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總是與人們的預測逆行，以致很多人喪失了預言中國未來的熱情和信心。
事實上，中國的未來並沒有迷失。中共專制的崩潰，民主中國的到來，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具有希望。一個民智正開的社會，正將中共體制的惡量消耗殆盡。
中共新一代領導人習近平能扭轉這個局勢的唯一選擇是，進行根本性的政治體制改革。否則，我們只用等待一個“意外”，也許還不是一個“大意外”，而是一件可能原本微不足道的“小事”……
現在，我們來看看，這個希望是怎樣到來的。
江朱時代：政治人格分裂出社會多元
1989年六四事件是一個明顯的分水嶺，知識分子對自由民主的浪漫想像被坦克碾碎了，無力的民眾只能私底下譏諷一下政變的得勝者，李鵬是所有人最集中的發泄對象，“你太李鵬了！”，是罵人愚蠢比較惡毒又帶有玩笑的話。
即使是官僚系統，對新總書記江澤民的評價也充滿嘲弄的口吻，“他太不像一個國家領導人的樣子，而像個文工團員。”這是老幹部中廣泛流傳的一句笑話。
有史為鑒，人們也不相信沒有深厚根基和顯著政績的江澤民能坐穩龍椅。
中共用“打砸搶”（太子黨在形容他們父輩取得政權時，常用“打”江山，其實要加上“砸”和“搶”才更準確）的方式建立政權之後，為了爭奪“接班人” 之位，無日不陷入慘烈權爭。毛澤東時代，高崗、劉少奇、林彪因此死於非死，最終從湖南家鄉選了個山西“老實人”華國鋒；鄧小平“恩將仇報”，自己謀得“太 上皇”之位後，接連廢掉了華國鋒、胡躍邦、趙紫陽，在血腥中扶出個“表演藝術家江澤民”。
可是，江澤民比前任胡躍邦、趙紫陽世故，懂得討元老討心，這些元老包括鄧小平、陳雲，也包括李先念、王震。甚至傳說，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薄熙來的 父親薄一波，也是江的支持者。傳聞，當有人動念廢除江澤民的時候，習仲勳和薄一波便加以反對。江因此報恩，努力將習薄的公子扶上了高層的舞台。
最後，江澤民當了十多年中共“老大”，而且平安下台。固然，中共第一代元老的凋零，尤其是鄧小平的去世，使江澤民擺脫了“兒皇帝”的命運，是重要背 景。從另一個角度看，人們當初預測江澤民政治命運的時候，忽略了當時中國和國際社會的關係的變化，忽略了江澤民為人和從政的多重品性。
江澤民上台初期，中共由於“大屠殺”，由於拒絕和蘇東國家一起民主轉型，陷入四面楚歌之境。鄧小平的1992年的南巡，給了江澤民一個猛烈的巴掌，使這個曾聲稱欲將“中國資本家破產”，隨時面臨被趕下台的總書記，來了個大轉身，放開手腳擁抱“資本家”。
這個階段，中共是謙卑的，江澤民不只是個人賣弄，他露出微笑、梳頭髮、彈鋼琴、背林肯演講詞，都是為了討好西方，秀幾句英文亦是。他向正尋求市場擴張的西方企業家發出邀請，他的演講總忘不了承諾：中國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
追求經濟發展，成了全民大合唱，軟化了人們政治的熱情，換取了中共生存時間。民運理論家胡平哀嘆：這是一個“犬儒時代”。
中共活了下來。中國社會的發展，並不完全如人們的預期，不過，它並非是什麼都沒有發生。江澤民便是一個案例。
一方面，江澤民的形象是可憎的。江澤民怒斥香港記者的醜態被廣泛流傳，尤其是他下令打壓“法輪功”，全國各地制造了無數起慘無人道的罪案，更使他被 描繪成“無惡不作的公敵”。即使現在，在世界各地，人們很容易在旅遊景點看到“法輪功”陳列的江澤民“作惡的政績”，毛澤東也不曾有此“待遇”。
另一方面，江澤民的作為比較出奇，有點令人不解。
“六四”受難者並沒有公開被平反，但很多因為政治異議而入獄的民主先驅被釋放了，有的還到了西方。有人說，江澤民是利用民主人士作人質，換來了西方 對中國的外交解凍。不過，細心一點，我們可以發現，除了總理李鵬，幾乎所有在“六四”時露出凶相的官員，都被江澤民拋棄了，包括臭名昭著的袁木、何東昌、 李鐵映、張工等。
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楊白冰、中共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都是“六四”事件中的強勢官員，而且因此升為政治局委員。幾年之後，楊白冰因為在軍中建立個人 派系，戲劇化地失去了所有權力，對江澤民不服的陳希同更被判重刑。這其實是兩場不流血的宮廷政變，尤其楊、陳都曾是鄧小平喜歡的重臣。
即使李鵬的總理之位，也被一位口惹懸河，很受西方人喜愛的朱鎔基所取代。朱的很多承諾落空了，他張揚的個性也在他任總理的後期有所收斂，但他作為江 澤民的副手，使江朱時代出現了人們不曾預想到的經濟高速增長，尤其是加入WTO、申請主辦奧運會，使中國迅速成為國際舞台上的新星。
現在來看，江澤民朱鎔基對西方的學習態度，還在於，他們的知識、修養成長於民國時代，接受的是西式的科學教育。歷經毛時代荒唐的幾十年革命，他們更意識到必須承認西方世界的文明程度。
相比鄧小平非常可惡的“四個堅持”，江澤民謙卑地讓自己的政治標誌從“四”減少到“三”，這就是邏輯不通的“三個代表”。但有人解釋說，這里面隱藏了江的深遠用心：讓中共變成“全民黨”，從而轉化中共作為獨裁黨的權力。
然而，實際情形並非如此。
朱鎔基有鐵血宰相之稱，但百姓和西方對他的期望後來證明完全是虛望。他本質是一個計劃經濟信徒，而非市場經濟推手。他的國有企業改造，結果是國有產權落入了權貴家族之手，而不負責任地將千萬工人拋棄到大街上。
同樣極其惡劣的是，朱鎔基的分稅制度，是造成“黨富民窮”的根源。現在，沒有任何一個政權比中共更富有，這自然有力地鞏固了專制政權的力量，可以常常人民幣解決“一切人民問題”，從而減弱政治轉型的動力。
江朱常常擺出一副“大人物”的派頭，其實，他們只是“技術性官僚”，只是技術性地執行了鄧小平的路線。鄧小平其實是中共極端主義的另一面，毛製造的是“全民政治瘋狂”，鄧小平製造的是“全民經濟瘋狂”。很少有國家，被一個革命黨如此幾番折騰。
江朱的局限性暴露無遺，他們害怕已有的成就被破壞，所以在政治改革上乏善可陳，使他們主導的經濟改革培養了一個巨大的副產品：官商界的腐敗和社會的道德淪喪。
即使江有志再做一些事，例如傳聞他想啟動高層選舉，想建立一個“國家安全委員會”來延長他的政治生命。但很多人迫不及待要送江澤民下台。江對下台明顯表現出很不甘心，拖泥帶水，但幾年之後，不得不灰溜溜辭去了軍委主席。
簡單地作一個總結，江朱時代，可以用“中式西餐”形容，原本希望各方都可接受，其實不倫不類。他們腦子充滿對西方文明的向往，但還得常穿上僵硬的中山裝。他們內心充滿對中共體制的無奈和痛楚，口頭上卻是一套社會主義的謊言。
江朱這代人的政治人格是分裂的，但分裂，至少顯示了他們的多重性。 政治領袖人格分裂意外的社會成果是：一個多元化的中國社會開始出現了。就像一個打開卻關不上的魔匣。
胡溫時代：制造薄熙來，制造敵人
對江澤民形象的厭惡，使人們對胡錦濤充滿期待。雖然胡錦濤過去什麼政績都沒有，但胡的長相、談吐、舉止比較方正，不像胡躍邦蹦跳，不像趙紫陽深沉，不像江澤民輕浮，比較符合中國人心目中的國君形象。
相比張狂的朱鎔基，胡錦濤的副手溫家寶，因為“六四”事件時他站在支持學生的趙紫陽身旁，使很多自由派人士對他存有好感；他溫呑吞的講話方式，很象 一個飽學的思想者；他總是很快就出現在災難現埸，親民作派不亞於西方政客；更重要的是，他是中共最高層中，唯一一個“普世價值觀”常在口的人。
青年孫志剛被收容官員虐待而死，激起了人們久違了的憤怒。胡溫順勢而為，廢除了民政系統的收容制度。“胡溫新政”開始了，歡呼不絕於耳。
現在我們再來看看，廢除收容制度並沒有引發司法體制的改革，相反，胡溫治下的司法不但徹底墮落腐敗了，而且在其肌體上生長的“維穩”系統，是一支完全法西斯化的特務隊伍。
政法委的權勢極速膨脹。所謂政法委，就是一個明目張膽的違背法理倫常的暴力機器。有了這個將公安、國安、檢察、法院、監獄、律師、公證、武警、民政 “一家親”的東西，怎麼可能有什麼法治，怎麼可能保障人權。他們侵害的不只是“法輪功”、異議分子，也包括普通民眾，獨立思想者和媒體人，甚至有拼命想向 他們靠攏的“毛左分子”。
他們設計了全民性的動態監控機制，他們安裝了無數個攝影頭，他們的便衣遍布每一個角落，他們的武警、城保在大街小巷張牙舞爪，他們的特務可以任意將人帶走、毆打、拘禁。
他們在網絡上“設卡”：讓中國網絡只是一個不能和世界相聯的局域網；他們在網絡上培植“五毛”：讓人們的討論變成一場無畏的爭吵。
他們的監聽、監視系統甚至安裝在領導幹部的車上、床邊，他們可以沒有任何司法程序便將領導幹部抓捕……
沒有一個政權濫權幅度如此之大，但如此“維穩”的結果是：你以全民為敵，全民便是以你為敵。
現在全民從各個層面的反抗，固然可以被“維穩”系統暫時一一消滅，但各級政權不得全天候工作在疲於奔命之中。沒有疑問，持久的消耗，總有一天總有一個口子會失控。
胡溫總想利用平民出身，塑造自己的“平民風格”。但那是全球政客都會表演的伎倆，當然像溫家寶那樣穿著舊棉衣表演過度的人並不多，像溫家寶那樣在記者會上胡謅他的詩詞、學問的人更罕見，所以才有余傑的“中國影帝溫家寶”之作。
他們也有一些實惠政策於民，只是掩蓋在惡瘡上的一朵花。他們給一個貧民一個月的生活補助，不值一個小官的一包煙、一口酒。中國的底層民眾，便是生活在馬克思、雨果所描寫的“悲慘世界”之中。
胡温時代的政治，是經濟政治，也就是說，經濟利益團伙在操控政治；胡溫時代的經濟，是權力經濟，也就是說，用權力來控制市場，為自身家族為核心的利益團伙換取利益。
胡溫時代的腐敗，也是任何國家沒曾有過的幅度，比馬克思所描述的歐洲資原始資本主義積累時代要嚴重得多，是惡（權）和貪（錢）的結合，不是一個家 族，十個家族，一百個家族，一千個家族，一萬個家族，而是從中央最高層，到每一個街道、村、企業，幾乎沒有一級黨政人員不涉入商業，沒有一個角落不行賄受 賄，不同的是全家族每個成員都“收錢”，還是家族中有人分工當官、有人分工經商，涉及的資金不是幾十萬幾百萬，而是幾千萬幾個億幾十億甚至幾百個億。
“觀”是一個什麼東西？
胡溫時代的腐敗是徹底的，所有的黨政幹部的福利待遇、薪水、退休收入之好之高，和國民收入比較，可以說達到了不可想像的地步。因為這一切都是他們自 己制定的。這種“合法性”的腐敗，完全是“陽光”的，中共正是靠這種“合法腐敗”來吸引社會的精英。所以，考取公務員，比考取名校、比出國留學，更叫人驕 傲。
同時，荒唐的是，中共的反腐敗機構越來越多，既有中紀委、監察部、反貪局，還成立了一個什麼預防腐敗局，這些濫權無度的機構，不但諸多行為是非法的，自身擁有的也是一群腐敗無度的官員。他們更可惡的地方是，充當的權力鬥爭的工具。
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是權場的一個犧牲品。作為一個市委書記，他當然罪該受刑，但他受刑的真正原因並不是罪，而是他挑戰了溫家寶的權威，以及某些事使江澤民覺得他不夠殷勤。很多人誤以為這是胡錦濤的立威之舉，事實上是江澤民清理門戶，溫家寶則是借機報了一仇。
同樣的誤會出現在薄熙來事件上。薄熙來也是貴為政治局委員，“唱紅打黑”一度響破雲天。他的打手王立軍逃往美國總領事館，讓“重慶模式”一夜破局。但一個多月後，薄熙來的記者會將事件逼到一個更高度後，胡錦濤才接受溫家寶和一些元老的意見，關押了薄熙來。
不知情的、天真的人，以為這是胡錦濤下台前漂亮的收山之作。然而，你回顧一下胡錦濤上台以來的言行，你可以很清楚地知道，胡綿濤是一個毫無個人思 想、毫無人文情懷、毫無治國謀略的人，他的被寫入黨章的所謂“科學發展觀”，相比“四個堅持”、“三個代表”，氣魄、格局也小多了，“科學展觀”不能是 “四個”“三個”，甚至不能是“二個”，只能是“一個”。
而且，“觀”是一個什麼東西？也許，胡錦錦可能想起了他青少年時代，毛澤東要他改造“世界觀”。他自認為是學科學出身，所以發揮出“科學發展觀”這種淺俗、畸形的“理論”。
沒錯，他的腦子全是毛澤東文革那一套，說出“要向古巴、朝鮮學習”是不奇怪的，有人用“政治輔導員”來形容這位總書記，當然沒有過分。
“政治輔導員”能干什麼？就是唱紅歌，就是上井岡山，就是一副正人君子的樣子。薄熙來的“唱紅打黑”，就是胡錦濤曾經最得意的傑作。沒有任何一個地方領導人，比薄熙來做得那麼熱烈。重慶，便是胡錦濤時代的延安。
薄熙來出現是胡錦濤執政的必然，王立軍倒是一個偶然。如果沒有王立軍這個潛伏者的石破天驚之舉，我毫不懷疑，胡錦濤會在中共十八大前前往重慶，有力地將薄熙來推上政治局常委會。
即使在王立軍破局之後，胡也明確定性說這是“孤立事件”。有人懷疑，胡和他的幕僚長令計劃，是想用薄熙來來牽制習近平，從而使自己在下台之後還有牽制朝廷的機會。我更傾向於相信，胡想讓“唱紅打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重慶模式，成為他個人的標誌性成果。
然而， 更多隻手利用了王立軍事件，以致胡錦濤不得不放棄原來的想法。這其中，既有早就對“唱紅打黑”表示不滿的自由派人士，也有擔心自身安全的腐敗官員，還有想 為習近平上位掃除障礙的元老和太子黨，有的是被薄熙來打壓的壞人和無辜者，這些人的出發點不同，目標卻一致：摧毀薄熙來。
一如中共權力鬥爭的其他落敗者，薄熙來被揭露出來的問題說明他是一個無惡不作的“惡魔”。人們並不懷疑薄熙來被揭露出來的問題徦的，而是薄幹的那些 壞事，現在在台上的幾個領導人沒幹過？他們沒有過不正當的男女關係？他們個人或支持家人貪污受賄只有幾千萬？他們有幾人在海外沒有一個“小瓜瓜”？
所以， 當政治局那個針對薄熙來的決議公佈之後，得到的是天下嘲笑。
也有人問，下一個薄熙來是誰？大家都明白，有幾個官員，查出來的問題比薄熙來少？不只是貪污腐敗，甚至也一樣可能涉嫌命案。關鍵有沒有王立軍。有一千個王立軍，就會有一千個薄熙來被發現，有一萬個王立軍，就有一萬個薄熙來被曝光。
可是，在中共官場，如王立軍陰險、狡猾者大有人在，但有王立軍的血性還是罕見。王立軍畢竟是成吉思汗的後代，也許在他獲悉父親被屈打成“內人黨”之 時，便埋下了復仇的種子。他自視為官員口中的“口香糖”，可見他知道自己只是一條“走狗”，別人利用他來幹惡事、醜事羆了。中共治下，有幾個公安局長不是 如此？
其實不用那麼多王立軍，一個王立軍，就將胡溫政權弄得一塌糊塗，我想兩個王立軍，就可將胡溫也弄得薄熙來的下場。三個王立軍呢，中共就徹底玩完了。
元老們十八大前一個個跳出來
非常有意義的是，中共政法委的“法院”偽裝成法庭輕判了王立軍。這當然是來源於胡溫的決定，但輕判一個“背叛上司、背叛中共”的“自己人”，後果將 是：你不能將自己變成一個完全聽命於上級的狗，你只有逃奔西方使領館才能保全一條小命。換言之，稍有風吹草動，中共眾多官員，自然會毫不猶豫地選擇：背叛 為上策，跑為上計。
審判谷開來，選擇在包公故鄉合肥，讓人們看到今天中共法官的專業水平不如千年之前的包公；審判王立軍，數罪並罰出輕罪，讓人看到一切只是為了一時權 力門爭需要，他們沒有想到這是一個具有擴散效應的案例？但這不能說是胡溫之蠢，而是只管自己一片天，不管身後洪水滔天，是胡溫一代官場的共有德性。
溫家寶那番批薄熙來、反文革復辟的言論，一如他的其他空炮，後來審判薄熙來的並不是他的企圖復辟文革的錯誤。這是不能審判的，因為，如果說薄熙來的路線是錯誤的，那麼胡溫的正確路線又在哪裡？
有人說中國這10年是黃金1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達到了世界第二。且不說這是一個遲到了幾十年的名次，重要的是，這個時期經濟盲目追求數據，過度消 耗了存量也提早消耗了未來空間，中國國民人均收入卻在百名國家之外（還不如毛澤東時期）。更不能接受的是：貧富差距在更不公平地急劇拉大。
有人將成功主辦奥運當成胡溫的政績。那的確使不少中國人感到自豪。但你一想到國民人均生活水平如此低下，農民子弟上不起大學，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平民買不起房子，胡溫政權卻用百姓的血汗變成自己臉上的金箔。你覺得中國真有本錢、真有必要向全世界“炫富”嗎？
不止是“炫富”，在如一些充滿政治血腥和陰謀詭計的報紙的煽動下，胡溫的部下在全世界都“牛皮”起來了。“西方牛皮了這麼多年，輪到中國來當大爺 了。”中共官場一個狂妄之徒在餐桌上如此對我說。這個中級官員的話並不是孤立的，他們走出國內，發現歐美城市的建筑、排場不過如此，他們原本卑微的內心一 下子膨脹起來：“這世界上，只有美國還可以說是我們的對手，但美國也衰落了。”（他們不去看看，歐美百姓的日子比中國百姓日子好多少！）
他們真認為自己崛起了，全世界都得朝拜中共。事實上呢，中共連國力並不太大的菲律賓脅迫不了，小小的釣魚島都保護不了。敢和菲律賓、和日本決一戰 嗎？可能嗎？贏了，便是“和平崛起”破產，輸了，便是“中共倒地”。即使百分之九十九可能贏，也不能接受百分之一輸，中共輸不起。
中共這個極度濫用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政權，從來都是將它政權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將國土、國格放在第一位。但是，它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培 養了一批不明國際是非、基本文明價值的“假暴民”，他們只會罵幾個觀點不同的同胞為“漢奸”，他們只會砸毀同胞買來的“日本車”，他們有幾人會衝上釣魚島 “死守國土”？
只有政府無能，才需要利用百姓上街、當炮灰。當中國真出現了幾個血性保釣分子，最終阻止他們行動的，不只有日本政府，還有中共政府！
這個連基本新聞自由還沒有的獨栽政權，除了以小恩小恵常年收買港台海外媒體，動用特務破壞、攻擊獨立媒體外，居然還企圖以“大外宣”計劃來向世界輸出其垃圾價值。其猖狂，到了什麼程度！
開始，短視的西方政客和所謂學者會驚嘆中國的崛起，其實只用幾個回合，便可發現真正的泡沫不在美歐，而在中國。越來越多的觀察家看到了這一點，中共 的外交處境其實比毛鄧時候還要孤立，毛澤東時代還有“同一戰線”，鄧小平時代還懂得“輡光養晦”，江朱時代還喊“和平崛起”，到了胡溫時代，便只知道： “金錢外交”。
中共黨內又是怎樣看待胡溫的呢？“停滯的10年”，這是黨內有見識者的評語。元老呢，罵的更歡了：“沒有作為的10年”。正是因為胡溫的無能，中共元老在十八大前一個個跳了出來。
幾年之前，一些“太子黨”便說過，“所謂胡總溫總，不過是我們的家奴羆了”。其實更凖確的說法，這兩人都是毛奴，胡學的毛皮，溫學的是毛心，一個是胡弄百姓，一個是操弄百姓，只是他們的技巧實在太過低劣，可能報應比毛來得更早，他們個人或得為腐敗付出代價。
胡溫成長於斯大林、毛澤東時代，蘇式的教育，毛式的實踐，他們既沒膽量成為造反派，也沒資格被打倒，但文革後，反而是這樣一批原本心理弱勢的人，通 過偽裝、欺騙、投機取巧，爬到了權力的最頂峰，結果他們既沒有改變什麼，也沒有指引什麼，他們只是沿著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的路線，讓中國社會變得更不 公平、更無恥、更荒唐、更不可收拾。
黑暗中唯一的亮光，還不是詭異的微博，而是官場中流傳的下流段子那些諢話，民間流傳的那些政治八卦和那些笑話。當百姓都知道淫蕩的皇帝沒有穿衣，朝廷的威嚴便在嘲弄中消解一空。
習李時代：時間開始倒數
據說，江澤民針對薄熙來事件有言，不能突破人類文明底線。
不管江澤民是否講過這句話，但我們可以借此討論的是，什麼是人類文明底線？以今天人類文明的基本標準，就是人的基本自由、權利不能被剝奪，而一個國家保障公民權力的基本條件是：可以選舉領導人、獨立的司法、自由的新聞出版。
我們知道，有了這三個基本文明的支柱，並不能說公民的所有權利有完全保障，在西方國家，官員濫權，百姓受損的事件，也沒有絕跡。但如果沒有這三個支柱，可以說，這個國家是基本處於一個文明線之下的國家。
所以，中共也只說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卻不敢說今天的中國是個“文明國家”。中國人很少知道，中共中央中有一個“精神文明領導小組”，但中國人都知道，所有的“精神文明”都被中共空洞化、虛假化、扼殺掉了！
如果說，毛澤東誘發的是人的惡，鄧小平誘發的是人的貪，江澤民、胡錦濤兩人起的是推進作用，以至一些人才有“今不如昔”之感。
餓死了幾千萬、殺死了幾千萬、讓幾億人生不如死的毛時代的“平均”，就是“平窮”；那個時候的“公平”，是所有的人只能有“公心”！
想念毛時代的人不是瘋了，是他們對今天如此腐敗、如此墮落、如此不安的憤怒！支持薄熙來的人不是瘋了，他們知道，搞掉薄熙來的人只可能更壞，或者比薄熙來更小人！
這是一個簡單的演進：文強比張君惡，王立軍比文強惡，薄熙來比王立軍惡，抓薄熙來的人不就比薄熙來惡？因為在這個倫綱無常的黨國之中，只有更惡的人才能治惡的人。
所以，面對這樣一個文明底線之下的國家，沒有幾個人，能對習近平、李克強抱有希望。很多人對我說，只要習李不像江朱那樣在瓜分國有資產上“有作為”，不像胡温那樣在反腐敗上“無作為”，便是中國的大幸了。
問題是，不給予習近平、李克強希望，還可以給誰期望？幾年前（2010年10月6日）我有一篇文章的標題：習近平在搖擺中“有所作爲” 。
這篇文章的結尾是這樣寫的：“過去，人們拭目以待胡錦濤，迄今爲止，是失望；習近平會讓人們再失望嗎？這不以習近平的意志為轉移。時勢快到了！所以，我相信習近平將有作為。”
我的結論引起一些爭議，批評我者認為我仍將中國前途寄予某個人身上。
不錯，我仍然認為，中共當權者的覺醒、遠見和道德勇氣，主動帶領中國轉型，顯然可降低轉型所需的社會成本，也可以使中共和民眾都付出較小的代價。
我並不是從習李個人身上去尋找理由，他們的家庭背景、人生歷程、學知修養、領導團隊，是有益於豐富對他們的認識，但決定性的因素是：中共傳統統治中國之法已經走到了盡頭。
現在，似乎有一些令人興奮的信息被釋放出來：習近平是有意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
類似這種跡象，其實在中共十六大前後曾出現過。我們有理由懷疑，習政改的信息，也可能是一個煙幕彈，只是釋放了一些政治壓力。
之所以如此，不是習近平不想政改，是他並不知道怎樣政改。因為，至今為止，中共各種人物擬出的政改方案，都有一個基本底線：中共可持續執政。
其實，有了這個底線，這場政改進不進行都沒有根本意義，甚至可以說，這樣的政治改革，從長期看，會對社會造成更大的混亂。
現在的官僚系統一方面是腐敗透頂，但另一方面又非常固化，它對一切侵蝕其權力、利益的改革都非常敏感，而且極其懂得利用改革來謀取更多權和利，因為改革的權力完全操控在其手中。
“我不改，你又怎麼辦？”
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三十多年來主導改革的效果，就是如此，黨政官員越來越更有權、更有錢、更濫權、更腐敗、更無恥，當然，更被民眾所痛恨！
所以，習近平如果真想通過“加強黨的領導”來政改，其結果必然是：黨政權力更為強大。
但是，習近平如果想通過“減弱黨的領導”來政改，有人早就警告：立即開放新聞自由、開放黨禁，中共很快便可能陷入滅頂之災，中國可能四分五裂。
這當然是習近平要努力避免的，即使他的處境比胡錦濤時代還要艱難，為了安全計，他不是沒有可能作出這樣一個選擇：寧當中共帝國的“未代皇帝”，不當民主中國的“開國總統”。
“我不改，你又怎麼辦？”這是一種非常無奈但又很有力的說法，因為中共控制了一切，一切的反叛都可能被中共消滅。這是中共一些人的本錢和邏輯。
然而，這只是一種鴕鳥心態，並沒有力量可以真正、最終阻止中國走上現代政治文明之路，而且，我相信，拖延的結果，只會使中共諸人下場更為悲慘。
“你可以不改，但你時間不多了”。這是我對“我不改，你又怎麼辦？”這種話法的回應。
中共是一個身患絕症之人，沒有任何藥可是治癒其病，所謂政改，的確只是延長一下壽命，減緩一下痛苦。如果不用藥，不治療，更大可能死得更突然、更悲慘。
第一，對中共權力資本的擴張、垃圾價值的輸出、軍事力量的膨脹、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全世界都開始警覺，勢必造成中國和諸多國家的摩擦、衝突。
現在狀態下，中共外交難以回歸理性軌道。野心和能力的失衡，等於選擇了一種自殺式外交。
中共現在面臨的對外衝突，並不是毛澤東時代的虛擬衝突，或者叫戰略性衝突，沒有冷戰陣營作為屏障，而是比較直接的戰術性衝突，緩衝空間並不大。
事實是：中共不但沒有在全球挑戰西方、美國的能力，連當個亞洲霸主的資格都得不到承認。
中共硬闖，前面遇到的反彈會加大，衡突會加劇；中共退縮，國內民眾情緒得不到滿足，民族主義者會成為挑戰政權的另一支力量。
混亂的外交是混亂的內政的延伸，外交的鈍銼會反過來讓內政更混亂，所以，中共的崩潰，也可能由外交事件引發。2012年9月發生的反日抗議，就是一次預示，“釣魚島是中國的，薄熙來是人民的”的標語，令當權者不寒而粟。
第二，這些年，中共盡一切之力打壓民間社會成長，新聞出版鉗制程度越來越高。但社會的分化、民智的提升，尤其是信息技術的進入，使嘲諷、反抗官員、政權的能量每時每刻都在成長、積蓄、擴散。
這種力量並不是虛擬的，她是發自中國這代人的內心。以中國人的勤勞、聰明、善良，沒有任何理由，讓中國人的一切還由一個共產黨來操控。而且，有基本獨立思考能力和判斷力的人，越來越明白一個簡單的道理：
不是說中國所有的問題都是中共造成的，但中國所有大的、根本性問題都是中共造成的；不是說中共下台就能解決所有中國問題，但中共在台上，所有的問題都不可能得到根本性解決。
這就是政治變革的基本共識。我並不懷疑，有一天，中共會將所有異議分子都打入大牢，也不懷疑余傑的“中共狂言將幾百個知識分子活埋”之說，但我更不懷疑，強大的中共將遇到更強大的反抗。
因為中共所侵犯的，不只是異議分子，而是普羅民眾。今天，中共可以用暴力、用金錢，撲滅各地的星星之火。但是，中共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通過自身的力量，打破全國地方上已經黑金、黑權混合的格局，這種黑金、黑權時刻都在逼人上梁山。
不是每一個梁山都有宋江。這種消耗戰，也不能保障官家每一次都是贏。只要官家輸一次，星星之火就可能引爆全國之火。
社會的反抗，如果演變成社會的革命，尤其沒有成熟的政治組織（例如異議組織）引導，一場失控的復仇、泄憤運動不可想像。
這種狀態在很多國家都上演過，所以，中國許多權貴家庭爭先恐後移民，求的不是避禍嗎？
第三，更危險的因素來自中共內部。至少以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中共內部傾軋。幾乎是造成官員傷亡、傷害的全部原因，是造成社會動蕩的主要原因。 這一切原因在於，中共從來沒有建立一個有序、公開、公平的權力秩序，它凝集黨心的力量，毛澤東靠的是淫威和欺騙，鄧、江、胡靠的是腐敗和暴力。
淫威和暴力其實是一回事，換成中共的說法是：組織力量。這個組織比恐怖組織還要令官員都感到實在的恐怖，它可以使人一夜間聲名狼藉，它可以使人一瞬間失去所有權力，也可以使人生不如死，它甚至可以用一切辦法防止你自殺，而由塔來決定你的死法。
時間已經開始倒計時了
從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總理、元帥，到省市委書記、廠長、校長、街道居委主任，幾乎所有的職位上，都有無數的官員被組織摧殘過。
這是一埸場大大小小政變的原因和結果，而且，至今沒有根本改變。所以，我毫不猶豫地說，如果習近平不進行政改，就沒辦法避免政變的結局。
江澤民被認為是第一個和平地將權力移交的中共最高領導人，而且，年齡、學歷、經歷成為官員晉升的條件，被認為是中共權力秩序化的開始。這是完全錯誤的判斷。
首先，江澤民交權和鄧小平交權沒有本質區別。鄧小平如果不是帕金森症，他隨時都可能動念廢掉江澤民，1992年他南巡就是想廢江澤民，眾所周知。廢 太子是多數獨裁者共同的習慣，鄧小平如此，江澤民也不例外。可江澤民的權威遠不如毛澤東、鄧小平，他有賊心沒賊力，被迫將權位交給了鄧小平給他定下的接班 人胡錦濤。但只用了二年功夫，江澤民便推出習近平取代了李克強的一號接班人之位，因為胡錦濤比他更弱，當然，胡錦濤也是被迫接受的。
這樣一種隔代指定的接班人方式，可以繼續下去嗎？你會相信胡錦濤為習近平選定的接班人胡春華或者周強，能在10年後接班？如果能，習近平還能再為胡春華指定一個接班人？
不能持續的接班人選擇方式，當然只能說是一時的現象。又怎能說建立了權力交班模式？
那些所謂年齡、學歷、經歷，成為硬指標，並不能保障官員晉升的和平性、公平性，甚至比元老隨意挑選官員更容易產生衝突。因為，具有權威的元老挑選官員，落選者只能恨自己馬屁功夫未修煉到家。而一旦有了一個硬指標，你又達到硬指標，你沒有被選上，你便更不服氣。
將薄熙來貶到重慶，迫使他弄出了天翻地覆的“重慶模式”，便是想以功逼宫。薄熙來政變未邃，干掉薄熙來卻是政變成功，但並沒有因此使十八大的權力分配變得順利，因為符合晉升常委硬指標的人，超過了職位所需，所以，為此引發的爭鬥可以想像。
不止政治局常委會層次，中共黨政軍幾乎所有的層級，都陷入權位、權力的明爭暗鬥。這種爭鬥，低級的是辦公室里打架，高級的是給你弄個黨紀處分，溫柔的是讓你有職無權，狠毒的是將你送去“雙規”。
薄熙來事件的意義，遠不止是抓出個薄熙來，而是暴露出中共各級官員為了撈取權力，行賄受賄已經是小意思了，陰謀、陷害、綁架、殺人，所有的手段都可 以使得出來。這種情況，並不會因為將薄熙來置於大牢就結束了，而是會繼續發生，一直發生到一件可以引發中共體制崩潰的政變。到那個時候，入牢不只是一個政 治局委員了，還不知有多少人頭落地呢。
簡而言之，時間已經開始倒計時了，沒有任何力量最終能阻止中國站到文明底線之上。習近平選擇了政改，中國少些難；習近平想拖下去，下一場政變就會發生。
很多人不相信習近平真會政改，也不認為政變會很快發生。我承認，這種判斷的概率是比較大。但我在文章的開頭即言：中國政治總是朝人們的預測逆行。
因為，你忽視的角落，往往是關鍵因素。
2012年10月20日，於迪克斯
（《明鏡月刊》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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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有風吹草動，中共眾多官員，自然會毫不猶豫地選擇：背叛為上策，跑為上計。”-这句话一针见血，所以不要以为共匪集团是铁板一块，“大难临头各自飞”，“弃船而逃”是各个共匪官员必然的选择，到时共匪集团就“呼啦啦大厦将倾”矣。。。
但愿“中國政治總是朝人們的預測逆行。”的判断成立，但我还是不太相信习近平会政改，政改的可能性绝对低于50%，实际上就等于是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