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消息：美国《外交政策》期刊近日公布“百大思想家”名单，2016年5月台湾新当选的领导人蔡英文以“勇于挑战强权”获此殊荣；而与台湾隔海相望的对岸领导人，前不久好像也获得了什么封号——从一个人所获得的称号或封号，足可证明此人在世人心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如果一国或一地区领导人同时又是一位思想家，那么他或她就不可能是独裁者，也不可能实行专制，只有专制独裁人物才不会容忍仅仅是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有言：“能真心款待一种不被接受的思想，是一个受过教育的心灵的标志”。
话说曾任《炎黄春秋》执行主编、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丁东先生，在2016年9月号至12月号香港《明报月刊》撰文《我在〈炎黄春秋〉的最后一程》，详细披露了《炎黄春秋》玉碎之前管理层与主管单位的博弈内幕，本人阅读后，有几句话想说。
先从这篇长文中摘录几段文字，看看中共是如何对待他们不喜欢的事、不喜欢的人：
“先后有《东方》、《方法》、《书屋》、《百年潮》、《战略与管理》、《南方都市报》等也曾一度辉煌。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有《读书》、《青年论坛》、《世界经济导报》、《经济学周报》”；“《南方周末》一九八四年诞生，二〇一三年被斩首，好光景有二十九年。《炎黄春秋》自一九九一年七月创刊，到二〇一六年七月‘玉碎’”。
“二十多年来，发生过一系列媒体事件，钟沛璋的《东方》、于光远的《方法》、郑惠的《百年潮》，到两年前的《南方周末》，结果都是媒体受伤或死亡。”
“《炎黄春秋》被夺权以后，《领导者》、共识网也相继沦陷，一些在国内影响较大又有独立追求的报纸、杂志，有的改组了领导班子，有的被兼并重组，中国大陆的舆论生态，有如《红楼梦》里的一句话：‘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炎黄春秋》受到大陆读者的喜爱程度到底有多高，有比较即有鉴别，对此，丁东文章中也有一句：艺术研究院的贾磊磊、方宁“他们第一次参加二议，坦承艺术研究院十几个刊物，发行量加在一起还不如《炎黄春秋》”。仅这一句，就足以证明《炎黄春秋》是一本读者“喜闻乐见”的刊物，“艺术研究院十几个刊物”的分量加在一起，也不抵一本《炎黄春秋》，办那“十几个刊物”的人真要羞死了。
可就是这样一本刊物，在2016年7月被夺权，夺权者要改变刊物的性质，把一本民刊变为党刊，终于实现了有些人让这本刊物彻底失去丁东先生所说的“力道”的目的。难怪丁东说他曾见杜导正“当面向中国艺术研究院来人宣称，如果要把《炎黄春秋》变成《人民日报》、《求是》，《炎黄春秋》可以不办！他要办的是民刊，而非党刊”。
既然《炎黄春秋》如此受读者欢迎，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丁东在文章中也告诉了我们：“纪检委官员说《炎黄春秋》很坏”。我不知道这里的“纪检委”是不是那个艺术研究院的纪检委，更不知道这个纪检委凭什么说《炎黄春秋》这本刊物很坏，证据何在？这些人难道就这么反感广大读者喜欢的刊物？
中共不仅不容忍他们不喜欢的事物，更不容忍他们不喜欢的人，即使这个人全世界都说好，在中共眼里或说对中共而言，也是“坏人”。李锐、何方、江平、杜导正，他们是什么人，自有公论，不是哪一人哪一组织更不是哪个权力者能说了算的。然而，中共能逼得杜导正说出这样的话：“我准备和李锐、何方、江平一起被抓进去，这是我们的光荣。”我不知那些“当事者”读到这文字，该作何想，难道就唤不醒他们一丁一点“人性”？或说那些人都已彻底失去人性？
对待从新华社退下来且已经七十多岁的退休干部杨继绳，也同样是无所不用其极：“纪检委官员说《炎黄春秋》很坏，要杨继绳辞职，并举出某省文联副主席开除党籍，工资降两级的例子，要挟杨继绳，不让他出版自己的新著。杨继绳是新华社退休干部，由新华社发放退休金，到《炎黄春秋》工作是退休以后的社会兼职，所以新华社仍然卡着他的饭碗。”
此外，近二年，他们还不许《炎黄春秋》召开联谊会，不许回忆文革，更不许评论文革，批判文革。真不知这是一伙什么玩意儿！后来明白了，这是一群下决心要摧毁其统治下一切他们不喜欢的事物包括不喜欢的人，也就是说，这个政权不能容忍他们不喜欢的东西不喜欢的人，不管那个东西有多美，也不管那个人有多好，甚至也不论事实上对他们多么有利，只要他们不喜欢，就要破坏就要消灭，甚至是彻底消灭。
其他人不说，就说杜导正，众所周知，他把自己定位为中共“党内改良派”，不就是希望中共能通过逐步改良，实行民主，最终走上宪政道路，真正赢得十几亿国民的拥戴吗？然而，他的党非但毫不领情，还处处刁难他，处心积虑地阻拦他正在做有利于他的党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是恩将仇报吗！不然，难道就想这样一直永远专制独裁下去？就想让世界把中国永远列为专制国家？就喜欢让中共一届又一届领导人永远被视作人类“自由公敌”？就不想改变自己的形象？真的想在专制独裁这条道上走到黑？实在让人想不通。
唯一能解释通的，也许这就是这种体制的本质，也是生活在这种体制内的有些人的本质。几年前自己曾作过一短文，题目叫《社会主义为什么总是不能成功》，其中对社会主义不能成功做了一点分析。说起来，如果按社会主义的本意和理想，自己当然也希望能生活在这种社会，进而过上所谓的“共产主义生活”。可近一百年来，这个星球上的社会主义图像让人们已经不仅感到可怕，而且感到恐怖，甚至毛骨悚然，不寒而栗。你说大凡一个人，谁喜欢生活在毛骨悚然、不寒而栗的社会中呢？那么，社会主义为什么会这样，或者说社会主义为什么没能成功？我的看法是：社会主义总是自以为是，总是在夸大这个主义的远景，总是在否定别的主义。
最坏的是，这个主义总是在毁灭美好的东西。只要是持有这种主义的人所不喜欢的，不管这东西有多好多美，都将被他们毁灭掉，直至毁灭掉包括他们不喜欢的人的生命，甚至是残忍地毁灭，其中就包括甚至要“活埋”反对他们的人。一句话，社会主义者就是要只留下有社会主义印记的物质和精神。这一点，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恰恰相反。现代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对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愿意接受，包括社会主义思想中那些真正美好的元素。
可这样做的结果，我们都看到了：社会主义非但没能成功，而且在毁灭掉他们想要毁灭的东西之外也已经和正在毁灭掉社会主义自己。
现在给中国民众乃至全世界的感觉，“赵家”似乎就是要一条道走到黑，很有点要让这个国家的民众与他们“同归于尽”。你说已经烂到这等地步，天天还在那儿这“自信”那“自信”。先前有“三个自信”还不够，近一年半载又增加到四个：理论、道路、制度之外，又增加个“文化自信”。可这个国家的“文化”真有那么自信吗？集画家、作家于一身的陈丹青《荒废集》中有篇文章，题目叫《历史与观看》，结尾处可以说就是在告诉“赵家人”：近百年来这个民族的失败，是文化/制度的失败，文化失败是因为文化落后，而那些“先进国家”之所以能制胜，同样也是因为文化，因为他们的文化比中国先进。
现在的问题是，1949年前的不说，1949年后，中国大陆“文化”不论糟糕到何等地步，都只能由统治这个国家的政权买单，再直白点说：责任都在中共。
2016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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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说什么呢？早点go abroad,越快越好。
话说曾任《炎黄春秋》执行主编、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丁东先生，在2016年9月号至12月号香港《明报月刊》撰文《我在〈炎黄春秋〉的最后一程》，详细披露了《炎黄春秋》玉碎之前管理层与主管单位的博弈内幕，本人阅读后，有几句话想说。
先从这篇长文中摘录几段文字，看看中共是如何对待他们不喜欢的事、不喜欢的人：
“先后有《东方》、《方法》、《书屋》、《百年潮》、《战略与管理》、《南方都市报》等也曾一度辉煌。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有《读书》、《青年论坛》、《世界经济导报》、《经济学周报》”；“《南方周末》一九八四年诞生，二〇一三年被斩首，好光景有二十九年。《炎黄春秋》自一九九一年七月创刊，到二〇一六年七月‘玉碎’”。
“二十多年来，发生过一系列媒体事件，钟沛璋的《东方》、于光远的《方法》、郑惠的《百年潮》，到两年前的《南方周末》，结果都是媒体受伤或死亡。”
“《炎黄春秋》被夺权以后，《领导者》、共识网也相继沦陷，一些在国内影响较大又有独立追求的报纸、杂志，有的改组了领导班子，有的被兼并重组，中国大陆的舆论生态，有如《红楼梦》里的一句话：‘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炎黄春秋》受到大陆读者的喜爱程度到底有多高，有比较即有鉴别，对此，丁东文章中也有一句：艺术研究院的贾磊磊、方宁“他们第一次参加二议，坦承艺术研究院十几个刊物，发行量加在一起还不如《炎黄春秋》”。仅这一句，就足以证明《炎黄春秋》是一本读者“喜闻乐见”的刊物，“艺术研究院十几个刊物”的分量加在一起，也不抵一本《炎黄春秋》，办那“十几个刊物”的人真要羞死了。
可就是这样一本刊物，在2016年7月被夺权，夺权者要改变刊物的性质，把一本民刊变为党刊，终于实现了有些人让这本刊物彻底失去丁东先生所说的“力道”的目的。难怪丁东说他曾见杜导正“当面向中国艺术研究院来人宣称，如果要把《炎黄春秋》变成《人民日报》、《求是》，《炎黄春秋》可以不办！他要办的是民刊，而非党刊”。
既然《炎黄春秋》如此受读者欢迎，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丁东在文章中也告诉了我们：“纪检委官员说《炎黄春秋》很坏”。我不知道这里的“纪检委”是不是那个艺术研究院的纪检委，更不知道这个纪检委凭什么说《炎黄春秋》这本刊物很坏，证据何在？这些人难道就这么反感广大读者喜欢的刊物？
中共不仅不容忍他们不喜欢的事物，更不容忍他们不喜欢的人，即使这个人全世界都说好，在中共眼里或说对中共而言，也是“坏人”。李锐、何方、江平、杜导正，他们是什么人，自有公论，不是哪一人哪一组织更不是哪个权力者能说了算的。然而，中共能逼得杜导正说出这样的话：“我准备和李锐、何方、江平一起被抓进去，这是我们的光荣。”我不知那些“当事者”读到这文字，该作何想，难道就唤不醒他们一丁一点“人性”？或说那些人都已彻底失去人性？
对待从新华社退下来且已经七十多岁的退休干部杨继绳，也同样是无所不用其极：“纪检委官员说《炎黄春秋》很坏，要杨继绳辞职，并举出某省文联副主席开除党籍，工资降两级的例子，要挟杨继绳，不让他出版自己的新著。杨继绳是新华社退休干部，由新华社发放退休金，到《炎黄春秋》工作是退休以后的社会兼职，所以新华社仍然卡着他的饭碗。”
此外，近二年，他们还不许《炎黄春秋》召开联谊会，不许回忆文革，更不许评论文革，批判文革。真不知这是一伙什么玩意儿！后来明白了，这是一群下决心要摧毁其统治下一切他们不喜欢的事物包括不喜欢的人，也就是说，这个政权不能容忍他们不喜欢的东西不喜欢的人，不管那个东西有多美，也不管那个人有多好，甚至也不论事实上对他们多么有利，只要他们不喜欢，就要破坏就要消灭，甚至是彻底消灭。
其他人不说，就说杜导正，众所周知，他把自己定位为中共“党内改良派”，不就是希望中共能通过逐步改良，实行民主，最终走上宪政道路，真正赢得十几亿国民的拥戴吗？然而，他的党非但毫不领情，还处处刁难他，处心积虑地阻拦他正在做有利于他的党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是恩将仇报吗！不然，难道就想这样一直永远专制独裁下去？就想让世界把中国永远列为专制国家？就喜欢让中共一届又一届领导人永远被视作人类“自由公敌”？就不想改变自己的形象？真的想在专制独裁这条道上走到黑？实在让人想不通。
唯一能解释通的，也许这就是这种体制的本质，也是生活在这种体制内的有些人的本质。几年前自己曾作过一短文，题目叫《社会主义为什么总是不能成功》，其中对社会主义不能成功做了一点分析。说起来，如果按社会主义的本意和理想，自己当然也希望能生活在这种社会，进而过上所谓的“共产主义生活”。可近一百年来，这个星球上的社会主义图像让人们已经不仅感到可怕，而且感到恐怖，甚至毛骨悚然，不寒而栗。你说大凡一个人，谁喜欢生活在毛骨悚然、不寒而栗的社会中呢？那么，社会主义为什么会这样，或者说社会主义为什么没能成功？我的看法是：社会主义总是自以为是，总是在夸大这个主义的远景，总是在否定别的主义。
最坏的是，这个主义总是在毁灭美好的东西。只要是持有这种主义的人所不喜欢的，不管这东西有多好多美，都将被他们毁灭掉，直至毁灭掉包括他们不喜欢的人的生命，甚至是残忍地毁灭，其中就包括甚至要“活埋”反对他们的人。一句话，社会主义者就是要只留下有社会主义印记的物质和精神。这一点，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恰恰相反。现代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对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愿意接受，包括社会主义思想中那些真正美好的元素。
可这样做的结果，我们都看到了：社会主义非但没能成功，而且在毁灭掉他们想要毁灭的东西之外也已经和正在毁灭掉社会主义自己。
现在给中国民众乃至全世界的感觉，“赵家”似乎就是要一条道走到黑，很有点要让这个国家的民众与他们“同归于尽”。你说已经烂到这等地步，天天还在那儿这“自信”那“自信”。先前有“三个自信”还不够，近一年半载又增加到四个：理论、道路、制度之外，又增加个“文化自信”。可这个国家的“文化”真有那么自信吗？集画家、作家于一身的陈丹青《荒废集》中有篇文章，题目叫《历史与观看》，结尾处可以说就是在告诉“赵家人”：近百年来这个民族的失败，是文化/制度的失败，文化失败是因为文化落后，而那些“先进国家”之所以能制胜，同样也是因为文化，因为他们的文化比中国先进。
现在的问题是，1949年前的不说，1949年后，中国大陆“文化”不论糟糕到何等地步，都只能由统治这个国家的政权买单，再直白点说：责任都在中共。
2016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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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说什么呢？早点go abroad,越快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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