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讲，在具有社会缝隙的国家里，任何反对派的反抗都会义无反顾一些。比如团结工会在军管时期，工人领导者会前赴后继地涌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团结工会的接力棒工作做得非常好，有超越世俗价值的教会存在，身为波兰人的教皇保罗二世就说过，工人们组织工会的权利是上帝赋予的，谁也不能剥夺这种来自民间的呐喊，被捕入狱的人知道，他们罪不至死，而他们的妻儿老小会有人照顾，除了教会的援助以外，工会办的地下工厂也会接济入狱者的家属，所以他们的抵抗没有后顾之忧。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华沙大学库龙、米奇尼克等知识分子的介入，使他们更加理性、更有持久性，有更坚定的信念。而在中国"文革"中的"管制社会"里是不具备这样的环境。所以我认为从根本上说，中苏两国知识分子的遭遇不是人性的差异，而是环境决定的。
左派知识分子的命运
杨奎松先生的这部专著，谈的是张东荪、潘光旦、王芸生三个知识分子的个案，他从各种史料中还原出这三个人物与新政权的磨合过程和特点。这让我想起了另一类知识分子的经历，比如秦晖的导师赵俪生先生，他是清华大学左派学生出身，从文本上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困难，但是到了延安一看，发现与他的想像有很大的落差，便又退回到西安去，此后一直纠结于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力量与现实社会主义之间的不符。还有一类像我父亲，到了延安后被那种新气象所打动，但是后来过于认真于道统的责任，缺乏对政治动向的洞察能力和揣摩领导心思的本事，于是乎在某个节点上就会作为政治替罪羊被甩出去。实际上他们的心路历程在中国是有普遍性的。很多左派人士都经历过从反对国民党独裁到屈从于"本党"专政的转变。我特别注意到杨奎松先生在书中有一句话，"如果是换了我，我就一定会比他们做得好吗？"因为我也曾这样质问过自己。我从我父亲的经历中产生了这样的疑问。
父亲故去以后留下了40年的日记，我闲来无事时会经常翻看，从读日记当中我有三个感受：第一，这40年是个性的自我萎缩、自我改造、自我克服的过程，日记中最有文采和好看的部分是1949年前，可谓喜怒哀乐尽行于色，爱憎笑骂皆成文章，是一个争自由的热血青年的政治激情和浪漫人生的多彩写照。最有意思、最令父亲尴尬而令我们好笑的是，在"文革"中抄家抄出的众多东西中，有父亲在1940年写的一封情书，现在想来文采极好，而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以我们的眼光看那是一份充满了资产阶级气味很"酸"的旧文体，让我们不经意间看到了父亲的另一面。而解放后的部分，越往后就越像一部流水账，言不由衷像是写给别人看的东西。我了解那时候政治高压下的生存状态，尤其是他的日记可以随便被领导调阅以后，它实际上就已经不是日记性质的文体了，而是甘愿被异化为工具的记录。
这部分日记中，父亲一直在压抑、强迫自己，妄图跟上形势，跟上潮流，向组织靠拢，因为政权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就具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必须给自己塑造出一个与政权一致的"崇高"、"宏大"目标，以说服自己把一切人的尊严抛弃。在没有选择、没有比较维度的情况下尽个人最后的努力，在不违反做人底线的原则下努力表现忠顺，却仍然得不到认可。父亲在日记中经常提到，"今天刘澜涛给十几级以上干部传达中央精神，我不能参加"，"马文瑞给全校干部作报告，我又被划入另册，心理压力很大"。如果在今人的眼里，谁稀罕去听报告呢，这算什么待遇？我女儿就说，让我去听那些枯燥的报告我才会脑缺氧，才会有心理压力。可是在当时那是一项划分敌我的政治界限，别人都能去听、能谈论的话题，唯独个别人被孤立起来，心中的滋味不是我们在当下的环境中能够体会的。在只有被选择权利而没有选择权利的时候，只能从自身找原因，以至于最后因为想把自己变成这个机器上的"螺丝钉"而不得，而苦恼万分。
悲剧年代的分裂人格
当时的社会氛围，把人的自我保护和趋利避害本能引向整人保己、损人利己的邪恶方向，"向组织靠拢，向党表决心"都需要靠检举揭发别人来保全自己，把知识分子分成整人和挨整的两类人，使得上面发动的每场运动都有响应者。而这些人的使用价值发挥完毕之后很快就像旧履一样被弃置，变成下一次运动的对象。父亲庆幸1957年反右逃过一劫，但不过两三年就在反修运动中中枪。然而他虽然挨整，却一直不愿意与右派为伍，认为那些人是"真反党"，而他只不过是没有跟上形势罢了。他离开党校后，整他的那批反修战士在"文革"中也无一例外地被打倒。小时候我经常做梦帮助父亲与那些整他的人辩论，试图说服那些人，父亲讲的是实事，并不是有意反党。到1980年代，我的专业知识和对史实的认知就已经超越了那个时代的水平，完全已经对"九评时代"的讨论话语具有一种俯瞰的优势。等我再次见到曾经整过父亲的人坐在轮椅上流着口水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每个人都是时代悲剧的牺牲品，只不过或早或晚，时间不同罢了。这里面既有体制的问题，也有人性的弱点，所以前赴后继地总有人在犯同样的错误，让我们看到似曾相识的一幕幕在轮回上演。
后来我在阅读了一些俄国知识分子的作品以后，就是否可以坚守人性、坚守爱、坚守自己的理念问题和父亲讨论，我曾经问他，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从一个理想主义者被异化为工具？有没有感觉到你争取的理想距离你越来越远？你有没有想过在内心里为自己找到一个坚守的支点？他回答了三句话。第一句是，"你不能以你现在的眼光来要求当时的我们"；第二句问我"坚守什么"；第三句是，"几乎不可能"。他反问我，你记得你当初怎么顶撞我的？
我不知道父亲具体指的是哪件事，但有两件事我记忆犹新。记得父母被贬到陇西后，因当地教育落后，把我送到天津姥姥家上小学。出身津门纺织世家的姥姥经常给我讲一些她家（今天被称为"第一代民族企业家"）创业的事情，我认为她是对新社会不满，怀念剥削阶级生活，便常与她辩论。她说不过我，就给我父亲写信，说我的教育有问题，违背了一些常识。父亲来信责备我不尊重老人，我立刻就用阶级斗争的说辞反唇相讥。搞得父亲很矛盾，用常识教育我，显然就和国家的意识形态相冲突，但他又不愿意用流行思想把我变成丧失了亲情、人性和理智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小造反派"，无奈之下只能把我从天津召回，就近上学算了。
还有一件是9・13以后，十大上王洪文一下子被任命为中央副主席，我们私下里议论这件事。我告诉父亲说，听人说是林彪要害毛主席，而王洪文救了毛主席，所以得到毛主席的青睐。父亲脱口而出：这不是理由，那要是一条狗救了毛主席怎么办？可以给他任何东西，唯独不能把国家给他。我一方面觉得父亲的质问有道理，但同时又觉得父亲没有我那么无限忠于毛主席，就反驳他说，你为什么不相信毛主席的眼光呢？父亲可能觉得言多必失，立刻沉默不语。
所以在那个时代，如果我"做得比他们好"，那我的结局一定会比他们更悲惨。而我是以现在的处境设想当时的问题，显然场景不同，出发点就会不同。如果换做那个时代的我，我一定表现得比父亲更激进、更丧失理性和自我思索的能力。
其实我个人也是分裂的，一方面觉得父亲并没有做错，是被小人所害，但同时心底里有时也会埋怨父亲，为什么不看准风向，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呢？更过分的是，"文革"时风传此前台湾投奔大陆的空军飞行员徐庭泽原来是特务，嘴里装了发报机，用磕牙向台湾发报；而父亲恰好有早晨锻炼时磕齿运动咬肌的习惯，我曾经特意留心过他磕齿的频率，有一闪念想过，爸爸会不会是台湾派过来的人，牙齿里装了发报机呢？所以我可以坦诚地说，如果我在那个时代，不会做得比他好，如果我能够做得比他好，那我的结局将会比他更悲惨。就像利哈乔夫所说的，在一个不幸的社会里，敢于抗衡权力的人不可能是幸福的。
――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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