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处确认，上海海事法院已通知律师，昨天(19日)下午正式将日本三井株式会社一艘28万吨的轮船扣押，作为赔偿原中国中威轮船公司在二战期间遭受的财产损失。
2007年底，上海海事法院对一起延宕20年的诉讼案件作出一审判决，判决被告日本商船三井株式会社赔偿中方原告29亿余日圆，折合人民币约1.9亿元。
这起案件肇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当时的“中国船王”陈顺通将两艘轮船借给一家日本公司，轮船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神秘消失。此后，陈家三代人相继在日本东京、中国上海提起诉讼。
据媒体此前报道，原中威轮船公司创始人陈顺通的孙子陈震、陈春诉称，大同海运株式会社从1937年8月起再未支付租金，并在合同约定的还船日期之后仍占有和使用两艘货轮，直至其沉没，要求大同海运株式会社赔偿其经济损失。
法院认为，从租约期满起至两轮沉没期间，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属于非法占有两艘货轮，应对船舶所有人实际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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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威船案
原载于《社会观察》2005-10期
船案发生之始
1895年，陈顺通在浙江宁波这个商贾云集之地出生了。他，就是陈春的祖父。
宁波自秦代始就以贸易兴盛而闻名，经商者众多，这其中也包括陈顺通的父亲陈忠廷。一直以来，陈忠廷都是靠一条八卦船贩运海货土产维持家业的，终年饱受风餐露宿之苦。可儿子陈顺通却并不甘于就此平庸，14岁便背井离乡，闯荡上海。谙熟船艺的陈顺通很快便由见习水手成长为一名技艺娴熟的船长。
谁也不曾想到，35年后的他将会是中国第一船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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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中国船王”陈顺通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救了被军阀追捕的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日后，张静江担任了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长，负责主管全国的交通、水利、农林、矿冶等建设事业。为报答往日的救命之恩，特举荐陈顺通为国民船运公司经理，而陈顺通也因多次为北伐军暗中运送军火而立下汗马功劳。
北伐胜利后，陈顺通在上海均泰钱庄优惠信贷支持下买入了第一艘自己的船——“太平”号货轮，他憧憬着有一天可以独资创办自己的船运公司。经过努力，陈顺通终于在1930年9月1日，成立了中威轮船公司，并成为中国第一家独资海运。中威轮船公司利用运费上涨等有利因素，在以后的6年里，不但不断扩展新业务，开辟新航线，而且相继向英国和澳大利亚购进了分别命名为“新太平”、“顺丰”、“源长”等新式巨轮。其中的“顺丰”号为当时中国最大的货轮，中威公司船只总吨位更是高达2万吨。由此，陈顺通成为中国第一船王。后来的香港船王、香港特首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在当时还曾当过他的助手。
1936年10月14日，应日本大同海运株式会社要求，陈顺通代表中威与其在上海签订了定期租船合同，将6725吨的“顺丰”与5025吨的“新太平”租给“大同”使用。合同规定，从船舶交付之日，租期为12个月。合同11月1日生效。为预防意外造成的事故，“中威”分别将两轮向日本“兴亚”、“三菱”两家海上保险株式会社投了船体保险。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为响应国民政府堵塞航道防御日本大举进攻的要求，陈顺通将“中威”剩余的两艘货轮“太平”号和“源长”号分别自沉于江阴口与宁波湾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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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威轮船公司的“太平”号轮船
然而，一场令陈顺通无法预知的阴谋正在悄悄地走进。
届时，日本“大同”租船期满，“顺丰”与“新太平”两轮却下落不明。陈顺通没有想到一纸租船合同噩梦般改变了他曾构画的一切，“中威”海运业务不得不全面停止。1939年春，陈顺通赴日找到日本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对方告以两轮均被日本军方“依法捕获”，而且大同海运株式会社也濒临倒闭。
这一消息对陈顺通来讲如同晴天霹雳，因为这也代表着他所有的努力都将付之东流。陈顺通东京之行一无所获，而他在上海为维修船只而建的中威机器厂亦被日本占据。这个沉重的打击令一代船王回到上海大病一场。
1940年4月9日，日本大同海运株式会社正式发函给陈顺通，介绍两轮无法返还的缘由：两轮被日本政府于1938年8月22日“依法捕获”，所有权被宣布归日本国递信省（交通部），又通过定期租船合同将两轮转租给“大同”，现由“大同”使用两轮并向日本递信省支付船租。
但陈顺通不知道，事实上在这封信之前的1938年12月21日，“新太平”号就已在“大同”的营运中于北海道触礁沉没。他更不知道，若干年后的调查表明，大同海运株式会社亦早将此船的保险金领取。
不甘于巨额资产就此被日本吞噬的陈顺通，于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凭日本大同海运株式会社的信函，请求国民政府赴日代表团索取被“捕获”的两轮，并向驻日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发信求援。这时他才得知战争中两轮均已沉没（“顺丰”号1944年12月25日在南海触雷沉没）。伤心的陈顺通一病不起，1949年11月14日病逝。但日本1947年5月3日颁布的新宪法中有国家承担战争赔偿的规定，给临终前的陈顺通索赔希望。弥留之际，他再三叮嘱长子陈恰群：“我得实际产业并不多，主要的产业在日本，是“顺风”和“新太平”两条轮船及赔偿金，算上利息，是一笔可观的巨款。那要靠你去争，争到手，就得继承我的遗愿，位中华扬威。”
于是，一场中国对日民间索赔时间长达一个多世纪、金额达3亿美元，持续祖孙三代的超级诉讼至此拉开了帷幕。
漫长的诉讼之路
1958年，陈恰群自上海迁居香港。为了尽快完成父亲的临终遗愿，陈抵香港第一件事就与日本“大同”联系。他注册的中威轮船就是为了继承父亲的事业，把官司打下来。而“大同”每次都以人事变动和船只为日本政府夺去、应由日本政府负责等作答。
心有不甘的陈恰群于1961年奔赴日本，开始了漫长的索赔之旅。他根据海运株式会社1940年发给父亲的那封信函向日本政府索赔，不断在日本外务省、大藏省、日本递信省之间奔波。谁知，日本政府在经过1961年至1964年这长达三年所谓调查后，做出了这样的答复：两轮被日本政府“依法捕获”一事查无实据，不予认可。
1964年4月，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并入日本海运株式会社。眼见数次交涉无效，陈恰群心急如焚，最后决定利用发律手段来争取自己应有的权益。
气愤至极的陈恰群在物色律师人选时，聘了请曾代理韩国向日索赔获胜的日本著名律师绪方浩。绪方浩建议与日本政府打官司，陈遂委托绪方浩组织4人律师团起诉日本政府。
1964年到1967年，日本东京简易裁判所受理的关于中威公司与日本政府民事调停。26次调停的最终结果是，日本政府答辩：此两轮是否为日本“捕获”情况不明，拒绝做出赔偿。
1970年4月25日，陈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正式起诉日本政府，“陈恰群诉日本国”成为1970年代日本轰动一时的报道。
这是一场耗费时间和精力的拉锯战。仅因陈恰群在被问到“中国人是个笼统概念，到底是哪里？大陆、台湾还是香港的中国人”这个问题时，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合法居住香港”，法庭便花费了5个月时间对其确认身份。因国民党政府已与日本签订了免除国民党战争赔偿，恐日本会以赔偿问题已一揽子解决为由推诿，故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此事还得到周恩来总理亲自关照，迅速出具了身份证明。
经过数十次庭审，1947年10月25日，数十年为此案付出全部精力并花费60万美元的陈恰群得到了一个意外的判决：“时效消灭”。这个结果又让陈恰群大病一场。
10年日本诉讼被划上句号——日本律师要求陈恰群在东京高等法院继续上诉，已经拿不出钱继续上诉的陈恰群被视为撤诉。
陈恰群日本索赔失败后是漫长的山重水复疑无路。但1987年1月1日颁布施行《民法通则》为陈氏带来了柳暗花明的转机，因《民法通则》时效性，最高法院规定“颁布前民事权利受侵害未被处理的案件，在《民法能则》颁布后的两年内提起诉讼都有效”。中威船案可在中国本土受理。
但陈恰群已于1985年8月中风半身不遂，只有将中威船只索赔案的接力棒交到了第三代人陈震、陈春兄弟手上，陈氏兄弟通过北京中国法律中心为诉讼代理，于1988年12月31日向上海海事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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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匪终于做了件替民谋利益之事。实在是百年难得一遇啊
2007年底，上海海事法院对一起延宕20年的诉讼案件作出一审判决，判决被告日本商船三井株式会社赔偿中方原告29亿余日圆，折合人民币约1.9亿元。
这起案件肇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当时的“中国船王”陈顺通将两艘轮船借给一家日本公司，轮船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神秘消失。此后，陈家三代人相继在日本东京、中国上海提起诉讼。
据媒体此前报道，原中威轮船公司创始人陈顺通的孙子陈震、陈春诉称，大同海运株式会社从1937年8月起再未支付租金，并在合同约定的还船日期之后仍占有和使用两艘货轮，直至其沉没，要求大同海运株式会社赔偿其经济损失。
法院认为，从租约期满起至两轮沉没期间，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属于非法占有两艘货轮，应对船舶所有人实际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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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威船案
原载于《社会观察》2005-10期
船案发生之始
1895年，陈顺通在浙江宁波这个商贾云集之地出生了。他，就是陈春的祖父。
宁波自秦代始就以贸易兴盛而闻名，经商者众多，这其中也包括陈顺通的父亲陈忠廷。一直以来，陈忠廷都是靠一条八卦船贩运海货土产维持家业的，终年饱受风餐露宿之苦。可儿子陈顺通却并不甘于就此平庸，14岁便背井离乡，闯荡上海。谙熟船艺的陈顺通很快便由见习水手成长为一名技艺娴熟的船长。
谁也不曾想到，35年后的他将会是中国第一船王。
635335924549950315
曾经的“中国船王”陈顺通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救了被军阀追捕的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日后，张静江担任了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长，负责主管全国的交通、水利、农林、矿冶等建设事业。为报答往日的救命之恩，特举荐陈顺通为国民船运公司经理，而陈顺通也因多次为北伐军暗中运送军火而立下汗马功劳。
北伐胜利后，陈顺通在上海均泰钱庄优惠信贷支持下买入了第一艘自己的船——“太平”号货轮，他憧憬着有一天可以独资创办自己的船运公司。经过努力，陈顺通终于在1930年9月1日，成立了中威轮船公司，并成为中国第一家独资海运。中威轮船公司利用运费上涨等有利因素，在以后的6年里，不但不断扩展新业务，开辟新航线，而且相继向英国和澳大利亚购进了分别命名为“新太平”、“顺丰”、“源长”等新式巨轮。其中的“顺丰”号为当时中国最大的货轮，中威公司船只总吨位更是高达2万吨。由此，陈顺通成为中国第一船王。后来的香港船王、香港特首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在当时还曾当过他的助手。
1936年10月14日，应日本大同海运株式会社要求，陈顺通代表中威与其在上海签订了定期租船合同，将6725吨的“顺丰”与5025吨的“新太平”租给“大同”使用。合同规定，从船舶交付之日，租期为12个月。合同11月1日生效。为预防意外造成的事故，“中威”分别将两轮向日本“兴亚”、“三菱”两家海上保险株式会社投了船体保险。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为响应国民政府堵塞航道防御日本大举进攻的要求，陈顺通将“中威”剩余的两艘货轮“太平”号和“源长”号分别自沉于江阴口与宁波湾航道。
635335924896738924
中威轮船公司的“太平”号轮船
然而，一场令陈顺通无法预知的阴谋正在悄悄地走进。
届时，日本“大同”租船期满，“顺丰”与“新太平”两轮却下落不明。陈顺通没有想到一纸租船合同噩梦般改变了他曾构画的一切，“中威”海运业务不得不全面停止。1939年春，陈顺通赴日找到日本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对方告以两轮均被日本军方“依法捕获”，而且大同海运株式会社也濒临倒闭。
这一消息对陈顺通来讲如同晴天霹雳，因为这也代表着他所有的努力都将付之东流。陈顺通东京之行一无所获，而他在上海为维修船只而建的中威机器厂亦被日本占据。这个沉重的打击令一代船王回到上海大病一场。
1940年4月9日，日本大同海运株式会社正式发函给陈顺通，介绍两轮无法返还的缘由：两轮被日本政府于1938年8月22日“依法捕获”，所有权被宣布归日本国递信省（交通部），又通过定期租船合同将两轮转租给“大同”，现由“大同”使用两轮并向日本递信省支付船租。
但陈顺通不知道，事实上在这封信之前的1938年12月21日，“新太平”号就已在“大同”的营运中于北海道触礁沉没。他更不知道，若干年后的调查表明，大同海运株式会社亦早将此船的保险金领取。
不甘于巨额资产就此被日本吞噬的陈顺通，于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凭日本大同海运株式会社的信函，请求国民政府赴日代表团索取被“捕获”的两轮，并向驻日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发信求援。这时他才得知战争中两轮均已沉没（“顺丰”号1944年12月25日在南海触雷沉没）。伤心的陈顺通一病不起，1949年11月14日病逝。但日本1947年5月3日颁布的新宪法中有国家承担战争赔偿的规定，给临终前的陈顺通索赔希望。弥留之际，他再三叮嘱长子陈恰群：“我得实际产业并不多，主要的产业在日本，是“顺风”和“新太平”两条轮船及赔偿金，算上利息，是一笔可观的巨款。那要靠你去争，争到手，就得继承我的遗愿，位中华扬威。”
于是，一场中国对日民间索赔时间长达一个多世纪、金额达3亿美元，持续祖孙三代的超级诉讼至此拉开了帷幕。
漫长的诉讼之路
1958年，陈恰群自上海迁居香港。为了尽快完成父亲的临终遗愿，陈抵香港第一件事就与日本“大同”联系。他注册的中威轮船就是为了继承父亲的事业，把官司打下来。而“大同”每次都以人事变动和船只为日本政府夺去、应由日本政府负责等作答。
心有不甘的陈恰群于1961年奔赴日本，开始了漫长的索赔之旅。他根据海运株式会社1940年发给父亲的那封信函向日本政府索赔，不断在日本外务省、大藏省、日本递信省之间奔波。谁知，日本政府在经过1961年至1964年这长达三年所谓调查后，做出了这样的答复：两轮被日本政府“依法捕获”一事查无实据，不予认可。
1964年4月，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并入日本海运株式会社。眼见数次交涉无效，陈恰群心急如焚，最后决定利用发律手段来争取自己应有的权益。
气愤至极的陈恰群在物色律师人选时，聘了请曾代理韩国向日索赔获胜的日本著名律师绪方浩。绪方浩建议与日本政府打官司，陈遂委托绪方浩组织4人律师团起诉日本政府。
1964年到1967年，日本东京简易裁判所受理的关于中威公司与日本政府民事调停。26次调停的最终结果是，日本政府答辩：此两轮是否为日本“捕获”情况不明，拒绝做出赔偿。
1970年4月25日，陈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正式起诉日本政府，“陈恰群诉日本国”成为1970年代日本轰动一时的报道。
这是一场耗费时间和精力的拉锯战。仅因陈恰群在被问到“中国人是个笼统概念，到底是哪里？大陆、台湾还是香港的中国人”这个问题时，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合法居住香港”，法庭便花费了5个月时间对其确认身份。因国民党政府已与日本签订了免除国民党战争赔偿，恐日本会以赔偿问题已一揽子解决为由推诿，故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此事还得到周恩来总理亲自关照，迅速出具了身份证明。
经过数十次庭审，1947年10月25日，数十年为此案付出全部精力并花费60万美元的陈恰群得到了一个意外的判决：“时效消灭”。这个结果又让陈恰群大病一场。
10年日本诉讼被划上句号——日本律师要求陈恰群在东京高等法院继续上诉，已经拿不出钱继续上诉的陈恰群被视为撤诉。
陈恰群日本索赔失败后是漫长的山重水复疑无路。但1987年1月1日颁布施行《民法通则》为陈氏带来了柳暗花明的转机，因《民法通则》时效性，最高法院规定“颁布前民事权利受侵害未被处理的案件，在《民法能则》颁布后的两年内提起诉讼都有效”。中威船案可在中国本土受理。
但陈恰群已于1985年8月中风半身不遂，只有将中威船只索赔案的接力棒交到了第三代人陈震、陈春兄弟手上，陈氏兄弟通过北京中国法律中心为诉讼代理，于1988年12月31日向上海海事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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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匪终于做了件替民谋利益之事。实在是百年难得一遇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