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早前紅二代上書反習的事，看到羅點點的名字，因此想起幾位我認識的紅二代作家。紅二代並不都是浮誇草包，他們中間也有出類拔萃的人才。
羅點點的文章給我留下的印象是樸實無華，對人生世相的觀察細緻入微，筆底有感情，但感情又相當內歛。她的文章沒有宏大敘事，說的都是家庭和個人的經歷，但因為處在那個「火紅火綠」的時代，所以她那些經歷，也無不打上時代的烙印。
有一年夏天我到北京參加書展，趁便約羅點點喝一杯咖啡。羅點點個子很高（老毛叫她父親羅瑞卿「羅長子」)，衣著也很樸素。她身上完全沒有一丁點紅二代的作派，說話輕聲細語，毫無做作誇張。我們大概談了她的書，我問起她有沒有新的寫作計劃，也談到一些當時社會上思想理論的爭論，我問起她紅二代改革派中人，她有提到陳毅的兒子。
可惜後來就和她斷了聯繫，她好像也沒有再寫過太多文章。她從外國留學回來，一直從事專業工作，沒有當官，也沒有發財。
另一位不可不提的紅二代作家是戴晴。我沒有出版過戴晴的書，但一直是她的讀者。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報告文學最紅火的年代，戴晴寫過不少很有影響的報告文學，記得有《儲安平與黨天下》，寫延安整風中對知識分子的迫害。
戴晴在紅二代作家中是文字相當好的一位，她很有思想，擅長搜集和組織資料，她的文章都言之有物，反映歷史困境與時代精神。戴晴又是紅二代中介入現實政治最多的作家，她和當時改革派知識分子交往密切，以致六四天安門事件後，因支持學生運動被捕入獄，坐了共產黨的牢。此後她的創作自由應該受到很大限制。
戴晴是葉劍英的養女，她的親生父親是烈士。葉劍英子女不少在官場與商界出人頭地，戴晴算是離經叛道的一個，一直站在民間立場，正因如此，更值得人敬重。
大概是2010年後，戴晴在香港出版了一本新書《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與他的時代》，也是為中國知識分子鳴冤的作品。有一天出版社借了天地門市部開發佈會，我到門市部和她見了一面，但因人多，也沒有機會交談。
紅二代作家中最傑出的應該是劉亞洲，我和他沒有見過面，但他在香港最早出版的一本書是我經手。那本書是全面描述天安門事件始末的長篇報告文學《廣場》，說是他的書只基於我的推測，作者署名劉季，說是二十六歲的軍隊衛生員，書中有她一張照片，不過只是背影。
早在讀《廣場》之前，我就讀過不少劉亞洲的作品，他當年也寫一些報告文學。他才氣縱橫，文學修養極好，思想大膽出位，文字放恣，如果專心做作家，他一定比現在聞名天下的很多作家有更高成就。
因為《廣場》的書稿是劉亞洲轉來，我又熟悉他的筆法，一過眼我就肯定，這分明就是劉亞洲自己的手筆，不過鑑於六四這樣的敏感事件，他想隱姓埋名而已。這本書非常客觀，全面描述六四的背景與經過，雖然是六四後寫的，也沒有站在政府的立場，他只是「依書直說」，一條線寫官方內鬥，一條線寫民間抗爭。文字是劉亞洲式的佻脫不拘，也有不少現場拍攝的照片。對於後世了解事件的來龍去脈，這本書絕對是不可多得的歷史見證。
劉亞洲有政治家的恢宏眼光，他任軍職時曾化名潛入台灣，私下到金門考察，寫出描述金門戰役的長篇論文，詳解共軍渡海作戰失敗的原因，據聞曾給他帶來不少麻煩。因為直接剖析中共的失敗，也算是石破天驚，當年看這篇長文看得津津有味。
劉亞洲主張中共應該親美，他又曾親臨南韓，推動中韓建交。他寫過一批論述中國現實政治與外交政策的文章，曾經由天地圖書出版了三本文集，不過並沒有在海外發行，書印出來後直接交給作者，大概拿到大陸去送人了。
劉亞洲既是李先念的女婿，本身又才高八斗，當然看不起習近平。他恃才傲物的性格，可能因言獲罪，被關到秦城監獄就合乎中共邏輯了。我很同情他，不只因為他的才氣和思想，還因為他之親美主張，才是合乎中國利益的外交路線。當然，他與戴晴還是不同，他基本上站在中共的立場說話。
還有一位紅二代作家叫權延赤，他是我接觸最多的軍隊作家。他父親是原內蒙古軍區副司令員。權延赤文字清通，擅長採訪，他寫過很多中共第一代領導的傳記式文章，我經手出版他好多本書，也與他有比較深入的交談。
有一次我在深圳和他見面，他帶我見了老毛的女兒李訥。李訥個子非常高，胖呼呼的身裁，穿戴非常老土，像北方農村的大媽。我們只是握了手，寒暄兩句。我想起這個文革初年大出風頭的《解放軍報》副總編輯，只覺相當諷刺。這是題外話了。
另一位紅二代作家是陶斯亮，她父親是文革初的紅人陶鑄。陶鑄被老毛從廣東上調中央，一去就變成中央排名第四的重臣，但與四人幫合作不順，只紅了一兩年就被鬥病死。我沒有接觸過陶斯亮，不過讀過她一些文章。她後來沒有走寫作的路，去主持全國市長協會的工作，慢慢也就消失在公眾視野中了。
紅二代中有正直誠懇﹑有思想有文才的人，也有驕橫無能之輩，不可同日而語。中國的悲劇便是，永遠都是那些奸邪之徒上位，而有民胞物與情懷的人，只能處江湖之遠而憂其「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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