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2月，巫宁坤到芝加哥参加回忆录《一滴泪》的推广活动，作者一家为其举行庆祝派对。右一为作者。
从曼彻斯特学院毕业后巫宁坤又进入芝加哥大学继续深造。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在中国任教的美国教授纷纷离开。1951年伊始，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博士的巫宁坤收到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电函，急聘巫宁坤到燕京大学任教；这是时任燕京大学西语系主任的师姐赵萝蕤先生极力推荐的。赵先生于1948年取得芝加哥大学博士，1949年初辗转回到当时的围城北平，出任燕京大学西语系教授。面对祖国的需要和师姐的盛情邀请，巫宁坤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完成一半的博士论文，于1951年7月从旧金山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经香港回国。一年前从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李政道也前去为巫宁坤送行。
对新中国充满憧憬的巫宁坤不无幼稚地问李政道为什么不回归祖国，为建设新中国添砖加瓦。李政道回答他不想被洗脑。对此巫宁坤一头雾水，不明白脑子如何洗法；直到他自己回归祖国月余之后卷入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运动——而且从此运动一个接一个，检讨一轮接一轮，他才慢慢懂得了什么是“洗脑”。
1957年，巫宁坤被打成右派，投入大牢，后发送“北大荒”劳改。同年，大洋彼岸的李政道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除了巫先生的苦难经历，我听到最多的传说就是他的严厉——甚至有的学生在校园里会刻意躲着巫先生。二者相加使我心目中的巫先生形象平添了一股威严。
巫先生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是我印象最深的，他朗读了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追忆似水年华》英文版段落，以此示范对文学作品的精读细读。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这本巨著，对普鲁斯特精致入微的风格很不以为然， 但巫先生抑扬顿挫的语调，时起时落的手势，读到精彩处忘情的眉飞色舞，却让我至今难忘。
当时我还没有摆脱中国教育对文艺作品分析模式的影响，对普鲁斯特大量诉诸感官的细节描写感到琐碎和无意义，无法理解巫先生对叙述者通过一块浸着早茶的玛德琳糕点在舌尖上掀起的风浪而大做文章的赞赏。但正是巫先生的课让我慢慢学会了抛开政治挂帅，弃绝从历史背景、阶级分析、社会意义等方面赏析文学作品的传统套路。以文本为中心的细读拓宽了我的文学视野，为我打开了一片赏析文学作品的新天地。后来我才知道巫先生曾经师从著名的新批评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R· S· 克莱恩（R.S. Crane），而他的博士论文正是研究被誉为新批评思想先驱的T· S·艾略特(T.S. Eliot)的文艺批评。大概也是在第一堂课上，巫先生向我们介绍了一些必备的工具书，其中有Roget’s Thesaurus（罗氏同义/近义词词典），并且一再强调了Thesaurus对于英文写作之重要。此前我只听到过许多老师建议使用英英词典，避免英汉词典，以求英语地道。这是我第一次听说Thesaurus这本工具书；从此，不管天南海北，我的书桌上永远都有一部Thesaurus。正是Thesaurus让我养成了对措辞用字力求精准， 反复推敲的习惯，可谓受益终生。
随着改革开放，国门大开，上世纪八十年代迎来了1949年后的第一个留学大潮。我的“美国梦”随之而生。1984年，巫先生邀请了时任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教授的Peter Glassman到国关讲座，派我陪同Glassman教授的接送与北京观光。一周的相处，催生了我们之间的友谊。Glassman教授鼓励我到美国留学，并且自告奋勇，做了我的留学顾问。1985年Glassman教授结束香港中文大学的聘期后赴任美国蒙大拿大学(University of Montana)英文系主任，我便顺理成章地被蒙大拿大学研究生院录取。然而当年自费留学关卡重重，直至1987年秋我才终于走出国门。
那会儿留学美国的文科背景的学生大都选择计算机、会计、管理等实用学科，而我则不顾众人劝说，固执地再次走进英文系，因为巫先生在国关的课为我打开的一扇扇窗户让我得以从全新的角度领略文学，我只想在这片文学的园子里走得更深更远。
记得第一个学期我上了一门戏剧理论的研讨班课程。当时研讨班形式的课程尙没有在国内的院校兴起；即使是研究生课程，也基本是老师讲，学生听。而美国大学里的研讨班却是师生围坐一圈，在老师的引导下共同讨论议题。我虽然在国内已经取得了硕士学位，到了美国读的仍然是英文系的硕士课程，但美国课程的阅读量和写作强度与国内不可同日而语。置身于清一色的美国学生中，我感到听力与表达都有障碍，所以课堂上常常是沉默的，直到轮到我作报告。我报告的课题是荒诞派戏剧代表作《等待戈多》。我已不记得报告的具体内容，只记得报告前心里的忐忑及报告后短暂的静寂，让我不知所措；随后是教授和同学们的一致称赞，又令我受宠若惊。从此，常常会有教授或同学对我说，你的英文写作远远好于大部分美国人。如果此前我对自己的专业选择还常犯嘀咕，从此之后我便树立了与美国人共修英文的信心。
也正是这门课，不仅让我改变了对喜剧的偏见（之前我轻喜剧，重悲剧），也让我重新认识了巫先生。
我想起他常常快言快语机智诙谐的风格；想起他总是油然而发的清脆爽朗的笑声；想起他对自己苦难经历九个字的总结 “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这是巫先生1986年在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撰文《从半步桥到剑桥》对自己苦难历程的高度概括。该文后来扩展成他的那本英文回忆录《一滴泪》(A Single Tear)，1993年在美国出版。余英时先生作序指出，“I came, I suffered, I survived” 正是运用中国文史传统中的“春秋笔法”，借用凯撒名言Veni, vidi, and vici；“作者融合中西的文学修养和匠心独运，即此可见”。
我在巫先生身上看到了一种碾不烂、击不垮、既幽默、又坚韧的喜剧精神。这精神与元代戏曲大家关汉卿自诩 “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别无二致。
这种不屈不挠的坚韧源于一个强大的精神世界。
在1958年那个万马齐喑的春天，被打成“极右分子”的巫宁坤被押往半步桥时对即将开始的漫无期限的改造并没有心理准备，所以行囊中只放了两本小书——《杜甫诗选》和《哈姆雷特》(Hamlet)。这两本小书便是他浸润了中西文化丰富滋养的精神世界的浓缩。不难想像在那无尽头的暗夜里，杜甫诗句所展现的傲骨豪迈，哈姆雷特在“颠倒混乱的时代”对“生存还是毁灭”的哲学思考，对身陷囹圄或劳改苦役中的巫宁坤所带来的慰藉和活下去的勇气。他在狱中为尚未谋面的新生女儿起名“一毛”，取自杜甫诗句“万古云霄一羽毛”，不仅寄托了他对苦难中出生的女儿的厚望，也展现了自己傲骨凌云的豪情。
留学美国的第一个学期结束后，我给仍在国关任教的巫先生写了一封长信，感谢他寄来的《从半步桥到剑桥》让我第一次从他自己的文字中了解了那段不堪回首的牢狱之灾和劳改苦难，也谈了我对喜剧的新认识。戏剧批评家、教育家罗伯特 · 科里根 (R. W. Corrigan) 认为，一个人不管被命运击倒多少次，他都能设法一次又一次地站起来继续前行，他所彰显的就是一种喜剧精神。巫宁坤先生百折不挠、九死一生的人生正是这一喜剧精神的真实写照。
我记得写信时脑际不断出现巫先生说过的一句话。
那是1985年春我随巫先生赴南京参加第二届美国文学年会，会上可谓群英荟萃，聚集了许多英美文学界的老前辈。他们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的洗礼，至少是进过牛棚、下过干校、学术生涯中断多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个文艺松绑、思想解放的春天里大家相聚，充满了希望与欢声笑语。他们劫后余生再聚首的喜悦深深地感染着我。会议上也有为数不多的年轻人，他们都对巫先生历尽劫难、笑傲人生的经历充满好奇。会议即将结束时，有一个年轻人与老先生们的问答。一个女生问巫先生，您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就没有怨言吗？巫先生答：连国家主席都没能保住性命，而我活下来了，我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这是何等的宽宏大量！我当时想。直至我读了些许喜剧理论，才明白巫先生是以喜剧精神超越了他悲剧的生存。美国戏剧批评家本特雷(Eric Bentley）说过：喜剧的出发点是苦难，而最终的欢乐来自于对苦难的超越——一种非凡的、令人振奋的超越。巫宁坤的人生，从“万里回归入虎穴”、“已成饿殍身当死”，到“历尽沧桑志不衰”、“四海无家春常在”（出自巫宁坤创作于1990年代的诗作），正是完成了这一从苦难到欢乐的非凡超越。
值得指出的是，《一滴泪》的出版触怒了国际关系学院的一些老同志 ，1993年7月，尚在美国售书旅行的巫宁坤被告知，他和夫人李怡楷的退休金停发，住房收回，“学院领导下令动用军警毁门砸锁，将全部财物扫地出门”（见巫宁坤2013年写的回忆文章“《一滴泪》的沧桑”）；他们又一次无家可归， 于是有了巫先生“四海无家”的诗句。特别令人惋惜的是，许多他们珍藏了多年的珍贵书信，在这次“扫地出门”行动中不翼而飞。更诡异的是去年，孔夫子旧书网上竟有沈从文致巫宁坤信及钱锺书签赠巫宁坤书拍卖，标价数万元。
二位老人辗转两年之后，于1995年夏在华府近郊小镇Reston猎人森林老年公寓安居。虽然在中国已经无家可归，年逾古稀的老人在他们的第二故乡尽享美国福利，安度晚年。巫先生在2014年自费出版的《打油诗钞》中这样总结自己的晚年生活：“一室一厅也是我们的世外桃源，摆脱了那些令人丧志的俗事，走出了羡慕和嫉妒的牢墙，我怀着怜悯和谦卑，拥抱历史和人。” 鲐背之年，巫宁坤继续着他的超越。
在《一滴泪》中，巫宁坤这样反思自己的苦难：“持久的苦难决不仅是消极的忍受，而是一宗支持生命的馈赠。受难像一根绵延不断的线索，贯串着生活和历史的戏剧。或许恰恰因为受难，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占有一个无比重要的地位，所以一个丹麦王子的悲剧，或是杜甫荡气回肠的诗篇，才以人生悲剧的壮丽使我们的灵魂升华。”
在灵魂的升华中完成对苦难的超越，必有一个强大的精神世界做支撑。也许如今因贪腐而“双规”的党员同志们应当人手一册《一滴泪》：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受难、坚韧、超越、宽容，足以振聋发聩，引导他们反思、内省——如果他们良知尚存。
好友徐培曾经著文《丰满潇洒的诗意人生》写巫先生。文中提到10岁的女儿参加了巫先生90大寿的家宴后说还想再去看巫爷爷，因为“他的笑声很滑稽，很好玩”。于是，徐培反思道：“经历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九死一生的巫先生，在小姑娘的眼中只是一个童心常在的老叟，很滑稽，很好玩，让她喜欢。”
我没有一个10岁小女孩的直觉与敏锐，我是与巫先生交往久了才被他那特有的笑声感染。那笑声是如此自然而然，如此率真豪爽，常常未见其人便听到那清脆的笑声。而我最初对巫先生先入为主的“威严”印象，就在这笑声中悄然消散。
徐培还写道：“一个人能活到这个份上，在经历了如此之多的磨难之后，还能保持童心，还能笑得让小姑娘为之心动，也算是够潇洒了。”
是童心，让他笑口常开；是童心，让他幽默洒脱；是童心，让他青春永驻；是童心，让他知足常乐。
记得1986年我和丈夫计划赴美留学时，曾经是文艺青年的他打算读MBA，对此我心存疑问，于是咨询了巫先生。巫先生狡黠地说，MBA在西方就像 “党票”在中国，他有好多西方朋友都有MBA。“读什么专业不是问题，” 巫先生告诫，“关键是要保持一颗不泯的童心。” 虽然生活的急促有时让人忘了关照童心，但我们至今还清楚记得巫先生的教诲，时常提醒自己不要在忙碌中丢了童心。
古人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人生能遇见这样一位好老师，实属幸运。我的导师巫宁坤传道授业解惑，堪称人生导师。
巫先生九十自述这样写道：
一事无成九十年
两袖清风艳阳天
三生有幸逢知己
四海为家活神仙
“一事无成”显然自谦，他的“半步桥边一滴泪”，不仅记录了一个受难的知识分子坚强不屈的心路历程，也见证了共和国历史上无数个知识分子受难殉道的民族悲剧，正可谓“留得傲骨作丰碑”。我也三生有幸，作了巫先生的学生。
作者下过乡，留过洋，当过老师，办过公司，现为自由撰稿人，居住在美国加州。作品包括《金丝小巷忘年交》（北方文艺出版社）、《他翻译了整个中国——翻译家杨宪益和他的英籍太太Gladys传奇爱情与人生》（台湾蔚蓝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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