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漢碰撞融合

華夷之爭，在中文和中國歷史語境中即「胡漢之爭」，我在議論台灣名醫兼暢銷書作家陳耀昌的「百越密碼」時寫道：

『關於「華夏與百越」，還有另一種劃分：「蒙古人種」與「馬來人種」，總之也是南北兩個人種，所以在喜馬拉雅山南麓分道揚鑣，走到南方去的就是馬來（百越），走到北方去的就是蒙古（華夏）。那麽，蒙古高原乃至俄羅斯草原上的胡人呢？他們稱為「突厥」，無疑也是蒙古人種，但是不屬於漢族，「胡漢之爭」毋寧是這個大陸板塊上兩千年歷史的主題。』

「胡漢之爭」這個亞洲大陸上兩千年的主題，自然也是所謂史學之眼，中古史的重中之重，其大家非陳寅恪莫屬，他早在四十年代所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就指出胡化、汉化问题实际上是胡汉文化的对立，判别胡人和汉人是以所受文化，而不以种族和血统为依据，并一再告诫治史者：「此点为治吾国中古史最要关键，若不明乎此，必致无谓之纠纷。」史家陈寅恪的「民族和文化」之眼，在今日中國學界恐已廢弛，因為習近平對待中國西北乃至中亞的政策，已經倒退到種族糾紛與壓迫。

唐朝人对河朔地区「胡化」现象多有觀察者是杜牧，如《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自天宝后三代或仕燕或仕赵，两地皆多良田畜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击饮酒策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镇州有儒者黄建，镇人敬之，呼为先生，建因语生以先王儒学之道，因复曰：自河而南有土地数万里，可以燕赵比者百数十处，有西京东京。……（入王屋山）始闻《孝经》、《论语》。」這都说明当时社会文教之浅薄，河朔地区尚武轻文。杜牧的论述，也被司马光收录到《资治通鉴》中。

自然，唐代史料對陈寅恪影響很大，1942年他完成《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其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中分析中央与河朔集团关系时，指出河朔地区与中央存在着严重的文化对立，由此得出结论：「唐代安史乱后之世局，凡河朔及其它藩镇与中央之问题，其核心实属种族文化之关系也。」

他指出，漢魏西晉時為文化水平很高的河朔地區，在唐玄宗文治燦爛之世卻轉變成了胡化地域的原因，是由民族遷徙造成的。遷徙於河朔的少數民族主要由兩部分構成，其一是東北少數民族 ；其二是西亞人，「中亞羯胡必經由中國西北，而漸至東北」，中亞胡人東遷有三個重要的時期，「其遠因為隋末之喪亂，其中因為東突厥的敗亡，其近因或主因為東突厥之覆興。」分析中亞胡人乃陳寅恪用力最多、文章篇幅最長的研究，他通過爬梳大量有關河朔將士族屬的記載，並結合他們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勇健善戰、善於經商，判定康、安、石等姓均為中亞月氏胡種（昭武九姓）。

他根据中古时代多民族文化碰撞融合的史实，提出了著名的「关陇集团」、「山东集团」、士族门阀社会、「胡化说」等新史学概念。在陈寅恪看来，中国在魏晋南北朝隋唐这数百年里都属于门阀社会阶段。门阀家族势力的盛衰，对王朝的兴灭有着根本性的影响。例如，形成于西魏时期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就是解读西魏、北周、隋、唐历史的一把钥匙。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是关陇地区胡汉大融合的产物，令人惊叹的是，北周、隋朝、大唐的统治者都出身于关陇集团。该集团开创的「关中本位政策」，一直影响到唐朝。而在唐朝，不仅有四方少数民族汉化，也有河朔汉族百姓「胡化」的现象。陈寅恪的研究對中古史有框架性影響。

在崇奉中華傳統的錢穆眼裡，漢胡之爭即華夷之變，他說得很沉痛:

『中華之受制于異族，有三期焉: 一曰五胡，再曰遼、金、元，三則滿清。當元嘉之末運，一時名流勝望，相繼南遷，其留而在北者，猶守舊轍，務經學，上承兩漢之遺，皆南士清玄之所鄙吐而不道者。然而胡姓之貴，受其燻陶，綿綴不絕，卒成周、隋之治，下開唐基，此第一期也。遼、金用漢人，僅保所掠而已。元人挾其武疆，最鄙漢化為不足尊，其治無可言。時則中華之文運幾輟，然譬如嚴冬雪虐，枝葉雖辭，根賅無傷也。故明人之學，猶足繼宋而起。滿清最狡險，入室操戈，深知中華學術深淺而自以利害為之擇，從我者尊，逆我者賤。治學者皆不敢以天下治亂為心，而相率逃于故紙叢碎中，其為人高下深淺不一，而足以壞學術毀風俗而賊人才。…說者猶謂滿清入關，足為我所同化，政權雖移，中華之文運依然，誠淺之乎其為論也。』（『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引論』）

當然，陳錢兩位大家皆斷言，安史之亂使盛唐嘎然而止，中華文明始有越變越南的趨勢。

四、「永恆的壓力」

余英時教授分析胡漢之爭，更延伸到向海洋發展的新命題：中國的文明，為什麼呈現了一種從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擴展，又向海外擴展這麼一個長達一兩千年的態勢？這就是因為受到了北方游牧民族的擠壓。大家都知道這個基本的歷史常識。從漢朝時，北方就有匈奴人，南北朝的「五胡亂華」，北方的游牧民族，一直擠壓黃河流域以及後來的長江流域的農耕民族——漢族，長達一兩千年，將中國文明往南、往東擠壓。來自北方的壓力，在中國的發展過程中，稱得上是個「永恆的壓力」，就是在將來也還會遇到。

『非常概略地講，政治史的背景是內陸亞細亞的少數民族（中國史上所謂「胡人」）從漢末以來此起彼伏地向中原漢族政權施壓力，把北方的中國人不斷推向東南沿海地區。東晉和南宋的兩次所謂「南渡」便對中國人口從北向南遷徙起了最重要的作用。例如今天台灣新竹的饒平林氏宗族，其祖先最初是在東晉初年從北方南渡到福建，成為閩林的一世始祖，後來在南宋之末又由福建汀州遷至潮州饒平。林氏後代最後在乾隆年間渡海來台。（見莊英章、周靈芝「唐山到台灣：一個客家宗族移民的研究」，收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中央研究院 三民主義研究所，一九八四年）舉此一例，即可見台灣的發展史並不真的是從十七世紀初年才開始的，其中有些因素甚至必須上溯到一千五、六百年以前。』（《海洋中國的尖端――台灣》）

所以我在普林斯頓遇到余教授，他對我說：「你說中國文化沒有海洋文明，這種看法是值得商榷的，」余教授說得很客氣，「但是我很贊成你提出的關於海洋文明和內陸文明的矛盾。」他認為，中國文明是從黃河流域發源的，南北朝以後重心移向長江流域。我們一般談中國文明談到這裡，就不往下談了。他說，宋以後，特別是明清以後，中國文明向整個太平洋地區進行發展和開拓，但本土的中國人談得很少。整個南洋的開發，以及現在南洋諸國的早期歷史，都跟中國的移民、中國海外社會的發展有關。中國宋代以後，中國向太平洋的發展，實際上就是中國的海洋文明。但是中國人自己不談它，只談長江、黃河。

五、中国的「高科技」武裝成吉思汗

中國自身的歷史上，中亞的含義非常慘痛，其中包括公元一千年之際世界最領先的中國宋朝，居然滅於落後的遊牧民族。华裔史学家孫隆基的絕妙詮釋是，宋代的科技文明武裝了蒙古的全球征服：

『在这里，正是提出当时世界「第一军事大国」宋朝为什么灭亡的第二重解释之处。宋代的军工业，如炼钢和火药之用于战争，其成果很快就为敌手所分享。中土的军队逊于游牧民族者主要在骑兵，因此宋代大规模生产的钢铁多用在装配步兵的盔甲、强弩和装甲战车方面，它们配合城墙，基本上是采防守战略。发达的炼钢技术到了金人手里，就设计连人带马全部用钢铁包装的拐子马。北宋的火药武器还在燃烧弹阶段，抵御胡骑的效用不大。到了南宋时代进展至爆炸弹药阶段，但此时的发明已非宋人的专利。用铁壳内装火药的「震天雷」——即世界史上第一种榴弹——是金人发明的。最早的管形射击武器——亦即是枪的前身——是金人用纸筒做的「飞火枪」，南宋为了对付蒙古，于1259发明「突火枪」，用巨竹为枪筒，用火药射出「子窠」，乃子弹的前身。灭宋以后蒙古人用金属管子代替竹筒。

从公元十一到十三世纪，宋/辽/金/西夏/蒙古之间的长期「战国」状态，是当时世界「高科技武器」的实验场所。后来蒙古以世界上最优秀的铁骑，配合第二千年初期东亚战场的战争科技——火药和宋人发明的世界上最早的化学武器如「毒烟」，等等，横扫欧亚大陆无敌手。当时的蒙古人只有一百万人左右，比宋朝的军事部门还要小，却几乎征服了全世界。』

他還指出更奇異的一點：

『蒙古军西征把中国的「高科技」西传。尤其是火药武器来到欧洲，其水平又往上翻了一番，从此欧洲在这方面领先。至十六世纪初，西欧人将最新型的火炮装在战舰上，配合中国发明的罗盘，开始征服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