躲在峨眉山，等待摘抗日战争的“桃子”。
“卢沟桥事变”，是中国全面抗战的标志。毛泽东当时在陕北，虽然完成了共产党内部的统一，但只有几万人，而且陕北是一个很贫困的地区。“卢沟桥事 变”后，毛泽东开始大声疾呼：我们是兄弟，是自己人，我们不能打了。敌人来了，我们要“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毛泽东此时的表现，与他后来“解放战争”时 “宜将乘勇追穷寇”的那种斩尽杀绝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毛泽东在喊，全国有许多人在喊，连蒋介石的内部也有人在喊：自己人、兄弟之间，不要打了。国际 上的反法西斯同盟，也希望中国人相互之间不要打了。张学良又戏剧性地搞了一个“西安事变”，于是抗日统一战线形成了。毛泽东北方的军事力量，编成了国民政 府第八路军；南方的游击队，编成了国民政府的“新四军”。毛的军事力量，从被“围、追、堵、截”的“流寇”，变成了合法军队，但真正的指挥权，还在毛泽东 手里。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毛泽东和他的军队，可以安身立命了。
1945年，八年的抗战终于结束了，从战火中走过来的中国人，疲惫不堪。人们开始清点各自队伍中的人数，那位“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 内战”的蒋先生，那位走出峨眉山，准备摘取抗日战争胜利果实、摘取“桃子”的蒋先生，牺牲了三百多万将士；毛泽东呢？他的队伍英勇杀敌，积极抗战，从几万 人，“抗”出来了一百多万人的正规军和二百多万人的民兵。抗日之后的毛泽东，完全可以与蒋介石抗衡了。于是，有了后来的“三大战役”，有了后来“百万雄狮 过大江”的辉煌气概。
毛泽东也并不是不抗日，《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地雷战》、《地道战》等影片，虽然有点艺术加工，但大多还是有事实基础的。毛泽东除了领 导这些“人民战争”之外，可称为“战役”的例子，几乎没什么。“百团大战”、“平型关战役”，本来也是可以写一写的，但彭德怀、林彪这两大元帅，后来又是 毛泽东的死敌，又怎么好写呢？更何况，“百团大战”的发起，并不是毛泽东的本意，完全是彭德怀那个“冒失鬼”搞的，暴露了毛泽东的力量，搞得高举抗日旗 帜、大喊“团结抗日”的毛泽东哭笑不得。抗日期间，毛泽东的主要做法是：深入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给群众洗脑，时刻不忘、时刻准备，消灭 一切“反动派”。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和实际做法，在《毛泽东选集》有关抗日战争的篇章中，表现得很清晰。
“7.7”事变66周年的时候，台北高调举办“抗战真相摄影展”“抗日战史研讨会”，马英九郝柏村分别出席致词。马英九表示“中共纪念建党九十周 年，要求实话实说，我建议抗战历史，也应该就事论事，实话实说。”还鼓励大陆观光客“多看特展，就知道抗战究竟是谁打的。”郝柏村更直白“结果他们抗战了 没有？‘平型关’‘百团大战’是他们认为最了不起的贡献，如此而已，从整个抗战来说，不及百分之一。”“甚至他们说抗战是毛泽东领导的，这是撒天下之大 谎。两岸假定说是有军事交流，我觉得其他交流都是假的，真正的交流就是客观公正面对抗战历史。”
关于“7.7”，台湾教科书是这样写的：“民国26年7月7日晚11时，日军于北平卢沟桥一带进行演习，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 吉星文团长严词拒绝，日军恼羞成怒，发动突袭，国军守土有责，奋勇还击。”这是很准确的事件经过描述，可惜谈的是结果，没有交待原因。但台湾史学家披露， 国军和日军都上了共产党的当，因为“卢沟桥事变”根本就是中共华北局一手导演、制造的“战争引信”；道理很简单，中日两国都反共，只有干起来，共产党才有 活路。所以朱毛在陕北一坐稳，大力宣传蒋介石不抗日，鼓动青年学生起来闹事，最后爆发“西安事变”写下民国百年史，最为惊心动魄的一页。
王力宏《建党伟业》就有演到这一段。“西安事变”确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格局。毛泽东见时机成熟，民气可用，密令华北局搞事，乘夜绑了个日本兵，引诱日军搜查宛平城，再偷放鞭炮让国军误以为日军开枪，一个“恼羞成怒”，一个“奋勇还击”，八年抗战于是开打。
关于“7.7”事变的根由，还要追溯到李鸿章1901年签订《辛丑和约》，同意拆毁大沽炮台，驻兵北京至山海关一带；这个不平等条约，1912年成 立的中华民国必须概括承受，直到1943年另订平等新约，废除不平等条约为止。欧战德皇退位撤兵，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列宁放弃沙皇旧约。西方列强逐渐与民 国友好，节制行动。只有日本扩大侵略，制造局部军事冲突，意图蚕食华北。国民政府竭力周旋，先后签订了《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
1933年5月31日《塘沽协定》是“9.18事变”后续，热河战役、长城战役的停火协议，全文如下：一、中国军队即刻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 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一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二、日本军为证实第一项的实行情形，随时用飞 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察，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三、日本军如证实中国军遵守第一项规定，不再越过上述“撤退线”继续追击，并自动回到长城 一线。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区内的治安维持，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
根据这些局部协议的施行细则，日军在百人以下的军事调动，以及不开火的小规模军事演习，不需要通知地方当局。卢沟桥守军深夜听见鞭炮声（龙王庙三发 枪响）却没有日军演训的消息，同时又得到日军搜查宛平城的情报，谁都扛不起918“不抵抗将军”骂名，心一横就打响了。日军也冤，人丢了还没找着，百人以 下的军事行动又不用照会，二十九军居然开火，“下克上”痼疾发作，事变迅速扩大。再加上不幸的“通州事件”，日本军部决定增兵“膺惩暴支”。
再来看日本方面，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词：“1937年7月7日晚10时40分许，日本步兵第一连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北平西南12公里卢 沟桥北侧，永定河左岸荒地进行夜间军事演习（搜查失踪士兵）。演习结束后，在河畔龙王庙方向突然响了三发枪声。随后清水节郎中队长等人，看到在河畔和卢沟 桥城墙之间，有人用手电筒发出明暗交替的光亮，随即判断中国士兵用暗号互相联络。”看，这是不是中共地下党在两军之间的特殊活动？日军在城外找不到失踪士 兵，才坚持进入宛平城搜查，听见枪响，越发担心，当时已是深夜，中国驻军拒绝要求，于是发动炮击。
吉星文是中国抗日战争名将，1937年7.7卢沟桥事变中，指挥第29军219团在芦沟桥抗击日军二十余日，开始中国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吉星文少 年时期立志效族叔吉鸿昌之为人，当兵报效祖国。1922年随族叔吉鸿昌参加西北军，累升至营长。1933年长城抗战中因功升团长。1936年调守北平西南 的宛平县。1946年改任第77师37旅长。1949年渡台。1955年任澎湖防卫副司令。1958年晋升中将，任金门防卫副司令。5月28日，于金门炮 战中被解放军炮火击中身亡。吉星文死于823炮战，这是历史的讽刺。西北军一向左倾，冯玉祥、杨虎城、傅作义皆然。他的族叔吉鸿昌是共产党员。
刘少奇是中共华北局书记，最后被毛泽东活活整死，化名骨灰“刘卫黄”。
可见，历史在冥冥之中，自有公道。
上述，主要来自以下三个资料：一是当年那个被绑走的日本兵，1960年代在杂志作了一个访谈。他说是晚饭后找地方大解，遇到武装土匪，事情过了放他 回去。在那个脸谱化的时代，认为是日方脱罪之词，无人理睬。二是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7月4日，北京电视台播出《社会观察》专题，含蓄地承认了 这个史实。原来29军副参谋长张克侠是老地下党，他侄子在节目中回忆“当时张克侠接到顶头上司刘少奇命令，认为北平的态势敌弱我强，应该主动出击，就爆发 了7.7事变。”三是延安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苏联一倒台，档案全解放。当年苏共是老子党，中共是儿子党，老子怎么看儿子，比儿子自己说的准。这些内幕一 抖出来，大约80%中共党史都要改写。
英国作家张戎、哈利戴通过阅览被苏共解密的档案资料，了解并披露了大量中共党史中的真相，其“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的章节“红色代理人引发中日全面战争”，很值得中国大陆的读者重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月底，日本侵占了华北的两大主要城市：北平和天津。蒋介石没有对日宣战，他还不想打一场全面战争。实行蚕食政策的日本在这时也没有计划把战火引向华北以外的中国内地。
可是，几个星期的工夫，中日全面战争就在一千公里以南的上海打响了。这既不是蒋介石的意思，也不是日本人的意思。这时在上海的驻兵情况是：根据 “1.28人停战协定，中方只驻有“保安队”，日本约有三千海军陆战队。日本在八月中的计划仍是“陆军仅派至华北”，“勿须陆军出兵上海”。
《纽约时报》驻华记者阿本德事后写道：“当时记者报导时都说是日本人进攻上海，事实完全相反。日本人不想、也没有估计到，在长江下游会有敌对行 动。……对在上海打仗，他们几乎完全没有准备，迟至8月13日，他们在这里的部队还如此之小，18、19日的时候差点被扫进江里去了。”阿本德看出来， “有那么一个精明的计划要打乱日本把战火局限在华北的企图”。他说对了，是有这么一个“精明的计划”，但他没猜到这是谁的计划，他以为是蒋介石的，其实是 斯大林的。
对斯大林来说，日本迅速占领全华北是对他的空前威胁。日本大军现在完全可能北进，沿着几千公里的边境线进攻苏联。斯大林已经宣布日本是苏联的头号敌 人。现在，他起用了一个长期潜伏在国民党高层的红色代理人，在上海引发中日全面战争，把日本拖进广大的中国腹地，离苏联远远的。
这个代理人就是张治中将军。
他成为红色代理人要追溯到1925年，他在苏联援建的黄埔军校当教官时。黄埔军校一建立，莫斯科就致力于在那里安插自己人。张治中在回忆录里说，那 时他“完全同情共产党这一边”，被目为“红色教官”、“红色团长””。他向周恩来提出参加共产党，周在“请示组织后”告诉他，要他留在国民党内，“稍待适 当时机”，说“中共保证今后一定暗中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1930年代中，张治中跟苏联使馆，特别是武官雷邦，保持着密切的秘密联系。
卢沟桥事变后，正在青岛养病的京沪国防区负责长官张治中，马上返回南京，就任京沪警备司令官要职。这时他开始竭力劝蒋介石在远离华北的上海主动发起 大战：“先发制敌”，“先下手为强”。蒋介石没有答应。上海是中国的工业和金融中心，蒋不想“破坏上海”。而且上海旁边就是首都南京，蒋介石不想轻易放 弃。当时蒋已经把军队从上海周围调走，以便不给日本人借口在这里开战。7月底，日本占领平津后，张治中又打电报要求“首先发动”列举了四种日本调兵来上海 的征候，作为首先发动”的前提。蒋介石的答复是：在有这些征候的情况下，可以先发制人，但什么时候发动，“时机应待命令。”
8月9日，经张治中一手挑选的派驻上海虹桥机场的部队，打死日本海军陆战队官兵各一人，然后给一个中国死囚犯穿上中方制服，把他打死在机场大门口， 以造成日本人先开火的假象。日本人的表现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张治中以“上海的形势突然告急”为理由，率大批军队在12日清晨占领上海，定于13 日拂晓向上海日军发起攻击。蒋介石两次去电叫他“不得进攻”，要张“再研讨”攻击计划，“不可徒凭一时之愤兴”。张14日电蒋：“本军决于本日午后五时， 对敌开始攻击。”但张午后三时就提前下达了总攻击命令。四时，炮兵、步兵一齐进攻。同一天，中国飞机轰炸了日本军舰。据现有材料，蒋介石没有下轰炸的命 令。蒋五时后来电说：“今晚不可进攻。另候后命。”张治中只得服从。他选择了另一条路把蒋逼上梁山。
15日，他越过蒋直接向报界发表声明。他先称日本“侵沪舰队突以重炮轰击闸北，继以步兵越界袭我”，再说他决心反击，“洗雪国耻收复失地”。在高涨 的抗日情绪下，一直不愿在上海跟日本人大打的蒋介石不得不于第二天下令：“预定明拂晓全线总攻击。”但蒋介石实在是不愿意打，18日，他又传令停攻。张治 中不予理睬，19日继续进攻。22日，大批日本增援部队到来，全面战争终于不可避免。
蒋介石被拉进来后，下定决心大打。全国180个师中最精锐的73个被投进战场，40多万人几乎打光。这场战役重创了蒋最看重的年轻的空军，摧毁了大部分的主力舰只。蒋介石从1930年代初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现代武装被大大削弱。日本方面的伤亡也有大约4万人。
一旦中日全面开战，斯大林立刻大规模援蒋，以保证蒋能打下去。苏联跟南京政府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开始向中国提供武器。中国当时只能制造步枪一类的 轻武器。莫斯科给蒋2亿五5万美金的贷款买苏联军火，包括坦克、大炮和一千来架飞机。还派了一支飞行队，数百名军事顾问，领队的是后来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 出了名的崔可夫将军。在往后的4年里，苏联是中国的主要军火来源。
中日全面战争使莫斯科欣喜若狂。外交部长李维诺夫当即对法国副总理布拉姆说，他和苏联“都对日本向中国开战感到开心极了，苏联希望中日战争打得越久 越好。”为了保护这位贡献巨大的红色代理人，斯大林把和张治中直接联系的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与武官雷邦随即召回国，处死灭口。愤怒、无奈的蒋介石当然怀疑 张的真实身分，开战后不久就逼他辞了职。但蒋介石为了自身的利益像对待邵力子一样继续使用他。1949年蒋逃往台湾时，这两位都留在大陆。
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立即给毛泽东带来了好处：蒋介石答应了他迄今为止在谈判中始终坚决拒绝的条件，即让红军成立独立的指挥部。虽然名义上红军受蒋介石统一指挥，但蒋不能发号施令，只能提“要求”。中共现在合法化了，可以在国民党地区开设办事处，出版报纸，政治犯也被释放。
持续8年、夺去两千万中国人生命的日本侵华战争，带给毛征服中国的机会：蒋介石的政权被极大削弱，毛占领了大片土地，建立起一支130万人的大军。抗战开始时，国共军队的比例是60比1，结束时是3比1。
全面战争打响之后，斯大林命令中共积极参战，严厉告诉中共不跟国民党认真合作不行，不能给蒋介石任何借口不抗日。在西北的4万6千红军编成“八路 军”3个师，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是副总司令。在华中的一万余“长征”时留下的人，编成“新四军”由项英领导。8月下旬，八路军开始东渡黄河，向几百公里 外的山西前线挺进。将士们满怀热情要打日本，大多数中共领导人也想积极抗日。
但毛泽东不这样想。他不把中日战争看作是中国抗击日本，而是三国逐鹿，如他多年后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所说：“蒋、日、我，三国志。”日本侵略是借日本的力量打垮蒋介石的大好机会。他多次感谢日本人“帮了我们一把”。
毛并没有幻想反共的日本在打垮蒋介石后会放过他，也没有办法独自对付强大的日本，他寄希望的是第四者：苏联。1936年毛曾对斯诺说，苏联“不能对 远东的事态漠不关心，采取消极的态度”，“它会坐视日本征服全中国，把中国变成进攻苏联的战略基地呢，还是会帮助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赢得独立，与苏 联人民建立友好的关系呢？我们认为苏联是会选择后一条道路的。”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毛泽东的战略就是把苏联军队拉进中国，为他打江山。在这一天到来前，他保存扩大中共军队的地盘。开战后，毛坚持红军不参加正面战 场的战斗，只在侧面做游击队协助，蒋介石同意了。其实毛连侧面袭击也不想做，他命令指挥官们等日本军队击溃国民党军继续往前推进时，在日军后方占领土地。 日军无法守卫他们攻取的，远远超过日本本土面积的地域，他们只能控制铁道线和大城市，小城镇和广大乡村就任毛抢夺了。不仅占地，毛还命令他的部队大力收编 溃散的国民党军队，“及时抓一把”。总之，毛的主意是乘日本人前进的东风扩军占地，“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
毛不断给指挥官们发电报说，要“以创造根据地为主”，“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日军席卷过山西时，毛下令：“在山西全省创立我们的根据地。”
毛的政策引起中共将领的抵制，他们想打日本。9月25日，八路军打响了它抗战的第一枪。林彪指挥的部队在山西东北部平型关，打了一场埋伏战，伏击日 本一支运输队的尾巴。虽然这是场小仗，打的也不是战斗部队，而且据林彪说大部分敌人在睡觉，这毕竟是共产党军队首次(在东北以外)击毙日本人。要是依了 毛，平型关之战根本打不起来。林彪1941年在苏联治疗枪伤时向共产国际报告说：“在日本军队跟国民党军队开战时，我不止一次请求中央同意出击日军。但没 有接到任何答复，我只好自作主张打了平型关那一仗。”
毛反对打这一仗。打是“帮了蒋介石的忙”，无助于扩张共产党的地盘。但公开地，为了宣传，毛把平型关之战夸张成一场巨大的胜利，证明共产党比国民党 更热衷抗日。“平型关”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虽然平型关打死的日本人最多不过一两百，但这是中共在抗战前期几年中打的唯一一次稍具规模的仗。林彪3年后报 告共产国际说：中共“直到今天还在用这场战斗做宣传，我们所有的文章里都只有这场战斗好提”。
八路军还打了几场小胜仗，都是做国民党部队的帮手。这过程中，毛不断掣肘，要八路军集中精力占领地盘。11月中旬，第一块日军后方的根据地成立了， 叫晋察冀，有1200万人口，远多于陕甘宁。后来日本人就侵略中国向毛道歉时，毛说：日本的侵略使中共“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 件。所以日本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
斯大林为了贯彻要中共打日本的政策，1937年11月，用飞机把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送回延安。临走前，斯大林召见他说：“现在的中心是抗日， 抗战结束后我们再来打内战。”大多数中共领导人跟斯大林意见一致。在12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成了“先打日本”这一政策的代表。会议决定八路军一定要跟蒋 介石合作，接受有中共参加的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当局的统一领导。毛要八路军不接受蒋介石指挥，但他知道王明代表的是斯大林的意见，不敢一味坚持。
中共领导们知道毛的真实想法，不愿继续由他做领袖。莫斯科这时要中共开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因为距“六大”已有十年。政治局会议推选在未来“七大”上作政治报告的人，不是毛，而是王明。共产国际的规矩是党的第一号人物作政治报告，这等于说众人心目中的领袖是王明，不是毛。
虽然毛这时是中共实质上的领袖，莫斯科也认可他，但他的身分还没有正式固定下来，还没有个第一把手的名称。在中共高层人物中，毛也不具备无可争议的 权威。毛的盟友刘少奇当时说：“我们还没有中国的斯大林，任何人想作斯大林，结果是画虎不成。”毛还失去了对中共核心“书记处”的控制。王明回国，项英出 山，书记处如今九个成员都到齐了，其中五个站在毛的对立面。为首的是王明，其他人中，项英讨厌毛，张国焘仇恨毛，博古跟周恩来也因为希望打日本而支持王明 代表的政策。另外三人是张闻天、陈云、康生。
说一口流利俄文的王明见过斯大林，与各国共产党领袖都是朋友，在克里姆林宫的场面上混得很熟–更不用说他野心勃勃，也是一个无毒不丈夫的人物。在苏 联的大清洗中，他曾把许多在苏联的中共党员送进监狱，甚至送上刑场。虽然他长了张娃娃脸，矮矮胖胖，但这个33岁的年轻人气宇轩昂，充满自信，自知他的话 具有莫斯科的权威。他对毛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此后几十年，毛念念不忘1937年12月，不时念叨王明如何回国夺了他的权。与此成鲜明对照的是，他一次也没提过当时发生的另一件事：“南京大屠杀”。据有人估计被杀的中国平民和被俘的军人高达30万。毛泽东从来没有对他的同胞在日军手里惨遭杀害表示过任何愤怒。
南京是12月13日失陷的。蒋介石把长江重镇武汉作为临时首都。18日，王明赶去那里做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博古做他的副手。他们跟蒋介石建立了良好 的工作关系。中共军队指挥员也到那里去跟国民党联络会商，一时间武汉取代延安成了中共的中心。毛后来耿耿于怀地把他当时在延安的地位叫做“留守处”。其 实，毛并没有坐在那里发呆，他乘机做了件大事，把延安建成他的一统天下。
毛一个劲儿地给中共将领发电报，阻止他们遵从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事委员会的指挥，哪怕中共将领们也在军事委员会内，也参加决策。1938年2月，朱德 来电说八路军总部将根据决策东移至山西东南。毛要他把部队带回来，声称日本人要进攻延安。事实上，日本从来没有考虑过打延安，只偶尔轰炸过几次。日本人要 的是有经济价值、能够养战的地方。朱德婉言拒绝返回，说毛情报里的日军动作“是佯动，用来引诱八路军西渡黄河，回师陕北”，言外之意是毛上了日本人的当。 毛坚持要朱德和彭德怀回延安，3月3日的一封电报特别说：“尤其你们二人必须回来”。朱、彭回电婉转而坚定地说“不”，带军东去。
为了制止毛的这类命令，政治局在二月底再次碰头。开会还有个原因。一月，根据毛的指示，晋察冀根据地政府未经蒋介石许可，公开宣告成立。这在国民党 地区引起轩然大波，人们问：抗战有什么意思？“抗战胜利后还不是共产党的天下？”王明和在武汉的中共领导人都对毛十分气愤，认为毛这样做太咄咄逼人，太刺 激国民党。政治局会议上，大多数人支持王明，再次确认他在即将召开的“七大”上作政治报告。政治局决议说要抗日就必须要“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 “统一作战行动”，中共军队必须“受最高统帅及军事委员会的统一指挥”。决议还说：“今天，只有日本法西斯军阀及其走狗汉奸托派等才企图打倒国民党。”
这些话是莫斯科的口径，也是致命的罪名。毛很清楚他是不可能指望斯大林对他开恩的，于是他聪明地表示接受“先打日本”的政策，发电报给八路军指挥 宫，说他对他们的行动将“不加干涉”。同时，毛采取措施防止莫斯科发现他的真实立场。12月政治局会议结束时，他曾派人以安全为名，收去了所有与会者的笔 记，使万一有人要向莫斯科告状也没有白纸黑字作证。当中共要派人去苏联时，毛的人任弼时得到这份差事。任弼时告诉共产国际，毛的抗战政策跟他们没有区别。
苏军总参谋部安德利亚诺夫这时秘密前来延安，带给毛一大笔钱：3百万美金，相当于今天的差不多美金4千万。钱是用来发展红军打日本的，斯大林说红军 应当“不是3个师而是30个师”。毛宣称他的打算正是集中大部队“打运动战”。说他努力要跟国民党合作，只是国民党不愿意。为了表示抗日的热情，毛甚至声 称日本人不经打，比国民党还容易打。
毛不得不向斯大林积极表态。他不会看不出，一年来莫斯科明显地降低了对他的赞颂，在庆祝“十月革命”的重要讲话里公开批评了他领导下的中共。
自西安事变以来，斯大林就怀疑毛是“日本奸细”。共产国际内跟毛打过交道的人大都被抓了起来。在毛的黑材料里，有一份说曾在中国活动的苏联高级间谍 马尼科夫是他的发展人。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亲自审问马尼科夫。被捕的共产国际情报负责人皮亚尔涅斯基，在供词中称毛是“布哈林集团”成员。布哈林是共产国 际前总书记，罪名之一是为日本人搞情报。毛还被指控为“中共核心”内“托派”领袖”。中国“托派”对斯大林来说都是日本特务。马尼科夫和皮亚尔涅斯基，以 及一大群在中国工作过的苏联情报人员，后来都被枪毙。
这是《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070-1071页上的话。
然而，仅仅靠毛泽东的“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地雷战”、“地道战”等，是阻挡不了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的，也保护不了蒋介石“委员长”，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
我们说，实事求是，不仅仅是一个人应有的态度和品德，也应该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必须具有的态度和品德。没有这个态度和品德，撒谎，只 能被历史耻笑。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有名的战役是2400多场。除“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打的外，其余都是国民党领导的政府军打 的。面对面战死在抗日疆场的国民党将军，有206人。国民党领导的政府军中，陆军牺牲、失踪者，共3211419人；空军牺牲4321人，毁机2468 架；海军舰艇全部打光。在1929至1933年，自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毕业的两万五千名青年军官中，就有一万多名青年军官，壮烈牺牲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四个 月。从山海关到上海会战，从武汉会战到历次大会战和大战役，国民政府军中，成连、成营、成团甚至成师壮烈牺牲者，不可胜数。
显然，毛泽东向我们这些普通百姓，撒了一个天大的谎。毛泽东撒的这个谎，以至出生在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相当部分人，不知道抗日战争真相，都以为蒋介石和他的将军们，躲在峨眉山，等待摘抗日战争的“桃子”。
“卢沟桥事变”，是中国全面抗战的标志。毛泽东当时在陕北，虽然完成了共产党内部的统一，但只有几万人，而且陕北是一个很贫困的地区。“卢沟桥事 变”后，毛泽东开始大声疾呼：我们是兄弟，是自己人，我们不能打了。敌人来了，我们要“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毛泽东此时的表现，与他后来“解放战争”时 “宜将乘勇追穷寇”的那种斩尽杀绝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毛泽东在喊，全国有许多人在喊，连蒋介石的内部也有人在喊：自己人、兄弟之间，不要打了。国际 上的反法西斯同盟，也希望中国人相互之间不要打了。张学良又戏剧性地搞了一个“西安事变”，于是抗日统一战线形成了。毛泽东北方的军事力量，编成了国民政 府第八路军；南方的游击队，编成了国民政府的“新四军”。毛的军事力量，从被“围、追、堵、截”的“流寇”，变成了合法军队，但真正的指挥权，还在毛泽东 手里。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毛泽东和他的军队，可以安身立命了。
1945年，八年的抗战终于结束了，从战火中走过来的中国人，疲惫不堪。人们开始清点各自队伍中的人数，那位“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 内战”的蒋先生，那位走出峨眉山，准备摘取抗日战争胜利果实、摘取“桃子”的蒋先生，牺牲了三百多万将士；毛泽东呢？他的队伍英勇杀敌，积极抗战，从几万 人，“抗”出来了一百多万人的正规军和二百多万人的民兵。抗日之后的毛泽东，完全可以与蒋介石抗衡了。于是，有了后来的“三大战役”，有了后来“百万雄狮 过大江”的辉煌气概。
毛泽东也并不是不抗日，《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地雷战》、《地道战》等影片，虽然有点艺术加工，但大多还是有事实基础的。毛泽东除了领 导这些“人民战争”之外，可称为“战役”的例子，几乎没什么。“百团大战”、“平型关战役”，本来也是可以写一写的，但彭德怀、林彪这两大元帅，后来又是 毛泽东的死敌，又怎么好写呢？更何况，“百团大战”的发起，并不是毛泽东的本意，完全是彭德怀那个“冒失鬼”搞的，暴露了毛泽东的力量，搞得高举抗日旗 帜、大喊“团结抗日”的毛泽东哭笑不得。抗日期间，毛泽东的主要做法是：深入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给群众洗脑，时刻不忘、时刻准备，消灭 一切“反动派”。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和实际做法，在《毛泽东选集》有关抗日战争的篇章中，表现得很清晰。
“7.7”事变66周年的时候，台北高调举办“抗战真相摄影展”“抗日战史研讨会”，马英九郝柏村分别出席致词。马英九表示“中共纪念建党九十周 年，要求实话实说，我建议抗战历史，也应该就事论事，实话实说。”还鼓励大陆观光客“多看特展，就知道抗战究竟是谁打的。”郝柏村更直白“结果他们抗战了 没有？‘平型关’‘百团大战’是他们认为最了不起的贡献，如此而已，从整个抗战来说，不及百分之一。”“甚至他们说抗战是毛泽东领导的，这是撒天下之大 谎。两岸假定说是有军事交流，我觉得其他交流都是假的，真正的交流就是客观公正面对抗战历史。”
关于“7.7”，台湾教科书是这样写的：“民国26年7月7日晚11时，日军于北平卢沟桥一带进行演习，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 吉星文团长严词拒绝，日军恼羞成怒，发动突袭，国军守土有责，奋勇还击。”这是很准确的事件经过描述，可惜谈的是结果，没有交待原因。但台湾史学家披露， 国军和日军都上了共产党的当，因为“卢沟桥事变”根本就是中共华北局一手导演、制造的“战争引信”；道理很简单，中日两国都反共，只有干起来，共产党才有 活路。所以朱毛在陕北一坐稳，大力宣传蒋介石不抗日，鼓动青年学生起来闹事，最后爆发“西安事变”写下民国百年史，最为惊心动魄的一页。
王力宏《建党伟业》就有演到这一段。“西安事变”确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格局。毛泽东见时机成熟，民气可用，密令华北局搞事，乘夜绑了个日本兵，引诱日军搜查宛平城，再偷放鞭炮让国军误以为日军开枪，一个“恼羞成怒”，一个“奋勇还击”，八年抗战于是开打。
关于“7.7”事变的根由，还要追溯到李鸿章1901年签订《辛丑和约》，同意拆毁大沽炮台，驻兵北京至山海关一带；这个不平等条约，1912年成 立的中华民国必须概括承受，直到1943年另订平等新约，废除不平等条约为止。欧战德皇退位撤兵，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列宁放弃沙皇旧约。西方列强逐渐与民 国友好，节制行动。只有日本扩大侵略，制造局部军事冲突，意图蚕食华北。国民政府竭力周旋，先后签订了《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
1933年5月31日《塘沽协定》是“9.18事变”后续，热河战役、长城战役的停火协议，全文如下：一、中国军队即刻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 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一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二、日本军为证实第一项的实行情形，随时用飞 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察，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三、日本军如证实中国军遵守第一项规定，不再越过上述“撤退线”继续追击，并自动回到长城 一线。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区内的治安维持，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
根据这些局部协议的施行细则，日军在百人以下的军事调动，以及不开火的小规模军事演习，不需要通知地方当局。卢沟桥守军深夜听见鞭炮声（龙王庙三发 枪响）却没有日军演训的消息，同时又得到日军搜查宛平城的情报，谁都扛不起918“不抵抗将军”骂名，心一横就打响了。日军也冤，人丢了还没找着，百人以 下的军事行动又不用照会，二十九军居然开火，“下克上”痼疾发作，事变迅速扩大。再加上不幸的“通州事件”，日本军部决定增兵“膺惩暴支”。
再来看日本方面，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词：“1937年7月7日晚10时40分许，日本步兵第一连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北平西南12公里卢 沟桥北侧，永定河左岸荒地进行夜间军事演习（搜查失踪士兵）。演习结束后，在河畔龙王庙方向突然响了三发枪声。随后清水节郎中队长等人，看到在河畔和卢沟 桥城墙之间，有人用手电筒发出明暗交替的光亮，随即判断中国士兵用暗号互相联络。”看，这是不是中共地下党在两军之间的特殊活动？日军在城外找不到失踪士 兵，才坚持进入宛平城搜查，听见枪响，越发担心，当时已是深夜，中国驻军拒绝要求，于是发动炮击。
吉星文是中国抗日战争名将，1937年7.7卢沟桥事变中，指挥第29军219团在芦沟桥抗击日军二十余日，开始中国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吉星文少 年时期立志效族叔吉鸿昌之为人，当兵报效祖国。1922年随族叔吉鸿昌参加西北军，累升至营长。1933年长城抗战中因功升团长。1936年调守北平西南 的宛平县。1946年改任第77师37旅长。1949年渡台。1955年任澎湖防卫副司令。1958年晋升中将，任金门防卫副司令。5月28日，于金门炮 战中被解放军炮火击中身亡。吉星文死于823炮战，这是历史的讽刺。西北军一向左倾，冯玉祥、杨虎城、傅作义皆然。他的族叔吉鸿昌是共产党员。
刘少奇是中共华北局书记，最后被毛泽东活活整死，化名骨灰“刘卫黄”。
可见，历史在冥冥之中，自有公道。
上述，主要来自以下三个资料：一是当年那个被绑走的日本兵，1960年代在杂志作了一个访谈。他说是晚饭后找地方大解，遇到武装土匪，事情过了放他 回去。在那个脸谱化的时代，认为是日方脱罪之词，无人理睬。二是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7月4日，北京电视台播出《社会观察》专题，含蓄地承认了 这个史实。原来29军副参谋长张克侠是老地下党，他侄子在节目中回忆“当时张克侠接到顶头上司刘少奇命令，认为北平的态势敌弱我强，应该主动出击，就爆发 了7.7事变。”三是延安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苏联一倒台，档案全解放。当年苏共是老子党，中共是儿子党，老子怎么看儿子，比儿子自己说的准。这些内幕一 抖出来，大约80%中共党史都要改写。
英国作家张戎、哈利戴通过阅览被苏共解密的档案资料，了解并披露了大量中共党史中的真相，其“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的章节“红色代理人引发中日全面战争”，很值得中国大陆的读者重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月底，日本侵占了华北的两大主要城市：北平和天津。蒋介石没有对日宣战，他还不想打一场全面战争。实行蚕食政策的日本在这时也没有计划把战火引向华北以外的中国内地。
可是，几个星期的工夫，中日全面战争就在一千公里以南的上海打响了。这既不是蒋介石的意思，也不是日本人的意思。这时在上海的驻兵情况是：根据 “1.28人停战协定，中方只驻有“保安队”，日本约有三千海军陆战队。日本在八月中的计划仍是“陆军仅派至华北”，“勿须陆军出兵上海”。
《纽约时报》驻华记者阿本德事后写道：“当时记者报导时都说是日本人进攻上海，事实完全相反。日本人不想、也没有估计到，在长江下游会有敌对行 动。……对在上海打仗，他们几乎完全没有准备，迟至8月13日，他们在这里的部队还如此之小，18、19日的时候差点被扫进江里去了。”阿本德看出来， “有那么一个精明的计划要打乱日本把战火局限在华北的企图”。他说对了，是有这么一个“精明的计划”，但他没猜到这是谁的计划，他以为是蒋介石的，其实是 斯大林的。
对斯大林来说，日本迅速占领全华北是对他的空前威胁。日本大军现在完全可能北进，沿着几千公里的边境线进攻苏联。斯大林已经宣布日本是苏联的头号敌 人。现在，他起用了一个长期潜伏在国民党高层的红色代理人，在上海引发中日全面战争，把日本拖进广大的中国腹地，离苏联远远的。
这个代理人就是张治中将军。
他成为红色代理人要追溯到1925年，他在苏联援建的黄埔军校当教官时。黄埔军校一建立，莫斯科就致力于在那里安插自己人。张治中在回忆录里说，那 时他“完全同情共产党这一边”，被目为“红色教官”、“红色团长””。他向周恩来提出参加共产党，周在“请示组织后”告诉他，要他留在国民党内，“稍待适 当时机”，说“中共保证今后一定暗中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1930年代中，张治中跟苏联使馆，特别是武官雷邦，保持着密切的秘密联系。
卢沟桥事变后，正在青岛养病的京沪国防区负责长官张治中，马上返回南京，就任京沪警备司令官要职。这时他开始竭力劝蒋介石在远离华北的上海主动发起 大战：“先发制敌”，“先下手为强”。蒋介石没有答应。上海是中国的工业和金融中心，蒋不想“破坏上海”。而且上海旁边就是首都南京，蒋介石不想轻易放 弃。当时蒋已经把军队从上海周围调走，以便不给日本人借口在这里开战。7月底，日本占领平津后，张治中又打电报要求“首先发动”列举了四种日本调兵来上海 的征候，作为首先发动”的前提。蒋介石的答复是：在有这些征候的情况下，可以先发制人，但什么时候发动，“时机应待命令。”
8月9日，经张治中一手挑选的派驻上海虹桥机场的部队，打死日本海军陆战队官兵各一人，然后给一个中国死囚犯穿上中方制服，把他打死在机场大门口， 以造成日本人先开火的假象。日本人的表现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张治中以“上海的形势突然告急”为理由，率大批军队在12日清晨占领上海，定于13 日拂晓向上海日军发起攻击。蒋介石两次去电叫他“不得进攻”，要张“再研讨”攻击计划，“不可徒凭一时之愤兴”。张14日电蒋：“本军决于本日午后五时， 对敌开始攻击。”但张午后三时就提前下达了总攻击命令。四时，炮兵、步兵一齐进攻。同一天，中国飞机轰炸了日本军舰。据现有材料，蒋介石没有下轰炸的命 令。蒋五时后来电说：“今晚不可进攻。另候后命。”张治中只得服从。他选择了另一条路把蒋逼上梁山。
15日，他越过蒋直接向报界发表声明。他先称日本“侵沪舰队突以重炮轰击闸北，继以步兵越界袭我”，再说他决心反击，“洗雪国耻收复失地”。在高涨 的抗日情绪下，一直不愿在上海跟日本人大打的蒋介石不得不于第二天下令：“预定明拂晓全线总攻击。”但蒋介石实在是不愿意打，18日，他又传令停攻。张治 中不予理睬，19日继续进攻。22日，大批日本增援部队到来，全面战争终于不可避免。
蒋介石被拉进来后，下定决心大打。全国180个师中最精锐的73个被投进战场，40多万人几乎打光。这场战役重创了蒋最看重的年轻的空军，摧毁了大部分的主力舰只。蒋介石从1930年代初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现代武装被大大削弱。日本方面的伤亡也有大约4万人。
一旦中日全面开战，斯大林立刻大规模援蒋，以保证蒋能打下去。苏联跟南京政府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开始向中国提供武器。中国当时只能制造步枪一类的 轻武器。莫斯科给蒋2亿五5万美金的贷款买苏联军火，包括坦克、大炮和一千来架飞机。还派了一支飞行队，数百名军事顾问，领队的是后来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 出了名的崔可夫将军。在往后的4年里，苏联是中国的主要军火来源。
中日全面战争使莫斯科欣喜若狂。外交部长李维诺夫当即对法国副总理布拉姆说，他和苏联“都对日本向中国开战感到开心极了，苏联希望中日战争打得越久 越好。”为了保护这位贡献巨大的红色代理人，斯大林把和张治中直接联系的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与武官雷邦随即召回国，处死灭口。愤怒、无奈的蒋介石当然怀疑 张的真实身分，开战后不久就逼他辞了职。但蒋介石为了自身的利益像对待邵力子一样继续使用他。1949年蒋逃往台湾时，这两位都留在大陆。
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立即给毛泽东带来了好处：蒋介石答应了他迄今为止在谈判中始终坚决拒绝的条件，即让红军成立独立的指挥部。虽然名义上红军受蒋介石统一指挥，但蒋不能发号施令，只能提“要求”。中共现在合法化了，可以在国民党地区开设办事处，出版报纸，政治犯也被释放。
持续8年、夺去两千万中国人生命的日本侵华战争，带给毛征服中国的机会：蒋介石的政权被极大削弱，毛占领了大片土地，建立起一支130万人的大军。抗战开始时，国共军队的比例是60比1，结束时是3比1。
全面战争打响之后，斯大林命令中共积极参战，严厉告诉中共不跟国民党认真合作不行，不能给蒋介石任何借口不抗日。在西北的4万6千红军编成“八路 军”3个师，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是副总司令。在华中的一万余“长征”时留下的人，编成“新四军”由项英领导。8月下旬，八路军开始东渡黄河，向几百公里 外的山西前线挺进。将士们满怀热情要打日本，大多数中共领导人也想积极抗日。
但毛泽东不这样想。他不把中日战争看作是中国抗击日本，而是三国逐鹿，如他多年后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所说：“蒋、日、我，三国志。”日本侵略是借日本的力量打垮蒋介石的大好机会。他多次感谢日本人“帮了我们一把”。
毛并没有幻想反共的日本在打垮蒋介石后会放过他，也没有办法独自对付强大的日本，他寄希望的是第四者：苏联。1936年毛曾对斯诺说，苏联“不能对 远东的事态漠不关心，采取消极的态度”，“它会坐视日本征服全中国，把中国变成进攻苏联的战略基地呢，还是会帮助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赢得独立，与苏 联人民建立友好的关系呢？我们认为苏联是会选择后一条道路的。”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毛泽东的战略就是把苏联军队拉进中国，为他打江山。在这一天到来前，他保存扩大中共军队的地盘。开战后，毛坚持红军不参加正面战 场的战斗，只在侧面做游击队协助，蒋介石同意了。其实毛连侧面袭击也不想做，他命令指挥官们等日本军队击溃国民党军继续往前推进时，在日军后方占领土地。 日军无法守卫他们攻取的，远远超过日本本土面积的地域，他们只能控制铁道线和大城市，小城镇和广大乡村就任毛抢夺了。不仅占地，毛还命令他的部队大力收编 溃散的国民党军队，“及时抓一把”。总之，毛的主意是乘日本人前进的东风扩军占地，“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
毛不断给指挥官们发电报说，要“以创造根据地为主”，“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日军席卷过山西时，毛下令：“在山西全省创立我们的根据地。”
毛的政策引起中共将领的抵制，他们想打日本。9月25日，八路军打响了它抗战的第一枪。林彪指挥的部队在山西东北部平型关，打了一场埋伏战，伏击日 本一支运输队的尾巴。虽然这是场小仗，打的也不是战斗部队，而且据林彪说大部分敌人在睡觉，这毕竟是共产党军队首次(在东北以外)击毙日本人。要是依了 毛，平型关之战根本打不起来。林彪1941年在苏联治疗枪伤时向共产国际报告说：“在日本军队跟国民党军队开战时，我不止一次请求中央同意出击日军。但没 有接到任何答复，我只好自作主张打了平型关那一仗。”
毛反对打这一仗。打是“帮了蒋介石的忙”，无助于扩张共产党的地盘。但公开地，为了宣传，毛把平型关之战夸张成一场巨大的胜利，证明共产党比国民党 更热衷抗日。“平型关”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虽然平型关打死的日本人最多不过一两百，但这是中共在抗战前期几年中打的唯一一次稍具规模的仗。林彪3年后报 告共产国际说：中共“直到今天还在用这场战斗做宣传，我们所有的文章里都只有这场战斗好提”。
八路军还打了几场小胜仗，都是做国民党部队的帮手。这过程中，毛不断掣肘，要八路军集中精力占领地盘。11月中旬，第一块日军后方的根据地成立了， 叫晋察冀，有1200万人口，远多于陕甘宁。后来日本人就侵略中国向毛道歉时，毛说：日本的侵略使中共“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 件。所以日本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
斯大林为了贯彻要中共打日本的政策，1937年11月，用飞机把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送回延安。临走前，斯大林召见他说：“现在的中心是抗日， 抗战结束后我们再来打内战。”大多数中共领导人跟斯大林意见一致。在12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成了“先打日本”这一政策的代表。会议决定八路军一定要跟蒋 介石合作，接受有中共参加的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当局的统一领导。毛要八路军不接受蒋介石指挥，但他知道王明代表的是斯大林的意见，不敢一味坚持。
中共领导们知道毛的真实想法，不愿继续由他做领袖。莫斯科这时要中共开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因为距“六大”已有十年。政治局会议推选在未来“七大”上作政治报告的人，不是毛，而是王明。共产国际的规矩是党的第一号人物作政治报告，这等于说众人心目中的领袖是王明，不是毛。
虽然毛这时是中共实质上的领袖，莫斯科也认可他，但他的身分还没有正式固定下来，还没有个第一把手的名称。在中共高层人物中，毛也不具备无可争议的 权威。毛的盟友刘少奇当时说：“我们还没有中国的斯大林，任何人想作斯大林，结果是画虎不成。”毛还失去了对中共核心“书记处”的控制。王明回国，项英出 山，书记处如今九个成员都到齐了，其中五个站在毛的对立面。为首的是王明，其他人中，项英讨厌毛，张国焘仇恨毛，博古跟周恩来也因为希望打日本而支持王明 代表的政策。另外三人是张闻天、陈云、康生。
说一口流利俄文的王明见过斯大林，与各国共产党领袖都是朋友，在克里姆林宫的场面上混得很熟–更不用说他野心勃勃，也是一个无毒不丈夫的人物。在苏 联的大清洗中，他曾把许多在苏联的中共党员送进监狱，甚至送上刑场。虽然他长了张娃娃脸，矮矮胖胖，但这个33岁的年轻人气宇轩昂，充满自信，自知他的话 具有莫斯科的权威。他对毛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此后几十年，毛念念不忘1937年12月，不时念叨王明如何回国夺了他的权。与此成鲜明对照的是，他一次也没提过当时发生的另一件事：“南京大屠杀”。据有人估计被杀的中国平民和被俘的军人高达30万。毛泽东从来没有对他的同胞在日军手里惨遭杀害表示过任何愤怒。
南京是12月13日失陷的。蒋介石把长江重镇武汉作为临时首都。18日，王明赶去那里做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博古做他的副手。他们跟蒋介石建立了良好 的工作关系。中共军队指挥员也到那里去跟国民党联络会商，一时间武汉取代延安成了中共的中心。毛后来耿耿于怀地把他当时在延安的地位叫做“留守处”。其 实，毛并没有坐在那里发呆，他乘机做了件大事，把延安建成他的一统天下。
毛一个劲儿地给中共将领发电报，阻止他们遵从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事委员会的指挥，哪怕中共将领们也在军事委员会内，也参加决策。1938年2月，朱德 来电说八路军总部将根据决策东移至山西东南。毛要他把部队带回来，声称日本人要进攻延安。事实上，日本从来没有考虑过打延安，只偶尔轰炸过几次。日本人要 的是有经济价值、能够养战的地方。朱德婉言拒绝返回，说毛情报里的日军动作“是佯动，用来引诱八路军西渡黄河，回师陕北”，言外之意是毛上了日本人的当。 毛坚持要朱德和彭德怀回延安，3月3日的一封电报特别说：“尤其你们二人必须回来”。朱、彭回电婉转而坚定地说“不”，带军东去。
为了制止毛的这类命令，政治局在二月底再次碰头。开会还有个原因。一月，根据毛的指示，晋察冀根据地政府未经蒋介石许可，公开宣告成立。这在国民党 地区引起轩然大波，人们问：抗战有什么意思？“抗战胜利后还不是共产党的天下？”王明和在武汉的中共领导人都对毛十分气愤，认为毛这样做太咄咄逼人，太刺 激国民党。政治局会议上，大多数人支持王明，再次确认他在即将召开的“七大”上作政治报告。政治局决议说要抗日就必须要“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 “统一作战行动”，中共军队必须“受最高统帅及军事委员会的统一指挥”。决议还说：“今天，只有日本法西斯军阀及其走狗汉奸托派等才企图打倒国民党。”
这些话是莫斯科的口径，也是致命的罪名。毛很清楚他是不可能指望斯大林对他开恩的，于是他聪明地表示接受“先打日本”的政策，发电报给八路军指挥 宫，说他对他们的行动将“不加干涉”。同时，毛采取措施防止莫斯科发现他的真实立场。12月政治局会议结束时，他曾派人以安全为名，收去了所有与会者的笔 记，使万一有人要向莫斯科告状也没有白纸黑字作证。当中共要派人去苏联时，毛的人任弼时得到这份差事。任弼时告诉共产国际，毛的抗战政策跟他们没有区别。
苏军总参谋部安德利亚诺夫这时秘密前来延安，带给毛一大笔钱：3百万美金，相当于今天的差不多美金4千万。钱是用来发展红军打日本的，斯大林说红军 应当“不是3个师而是30个师”。毛宣称他的打算正是集中大部队“打运动战”。说他努力要跟国民党合作，只是国民党不愿意。为了表示抗日的热情，毛甚至声 称日本人不经打，比国民党还容易打。
毛不得不向斯大林积极表态。他不会看不出，一年来莫斯科明显地降低了对他的赞颂，在庆祝“十月革命”的重要讲话里公开批评了他领导下的中共。
自西安事变以来，斯大林就怀疑毛是“日本奸细”。共产国际内跟毛打过交道的人大都被抓了起来。在毛的黑材料里，有一份说曾在中国活动的苏联高级间谍 马尼科夫是他的发展人。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亲自审问马尼科夫。被捕的共产国际情报负责人皮亚尔涅斯基，在供词中称毛是“布哈林集团”成员。布哈林是共产国 际前总书记，罪名之一是为日本人搞情报。毛还被指控为“中共核心”内“托派”领袖”。中国“托派”对斯大林来说都是日本特务。马尼科夫和皮亚尔涅斯基，以 及一大群在中国工作过的苏联情报人员，后来都被枪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