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解放”以来，中国大陆的民众就无时无刻不生活在中共当局的欺骗与谎言之中，这种状况至今也没有什么改变。许多中国大陆的民众之所以至今也未能从中共当局的欺骗与谎言之中觉醒过来，认清中共当局邪恶的真实面目，究其原因，他们或是因中共当局一贯的愚民政策而缺乏常识；或是因为没有坚信自己的常识和良知，而错误地相信了中共当局的谎言，导致被欺骗的结果。
所谓常识就是人类社会数千年来在自然科学上和社会科学上已被无数的科学实验和社会实践反复证明了的普通知识。例如：科学方面的物质不灭定律、能量守恒定律、宏观世界描述物质运动规律的牛顿三大定律、微观世界描述物质运动规律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质能转换定律（E=mc2）、各种普通数学运算规则……等等；社会历史学方面的奴隶社会比原始社会进步、封建社会比奴隶社会进步、资本主义社会比封建主义进步、宪政民主比极权独裁进步，三权分立互相制约比个人和中央集权进步……等等。作为个人不仅必须具备这些常识，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人，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坚信这些常识，才不致于轻易上当受骗。
而良知则是在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中，从原始野蛮走向文明进步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为了促进人类的共同利益和社会进步，在人与人交往时、在人与社会交往时，所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诸如：尊重他人的生命和人格尊严、不可损人利已、不可侵害他人的财产和权利、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心和怜悯心、尊老爱幼、尊重知识、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社会上不论哪个阶级、阶层、党派、团体都有好人、坏人和既好又坏的人，其中最好和最坏的人都是少数，大多数人都是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一个好的社会，人性中好的一面会受到尊重与褒扬；而人性中坏的一面会受到遏制和惩罚……等等。具备、遵守并坚信这些准则，使我们能知道什么事可为，什么事不可为；什么事应反对，什么事应支持；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一个人只要坚信自己的常识和良知便可轻易识破中共当局的骗局和谎言，洞悉事物的真像。笔者是同龄人中觉醒较早的人之中的一个。笔者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便已经开始觉醒。在我的同事、朋友中常有人问我，你为什么在那个时代就开始觉醒、就把毛泽东和中共当局的本质认清了（由于那个年代资讯的匮乏，我的觉醒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渐进的过程）？我回顾我觉醒的过程，发现这得益于我坚信我的常识和良知，以及具备一点逻辑思维能力。
“解放”初期由于年幼无知，也曾听信中共当局的欺骗宣传和谎言，对毛泽东的英明伟大无比的敬佩，相信毛泽东和中共当局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的，相信毛泽东和中共当局为我们建立的“新社会”是全世界最优越、最完美的社会制度，在新中国真的是由人民当家做主人了，反革命份子、地主、恶霸真的为了重新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而随时都在试图推翻新生的红色政权，恢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万恶的旧社会，所以对他们进行武力镇压是及时的、合理的、必要的，“抗美援朝”真的是因为美帝国主义要先侵占朝鲜，进而侵占全中国以称霸全世界，美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美国士兵都是一群贪生怕死、不堪一击只会享受的少爷兵，“土地改革”真的是为了实现耕者有其田，斗争、处决地主恶霸，真的是为了摧毁封建宗族势力在农村的统治基础，让农民真正当家作主人……等等。
然而以后逐渐发现，现实中的许多事实与我从小到大逐渐获得的常识和良知相违背。对中共当局最早的怀疑来自镇压反革命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由于世居城市，又无亲友在农村，所以当时对农村“土改”运动中斗争残杀地主、乡绅的情况知之甚少）。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我看到许多平日为人忠厚的邻居、老师仅仅因为在国民政府当过一般的办事员或下级官员便被判以重刑或被处决，其中有许多即使按中共当局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历史上也没有什么重大罪行的人也不能幸免。我记得其中有与我家往在同一栋楼房的胥先生，胥先生平日和霭可亲，与人无争，在“镇反”时于深夜被便衣抓去，大约一个星期之后派出所便通知胥太太：胥先生已被以“三青团骨干”的罪名被处决。其实胥先生在国民政府仅当过一般的办事员，大概集体加入过“三青团”（民国时代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简称），结果便因此被中共当局处决了。我在长郡中学邻班的班主任江老师，仅因民国时代在湖南某县当过一任县长，江任县长期间还救过几个中共地下党员也不能幸免，被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处决。我的英语教师郭维成先生抗战期间在四川念大学时，响应国民政府的号召投笔从戎，参加国民政府空军，在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担任英语翻译，于一天夜晚被当局抓去后不知所终。郭老师英语发音标准、教学认真负责、上课时对学生要求严格，平时态度谦和。父亲所开西药房的职员朿崇德先生，抗战初起，正在江苏读高中的朿先生也投笔从戎，参加国民革命军抗日，在湖南曾参加三次长沙会战，后升至营级军官，抗战胜利后退伍。因抗战期间已在湖南娶妻生子，故退役后便留在湖南，在我父亲开的西药房找了一份工作。“镇反”开始后被中共当局抓去以“反动军官”的罪名判了20多年徒刑，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才被放出来。朿先生有强烈的爱国心，为人仗义，乐于助人，因同是江苏人，故与我家往来密切。朿先生出狱后，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几经打听才打听到我家的新住址，还专门从株州赶到我家探望我母亲。
面对这些令我困惑的事，我常想按照我的常识和良知来判断，这些被以“三青团骨干”、“历史反革命”、“反动军官”的罪名抓去处决、判重刑的人都应算是好人，一个自称全心全意为“人民”，保护“人民”权利的政党和政府怎么能这样对待他们？
“三反五反”运动时，我那老实本份、胆小、从未参加过任何党派团体，不敢、也没有做过任何违法事情的父亲也不能幸免。因父亲世代经商，所以被当局划为资本家，运动一开始，父亲便要接受当局组织的“三反五反”工作组和西药业同业工会的员工的批判、斗争。大会、小会上要父亲交待偷税漏税、拉拢腐蚀干部、贿赂干部的罪行。由于经常有部队的医药部门的人到父亲的西药房购买西药，所以也有部队的军人来要父亲交待他贿赂部队医务人员的罪行。由于白天的时间父亲要接受同业工会员工的批斗、交待反省同题，部队的工作人员只好晚上找到我家来，逼迫父亲交待贿赂部队医务人员的罪行，开始部队上来的人态度很粗暴，有时甚至掏出手枪来威逼父亲交待他行贿拉拢部队医务人员的罪行，后来看到我家门口挂了一块“光荣军属”的红木牌，他们一问知道是我大哥参军“抗美援朝”之后，以后几天晚上部队来人对父亲的态度才稍有好转，由于父亲实在交待不出自己有什么行贿拉拢部队医务人员的罪行，大约部队的医务人员也没有交待出什么受贿和被拉拢的罪行，过了一个多星期部队的人就再也没有来找过父亲。但是西药业同业工会和工作组对父亲及其他西药业的资本家的批斗却仍在持续（其他行业的情况也一样），后来包括父亲在内的西药业的资本家都被集中关在一起进行批斗。除要员工们检举揭发之外，还要求资本家们互相检举揭发彼此的偷税漏税、拉拢腐蚀干部的罪行，直至员工们和工作组认为表现好的才可以过关放回家，当时称之为“下楼”。
那时市广播电台和省广播电台每天都要播放哪些资本家交待了哪些偷税漏税、拉拢腐蚀干部的罪行，并积极退赔了多少赃款、赃物，获得了当局的宽大处理，已“下楼”回到家里与亲人团聚。因父亲没有任何罪行可以交待，也不愿违心地去胡乱捡举揭发他人，所以一直未能“下楼”。到学习班的人数已所剩无几时，父亲无奈，只好在批斗会上宣称自己“解放”后虽没有什么偷税漏税、拉拢腐蚀干部的罪行，但自己家里的几件古董，现在经过学习认识到这是旧社会用剥削工人阶级得来的钱买来的，自己愿意捐献给政府，以减轻自己旧社会剥削工人阶级的罪行。父亲捐出了战国时期的青铜剑、青铜戈各一件、西汉时期棺材头前镶嵌的铜质镏金虎头一件和几件西汉时期的陶器，才得到员工们和工作组的认可，认为可以过关“下楼”，这样父亲才得以退财消灾回到家里。
父亲在“三反五反”运动中的遭遇同样令我困惑，象父亲这样忠厚老实的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的政党和政府为何要不顾事实一再要求他交待那些根本不存在的罪行？那些资本家们为何都要和父亲一样在退赔了许多所谓赃款赃物之后才得以过关“下楼”？这不是变相的抢劫吗？
到1956年我哥哥从部队转业回家探亲时，我们兄弟姊妹问他在朝鲜打仗的情况，问他美国兵是不是都是些少爷兵？打起仗来一个个怕苦怕累、贪生怕死。因为报纸上、广播上、电影上都是这么说的。不料哥哥听后大不以为然地说：哪里是这么一回事，人家美国兵许多都是经过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不仅训练有素，而且战斗经验也很丰富，枪炮打得可准啦！武器又很先进，要消灭他们很不容易。他们之中胆小的也有，但大多数也很勇敢，不过他们的上级把士兵的生命看得很重要，有时我们趁黑夜他们的飞机、坦克、大炮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时采取人海战术发动偷袭，他们为了减少伤亡宁愿主动放弃阵地，将士兵撤退至安全地区，到次日白天再动用飞机、大炮进行地毯式轰炸消灭我方有生力量之后，再在坦克和炮火的掩护之下，以极少的伤亡代价重新把阵地夺回来。说他们是少爷兵倒也不全错，因为他们不仅行军有汽车，睡的是暖和的鸭绒睡袋、吃的是鱼、肉、蔬菜罐头、巧克力、面包、饼干，还有随军餐车供应热食，即使是冬天也可轮流到随军沐浴车上洗热水澡，与我们只能吃炒面（有时连炒面也吃不上，还要忍饥挨饿）、喝雪水、卧雪地相比他们生活得确实如少爷一般，只是他们并不是一群怕苦怕累、贪生怕死的少爷，而是一群很能打仗的士兵。如果美国兵真的像报纸上、广播上、电影上说的那样是一群怕苦怕累、贪生怕死、不堪一击的少爷兵，那岂不早就被我们志愿军赶到大海里去了，怎么会在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之后，仍在三八线附近实现停战？哥哥还说：他们刚到朝鲜时由于与联合国军武器装备相差太悬殊，我们又奉行人海战术，所以当时上级提出的一条标准就是：如果一场战斗敌我伤亡的比例达到一比七（即敌方伤亡一名士兵我方伤亡七名士兵），那么这场战斗就算是打赢了（至于打输了的战斗，伤亡比例就不知道高到什么程度了），到以后随着从苏联购买的飞机大炮坦克装备志愿军，这个比例才逐渐有所下降。与哥哥的这些谈话令我猛然惊醒，原来我们的报纸、广播、电影和政府的各种宣传都是骗人的谎言。
一九五七年全国开展针对知识份子的“反右运动”，我念书的中学也不例外，当时报纸上、广播上以及学校召开的大会上都大力宣扬号召知识份子和全国各界民众帮助共产党整风，鼓励他们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运动，共产党则保证做到“言者无罪、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教师们都信以为真，纷纷在鸣放会上或写大字报向党和学校领导提出各种改进教育工作的意见。在鸣放会上你不发言、不提意见、不写大字报也不行，会被认为对大鸣大放、对整风运动消极抵抗也要遭到批判。
到这年6月份风向开始突然转变，人民日报以社论、评论的方式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反击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向党和人民发动的猖狂进攻。自此开始，中共当局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我们中学那些学识渊博、人品高尚深受学生敬爱的教师、职员几乎无一幸免，纷纷被划成“右派份子”，他们或被送去蹲监狱劳动改造；或被处以“劳动教养”；或被降职降薪取消教师资格被当作“反面教员”留在学校从事一些杂务。其中只有一人例外，那就是我们高中的数学教师劳启祥先生，劳老师早年在海关工作，后得美国教会雅礼会的资助去美国留学，获得数学硕士学位后回国，在雅礼会开办的雅礼中学任教，并与雅礼会传教士美国人俞道成（中文名）共同负责学校的领导工作。在1950年开展“反帝爱国运动”时，俞、劳二人在被批斗后，被雅礼中学的“爱国”师生当作垃圾用垃圾车拖出校门。俞道成被当作帝国主义份子被当局驱逐出境返回美国，劳启祥先生被当作帝国主义的走狗被清洗出教师队伍。后因“解放”后中学教师奇缺，劳先生又是本市首屈一指的数学教师，个人历史上又查不出有什么当局不能容忍的“劣迹”，所以不久又被当局聘为我们中学的高中数学教师。“反右运动”一开始同学们根据劳老师的履历，纷纷认定劳老师恐怕难过此关，然而直到反右结束，劳老师都未被划成右派份子。不知是劳老师是对中共当局整人的方式有深切了解，在运动期间也发言，也写大字报，但谈的写的都是当局抓不到任何把柄的事，劳老师曾写大字报要求教导处的时钟应挂高一点，以便师生们透过教导处门上部的玻璃能随时看到准确的时间，不致影响师生们按时上课，诸如此类从不涉及党的政策方针和学校领导的意见，劳老师提了不少，当局不能说他参加运动不积极，又安不上攻击党的方针政策和攻击学校领导的罪名使劳老师逃过了被划成“右派份子”的厄运呢？还是由于当局为了把劳老师当作当局“尊师重教”的花瓶，而没有把劳老师划为右派？也许这两方面的因素都有一点吧！
看到“反右运动”中平日深受我们敬爱的品学兼优的老师、职工一个一个被打成右派份子（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将给他们和他们的家庭带来多么深重的苦难），而一些平日不学无术人品低下的教职工都成了“反右运动”的积极份子，他们有的入党，有的被提拔为学校的领导。这使我想到：一个如此英明伟大的政党和它的领袖怎么能这样良莠倒置地对待它的人民特别是知识份子呢？这一切都背离我的常识和良知，面对当局的种种蛊惑人心、似是而非的欺骗宣传，我也曾犹豫过，我也曾彷徨过。我有时也想，是不是我看问题的阶级立场错啦？是不是我的思想意识错了？但是我的常识和良知告诉我：不论是站在哪个阶级、哪个政党、哪个主义的立场；无论是以何种思想观点来思考分析问题，反正对民众进行欺骗愚弄、对事实真像进行隐瞒和歪曲都是不对的，对好人好事进行打击惩处，对坏人坏事进行鼓励、宣扬和奖赏都是不对的。这样，到“反右运动”以后，我对毛译东和中共当局的英明伟大、对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对我们的报纸广播电影和宣传的真实性的信念已开始崩溃。
到1958年毛和中共发动的疯狂的“大跃进运动”和接踵而来的饿死三、四千万人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之后，我对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的“英明伟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幸福”的谎言已彻底识破，对“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好信仰已彻底崩溃。
因为在这段时间内，毛泽东和中共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都与我的常识和良知相违背，诸如：1、大炼钢铁，要在一年内使钢铁产量翻一翻，从1957年的535万吨/年达到1958年的1070万吨/年。常识告诉我在一年时间内，钢铁厂的生产能力是不可能翻一翻的，铁矿石、焦炭、生铁的产量都不可能在一年内翻一翻，那么钢产量也就绝无可能在一年的时间内增加一倍。所以当1958年底中共当局通过报纸、广播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宣布已提前多少天完成钢产量一年内翻一翻的“宏伟”目标时，我就知道那全是欺骗民众的鬼话。至于那些遍布全国城乡的小高炉炼钢铁则更是人类生产历史上罕见的倒行逆施。人类正常的生产活动都是把原材料投入到生产过程中去，生产出人们生活和生产活动中所需要的成品来，以满足社会的需要。然而在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中投入到土高炉中去的，除部份废旧钢铁之外，还有许多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正在使用的各种钢铁制成品：铁锅、火钳、铁铲、刀具、锁具……等钢铁制成品，然而生产出来的却是一些连原料都不如的废品。其荒谬程度，实为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
2、粮食亩产由几百斤浮夸到几千斤、几万斤最高达到十三万多斤（据1958年人民日报报道：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在一亩多的稻田里水稻平均亩产达到130434斤）。根据我以前从乡下来的农民和农村同学那里以及书本上获得的常识知道：当时水稻年成差的时候亩产只有三、四百斤甚至更低；平常年成亩产四、五百斤；即使遇到风调雨顺的大丰收亩产也不过五、六百斤。我的常识告诉我，在水稻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未取得重大突破的情况之下，要达到亩产上千斤都是不可能的，更何况达到亩产数万斤和十三万多斤。所以无论中共当局的广播、报纸如何吹嘘、宣传；无论郭沫若之类的无耻文人如何出面进行吹捧；无论钱学森之流的无耻科学家出来怎样论证，我都认为水稻亩产达到数万斤，甚至十三万多斤是完全不可能的，是骗人的鬼话。
3、对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专家、教授进行丑化、批判，把他们说成是一批满脑子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学无术的寄生虫。实际上在我与学校的老师、专家、教授们的接触之中，感觉到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是品德高尚、有真才实学的，理应得到国家和民众尊重的宝贵人才。对专家教授的丑化、贬低和批判严重损伤了他们原先满怀的建设新中国的热情。我校化工系留法归国的教授钟铃先生（国内好几家化工厂都是由钟教授设计的）因不堪忍受当局鼓动的师生们对他的丑化、批判，写出大字报要求学校当局批准他回广东农村老家务农，以表达他对个人前途的绝望，以及对当局的不满和抵制。
4、大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拆散社员的家庭（毛译东和中共当局认为家庭是产生私心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想的源泉），把男女社员分别组织到各级民兵组织之中，实行集体生活、集体劳动、集体进行民兵训练，小孩大的住进字校，小的住进幼儿园。许多地方为此把社员家的房子也拆掉了，把社员家里煮饭用的锅盆碗筷都收走了，以断绝社员们对家庭生活的眷恋。人类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低下，为抵抗自然灾害和收集、猎取食物，只能过着群居生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出现了私有财产，才产生了稳定的家庭，从此人类才由群居生活进步到分散的家庭生活，从此家庭成了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组成单元，家庭是延续人类种群、传承人类文明、抚育后代、对后代进行伦理道德教育、建立人的良知和价值标准不可替代的社会基本单元。由家庭回归群体生活岂不是逆社会进步的潮流的倒退行为么？
5、把人分为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禁止民众的自由迁徙和流动。成为城市户口的居民享有许多农村户口居民没有的待遇，诸如：可招工招干、可享受各种不同级别的免费医疗待遇、由国家计划供应粮油，在物资困难时期由国家发给购买各种物资的票证……这些都是持农村户口的农民们享受不到的待遇，一个自称追求平等、一个自称为广大农民谋福利、一个自称由工人和农民一起当家作主的政党和它的政府，怎能如此在民众中制造社会不公呢？怎能如此践踏农民的权益呢？怎能如此违背自己过去宣扬的诺言呢？
6、到1958年时，中共当局己完善了把人分成享有不同权利和生活待遇的等级制度：党中央主席、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省部（军）级干部、地市（师）级干部、县（团）级干部……等中高级干部都分别享有与其职务相当的各种特权和生活福利待遇，下面的基层干部，党员、军人、团员、工人、贫下中农、城市贫民、普通民众、知识份子、资产阶级……都享有不同的政治和生活待遇。处在社会低层的是起义投诚人员、原国民政府的一般工作人员、国军士兵、劳改劳教释放人员……。处在社会最底层的是“五类份子”（地富反坏右），他们的家属和子弟处在这个社会的倒数第二层。“五类份子”及其家属子弟成为这个社会任人欺凌的贱民。我的常识和良知告诉我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消除历史上形成的等级制度实现人人平等，毛译东和中共当局在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之前不是也宣称实现平等是他们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吗？怎么他们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不仅没有兑现实现人人平等的诺言，反而建立并完善了我国历史上（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严密、最惨无人性的等级制度，这不仅违背了他们过去许下的诺言，而且也与人类社会进步的方向背道而驰，这不是反动是什么？
7、“大跃进”造成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致使日用工业品和食品供应紧张，中共当局不得不采取凭票计划供应的办法来应对，除早已有的布票、粮票、食油票之外，煤票、煤油票、香烟票、棉花票、肉票、火柴票、白行车票、手表票、收音机票、缝纫机票……等多种票证[注]也应运而生，这些票证供应的数量远不能满足民众日常生活的正常需要。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粮食、副食品蔬菜供应紧张。1958年秋季我刚进大学时学校的伙食尚好，吃饭也未限量，到1959年粮食开始限量每月供应27斤大米（1960年起又以每人每月“自愿”节约3斤以支援灾区的名义降为每月24斤）、每月半斤食油（后降为每月3两），伙食的质量也急剧下降，除了节日已见不到鱼肉，就连蔬菜的品种和数量都很少，这一年从秋季起就餐餐是冬瓜和蕹菜（外地人叫空心菜），到秋末蕹菜结籽收摘后，余下的枯茎也拿来做菜吃，这种蕹菜枯茎切碎后形成了一种由纤维素构成的小管状物，没有任何营养价值，而且难以嚼烂、难以下咽，被同学们戏称为“无缝钢管”。此时教师学生因营养不良和长期处于饥饿状态抵抗力下降而出现水肿、乙型肝炎、肝硬化、肺结核等疾病。从家住农村的同学家里的来信知道农村已出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以致每当我们学生宿舍传达室的老张，到哪间宿舍叫某某同学到传达室来拿信时，我都会看到这位同学带着惶恐的脸神，马上跑到传达室去取信，回宿时往往都是带着悲慽的神态，眼睛里还噙着泪水，因为信中往往是告诉他家里谁谁谁又饿死了。在那个极端贫困的年代，农村同学家里没有诸如死人、结婚、生子之类的重大事情，是决不会花宝贵的八分钱去寄一封信的，这就是为什么农村同学一听到家里有信来就立显惶恐的原因。我们学校的学生大都来自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省，也就是历史上号称“湖广熟、天下足”的富庶地区，如没有特大的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在两广、两湖地区通常是不会出现饿死人的现象的，而据同学们寒暑假回家了解到的情况表明，在1959、1960和1961年这三年，他们的家乡都没有出现什么重大的自然灾害。我从我那位由志愿军转业到河南省泌阳县农业局工作的哥哥那里知道，他所工作的泌阳县在那段时间也饿死了将近30%的人口（其中主要是农民），与他们同一个省的光山县饿死的人更多，至少有40%以上的人口饿死，而且那三年在河南也没有发生什么大的自然灾害。尽管由于中共当局的隐瞒、欺骗从不报道饿死人的事，我仍然发现在这三年内大量饿死人不是局部范围的事而是遍及全国各地的严重事件。
以上这些事都与我的基本常识和良知相违背，所以无论中共当局的广播、报纸、大会报告对这些事如何大肆隐瞒、美化、歪曲和吹嘘，我已不会再上当受骗了。我开始思考为什么在一个被说得如此英明、伟大、正确的政党和它的领袖的领导之下；为什么在实施一个被说得如此理想、如此完美的社会制度之下，“解放”后所发生的一切，几乎都完全与我的常识和良知相背离？面对在这个无比“英明、伟大、正确”政党和它的领袖的领导之下，在中国大陆实施世界上“最理想、最完美”的社会制度时，竟然把中国大陆带到国民经济濒临全面崩溃、物资极度匮乏、大量饿死人（由于当时当局的封锁，资讯匮乏，只知道全国到处都饿死了人，而且数量不少，不可能知道具体的数字）的悲惨境地。笔者当时作为一名热血青年，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驱使我立志探索造成“解放”后一切悲剧的根源，寻找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于是我到图书馆借来马克思写的《资本论》进行阅读。我发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收集了一些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和地主、贵族剥削农民的典型事例，加以普遍化绝对化，因而得出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农民与地主贵族之间的矛盾是你死我活的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的结论，所以马克思认为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把资本家、地主、贵族统统打倒，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才能先建设社会主义然后再过渡到美好的人人都能自觉地把劳动当成自己的第一需要、人人都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人人都享有最大限度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把资本家、地主、贵族统统看成是一群为了追求利润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人；把无产阶级都看成是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大公无私的、有高尚品德的先进阶级。在马克思的所谓“剩余价值”理论中认为只有工人农民的劳动才创造了社会财富和剩余价值。资本家、地主、贵族获得的利润、地租完全是剥削工人农民的剩余价值而得，资本家、贵族、地主是社会的寄生虫。
马克思的这些理论都与我的常识和良知相背离：1、马克思看到了资本家与工人、地主贵族与农民之间利益有冲突、有矛盾的一面，并把这种冲突和矛盾扩大化、绝对化为一种你死我活的、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并武断地认为这种矛盾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革命后的无产阶级专政，把资产阶级、贵族地主阶级彻底打倒并加以消灭的方式才能加以解决。
我的常识告诉我资本家与工人之间，贵族、地主与农民之间除了利益有矛盾（例如：资本家希望获得更多的利润与工人希望获得更高的工资之间的矛盾；贵族、地主希望获得更多的土地租金与农民希望付出较少的租金之间的矛盾）之外，他们双方之间还有许多基本利益一致的地方，例如：资本家和工人都希望这家工厂、公司能继续经营下去，这样资本家才能赚取利润让自己和家人生活得更好或扩大生产规模，工人才能赚取工资以养家糊口；资本家和工人都希望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这样资本家才能获得更多的利润，工人才能减轻自己的劳动强度、改善自己的生产环境和增加自己的工资收入。贵族、地主都希望自己的土地有人承租，这样他们才能获得租金以维持自己一家较为富裕的生活，农民也希望能租得土地从事耕作以养活家人；贵族、地主和农民都希望采用先进的耕作技术和优良的品种以提高产品的产量、质量和生产效率，这样，贵族、地主可获得更多的地租，农民也可以减轻劳动强度，提高生产效率使自己得到更多的收获……。资本家与工人之间，贵族、地主与农民之间这些基本利益一致的地方，就决定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贵族、地主与农民之间都是一种互相利用、互相依存的关系，而绝不是马克思所说的你死我活的不可调和的敌对关系。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完全可以通过平和的方式，如游行、示威、罢工、罢租、谈判、互相妥协等方式加以协调和解决（现在实行民主宪政的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已经做得很成功）。认识到马克思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敌对矛盾的错误之后，那么马克思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学说也就失去了基础，当然也就不攻自破了。
2、马克思关于“人人都品德高尚能自觉地把劳动当成生活的第一需要、自觉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人人都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物资极度丰富”的共产主义美好社会的描绘，我的常识告诉我，这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因为人与生俱来的自私、趋利的动物属性注定了除社会上极少数品德高尚的人之外，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做到自觉地为社会、为他人无私地奉献自己的一切所能。作为一种制度或是一种政策必须以全社会所有人的统计平均道德水平为依据来制定才具有可行性，而以社会上极个别的理想人的道德水平制定的社会制度或政策，只能是一种完全不具备可行性的空想。由于人类生存的地球能提供的天然资源的有限性，注定了人类社会能提供的精神和物质财富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都是有限度的，而人的需求和欲望却是无限的，因而要实现各取所需也是完全不可能的。至于人人都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则更是不可能，一个人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必然损害他人享有的自由，这必将造成另一些人自由的丧失，这必将导致混乱、灾难和不平。看一看“解放”后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的毛泽东和中共当局给中国大陆造成了多么深重的灾难和混乱，让中国大陆民众丧失了多少自由就能明白这一点。
3、马克思按阶级来划分人的先进与反动、人的品德的高低，也与我将近二十年（1960年前后笔者的年龄）与人交往的经验中获得的常识相违背，这些常识告诉我人的先进与反动、品德的高低是绝不能以阶级、职业来划分的，不论哪个阶级，不论从事何种职业的人都有先进的、落后的、反动的人，都有品德高尚的、品德一般的和品德差的人。马克思为了支持他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违背社会现实真像，人为地杜撰出一个具有先进思想、高度组织纪律性、大公无私和高尚品德的“无产阶级”。这个被马克思杜撰出来的先进阶级为了实现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美好的共产主义”理想来领导“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来推翻思想反动、品德恶劣的“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实行无产阶级对剥削阶级的镇压和消灭。常识和良知使我认识到马克思这些违背社会真实状况的理论的荒谬和这套理论反人性、反文明的本质。
4、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中认为只有工人、农民的劳动才创造了社会财富和剩余价值。资本家、地主、贵族获得的利润、地租完全是剥削工人农民的剩余价值而得。常识和良知告诉我，在这里马克思完全忽视了资本家、地主、贵族在管理、经营工厂、农庄时所付出的脑力和体力劳动在创造社会财富过程中的重大贡献。此外马克思还忽视了科学知识和技术在创造社会财富时的巨大作用。自十九世纪末以来，特别是二战结束以来至今，人类社会财富成百上千倍地迅速增长，主要是得力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民主宪政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完善，而不是主要来自什么工人农民创造的“剩余价值”。
坚信自己的常识和良知，使我认清了马克思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之上的、脱离现实可能的空想，以及它的反人性、反文明的本质。坚信自己的常识和良知，使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便透过中共当局的隐瞒欺骗、洗脑灌输，洞穿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当局的丑恶面目、反动本质和许多重大事件的真像。终于使我从中共当局的隐瞒、欺骗、误导中觉醒过来。所以，以我个人的经验，在当今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政权统治下的中国大陆社会，一个人要从中共当局层出不穷的、似是而非的、无所不在的欺骗、隐瞒、歪曲伎俩之中洞穿事物的真像、本质，使自己彻底觉醒过来，其实并不需要具备多么高深的理论、多么渊博的学识，只要你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坚信自己的常识和良知，你就能做到这一点。
谨以此文敬献给我那些在中共当局的隐瞒、欺骗、误导和洗脑之下良知未泯的尚未觉醒和正在觉醒的同胞。
2016年12月7日写于望春轩
[注]：煤是当时城镇居民的主要燃料，煤油则是当时农村和小城镇居民照明用的煤油灯的主要能源。至于自行车票、手表票、收音机票和缝纫机票等高档稀少的票证则只有大的机关、厂矿单位才有少量供应，农民是无缘享受到的。
所谓常识就是人类社会数千年来在自然科学上和社会科学上已被无数的科学实验和社会实践反复证明了的普通知识。例如：科学方面的物质不灭定律、能量守恒定律、宏观世界描述物质运动规律的牛顿三大定律、微观世界描述物质运动规律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质能转换定律（E=mc2）、各种普通数学运算规则……等等；社会历史学方面的奴隶社会比原始社会进步、封建社会比奴隶社会进步、资本主义社会比封建主义进步、宪政民主比极权独裁进步，三权分立互相制约比个人和中央集权进步……等等。作为个人不仅必须具备这些常识，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人，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坚信这些常识，才不致于轻易上当受骗。
而良知则是在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中，从原始野蛮走向文明进步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为了促进人类的共同利益和社会进步，在人与人交往时、在人与社会交往时，所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诸如：尊重他人的生命和人格尊严、不可损人利已、不可侵害他人的财产和权利、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心和怜悯心、尊老爱幼、尊重知识、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社会上不论哪个阶级、阶层、党派、团体都有好人、坏人和既好又坏的人，其中最好和最坏的人都是少数，大多数人都是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一个好的社会，人性中好的一面会受到尊重与褒扬；而人性中坏的一面会受到遏制和惩罚……等等。具备、遵守并坚信这些准则，使我们能知道什么事可为，什么事不可为；什么事应反对，什么事应支持；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一个人只要坚信自己的常识和良知便可轻易识破中共当局的骗局和谎言，洞悉事物的真像。笔者是同龄人中觉醒较早的人之中的一个。笔者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便已经开始觉醒。在我的同事、朋友中常有人问我，你为什么在那个时代就开始觉醒、就把毛泽东和中共当局的本质认清了（由于那个年代资讯的匮乏，我的觉醒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渐进的过程）？我回顾我觉醒的过程，发现这得益于我坚信我的常识和良知，以及具备一点逻辑思维能力。
“解放”初期由于年幼无知，也曾听信中共当局的欺骗宣传和谎言，对毛泽东的英明伟大无比的敬佩，相信毛泽东和中共当局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的，相信毛泽东和中共当局为我们建立的“新社会”是全世界最优越、最完美的社会制度，在新中国真的是由人民当家做主人了，反革命份子、地主、恶霸真的为了重新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而随时都在试图推翻新生的红色政权，恢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万恶的旧社会，所以对他们进行武力镇压是及时的、合理的、必要的，“抗美援朝”真的是因为美帝国主义要先侵占朝鲜，进而侵占全中国以称霸全世界，美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美国士兵都是一群贪生怕死、不堪一击只会享受的少爷兵，“土地改革”真的是为了实现耕者有其田，斗争、处决地主恶霸，真的是为了摧毁封建宗族势力在农村的统治基础，让农民真正当家作主人……等等。
然而以后逐渐发现，现实中的许多事实与我从小到大逐渐获得的常识和良知相违背。对中共当局最早的怀疑来自镇压反革命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由于世居城市，又无亲友在农村，所以当时对农村“土改”运动中斗争残杀地主、乡绅的情况知之甚少）。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我看到许多平日为人忠厚的邻居、老师仅仅因为在国民政府当过一般的办事员或下级官员便被判以重刑或被处决，其中有许多即使按中共当局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历史上也没有什么重大罪行的人也不能幸免。我记得其中有与我家往在同一栋楼房的胥先生，胥先生平日和霭可亲，与人无争，在“镇反”时于深夜被便衣抓去，大约一个星期之后派出所便通知胥太太：胥先生已被以“三青团骨干”的罪名被处决。其实胥先生在国民政府仅当过一般的办事员，大概集体加入过“三青团”（民国时代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简称），结果便因此被中共当局处决了。我在长郡中学邻班的班主任江老师，仅因民国时代在湖南某县当过一任县长，江任县长期间还救过几个中共地下党员也不能幸免，被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处决。我的英语教师郭维成先生抗战期间在四川念大学时，响应国民政府的号召投笔从戎，参加国民政府空军，在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担任英语翻译，于一天夜晚被当局抓去后不知所终。郭老师英语发音标准、教学认真负责、上课时对学生要求严格，平时态度谦和。父亲所开西药房的职员朿崇德先生，抗战初起，正在江苏读高中的朿先生也投笔从戎，参加国民革命军抗日，在湖南曾参加三次长沙会战，后升至营级军官，抗战胜利后退伍。因抗战期间已在湖南娶妻生子，故退役后便留在湖南，在我父亲开的西药房找了一份工作。“镇反”开始后被中共当局抓去以“反动军官”的罪名判了20多年徒刑，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才被放出来。朿先生有强烈的爱国心，为人仗义，乐于助人，因同是江苏人，故与我家往来密切。朿先生出狱后，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几经打听才打听到我家的新住址，还专门从株州赶到我家探望我母亲。
面对这些令我困惑的事，我常想按照我的常识和良知来判断，这些被以“三青团骨干”、“历史反革命”、“反动军官”的罪名抓去处决、判重刑的人都应算是好人，一个自称全心全意为“人民”，保护“人民”权利的政党和政府怎么能这样对待他们？
“三反五反”运动时，我那老实本份、胆小、从未参加过任何党派团体，不敢、也没有做过任何违法事情的父亲也不能幸免。因父亲世代经商，所以被当局划为资本家，运动一开始，父亲便要接受当局组织的“三反五反”工作组和西药业同业工会的员工的批判、斗争。大会、小会上要父亲交待偷税漏税、拉拢腐蚀干部、贿赂干部的罪行。由于经常有部队的医药部门的人到父亲的西药房购买西药，所以也有部队的军人来要父亲交待他贿赂部队医务人员的罪行。由于白天的时间父亲要接受同业工会员工的批斗、交待反省同题，部队的工作人员只好晚上找到我家来，逼迫父亲交待贿赂部队医务人员的罪行，开始部队上来的人态度很粗暴，有时甚至掏出手枪来威逼父亲交待他行贿拉拢部队医务人员的罪行，后来看到我家门口挂了一块“光荣军属”的红木牌，他们一问知道是我大哥参军“抗美援朝”之后，以后几天晚上部队来人对父亲的态度才稍有好转，由于父亲实在交待不出自己有什么行贿拉拢部队医务人员的罪行，大约部队的医务人员也没有交待出什么受贿和被拉拢的罪行，过了一个多星期部队的人就再也没有来找过父亲。但是西药业同业工会和工作组对父亲及其他西药业的资本家的批斗却仍在持续（其他行业的情况也一样），后来包括父亲在内的西药业的资本家都被集中关在一起进行批斗。除要员工们检举揭发之外，还要求资本家们互相检举揭发彼此的偷税漏税、拉拢腐蚀干部的罪行，直至员工们和工作组认为表现好的才可以过关放回家，当时称之为“下楼”。
那时市广播电台和省广播电台每天都要播放哪些资本家交待了哪些偷税漏税、拉拢腐蚀干部的罪行，并积极退赔了多少赃款、赃物，获得了当局的宽大处理，已“下楼”回到家里与亲人团聚。因父亲没有任何罪行可以交待，也不愿违心地去胡乱捡举揭发他人，所以一直未能“下楼”。到学习班的人数已所剩无几时，父亲无奈，只好在批斗会上宣称自己“解放”后虽没有什么偷税漏税、拉拢腐蚀干部的罪行，但自己家里的几件古董，现在经过学习认识到这是旧社会用剥削工人阶级得来的钱买来的，自己愿意捐献给政府，以减轻自己旧社会剥削工人阶级的罪行。父亲捐出了战国时期的青铜剑、青铜戈各一件、西汉时期棺材头前镶嵌的铜质镏金虎头一件和几件西汉时期的陶器，才得到员工们和工作组的认可，认为可以过关“下楼”，这样父亲才得以退财消灾回到家里。
父亲在“三反五反”运动中的遭遇同样令我困惑，象父亲这样忠厚老实的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的政党和政府为何要不顾事实一再要求他交待那些根本不存在的罪行？那些资本家们为何都要和父亲一样在退赔了许多所谓赃款赃物之后才得以过关“下楼”？这不是变相的抢劫吗？
到1956年我哥哥从部队转业回家探亲时，我们兄弟姊妹问他在朝鲜打仗的情况，问他美国兵是不是都是些少爷兵？打起仗来一个个怕苦怕累、贪生怕死。因为报纸上、广播上、电影上都是这么说的。不料哥哥听后大不以为然地说：哪里是这么一回事，人家美国兵许多都是经过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不仅训练有素，而且战斗经验也很丰富，枪炮打得可准啦！武器又很先进，要消灭他们很不容易。他们之中胆小的也有，但大多数也很勇敢，不过他们的上级把士兵的生命看得很重要，有时我们趁黑夜他们的飞机、坦克、大炮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时采取人海战术发动偷袭，他们为了减少伤亡宁愿主动放弃阵地，将士兵撤退至安全地区，到次日白天再动用飞机、大炮进行地毯式轰炸消灭我方有生力量之后，再在坦克和炮火的掩护之下，以极少的伤亡代价重新把阵地夺回来。说他们是少爷兵倒也不全错，因为他们不仅行军有汽车，睡的是暖和的鸭绒睡袋、吃的是鱼、肉、蔬菜罐头、巧克力、面包、饼干，还有随军餐车供应热食，即使是冬天也可轮流到随军沐浴车上洗热水澡，与我们只能吃炒面（有时连炒面也吃不上，还要忍饥挨饿）、喝雪水、卧雪地相比他们生活得确实如少爷一般，只是他们并不是一群怕苦怕累、贪生怕死的少爷，而是一群很能打仗的士兵。如果美国兵真的像报纸上、广播上、电影上说的那样是一群怕苦怕累、贪生怕死、不堪一击的少爷兵，那岂不早就被我们志愿军赶到大海里去了，怎么会在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之后，仍在三八线附近实现停战？哥哥还说：他们刚到朝鲜时由于与联合国军武器装备相差太悬殊，我们又奉行人海战术，所以当时上级提出的一条标准就是：如果一场战斗敌我伤亡的比例达到一比七（即敌方伤亡一名士兵我方伤亡七名士兵），那么这场战斗就算是打赢了（至于打输了的战斗，伤亡比例就不知道高到什么程度了），到以后随着从苏联购买的飞机大炮坦克装备志愿军，这个比例才逐渐有所下降。与哥哥的这些谈话令我猛然惊醒，原来我们的报纸、广播、电影和政府的各种宣传都是骗人的谎言。
一九五七年全国开展针对知识份子的“反右运动”，我念书的中学也不例外，当时报纸上、广播上以及学校召开的大会上都大力宣扬号召知识份子和全国各界民众帮助共产党整风，鼓励他们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运动，共产党则保证做到“言者无罪、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教师们都信以为真，纷纷在鸣放会上或写大字报向党和学校领导提出各种改进教育工作的意见。在鸣放会上你不发言、不提意见、不写大字报也不行，会被认为对大鸣大放、对整风运动消极抵抗也要遭到批判。
到这年6月份风向开始突然转变，人民日报以社论、评论的方式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反击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向党和人民发动的猖狂进攻。自此开始，中共当局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我们中学那些学识渊博、人品高尚深受学生敬爱的教师、职员几乎无一幸免，纷纷被划成“右派份子”，他们或被送去蹲监狱劳动改造；或被处以“劳动教养”；或被降职降薪取消教师资格被当作“反面教员”留在学校从事一些杂务。其中只有一人例外，那就是我们高中的数学教师劳启祥先生，劳老师早年在海关工作，后得美国教会雅礼会的资助去美国留学，获得数学硕士学位后回国，在雅礼会开办的雅礼中学任教，并与雅礼会传教士美国人俞道成（中文名）共同负责学校的领导工作。在1950年开展“反帝爱国运动”时，俞、劳二人在被批斗后，被雅礼中学的“爱国”师生当作垃圾用垃圾车拖出校门。俞道成被当作帝国主义份子被当局驱逐出境返回美国，劳启祥先生被当作帝国主义的走狗被清洗出教师队伍。后因“解放”后中学教师奇缺，劳先生又是本市首屈一指的数学教师，个人历史上又查不出有什么当局不能容忍的“劣迹”，所以不久又被当局聘为我们中学的高中数学教师。“反右运动”一开始同学们根据劳老师的履历，纷纷认定劳老师恐怕难过此关，然而直到反右结束，劳老师都未被划成右派份子。不知是劳老师是对中共当局整人的方式有深切了解，在运动期间也发言，也写大字报，但谈的写的都是当局抓不到任何把柄的事，劳老师曾写大字报要求教导处的时钟应挂高一点，以便师生们透过教导处门上部的玻璃能随时看到准确的时间，不致影响师生们按时上课，诸如此类从不涉及党的政策方针和学校领导的意见，劳老师提了不少，当局不能说他参加运动不积极，又安不上攻击党的方针政策和攻击学校领导的罪名使劳老师逃过了被划成“右派份子”的厄运呢？还是由于当局为了把劳老师当作当局“尊师重教”的花瓶，而没有把劳老师划为右派？也许这两方面的因素都有一点吧！
看到“反右运动”中平日深受我们敬爱的品学兼优的老师、职工一个一个被打成右派份子（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将给他们和他们的家庭带来多么深重的苦难），而一些平日不学无术人品低下的教职工都成了“反右运动”的积极份子，他们有的入党，有的被提拔为学校的领导。这使我想到：一个如此英明伟大的政党和它的领袖怎么能这样良莠倒置地对待它的人民特别是知识份子呢？这一切都背离我的常识和良知，面对当局的种种蛊惑人心、似是而非的欺骗宣传，我也曾犹豫过，我也曾彷徨过。我有时也想，是不是我看问题的阶级立场错啦？是不是我的思想意识错了？但是我的常识和良知告诉我：不论是站在哪个阶级、哪个政党、哪个主义的立场；无论是以何种思想观点来思考分析问题，反正对民众进行欺骗愚弄、对事实真像进行隐瞒和歪曲都是不对的，对好人好事进行打击惩处，对坏人坏事进行鼓励、宣扬和奖赏都是不对的。这样，到“反右运动”以后，我对毛译东和中共当局的英明伟大、对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对我们的报纸广播电影和宣传的真实性的信念已开始崩溃。
到1958年毛和中共发动的疯狂的“大跃进运动”和接踵而来的饿死三、四千万人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之后，我对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的“英明伟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幸福”的谎言已彻底识破，对“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好信仰已彻底崩溃。
因为在这段时间内，毛泽东和中共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都与我的常识和良知相违背，诸如：1、大炼钢铁，要在一年内使钢铁产量翻一翻，从1957年的535万吨/年达到1958年的1070万吨/年。常识告诉我在一年时间内，钢铁厂的生产能力是不可能翻一翻的，铁矿石、焦炭、生铁的产量都不可能在一年内翻一翻，那么钢产量也就绝无可能在一年的时间内增加一倍。所以当1958年底中共当局通过报纸、广播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宣布已提前多少天完成钢产量一年内翻一翻的“宏伟”目标时，我就知道那全是欺骗民众的鬼话。至于那些遍布全国城乡的小高炉炼钢铁则更是人类生产历史上罕见的倒行逆施。人类正常的生产活动都是把原材料投入到生产过程中去，生产出人们生活和生产活动中所需要的成品来，以满足社会的需要。然而在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中投入到土高炉中去的，除部份废旧钢铁之外，还有许多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正在使用的各种钢铁制成品：铁锅、火钳、铁铲、刀具、锁具……等钢铁制成品，然而生产出来的却是一些连原料都不如的废品。其荒谬程度，实为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
2、粮食亩产由几百斤浮夸到几千斤、几万斤最高达到十三万多斤（据1958年人民日报报道：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在一亩多的稻田里水稻平均亩产达到130434斤）。根据我以前从乡下来的农民和农村同学那里以及书本上获得的常识知道：当时水稻年成差的时候亩产只有三、四百斤甚至更低；平常年成亩产四、五百斤；即使遇到风调雨顺的大丰收亩产也不过五、六百斤。我的常识告诉我，在水稻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未取得重大突破的情况之下，要达到亩产上千斤都是不可能的，更何况达到亩产数万斤和十三万多斤。所以无论中共当局的广播、报纸如何吹嘘、宣传；无论郭沫若之类的无耻文人如何出面进行吹捧；无论钱学森之流的无耻科学家出来怎样论证，我都认为水稻亩产达到数万斤，甚至十三万多斤是完全不可能的，是骗人的鬼话。
3、对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专家、教授进行丑化、批判，把他们说成是一批满脑子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学无术的寄生虫。实际上在我与学校的老师、专家、教授们的接触之中，感觉到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是品德高尚、有真才实学的，理应得到国家和民众尊重的宝贵人才。对专家教授的丑化、贬低和批判严重损伤了他们原先满怀的建设新中国的热情。我校化工系留法归国的教授钟铃先生（国内好几家化工厂都是由钟教授设计的）因不堪忍受当局鼓动的师生们对他的丑化、批判，写出大字报要求学校当局批准他回广东农村老家务农，以表达他对个人前途的绝望，以及对当局的不满和抵制。
4、大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拆散社员的家庭（毛译东和中共当局认为家庭是产生私心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想的源泉），把男女社员分别组织到各级民兵组织之中，实行集体生活、集体劳动、集体进行民兵训练，小孩大的住进字校，小的住进幼儿园。许多地方为此把社员家的房子也拆掉了，把社员家里煮饭用的锅盆碗筷都收走了，以断绝社员们对家庭生活的眷恋。人类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低下，为抵抗自然灾害和收集、猎取食物，只能过着群居生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出现了私有财产，才产生了稳定的家庭，从此人类才由群居生活进步到分散的家庭生活，从此家庭成了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组成单元，家庭是延续人类种群、传承人类文明、抚育后代、对后代进行伦理道德教育、建立人的良知和价值标准不可替代的社会基本单元。由家庭回归群体生活岂不是逆社会进步的潮流的倒退行为么？
5、把人分为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禁止民众的自由迁徙和流动。成为城市户口的居民享有许多农村户口居民没有的待遇，诸如：可招工招干、可享受各种不同级别的免费医疗待遇、由国家计划供应粮油，在物资困难时期由国家发给购买各种物资的票证……这些都是持农村户口的农民们享受不到的待遇，一个自称追求平等、一个自称为广大农民谋福利、一个自称由工人和农民一起当家作主的政党和它的政府，怎能如此在民众中制造社会不公呢？怎能如此践踏农民的权益呢？怎能如此违背自己过去宣扬的诺言呢？
6、到1958年时，中共当局己完善了把人分成享有不同权利和生活待遇的等级制度：党中央主席、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省部（军）级干部、地市（师）级干部、县（团）级干部……等中高级干部都分别享有与其职务相当的各种特权和生活福利待遇，下面的基层干部，党员、军人、团员、工人、贫下中农、城市贫民、普通民众、知识份子、资产阶级……都享有不同的政治和生活待遇。处在社会低层的是起义投诚人员、原国民政府的一般工作人员、国军士兵、劳改劳教释放人员……。处在社会最底层的是“五类份子”（地富反坏右），他们的家属和子弟处在这个社会的倒数第二层。“五类份子”及其家属子弟成为这个社会任人欺凌的贱民。我的常识和良知告诉我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消除历史上形成的等级制度实现人人平等，毛译东和中共当局在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之前不是也宣称实现平等是他们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吗？怎么他们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不仅没有兑现实现人人平等的诺言，反而建立并完善了我国历史上（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严密、最惨无人性的等级制度，这不仅违背了他们过去许下的诺言，而且也与人类社会进步的方向背道而驰，这不是反动是什么？
7、“大跃进”造成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致使日用工业品和食品供应紧张，中共当局不得不采取凭票计划供应的办法来应对，除早已有的布票、粮票、食油票之外，煤票、煤油票、香烟票、棉花票、肉票、火柴票、白行车票、手表票、收音机票、缝纫机票……等多种票证[注]也应运而生，这些票证供应的数量远不能满足民众日常生活的正常需要。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粮食、副食品蔬菜供应紧张。1958年秋季我刚进大学时学校的伙食尚好，吃饭也未限量，到1959年粮食开始限量每月供应27斤大米（1960年起又以每人每月“自愿”节约3斤以支援灾区的名义降为每月24斤）、每月半斤食油（后降为每月3两），伙食的质量也急剧下降，除了节日已见不到鱼肉，就连蔬菜的品种和数量都很少，这一年从秋季起就餐餐是冬瓜和蕹菜（外地人叫空心菜），到秋末蕹菜结籽收摘后，余下的枯茎也拿来做菜吃，这种蕹菜枯茎切碎后形成了一种由纤维素构成的小管状物，没有任何营养价值，而且难以嚼烂、难以下咽，被同学们戏称为“无缝钢管”。此时教师学生因营养不良和长期处于饥饿状态抵抗力下降而出现水肿、乙型肝炎、肝硬化、肺结核等疾病。从家住农村的同学家里的来信知道农村已出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以致每当我们学生宿舍传达室的老张，到哪间宿舍叫某某同学到传达室来拿信时，我都会看到这位同学带着惶恐的脸神，马上跑到传达室去取信，回宿时往往都是带着悲慽的神态，眼睛里还噙着泪水，因为信中往往是告诉他家里谁谁谁又饿死了。在那个极端贫困的年代，农村同学家里没有诸如死人、结婚、生子之类的重大事情，是决不会花宝贵的八分钱去寄一封信的，这就是为什么农村同学一听到家里有信来就立显惶恐的原因。我们学校的学生大都来自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省，也就是历史上号称“湖广熟、天下足”的富庶地区，如没有特大的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在两广、两湖地区通常是不会出现饿死人的现象的，而据同学们寒暑假回家了解到的情况表明，在1959、1960和1961年这三年，他们的家乡都没有出现什么重大的自然灾害。我从我那位由志愿军转业到河南省泌阳县农业局工作的哥哥那里知道，他所工作的泌阳县在那段时间也饿死了将近30%的人口（其中主要是农民），与他们同一个省的光山县饿死的人更多，至少有40%以上的人口饿死，而且那三年在河南也没有发生什么大的自然灾害。尽管由于中共当局的隐瞒、欺骗从不报道饿死人的事，我仍然发现在这三年内大量饿死人不是局部范围的事而是遍及全国各地的严重事件。
以上这些事都与我的基本常识和良知相违背，所以无论中共当局的广播、报纸、大会报告对这些事如何大肆隐瞒、美化、歪曲和吹嘘，我已不会再上当受骗了。我开始思考为什么在一个被说得如此英明、伟大、正确的政党和它的领袖的领导之下；为什么在实施一个被说得如此理想、如此完美的社会制度之下，“解放”后所发生的一切，几乎都完全与我的常识和良知相背离？面对在这个无比“英明、伟大、正确”政党和它的领袖的领导之下，在中国大陆实施世界上“最理想、最完美”的社会制度时，竟然把中国大陆带到国民经济濒临全面崩溃、物资极度匮乏、大量饿死人（由于当时当局的封锁，资讯匮乏，只知道全国到处都饿死了人，而且数量不少，不可能知道具体的数字）的悲惨境地。笔者当时作为一名热血青年，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驱使我立志探索造成“解放”后一切悲剧的根源，寻找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于是我到图书馆借来马克思写的《资本论》进行阅读。我发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收集了一些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和地主、贵族剥削农民的典型事例，加以普遍化绝对化，因而得出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农民与地主贵族之间的矛盾是你死我活的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的结论，所以马克思认为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把资本家、地主、贵族统统打倒，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才能先建设社会主义然后再过渡到美好的人人都能自觉地把劳动当成自己的第一需要、人人都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人人都享有最大限度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把资本家、地主、贵族统统看成是一群为了追求利润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人；把无产阶级都看成是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大公无私的、有高尚品德的先进阶级。在马克思的所谓“剩余价值”理论中认为只有工人农民的劳动才创造了社会财富和剩余价值。资本家、地主、贵族获得的利润、地租完全是剥削工人农民的剩余价值而得，资本家、贵族、地主是社会的寄生虫。
马克思的这些理论都与我的常识和良知相背离：1、马克思看到了资本家与工人、地主贵族与农民之间利益有冲突、有矛盾的一面，并把这种冲突和矛盾扩大化、绝对化为一种你死我活的、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并武断地认为这种矛盾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革命后的无产阶级专政，把资产阶级、贵族地主阶级彻底打倒并加以消灭的方式才能加以解决。
我的常识告诉我资本家与工人之间，贵族、地主与农民之间除了利益有矛盾（例如：资本家希望获得更多的利润与工人希望获得更高的工资之间的矛盾；贵族、地主希望获得更多的土地租金与农民希望付出较少的租金之间的矛盾）之外，他们双方之间还有许多基本利益一致的地方，例如：资本家和工人都希望这家工厂、公司能继续经营下去，这样资本家才能赚取利润让自己和家人生活得更好或扩大生产规模，工人才能赚取工资以养家糊口；资本家和工人都希望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这样资本家才能获得更多的利润，工人才能减轻自己的劳动强度、改善自己的生产环境和增加自己的工资收入。贵族、地主都希望自己的土地有人承租，这样他们才能获得租金以维持自己一家较为富裕的生活，农民也希望能租得土地从事耕作以养活家人；贵族、地主和农民都希望采用先进的耕作技术和优良的品种以提高产品的产量、质量和生产效率，这样，贵族、地主可获得更多的地租，农民也可以减轻劳动强度，提高生产效率使自己得到更多的收获……。资本家与工人之间，贵族、地主与农民之间这些基本利益一致的地方，就决定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贵族、地主与农民之间都是一种互相利用、互相依存的关系，而绝不是马克思所说的你死我活的不可调和的敌对关系。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完全可以通过平和的方式，如游行、示威、罢工、罢租、谈判、互相妥协等方式加以协调和解决（现在实行民主宪政的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已经做得很成功）。认识到马克思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敌对矛盾的错误之后，那么马克思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学说也就失去了基础，当然也就不攻自破了。
2、马克思关于“人人都品德高尚能自觉地把劳动当成生活的第一需要、自觉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人人都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物资极度丰富”的共产主义美好社会的描绘，我的常识告诉我，这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因为人与生俱来的自私、趋利的动物属性注定了除社会上极少数品德高尚的人之外，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做到自觉地为社会、为他人无私地奉献自己的一切所能。作为一种制度或是一种政策必须以全社会所有人的统计平均道德水平为依据来制定才具有可行性，而以社会上极个别的理想人的道德水平制定的社会制度或政策，只能是一种完全不具备可行性的空想。由于人类生存的地球能提供的天然资源的有限性，注定了人类社会能提供的精神和物质财富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都是有限度的，而人的需求和欲望却是无限的，因而要实现各取所需也是完全不可能的。至于人人都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则更是不可能，一个人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必然损害他人享有的自由，这必将造成另一些人自由的丧失，这必将导致混乱、灾难和不平。看一看“解放”后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的毛泽东和中共当局给中国大陆造成了多么深重的灾难和混乱，让中国大陆民众丧失了多少自由就能明白这一点。
3、马克思按阶级来划分人的先进与反动、人的品德的高低，也与我将近二十年（1960年前后笔者的年龄）与人交往的经验中获得的常识相违背，这些常识告诉我人的先进与反动、品德的高低是绝不能以阶级、职业来划分的，不论哪个阶级，不论从事何种职业的人都有先进的、落后的、反动的人，都有品德高尚的、品德一般的和品德差的人。马克思为了支持他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违背社会现实真像，人为地杜撰出一个具有先进思想、高度组织纪律性、大公无私和高尚品德的“无产阶级”。这个被马克思杜撰出来的先进阶级为了实现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美好的共产主义”理想来领导“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来推翻思想反动、品德恶劣的“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实行无产阶级对剥削阶级的镇压和消灭。常识和良知使我认识到马克思这些违背社会真实状况的理论的荒谬和这套理论反人性、反文明的本质。
4、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中认为只有工人、农民的劳动才创造了社会财富和剩余价值。资本家、地主、贵族获得的利润、地租完全是剥削工人农民的剩余价值而得。常识和良知告诉我，在这里马克思完全忽视了资本家、地主、贵族在管理、经营工厂、农庄时所付出的脑力和体力劳动在创造社会财富过程中的重大贡献。此外马克思还忽视了科学知识和技术在创造社会财富时的巨大作用。自十九世纪末以来，特别是二战结束以来至今，人类社会财富成百上千倍地迅速增长，主要是得力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民主宪政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完善，而不是主要来自什么工人农民创造的“剩余价值”。
坚信自己的常识和良知，使我认清了马克思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之上的、脱离现实可能的空想，以及它的反人性、反文明的本质。坚信自己的常识和良知，使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便透过中共当局的隐瞒欺骗、洗脑灌输，洞穿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当局的丑恶面目、反动本质和许多重大事件的真像。终于使我从中共当局的隐瞒、欺骗、误导中觉醒过来。所以，以我个人的经验，在当今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政权统治下的中国大陆社会，一个人要从中共当局层出不穷的、似是而非的、无所不在的欺骗、隐瞒、歪曲伎俩之中洞穿事物的真像、本质，使自己彻底觉醒过来，其实并不需要具备多么高深的理论、多么渊博的学识，只要你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坚信自己的常识和良知，你就能做到这一点。
谨以此文敬献给我那些在中共当局的隐瞒、欺骗、误导和洗脑之下良知未泯的尚未觉醒和正在觉醒的同胞。
2016年12月7日写于望春轩
[注]：煤是当时城镇居民的主要燃料，煤油则是当时农村和小城镇居民照明用的煤油灯的主要能源。至于自行车票、手表票、收音机票和缝纫机票等高档稀少的票证则只有大的机关、厂矿单位才有少量供应，农民是无缘享受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