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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28 January 2024

专访文贯中:毛泽东表弟文强的人生劫难


 叶凡 VOA 20240127

他是毛泽东的表弟、蒋经国的“太傅”、军统局长戴笠赏识的红人、林彪的同学、由周恩来介绍入党、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后加入国民党投身抗日、官至中将最终在国共内战中被俘,做为“战犯”关押改造26年。他就是文天祥的后代文强。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贯中对美国之音《纵深视角》讲述了父亲文强在国共之间将近一世纪的跌宕人生,以及父亲的传奇背景如何影响了他的一生和他对中共的认识。

毛泽东的表弟

文强是中国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第23代孙,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书香官宦之家,他的父亲早年到日本留学,和孙中山、黄兴相知,还是蔡锷的秘书长。而文强本人的背景则更有传奇色彩。

文贯中说:“毛泽东的父亲后来娶了一个太太姓文,叫文七妹。据我父亲讲,这个我都没有考核过,就是没有出五福的这么一个亲戚关系,也就是说毛泽东的母亲其实是我祖父的一个堂妹。”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有志青年、爱国人士云集长沙。文强在长沙市上学,就认识了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成为好友。文强也经常会见到毛泽覃的哥哥毛泽东,尊称他为毛老师。有一天毛泽覃说,你以后你不要再叫我大哥什么老师了,你应该叫大哥,他就把这一层关系讲告诉了文强,所以文强就依照习俗,称毛泽东为大哥。

多年以后在北京,一次文强跟毛泽东女儿李讷吃饭,文贯中也去了。席间有记者说,现在全国各地都在推毛家菜,很多人靠毛家菜发财了,李大姐,你现在生活困难,为什么不向这些饭店要红包呢?大家都笑了,李讷说,我才不会去断人家的财路呢。李讷私下对文贯中说,老爷子一辈子也没好好为人民带来什么,他死后还有一个毛家菜,可以帮大家谋福利,我何苦呢!”

文贯中说:“后来父亲被俘以后,我估计他会想到这层关系,所以在监狱里面大概都不停地说,以为他说了这个关系以后,总有人会报告上去,毛泽东会念旧情嘛,就把他放了,或者从轻发落什么的。结果没有,他后来变成那个最后一批释放出来的人,所以这一层关系我觉得说对我们的成长其实是没有丝毫关系的。”

与林彪打架

文强年轻时接受乌托邦思想,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后,在周恩来介绍下加入了共产党。

在黄埔军校,文强和林彪都是四期学生,又是同一个寝室。一天晚上熄灯后,林彪把枪拿出来玩,不当心扣下扳机,子弹直穿上铺同学的枕头,万幸的是那个同学那一刻正好外出小便去了,没出人命。枪声引起这个整个寝室的骚动,值班的军官也过来了,就问班长文强怎么回事,文强如实说了,结果林彪受到处罚。事后林彪责怪文强,两个人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为此打了一架。

心寒而脱党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文强跟随国民革命军参加了北伐战争,然后又亲历了周恩来、贺龙领导的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一路逃到海陆丰,又偷渡到香港,然后辗转地回到老家。但是在老家以后,文强还是信仰共产主义,所以就又回到四川。

中共推行“立三路线”,在四川深山老林里进行各种暴动,文强策划和参与了很多暴动。

文贯中说:“其实到后来混不下去了,跟土匪流氓什么就混在一块,当然了他们自己说我们不是土匪,我们不是流氓,我们只是借助于他们那个力量,我们要东山再起,但实际上后来过的就是土匪的日子呀。”

打土豪、分田地的暴力行为根本就一事无成,最后文强本人也被地方军阀刘湘的军队逮捕,后来在中共党组织的营救下回到秘密据点。当时省委书记罗世文要对文强进行纪律处罚,留党察看一年,说他在与监狱里面跟人打交道过程当中,已经泄露了党的机密。文强感到很伤心,觉得都是同志,死里逃生,结果却被怀疑是叛徒。

文贯中说:“内部杀来杀去,从井冈山的AB团到其它地方的清除异己。我父亲你想又是官僚,又是地主出身,然后又是个外省人,然后又被抓过,现在出来了,就知道不对了,最后他跟他的第一个太太就连夜逃走,总算是捡了一条命。”

可是文强不死心,31年到32年那段时间,又到上海去找周恩来,要把问题说清楚,结果没找到。在这过程当中,文强对中共越来越激进的路线感到失望,对党内残酷斗争感到心寒,共产主义热情慢慢退消,就自动地脱党了。

投身抗日

文强于是回到长沙老家去办报。当时日本开始加紧蝉食中国,

33年又在东北成立满洲国,一路上就开始向华北进军。文强在办报的过程中骂蒋介石和长沙当局不抗日。

可是办报难以维生,在黄埔军校好朋友廖宗泽的引荐下,文强到国民党创办的杭州警察学校就职,警察学校的后台是戴笠。戴笠是国民党政府的军统局长,非常赏识文强的才华。

文贯中说:“戴笠又找他谈话,就说我跟你透露一个国家的机密,就是蒋介石私下说,我们一定要抗日,但是我们中国现在不到这个时候,中国现在还是四分五裂的,然后还有共产党叛变什么的,问题非常复杂,主义太多,政党太多,领袖太多,我们现在就应该要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这样才能够去好地抗日。”

戴笠还说,把文强作为抗日问题的专家,以后有机会就向各方推荐,所以文强一路升迁很快。

文强重新加入国民党,并为军统效力。文贯中说,不能否认军统后来有对付共产党和对付老百姓的功能,但是建立之初,军统是出于抗战需要,主要使命是对付日本人和汉奸。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文强升为中将,他和蒋经国一起了接管了东北。

文贯中说,父亲和蒋经国交情很好,还算是蒋经国的老师。文强的回忆录中谈到,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向斯大林提出,你要我和共产党合作抗日有一个条件,释放我的儿子蒋经国。

斯大林为了中共能在长征中幸存下来,把蒋经国扣为人质长达十多年,抗战胜利那年才释放了蒋经国。蒋介石为了让儿子了解中国复杂的政治版图,寻找一个亦师亦友的人选。戴笠知道这个情况后,向他推荐了文强,获得蒋介石首肯,文强便向蒋经国讲解抗战史、中国政治和政党史等。

母亲自杀

1949年,淮海战疫失败后,文强被俘,成为“反共战犯”,失去音信。母亲葛世明和家人本来已经逃到台湾,又回到大陆找文强,结果没有找到,上海已经封港,只好带着全家在上海徐汇区住下。

母亲虽然没有讲过共产党的半句不好的话,可是1952年被管制起来,一举一动都要向街道里委报告。

文贯中说:“我母亲又被那个街道拉去开斗争会,开斗争会的时候,也是后来都是邻居告诉我们的,就是弄了一个三条腿的那种酒吧的高腿椅子,凳子摇摇晃晃,让我母亲站在上面。她临死之前那天晚上,给我们讲了很多故事,故事都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无非就是说你们要勤劳,你们要爱护阿婆,你们兄弟之间一定要团结,你们永远不要忘记阿婆的恩情。”

1955年母亲选择用煤气自杀。文贯中说,阿婆是把母亲从小带大的奶妈,母亲去世后,阿婆又把他和兄弟几个抚养长大,阿婆是全家的恩人。

父子重逢

1965年,文贯中18岁的时候才第一次和父亲又重逢。文强等“战犯”几十人,由公安部副部长带队,到各地参观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到了上海。读高中的文贯中正在上海郊区一个农场劳动,被通知去见父亲。

文贯中说:“在这之前,我们已经纠缠阿婆跟我们讲讲父亲到底长什么样啊。阿婆很为难,她就在我们的社区里面找啊找啊,最后找到一个牙科医生,她觉得这个牙科医生就跟我父亲长得简直是一模一样。所以有一天傍晚,偷偷地就把我们带到武康大楼后面一个牙诊所,那是晚上呢,从外面看进去里面是非常清楚的,但是里面的人看不见我们,所以我们就扑在那个窗口上就往里面看,使劲看啊看啊,一直到阿婆说走了走了,人家要看到我们了。我们就看到高高大大的一个人,但是身材比较偏瘦,五官很端正,就有一点这么一个印象。”

可是在南京西路华山饭店,文贯中见到的是已经苍老,满脸皱纹的父亲。那次见面就像是双方的联席会一样,战犯家属分坐两边,

战犯有一些代表上去发言,文贯中作为家属的代表上去发言。

吃完中饭,战犯和家属一对一会面,让文贯中、弟弟、阿婆到文强住的房间,旁边一直有人在。

父子重逢后,一别又是10年。

“思想改造”

文强一关就被关了26年,一直到1975年所谓的“思想改造成功”,成了最后一批特赦人员。

文贯中说,父亲就是湖南人的脾气,倔强,不轻易认错道歉。所以父亲在遗稿中说,他不认为自己做了什么错事,他当时做的事情都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提倡的。倒是因为他知道毛泽东很多事情,其中有很多丑事,这么一个活的人出来,开始讲毛泽东当年的情况,可能会是毛泽东的心病,所以反而加长了他关押的时间。

经过思想改造的文强获释后,对文贯中很少谈起自己在监狱里的遭遇,不过他说,共产党对共产党人更加残酷。

文强对文贯中说:“我有一次奉命去打扫一个院子,院子的一角有一个床单裹着一团东西,我就好奇,就把这个床单打开,看看里面什么东西,以备怎么处理。打开以后,我吓一跳,是一个裸体的绝世美人,浑身都是伤,但是都已经僵硬了,都是死了一阵了。我一看,就觉得我看到了不应该看的东西了,赶紧把这个床单重新裹好,就是离开这个角落,到最远的另外一边去打扫。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提过这件事。”

文强还告诉文贯中,夏天大家都是把窗打开,一到晚上,他说非常怕人的,经常是严刑拷打,噼噼啪啪的声音,又听到被拷打的人在那儿高声呼喊,救命啊!或者是毛主席啊,你来救救我啊!或者是我是忠于共产党的!我是忠于毛泽东的!

只要这个声音传过来,国民党战犯的统铺里,大家吓得鸦雀无声。第二天劳动的时候,有人就会来就问文强,共产党对共产党怎么可以下这么毒手?我父亲不响,其实他心里面很知道,共产党跟共产党之间的这个仇杀起来是不得了的。

觉醒

文强被释放出来以后,担任过两届全国政协委员,主要是联系海外的侨胞,特别是港澳台同胞,做统战工作。

文贯中跟父亲共同生活是75年到79年,后来文贯中就到复旦和芝加哥大学去念书了。在75年到79年这段时间,文贯中每天在骂毛泽东,把我们家里搞成这个样子,文强只是在那儿听。

六四天安门事件以后,文强看到共产党可以翻脸无情到这样的地步,愤慨地说,青年学子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这一群人,他们是民族的未来,你可以对他们开枪,可以镇压,这是怎么样的一种人?!

文贯中记得父亲说的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是:“贯中,我一辈子看到过无数次学生运动,国民党从来没有这样对待学生的,让部队坦克上街去血腥屠杀学生,我从来没看到。”

插队

那次重逢以后,父亲又回到监狱里。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文贯中被当作反动学生关进牛棚,然后又被送去农村插队。

文贯中说:“我就跟辛大爷坐在一块,我就提出一个问题,我说,一直说万恶的旧社会怎么怎么苦,辛大爷,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一生最苦是发生在哪段时间?我脑子里面想,你一定是讲旧社会什么事,他后来开始讲一段故事,讲他的母亲怎么活活饿死的,他的小老弟当时还没死,但是在炕上起不来,后来党支部书记闯到他们家,一把把他的小老弟拖下地,一直拖到地头,他的小老弟又倒到地下,再也没起来,就死在那个地头。

“党支部书记这个词让我觉得很奇怪,所以我就问,是日据时代吗?因为党支部书记这种词汇是日语传到中文里来的。他说不是,小日本的时候那个日子没那么苦。然后我想,东北不是给红军也管过几年吗,要么是指那红军时代,是不是因为东北人叫俄国人老毛子,我说,是老毛子时代吗?他说也不是,老毛子时代也没那么苦。呀,我想一定是国民党时代了,因为国民党跟那个共产党的很多术语,什么支部啊,同志啊,什么革命啊,都是一样的。所以我想一定是国民党时代。他摇摇头说,也不是。呀!我用这个排除法以后,那只剩下共产党时代了。我说,辛大爷你在讲什么时代的事啊?他说58年59年呐。我说,辛大爷,我在跟你说是旧社会你最苦的时候呀,他说旧社会哪有新社会苦啊!”

文革结束后,文贯中考入复旦,后来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有机会研究中国农村,这一段往日的记忆又被激活了。文贯中说,中共对老百姓的欺骗实在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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