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表弟、以国军中将被中共判为“战犯”的文强之子文贯中回忆，父子谈起1949年之后毛泽东对中国、对中共、对自己战友所做的事时，他亲耳听晚年的父亲说过：“毛泽东在政治上是一个流氓。”文贯中解释，“他下这个结论，意思是说，毛泽东宁使他负天下人，不愿天下人负他。只要对自己的专权有利，无论什么手段都可以使出来，对自己出生入死的战友也可以翻脸不认人，而且可以编出冠冕堂皇的理由欺骗天下。”文贯中还说，“我父亲不是耿耿于怀的人，平时讲话比较平和。就是讲毛泽东的为人，也是很客观地说，并不满怀仇恨。毛泽东的后人愿与我父亲交往，我父亲对他们也非常友好，比如，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好几次与我父亲一起吃饭，我在国内时也参加过一两次。”本文选自老高的博客，作者高伐林，原题为《专访文贯中：父亲与国共的世纪恩怨》。全文如下。
文强在黄埔军校是林彪的班长，两人在国共内战战场上又是对手。图为文强与林彪之女林立衡合影。右为文贯中
说起文强这个名字，当今人们都知道是被薄熙来“打黑”处决的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其实，还有一个文强，官职更高，名头更响，他是毛泽东的表弟，林彪的班长，参加过周恩来的婚礼，周恩来介绍他加入中共，戴笠约见邀他进入军统……文强以国军中将被中共判为“战犯”，关押26年半，却活到了二十一世纪。
他是毛泽东的表弟，却对这个“毛大哥”终生抱有戒心;他当过林彪的班长，两人却打了一架;他参加过周恩来、邓颖超的婚礼，后来却不肯响应周恩来的“归队”召唤;
他参加列宁主义青年团，随即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共，同时又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掌权前夕，却退出国民党，留在共产党内;
他在共产党内出生入死，却不得信任，含冤脱离共产党，又重返国民党;
他被中共一关26年半，作为最后一批战犯被释放，却因祸得福躲过“文革”劫难;
他是中国现代史上诸多重大事件的参加者、见证人──黄埔军校，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创建苏区，八年抗战，淮海战役……他在共产党内，当到了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代理书记，在国民党内，当到了军统北方区区长、国军中将;他被“特赦”后，又被选为两届全国政协委员，见识了“文革”、“四五”运动、改革开放和“六四”事件……
他就是文强。他说：“我有一个让我很高兴的称号‘世纪老人’。”他真的活了将近一个世纪：出生于满清末年，离开人间时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
2004年岁末，笔者与文强的第四子，在美国康涅迪克州三一学院担任经济学副教授的文贯中通过电话作长谈，听他讲述父亲大起大落的一生和他自己带血带泪的经历，并细读文强在去世之前口述、去世后在大陆出版的自传。
求索
1946年出生的文贯中告诉笔者，他两岁时，在杜聿明手下担任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代总参谋长的父亲，就在淮海战役(台湾叫“徐蚌会战”)中兵败被俘，失去音讯，一直到他年近“而立”之前，只知道自己父亲是“反共战犯”，至于到底犯下什么罪行，茫然不知。父亲被“特赦”出狱之后，他才慢慢知道父亲的身世。
文强是中国南宋时民族英雄文天祥的第23代孙，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四世同堂、富甲一方的书香官宦之家，他父亲早年到日本帝国大学攻读法科，参加同盟会，与孙中山、黄兴相熟，后来还担任过蔡锷的秘书长。
文强与毛泽东家的几个兄弟都认识，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告诉他说，他们的母亲文七妹是文强的姑母，算下来文强是毛家兄弟的表弟呢。不过，文强虽然改口叫“毛大哥”，却一直跟毛泽东合不来，用他在口述自传里的话说，“跟他抬杠子”“一直跟他抬到底”，还“看不起他”。
文贯中多少年都不知道自己家与毛泽东这层亲戚关系，在父亲获释之前没有任何人对他说过。他对笔者说，亲戚关系“不像听上去那么近，毛泽东的母亲并不是我父亲的亲姑妈，但同一家族，出嫁前彼此住得不远”。
文强的青春年月，正是中国各种思潮涌动、民气昂扬、热血贲张的年代。他接触了革命思想，由中共早期领袖夏曦介绍加入了列宁主义青年团，并推荐他去报考黄埔军校。文强带上了本来没在名单上、但一再要求跟著去的毛泽覃。1925年，文强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黄埔第四期，而毛泽覃没能被录取，留在了他哥哥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
开学宣誓的那一天，文强这些团员被集中起来，由周恩来领著宣誓，宣布“从团员升为中共党员”。在黄埔军校，18岁的文强与林彪、周恩寿(周恩来的弟弟)等新生编在一个班，他担任班长。他和林彪都住下铺，有一次练打靶后，林彪没按规定将枪上交，也没验枪，文强看见林彪翻来滚去睡不著，又摸枕头底下。半夜听见“啪”地一声枪响，林彪走火了，将上铺的枕头射了一个洞!幸亏睡上铺的士兵当时去喝水去了，没闯大祸。闻讯赶来的执行官气得关林彪禁闭，林彪却怪班长文强在执行官查问时“落井下石”，骂文强是“湖南骡子”，文强也火了，说：“你要是跟我打架呢，我估计你三个打不了我，来打吧!”林彪果然一巴掌打上来，文强“火也出来了”，还手反击……文强后来回忆时说，“那时我们都只有十几岁嘛”。
不到三个月，新生举行甄别考试，通过的升为军官生，文强和周恩寿分到政治科，林彪分到了步科。两人在国共内战中兵戎相见，而到了文强被“特赦”时，他的这位当年同学已经“折戟沉沙”──这是后话了。
文强因为原来在湖南艺专学过速记，整理演讲稿又快又好，被周恩来介绍给邵力子，邵写了个条子，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不过，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推动“整理党务案”，不许跨党，文强就退出国民党，亮出了共产党员的身份。
脱党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中国的主旋律是铁血拼杀。各种政治势力合纵连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城头变幻大王旗”(鲁迅诗句)。毛头小伙子文强跟著比他大不了几岁的领导人们，东攻西讨，南征北伐。他提前从黄埔军校毕业，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大队随北伐军一路打到汉口，又跟随朱德到四川去打开局面;他亲历了周恩来、贺龙等领导的南昌起义，担任连长，转战到福建汀州，又来到潮汕，人越打越少，走投无路，只好解散，他流落到香港。
二十岁刚出头的文强不死心，又去四川，通过黄埔同学、中共地下川西特委成员廖宗泽接上了组织关系，参加领导地下活动和城市暴动。三十年代初，他当了四川省委常委，川东特委书记，他在口述自传中不无自豪地说：“那时毛泽东的苏区只有12个县，我负责23个县，是最大的一块根据地。”他这段时间比“毛大哥”强。
文强这时认识了第一个妻子周敦婉，她是燕京大学毕业生，当时在四川江津中学担任校长，由共产党早期领袖萧楚女和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共，担任了四川第一个女县委书记，第一个女省委委员，妇女部长。文强与她结婚十年，生了两个儿子，1941年她患子宫瘤正开刀遇到日军空袭，医生慌慌张张把手术刀落在周敦婉肚子里就缝合，她就这样死了。
在文强认识周敦婉那段岁月，中共推行“立三路线”，只要党组织还有几个人就得举行暴动。那段时期巴蜀很多暴动，便是由文强主持和参与策划的。文贯中说：“在巴山蜀水大小城市和乡镇乃至深山老林，想必到处留下父亲的足迹。”不断暴动的结果，是不断的无谓牺牲，一无成效。
1930年，文强被地方军阀刘湘的军队抓住，关押了一段时间。他软硬不吃，在组织上营救和朋友们帮助下，终于利用机会侥幸逃了出来。没想到，逃回到自己阵营却比落到敌人手里更诡谲凶险。当他回到重庆，除了妻子兼同志的周敦婉感到十分庆幸，党内别人对他死里逃生竟没有半点庆贺，多冷冷地看他。当时有人暗示：为什么别人被抓、被杀，他这个来历不明的外省人倒能逃出虎口安然无恙?文强在口述自传中回忆：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对他拍桌子：“我是代表省委向你宣布铁的纪律，要执行铁的纪律。”还说：“你是代表大资产阶级的，……不是工农兵出身的”，“要清洗”!
这让文强心凉了半截。他早就发现很多党内的同志被自己人活埋、或扔到江里活活淹死，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我知道了。”他对妻子说：“再过几天哪，恐怕就把我变成鬼了，把你也变成鬼了!”
夫妻俩赶紧筹谋路费，离开四川，到上海想找周恩来、党中央申诉，但没有找到，便回到老家湖南。从此，文强就和共产党脱离了关系，这一年，他24岁。
文强的父亲早期十分赞同中国应该实行变革和现代化的理念，但他对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现状渐生失望。满清灭亡后成立的民国很快沦为军阀火拼的混乱局面，北伐后出现的一丝光明迅速为国共分裂、日本入侵满洲的严峻局面所替代。文贯中指出：共产党内在“立三路线”之前已经出现极端思潮，例如，北伐时在湖南省实行“红色恐怖”，斗地主，抄大户，游街等。祖父认为父亲没有找到救国真谛，命令他在家重温四书五经，不要再外出闯荡。
文强脱离中共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党内同志对他安全逃出表示怀疑，但更深层的原因，是文强经过七、八年的实践，对中共越来越激进(用中共政治术语来说，就是“左”)的路线失望了，对党内斗争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心寒了。
不过，文强毕竟血气方刚，并不甘心终老于书斋。本来他从四川跑回家乡，要隐姓埋名──他连名字都改了──然而锥处囊中，还是会露锋芒。面对日本侵占东北、觊觎华北，他忧国忧民的情绪又爆发出来，化名在长沙办报写稿，又接手办了一个“少年通讯社”，宣扬抗日。文强抨击政府抗日不力的文章笔锋犀利，与官府的麻烦不断，如此“自我暴露”，也引起低两期的黄埔军校同学、蒋介石心腹戴笠的注意。
戴笠约见文强，听他讲了在共产党内的斗争经历，对他说：“你过去的路，我看是走错了……现在我们的校长(蒋介石)要复兴民族”，他以黄埔同学的名义，要文强恢复对校长蒋介石的信仰，以国难当前，唯有实行“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才能避免亡国的的理由，说服了文强前去杭州警官学校，又去南京中央警官学校，担任中校政训员，后担任参谋本部上校参谋。文强重新加入国民党，后来也加入了军统，负责对日情报。
转战
文强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经历十分复杂、曲折，这篇文章是难以容纳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读《文强口述自传》(不过，照笔者看来，该书尽管有二十多万字，但与他的漫长岁月的丰富阅历相比，也仍然只算粗线条)。笔者关注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文强转而为国民党军统效力，这是一个重大的人生选择关头，他是怎么想的?
文贯中回答，“当时民族危亡是中国最紧迫的问题，军统这种机构，不能否认它后来有对付共产党和对付老百姓的功能，但是建立之初，军统是出于抗战需要，它的主要使命是对付日本人和汉奸。”从文强当时承担的任务看，除了培训，主要就是在上海搜集各种情报，上海那时战火正急，他“每天跑各个高级司令部搜集战况，回来整理，送到南京”;他还受命花大工夫调查上海沿海地形，以作防卫参考。上海沦陷之后，他也一直从事地下情报工作，搜集到的情报包括珍珠港事件。
文强这段时间不是没有接触过中共的人。在上海马路上，他邂逅了黄埔四期同学、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袁问他：“你怎么还不归队呀?”并告诉他，周恩来在找他，“在延安给你平反了”。
但是这个时候的文强，头脑中要多绕一下弯了。他问：现在延安是谁主事?袁国平回答：“是毛泽东负责。”
文强说：“他是多变的人，恐怕三个月以后他又会变的。”
袁国平说：“你好像对毛泽东没有信任呀?”
文强直言不讳：“向来没有信任。”
文贯中对笔者说：“我觉得父亲当时脑子比较清楚，知道在国共合作期间见到这些中共党员老朋友，没什么问题，但是今后怎么样，就不知道了。我父亲知道毛泽东一直有过激思想，《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不就是毛亲手写的?毛在湖南、在广州、在井冈山所做的那些事，他也知道一些，他那时还在共产党里面嘛。比如毛一手策划的‘反AB团’，完全是无中生有的冤案，不知道杀了多少自己的同志!”
文贯中进一步说，那时文强也通过比较，看明了共产党的本性，共产党党内斗争的残酷性远远超过国民党。国民党戴笠找他，听他一讲情况，很容易就相信他、委任他了，他在国民党中上升得很快，他在共产党任职的“历史问题”始终没有被当成一个问题，从来没有被国民党“隔离审查”，要他交代干了哪些“反国民党罪行”;他后来与共产党中很多人继续交往，也用不著去向国民党的上司作什么“汇报”。在共产党内做得到这些吗?“父亲在共产党内的几年经历足以使他明白，他若再回去，又遇上很激进的毛泽东在延安在主事，说变就变，很可能就有杀身之祸。他没有回去是明智的。”
文强虽然不愿回共产党，但他给自己订了一个原则：与共产党为友，不与共产党为敌，大家一起抗日。
话虽这么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文强在军统，开始确实是针对日本开展工作，抗战进入胶着状态，他被调到河南、山西，去监视孙殿英的部队。孙后来当了汉奸，当时名义上还是忠于民国政府，戴笠不放心，派文强去监视。不过，抗日战争后期他驻西安，文贯中推测说，这个时候他会不会涉及对付共产党?“毕竟他了解共产党的内幕”。但文贯中强调说：“这只是我的猜测：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材料证明他参与了对共产党的策反或围剿。只是蒋介石一直觉得延安是他今后的主要对手，西安是当时蒋对付共产党的重镇。父亲驻西安，是否会卷入国共两党的恩恩怨怨里面去?”
战犯
抗战刚胜利，文强奉调去沈阳担任军统东北办事处处长，与当时在东北的杜聿明打交道越来越多，杜很欣赏他，认为文强冷静，有能力。不久后，军统头子戴笠飞机失事去世，军统内郑介民、毛人凤、唐纵等几名大将火拼起来，都要抢这个位置，夹在当中的文强左右为难。文贯中说，我父亲是不主动要官，也不贪财、将钱财看作过眼烟云的人，看到争权夺利，便觉得没意思;而且原来参加军统毕竟是为抗战，现在军统内部内斗不已，与自己的理想越来越远。于是文强就找了托词脱离军统，南下投奔湖南老前辈程潜，在他的绥靖公署当办公厅主任。但很快，杜聿明写信来邀他，又给蒋介石写报告，一定要调他去当徐州前线总指挥部副总参谋长。
文强重新成为一个纯粹的军人的时机，却是最不凑巧的──国民党政治上、军事上连连失利，直至不可收拾。文强在抗战胜利前续弦，遵从亡妻之嘱娶了一位有传奇色彩的宁波姑娘葛世明，又生了三个儿子，都还年幼，他就上了淮海战役前线。这一仗打得天昏地暗，尸横盈野，国民党一败涂地，主要指挥官阵亡的阵亡，被俘的被俘。文强和几个手下人被几十个十五六岁的年轻战士(他称之为“解放军小孩”)包围缴了械。文强身上还有一支三号左轮手枪，他想“一枪把自己打掉就算了”，却被卫士抢了过去。
在俘虏营，文强自称“上尉书记官李明”，却因为一个同样被俘的炮兵少将摘下呢子绑腿给他缠上，又有一个被俘的团长给他递筷子，被解放军看出了破绽，很快查清了他是个中将。
文强先是在山东关了几个地方，后来被周恩来派人押到北京，关在德胜门功德林模范监狱，编号72号。很长时间他想不通，他的上司杜聿明被定成“乙级战犯”，他反被定成“甲级战犯”!
想不通也没有办法，在这里关了十多年，1958年，他被转到秦城监狱。
关于“战犯”被改造的生涯，包括文强在内很多人写过很多大同小异的文字。文强在其口述自传中，却一掠而过：上一章末尾写进功德林监狱的情况，下一章开头就是“1975年3月19日，我被特赦了”。近27年春秋成了空白。
在这段岁月，文贯中对父亲的印象也近乎空白。他对笔者说，我父亲被俘之后，偶尔通信，我们家属从来没有到北京去看过他。中共对执掌政权有了点信心之后，从1959年建国十周年起，每年都“特赦”一批战犯，使他们燃起了一星希望。1965年，他在父子离别十七年之后，与父亲有了唯一一次见面。
父子
1965年，文贯中在父子离别十七年之后，与父亲文强第一次见面。他回忆说：
那是秋天，我念高中，正在上海郊区一个很偏僻的村里参加秋收。校长派了一个人上气不接下气地来找我，星夜把我叫到公社总部去见他，说你父亲一行由公安部副部长带队，到各地参观建设成就，已经到了上海，要你去见他，现在就放你的假。
他还给了我几十块钱——当时人民币还很值钱——他叮嘱我说不能乱花，要我跟我弟弟和照顾我们的阿婆各做一身新衣服。我赶回上海，阿婆(是文贯中的保姆，后面的文章将写到这位可敬的女性)马上去找裁缝，各人剪裁了一件上装，第三天，阿婆便带了我们怀著极其复杂的心情就去华山饭店。
很多战犯的亲属都来了。上午是父亲他们一个个自我介绍在秦城、抚顺改造的情况，无非是党的政策如何好，毛泽东思想如何伟大，监狱里待遇如何之好等等。接下来是家属代表发言。我被选为家属代表之一，对政府表示感谢，并希望父亲早日成为新人。中午在大餐厅里吃了一顿非常丰盛的午餐。记忆中，所有家属另开几桌，并未与战犯合坐。下午是单独会见，让我、弟弟和阿婆三个人去我父亲住的房间。
我问：与你心目中的父亲，有什么不同吗?
文贯中说：
父亲离家时我很小，对他没有记忆，“父亲”只是一个抽象概念。共产党年年搞运动，我母亲在我们懂事之前，已经将我父亲的照片全都剪了——他与我母亲合影的照片中恐怕永远都是穿的军服，母亲害怕若不小心被我们拿出去或者讲出去，会带来很大的麻烦。所以我们看到的都是母亲自己一个人的留影，或是和我们孩子们的合影，从来没有见过父亲的形象。我们目睹当时充斥报刊的有关蒋军官兵的种种漫画，心里始终怀著一种莫名的恐惧：父亲也会这样不堪入目吗?
母亲自杀之后，我们常常问阿婆，父亲到底长得怎么样?阿婆是有心人，虽然口里说“我可变不出你们父亲的照片来呀”!但是她暗暗想办法，在我们住的那一带物色，竟然找到一个牙科医生，年龄，外貌和父亲十分相仿。一天，华灯初上时分，阿婆挺神秘地带著我和弟弟去他的诊所，要我们悄悄从窗外向里张望，我们在暗处，诊所内已开灯，从窗户外望进去，可以清楚看到在柔和的灯光下这个牙科医生的容貌和举动，他正微笑著和病人说话。阿婆悄悄说，你们好好记住这个人的相貌，他很像你们的父亲。我当时感到那是一个五官端正、双目有神，身材高大的人。心想，啊，父亲就是这样子的，感到一丝宽慰……
真正见到父亲时，文贯中既觉得陌生，又似曾相识。“那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谈话完全是公式化的，他问儿子的学习，问阿婆的身体。文贯中记不太清会面是在怎样一个环境中进行的，但记忆中旁边好象还有别的人。大家都心知肚明：那不是一个自由的环境。
——他问到你母亲怎么去世吗?
——没有。他知道，一旦要问，阿婆一定会放声痛哭，就会收不了场。我们不会问让他为难的问题，他也不会问一些明知没有结果的问题。
让文贯中定下心来的是，在与父亲会见之后，公安部一位副部长把他叫到自己的套间谈话，对他说，估计你父亲很快会获得自由。
文贯中没想到：过了一年“文革”就开始了，副部长说的“很快”，竟是十年!
洗脑
笔者问：为什么文强会被最后一批“特赦”呢?
文贯中说：“实际上，1962年、1963年，象杜聿明这样已被特赦的父亲的朋友们，来上海参观，当局都会通知我和弟弟去他们住的饭店和他们见面。会面时，他们总说，你们父亲下一批就会出来了。我们盼了一年又一年。1965年见到父亲时，公安部副部长也亲口告诉我，‘每次报上去的特赦名单上有你父亲的名字，但是最后的名单要由最高层决定，前几次没能通过最后一关。’那么，是不是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将我父亲卡住了?会不会他们感到将父亲放出来对他们有所不便?他知道的事毕竟太多了!究竟是怎么回事不得而知。据说周恩来自知得了不治之症之后，写报告给毛泽东，说这些人都要关得老死了，都释放了吧，毛表示同意。”
1975年3月的一天，邻居来告诉整天忙于照顾瘫痪了三年多的阿婆的文贯中，说电台里有重要新闻。他家当时已经穷得连收音机都没有了，他便跑到邻居家去听，果然在报“特赦战犯”名单。当他听到父亲的名字时，兴奋极了，马上给父亲去信，文强也马上回了信。不过，中共释放战犯后得好好宣传一番，以利对台湾，对国内外的统战，文强有一个月忙得不可开交。5月份他才来到上海，见到了阿婆和儿子们。文强被分配到全国政协当文史专员，月薪二百——在那个年代算是高薪了——后来又当上了政协委员。
在监狱里，文强接触到的都是中共的正面宣传，让他们参观的都是诸如南京长江大桥、上海万吨水压机之类的“新中国建设成就”，以证明“国民党做不到的，共产党做到了”。就是“文革”年月，中共对战犯灌输的仍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越来越好”。不过，他们这些战犯被集中到大房间，腾出原来的单间来关押新揪出来的共产党内的“叛徒”、“特务”、“走资派”。
文强后来对儿子们讲述说：因为仅仅一墙之隔，晚上传来的拷打声、喝斥声，受审者的嚎叫声，以及高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和“我是革命的”这样的表白声，不绝于耳，非常恐怖。其他战犯诧异共产党怎么打自己的人这么狠!——文强却一点儿也不惊讶，他跟他们不一样，他在几十年前当中共党员时，早就经历过类似的残酷内斗。
尽管如此，被共产党洗脑27年的文强释放之初，与受尽千辛万苦的儿子常常谈不到一起去。他目睹毛再次批邓、周恩来去世，天安门悼念，简直摸不着头脑。文贯中对他讲农村的现状、自己的经历，他往往要阻止，“不相信我说的，认为我过激”。但他与过去的同袍杜聿明、宋希濂等相聚，渐渐了解到，他们虽比他早十多年获释，却比他惨得多，“文革”中多被整得家破人亡，幸存者也有一箩筐血泪故事。文强对自己最后一批被“特赦”本来十分不满呢，没有想到，监狱竟相当于“世外桃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文强猛一下接触到真实的现实，困惑万分，但他毕竟是聪明人，对毛有戒心，不难意识到“毛大哥”又对中国造成什么样的浩劫。渐渐地，他在谈话时越来越少阻止文贯中对社会现状的议论了，虽然也不表态支持儿子一些比较激烈的看法。
上天赐予文强长寿，使他在出狱之后还享有了26年时光，赶上了改革开放。1985年，文贯中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文强到美国参观、访问，印象特别好，回去之后到处做报告，大讲什么是现代化国家，中国以后应该以谁为榜样——榜样就应该是美国!他越来越认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认为虽然中国面临的各种问题堆积如山，但邓小平总算为中国找到了一条自强的道路，循序渐进，坚持政治和经济的各项改革，迟早会像美国那样富强。文强对邓小平非常景仰，在美国的公开场合大讲特讲自己有生之年要是能写本《邓小平主义》，“是最愉快的事情了”。
没想到——在文强漫长的一生中，“没想到”的事儿实在是不少——来了个“六四”。
文贯中说得很中肯：父亲追求一辈子的理想无非是祖国的强盛和老百姓的安居乐业，到晚年还是将问题看得简单化了，认为中国就应该发展经济，经济发展了，别的就水到渠成。“六四”给了他极大冲击，使他明白，中国的事情没有那么容易!文强当时住在北京永定门，到政协去学习，开会，必须穿过天安门和长安街。在美国的文贯中时时打电话给他，担心他的安全，他说自己没有什么不安全，却为国家忧心忡忡。文强平生看过的学潮多了，可这次规模之大是他前所未见的;善于驾驭学潮的共产党，对六四的血腥反应也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
文强的《邓小平主义》没有写出来。或许，以他这么丰富的阅历，此时也看不懂究竟何为“邓小平主义”了吧?或者对邓小平主义究竟能不能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也发生疑问了吧?
故人
笔者问：你父亲跟你谈起过对毛、周的印象吗?
文贯中回忆，父子谈起1949年之后毛泽东对国家、对他的党、对自己战友所做的事时，他亲耳听晚年的父亲说过：“毛泽东在政治上是一个流氓。”文贯中解释，“他下这个结论，意思是说，毛泽东宁使他负天下人，不愿天下人负他。只要对自己的专权有利，无论什么手段都可以使出来，对自己出生入死的战友也可以翻脸不认人，而且可以编出冠冕堂皇的理由欺骗天下。”
文贯中还说，“我父亲不是耿耿于怀的人，平时讲话比较平和。就是讲毛泽东的为人，也是很客观地说，并不满怀仇恨。毛泽东的后人愿与我父亲交往，我父亲对他们也非常友好，比如，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好几次与我父亲一起吃饭，我在国内时也参加过一两次。”
关于文强与周恩来的交往，文贯中说：“父亲告诉我，在周恩来去世前派人派车以神秘的方式接父亲到医院去看他。据父亲事后讲，周恩来特别对他说，‘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啊!’”
“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周恩来这是什么意思呢?
文贯中说，“我觉得这是对我父亲的规劝，当然也反映周自己的心态。父亲与周恩来的交往，主要是黄埔军校期间，再就是南昌起义及其后一段时期。李立三、王明路线时，我父亲从四川逃到上海去，想找周恩来证明他对共产党的忠诚。后来国共合作时，共产党人袁国平等都说，周恩来在延安给你平反了。在‘文革’这样异常诡谲的政治气候下，当年亲手帮助平反的这位国民党军统高层军官、‘甲级战犯’，这件事会不会成了周恩来的一个心病?”
虽然文强亲口对文贯中提过此事，但文强去世后，文贯中翻阅父亲日记，却找不到任何记载。当然，周有可能要文强对会面一事保密。文贯中跟《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谈起此事，根据高文谦的分析，周专门接见文强的可能性是有的。周为人处世思虑极为周密。当时“四人帮”对他发动新一轮攻击，罪名无非就是“自首”，“叛徒”，“跟国民党勾结”。现在，文强获特赦，弄不好本身就可能成为“四人帮”的活靶子，并成为“四人帮”攻击周的活材料，周极有可能先作文强的工作。文贯中说：大约八十年代初，邓颖超跟父亲有一次单独会面，这是许多人知道的。可是他们谈了些什么，却不得而知，父亲的日记里也找不到记载。“非常有可能，我父亲将一些事情永远带走了。”
关于文强与周恩来，还有这么一段公案。赵浩生在其回忆录里说周恩来去世后他去北京，采访到杜聿明和文强，他问文强“双十协定”签订后是否参与“密谋刺杀周恩来”，文强立即放声痛哭，承认有这回事，结果误杀了李少石云云。文贯中对此给予强烈否定说：“我大哥还保留我父亲的日记，日记中提到那天会见了赵，但根本没提到谋害周恩来。我又去问1979年后与我父亲一起生活的弟弟。他说，日常谈话中提到过类似话题，但父亲坚决否认，也从来没有见到其他材料。大陆著名党史专家何蜀曾写专文考证，对赵浩生的说法斥为‘无稽之谈’。何蜀提出几点理由：周恩来在长达八年的抗战期间，先在南京，后驻重庆，整天生活于军政人员之中，真要谋害他不是很容易吗?还要等到‘双十协定’之后?文强在军统内分工一直搞情报和策反，与行动无关，不可能参与谋害周的策划和行动;文强与周恩来有师生之谊，按其性格，就是有人提出要他参与他也会拒绝;何况当时他根本不在重庆。李少石事件后来公认的说法是，司机驾车不慎，发生车祸后引起误杀，并非阴谋，与谋害周完全扯不上关系。我不懂赵浩生为什么要这样写?”
自传
2001年10月22日，文强以94岁高龄去世。文贯中说：“近400人或对他高尚人格的爱戴，或为他传奇而跌宕的一生所吸引，或对他生命力和才华的仰慕，或为他至死不渝的爱国情操所感动，前往八宝山参加了他的告别仪式。我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和全国政协的协助下，也匆匆从美国赶回作最后的告别。”
文强的高龄让他幸运地赶上了中国史学界“口述自传”这班车。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在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她正在发起“口述自传丛书”，将父亲的老对头文强列入项目，可惜文强没有口述完就去世了，《文强口述自传》(采写者刘延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
笔者在读这本书时，一方面感到参与者为抢救珍贵史料做了一项重要工作，另一方面也为该书的不少错误而遗憾：人名、地名、职务、年代……要查核一下其实只是举手之劳啊。
文贯中解释说：父亲对人口述，由别人记录整理，比他自己写负担要轻得多。但是他虽然少小离家，却乡音未改，整理的人多是北京人，听不太懂他的湖南口音，记录下来有很多错误。学者何蜀写了一篇文章作了很多认真订证。
何蜀这篇文章笔者也查过，说该书“程国绪”应为“陈恭澍”，“张云毅”应为“张云逸”;书中说“‘西安事变’后不久，日本发生了‘二·二六’事变”，实际上后者在前;书中写文强1925年从上海乘海轮赴广州投考黄埔途中，在船上意外碰到毛泽东，是根本不可能的……
文贯中介绍说，他读过父亲生前最后整理过的一本回忆录，有一定价值，但在国内尚没有出版。父亲生前与全国政协交涉过几次，政协一定要他将在监狱里面27年的情况补充进去，但父亲不愿意再提这段经历，“无论是什么罪，总有刑期。不明不白被关了那么长时间，他认为是不公正的。要将他认为不公正的东西正面去写，他并不情愿”;当时文强年龄也大了，身体也不行了，就耽搁下来。现在他已去世，就更没法补进去了。
汗青
笔者问：你对你父亲一生有何评价?
文贯中沉吟一下说：“他是个血气方刚、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人，对社会对人民十分真诚的人。这样的人，年轻时很容易成为狂热的社会主义者，甚至共产主义者。记得英国哲学家罗素说过，一个人如果30岁之前不是个社会主义者，他一定是个冷血动物;但是，如果30岁之后还是个社会主义者，他就是个白痴了。这话用在我父亲头上也是比较贴切的。”
文贯中接著说：“他最初的立场基于民族主义。他成长的年代，中国面对列强种种欺负，无力应对。一代精英考虑的，就是如何找出一条新路，使中国尽快摆脱百年积弱，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我父亲那代人为了拯救中国，当时愿意实验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道路，因为苏联体制种种恶弊尚未公之于世，人们只看到它表面上的蒸蒸日上。我父亲其实30岁之前已经成熟起来，体会到消灭一切私有财产，提倡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这种极端主张的危害和虚无缥缈，回到执行中庸之道的国民党一边。目前中国所走的路线，不也是放弃阶级斗争，提倡社会各阶层和衷共济，与各国友好相处，同意保护私有财产，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的路线么?这其实和国民党当年路线分别不大了。可是，这套做法还是有严重局限。我到美国来后，十分关心美国的治国之道，发现当年国共两党‘共产主义救中国’还是‘三民主义救中国’的意识形态之争，今天来看已完全落伍。中国还是应提倡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和依法治国的理念，在进行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推行宪政，中国才能真正获得长治久安，在世界上获得普遍尊重和爱戴，进入更高境界。我的看法跟晚年的父亲谈过好几次，他表示出越来越大的兴趣，要我好好研究美国治国方略，真正弄懂。不管怎样，父亲一生不惜抛弃舒适生活，出生入死，上下求索，历经种种曲折和苦难。他走的弯路，很多时候也是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所走的弯路。他漫长而曲折的一生，其实反映了中国在刚过去的整个世纪中寻找对付内忧外患，自强自立的艰难求索的过程。”
文强很以自己是文天祥的后代而自豪，他说：“我家不分男女老幼，都必须能背诵《正气歌》，以背得滚瓜烂熟为荣，这是我家的传统家风。”文贯中告诉笔者：父亲获释前从来没有人告诉他先祖是文天祥，文天祥那首《正气歌》却很小就会读会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不过，笔者回想文强的经历与中国的变迁，涌上心头的却是文天祥另一首同样脍炙人口的诗《过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写于2004年)
附录：文强年表
1907年9月19日(农历)出生于湖南长沙县。
1925年6月在长沙艺群美术专科学校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沙学生运动。
1925年8月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
192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加入国民党。
1926年3月脱离国民党，公开共产党员身份。7月跟随朱德入川，在北伐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大队工作。
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第三师党委成员、少校连长。
1928─1931年任中共四川江巴兵委书记、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代理书记、川东特委书记。
1931年8月脱离共产党。
1931年底至1935年回长沙从事新闻工作，任少年通讯社社长。
1936年加入国民党，任浙江中央警官学校情报参谋训练班中校政训员、参谋本部谍报参谋训练班政治指导员、参谋本部的上校参谋。
1937年任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兼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科长。
1937年11月任国民党军队前方办事处主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教导总团政训处处长。
1940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海统一委员会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代表军统局驻上海，负责对东南五省日汪政权策反。
1941─1944年任驻上海忠义救国军上海办事处处长，忠义救国军少将政治部主任。1942年春到重庆，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后被派往华北，任军统局华北办事处主任，并兼任冀察战区挺进第八纵队司令和第一战区调查统计室主任。
1944年春任中美合作所第三特种技术训练班副主任，主持实际工作，1945年春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兼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5年12月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任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等职。1946年，晋升中将。
1948年夏被程潜任命为长沙绥靖公署办公室中将主任兼第一处处长。9月，任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11月，参加淮海战役。
1949年1月被解放军俘获。
1975年3月获特赦，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
1981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委员会顾问、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1986年起任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8年任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1989年任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
2001年10月22日在北京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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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强在黄埔军校是林彪的班长，两人在国共内战战场上又是对手。图为文强与林彪之女林立衡合影。右为文贯中
说起文强这个名字，当今人们都知道是被薄熙来“打黑”处决的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其实，还有一个文强，官职更高，名头更响，他是毛泽东的表弟，林彪的班长，参加过周恩来的婚礼，周恩来介绍他加入中共，戴笠约见邀他进入军统……文强以国军中将被中共判为“战犯”，关押26年半，却活到了二十一世纪。
他是毛泽东的表弟，却对这个“毛大哥”终生抱有戒心;他当过林彪的班长，两人却打了一架;他参加过周恩来、邓颖超的婚礼，后来却不肯响应周恩来的“归队”召唤;
他参加列宁主义青年团，随即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共，同时又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掌权前夕，却退出国民党，留在共产党内;
他在共产党内出生入死，却不得信任，含冤脱离共产党，又重返国民党;
他被中共一关26年半，作为最后一批战犯被释放，却因祸得福躲过“文革”劫难;
他是中国现代史上诸多重大事件的参加者、见证人──黄埔军校，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创建苏区，八年抗战，淮海战役……他在共产党内，当到了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代理书记，在国民党内，当到了军统北方区区长、国军中将;他被“特赦”后，又被选为两届全国政协委员，见识了“文革”、“四五”运动、改革开放和“六四”事件……
他就是文强。他说：“我有一个让我很高兴的称号‘世纪老人’。”他真的活了将近一个世纪：出生于满清末年，离开人间时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
2004年岁末，笔者与文强的第四子，在美国康涅迪克州三一学院担任经济学副教授的文贯中通过电话作长谈，听他讲述父亲大起大落的一生和他自己带血带泪的经历，并细读文强在去世之前口述、去世后在大陆出版的自传。
求索
1946年出生的文贯中告诉笔者，他两岁时，在杜聿明手下担任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代总参谋长的父亲，就在淮海战役(台湾叫“徐蚌会战”)中兵败被俘，失去音讯，一直到他年近“而立”之前，只知道自己父亲是“反共战犯”，至于到底犯下什么罪行，茫然不知。父亲被“特赦”出狱之后，他才慢慢知道父亲的身世。
文强是中国南宋时民族英雄文天祥的第23代孙，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四世同堂、富甲一方的书香官宦之家，他父亲早年到日本帝国大学攻读法科，参加同盟会，与孙中山、黄兴相熟，后来还担任过蔡锷的秘书长。
文强与毛泽东家的几个兄弟都认识，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告诉他说，他们的母亲文七妹是文强的姑母，算下来文强是毛家兄弟的表弟呢。不过，文强虽然改口叫“毛大哥”，却一直跟毛泽东合不来，用他在口述自传里的话说，“跟他抬杠子”“一直跟他抬到底”，还“看不起他”。
文贯中多少年都不知道自己家与毛泽东这层亲戚关系，在父亲获释之前没有任何人对他说过。他对笔者说，亲戚关系“不像听上去那么近，毛泽东的母亲并不是我父亲的亲姑妈，但同一家族，出嫁前彼此住得不远”。
文强的青春年月，正是中国各种思潮涌动、民气昂扬、热血贲张的年代。他接触了革命思想，由中共早期领袖夏曦介绍加入了列宁主义青年团，并推荐他去报考黄埔军校。文强带上了本来没在名单上、但一再要求跟著去的毛泽覃。1925年，文强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黄埔第四期，而毛泽覃没能被录取，留在了他哥哥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
开学宣誓的那一天，文强这些团员被集中起来，由周恩来领著宣誓，宣布“从团员升为中共党员”。在黄埔军校，18岁的文强与林彪、周恩寿(周恩来的弟弟)等新生编在一个班，他担任班长。他和林彪都住下铺，有一次练打靶后，林彪没按规定将枪上交，也没验枪，文强看见林彪翻来滚去睡不著，又摸枕头底下。半夜听见“啪”地一声枪响，林彪走火了，将上铺的枕头射了一个洞!幸亏睡上铺的士兵当时去喝水去了，没闯大祸。闻讯赶来的执行官气得关林彪禁闭，林彪却怪班长文强在执行官查问时“落井下石”，骂文强是“湖南骡子”，文强也火了，说：“你要是跟我打架呢，我估计你三个打不了我，来打吧!”林彪果然一巴掌打上来，文强“火也出来了”，还手反击……文强后来回忆时说，“那时我们都只有十几岁嘛”。
不到三个月，新生举行甄别考试，通过的升为军官生，文强和周恩寿分到政治科，林彪分到了步科。两人在国共内战中兵戎相见，而到了文强被“特赦”时，他的这位当年同学已经“折戟沉沙”──这是后话了。
文强因为原来在湖南艺专学过速记，整理演讲稿又快又好，被周恩来介绍给邵力子，邵写了个条子，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不过，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推动“整理党务案”，不许跨党，文强就退出国民党，亮出了共产党员的身份。
脱党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中国的主旋律是铁血拼杀。各种政治势力合纵连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城头变幻大王旗”(鲁迅诗句)。毛头小伙子文强跟著比他大不了几岁的领导人们，东攻西讨，南征北伐。他提前从黄埔军校毕业，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大队随北伐军一路打到汉口，又跟随朱德到四川去打开局面;他亲历了周恩来、贺龙等领导的南昌起义，担任连长，转战到福建汀州，又来到潮汕，人越打越少，走投无路，只好解散，他流落到香港。
二十岁刚出头的文强不死心，又去四川，通过黄埔同学、中共地下川西特委成员廖宗泽接上了组织关系，参加领导地下活动和城市暴动。三十年代初，他当了四川省委常委，川东特委书记，他在口述自传中不无自豪地说：“那时毛泽东的苏区只有12个县，我负责23个县，是最大的一块根据地。”他这段时间比“毛大哥”强。
文强这时认识了第一个妻子周敦婉，她是燕京大学毕业生，当时在四川江津中学担任校长，由共产党早期领袖萧楚女和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共，担任了四川第一个女县委书记，第一个女省委委员，妇女部长。文强与她结婚十年，生了两个儿子，1941年她患子宫瘤正开刀遇到日军空袭，医生慌慌张张把手术刀落在周敦婉肚子里就缝合，她就这样死了。
在文强认识周敦婉那段岁月，中共推行“立三路线”，只要党组织还有几个人就得举行暴动。那段时期巴蜀很多暴动，便是由文强主持和参与策划的。文贯中说：“在巴山蜀水大小城市和乡镇乃至深山老林，想必到处留下父亲的足迹。”不断暴动的结果，是不断的无谓牺牲，一无成效。
1930年，文强被地方军阀刘湘的军队抓住，关押了一段时间。他软硬不吃，在组织上营救和朋友们帮助下，终于利用机会侥幸逃了出来。没想到，逃回到自己阵营却比落到敌人手里更诡谲凶险。当他回到重庆，除了妻子兼同志的周敦婉感到十分庆幸，党内别人对他死里逃生竟没有半点庆贺，多冷冷地看他。当时有人暗示：为什么别人被抓、被杀，他这个来历不明的外省人倒能逃出虎口安然无恙?文强在口述自传中回忆：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对他拍桌子：“我是代表省委向你宣布铁的纪律，要执行铁的纪律。”还说：“你是代表大资产阶级的，……不是工农兵出身的”，“要清洗”!
这让文强心凉了半截。他早就发现很多党内的同志被自己人活埋、或扔到江里活活淹死，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我知道了。”他对妻子说：“再过几天哪，恐怕就把我变成鬼了，把你也变成鬼了!”
夫妻俩赶紧筹谋路费，离开四川，到上海想找周恩来、党中央申诉，但没有找到，便回到老家湖南。从此，文强就和共产党脱离了关系，这一年，他24岁。
文强的父亲早期十分赞同中国应该实行变革和现代化的理念，但他对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现状渐生失望。满清灭亡后成立的民国很快沦为军阀火拼的混乱局面，北伐后出现的一丝光明迅速为国共分裂、日本入侵满洲的严峻局面所替代。文贯中指出：共产党内在“立三路线”之前已经出现极端思潮，例如，北伐时在湖南省实行“红色恐怖”，斗地主，抄大户，游街等。祖父认为父亲没有找到救国真谛，命令他在家重温四书五经，不要再外出闯荡。
文强脱离中共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党内同志对他安全逃出表示怀疑，但更深层的原因，是文强经过七、八年的实践，对中共越来越激进(用中共政治术语来说，就是“左”)的路线失望了，对党内斗争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心寒了。
不过，文强毕竟血气方刚，并不甘心终老于书斋。本来他从四川跑回家乡，要隐姓埋名──他连名字都改了──然而锥处囊中，还是会露锋芒。面对日本侵占东北、觊觎华北，他忧国忧民的情绪又爆发出来，化名在长沙办报写稿，又接手办了一个“少年通讯社”，宣扬抗日。文强抨击政府抗日不力的文章笔锋犀利，与官府的麻烦不断，如此“自我暴露”，也引起低两期的黄埔军校同学、蒋介石心腹戴笠的注意。
戴笠约见文强，听他讲了在共产党内的斗争经历，对他说：“你过去的路，我看是走错了……现在我们的校长(蒋介石)要复兴民族”，他以黄埔同学的名义，要文强恢复对校长蒋介石的信仰，以国难当前，唯有实行“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才能避免亡国的的理由，说服了文强前去杭州警官学校，又去南京中央警官学校，担任中校政训员，后担任参谋本部上校参谋。文强重新加入国民党，后来也加入了军统，负责对日情报。
转战
文强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经历十分复杂、曲折，这篇文章是难以容纳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读《文强口述自传》(不过，照笔者看来，该书尽管有二十多万字，但与他的漫长岁月的丰富阅历相比，也仍然只算粗线条)。笔者关注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文强转而为国民党军统效力，这是一个重大的人生选择关头，他是怎么想的?
文贯中回答，“当时民族危亡是中国最紧迫的问题，军统这种机构，不能否认它后来有对付共产党和对付老百姓的功能，但是建立之初，军统是出于抗战需要，它的主要使命是对付日本人和汉奸。”从文强当时承担的任务看，除了培训，主要就是在上海搜集各种情报，上海那时战火正急，他“每天跑各个高级司令部搜集战况，回来整理，送到南京”;他还受命花大工夫调查上海沿海地形，以作防卫参考。上海沦陷之后，他也一直从事地下情报工作，搜集到的情报包括珍珠港事件。
文强这段时间不是没有接触过中共的人。在上海马路上，他邂逅了黄埔四期同学、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袁问他：“你怎么还不归队呀?”并告诉他，周恩来在找他，“在延安给你平反了”。
但是这个时候的文强，头脑中要多绕一下弯了。他问：现在延安是谁主事?袁国平回答：“是毛泽东负责。”
文强说：“他是多变的人，恐怕三个月以后他又会变的。”
袁国平说：“你好像对毛泽东没有信任呀?”
文强直言不讳：“向来没有信任。”
文贯中对笔者说：“我觉得父亲当时脑子比较清楚，知道在国共合作期间见到这些中共党员老朋友，没什么问题，但是今后怎么样，就不知道了。我父亲知道毛泽东一直有过激思想，《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不就是毛亲手写的?毛在湖南、在广州、在井冈山所做的那些事，他也知道一些，他那时还在共产党里面嘛。比如毛一手策划的‘反AB团’，完全是无中生有的冤案，不知道杀了多少自己的同志!”
文贯中进一步说，那时文强也通过比较，看明了共产党的本性，共产党党内斗争的残酷性远远超过国民党。国民党戴笠找他，听他一讲情况，很容易就相信他、委任他了，他在国民党中上升得很快，他在共产党任职的“历史问题”始终没有被当成一个问题，从来没有被国民党“隔离审查”，要他交代干了哪些“反国民党罪行”;他后来与共产党中很多人继续交往，也用不著去向国民党的上司作什么“汇报”。在共产党内做得到这些吗?“父亲在共产党内的几年经历足以使他明白，他若再回去，又遇上很激进的毛泽东在延安在主事，说变就变，很可能就有杀身之祸。他没有回去是明智的。”
文强虽然不愿回共产党，但他给自己订了一个原则：与共产党为友，不与共产党为敌，大家一起抗日。
话虽这么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文强在军统，开始确实是针对日本开展工作，抗战进入胶着状态，他被调到河南、山西，去监视孙殿英的部队。孙后来当了汉奸，当时名义上还是忠于民国政府，戴笠不放心，派文强去监视。不过，抗日战争后期他驻西安，文贯中推测说，这个时候他会不会涉及对付共产党?“毕竟他了解共产党的内幕”。但文贯中强调说：“这只是我的猜测：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材料证明他参与了对共产党的策反或围剿。只是蒋介石一直觉得延安是他今后的主要对手，西安是当时蒋对付共产党的重镇。父亲驻西安，是否会卷入国共两党的恩恩怨怨里面去?”
战犯
抗战刚胜利，文强奉调去沈阳担任军统东北办事处处长，与当时在东北的杜聿明打交道越来越多，杜很欣赏他，认为文强冷静，有能力。不久后，军统头子戴笠飞机失事去世，军统内郑介民、毛人凤、唐纵等几名大将火拼起来，都要抢这个位置，夹在当中的文强左右为难。文贯中说，我父亲是不主动要官，也不贪财、将钱财看作过眼烟云的人，看到争权夺利，便觉得没意思;而且原来参加军统毕竟是为抗战，现在军统内部内斗不已，与自己的理想越来越远。于是文强就找了托词脱离军统，南下投奔湖南老前辈程潜，在他的绥靖公署当办公厅主任。但很快，杜聿明写信来邀他，又给蒋介石写报告，一定要调他去当徐州前线总指挥部副总参谋长。
文强重新成为一个纯粹的军人的时机，却是最不凑巧的──国民党政治上、军事上连连失利，直至不可收拾。文强在抗战胜利前续弦，遵从亡妻之嘱娶了一位有传奇色彩的宁波姑娘葛世明，又生了三个儿子，都还年幼，他就上了淮海战役前线。这一仗打得天昏地暗，尸横盈野，国民党一败涂地，主要指挥官阵亡的阵亡，被俘的被俘。文强和几个手下人被几十个十五六岁的年轻战士(他称之为“解放军小孩”)包围缴了械。文强身上还有一支三号左轮手枪，他想“一枪把自己打掉就算了”，却被卫士抢了过去。
在俘虏营，文强自称“上尉书记官李明”，却因为一个同样被俘的炮兵少将摘下呢子绑腿给他缠上，又有一个被俘的团长给他递筷子，被解放军看出了破绽，很快查清了他是个中将。
文强先是在山东关了几个地方，后来被周恩来派人押到北京，关在德胜门功德林模范监狱，编号72号。很长时间他想不通，他的上司杜聿明被定成“乙级战犯”，他反被定成“甲级战犯”!
想不通也没有办法，在这里关了十多年，1958年，他被转到秦城监狱。
关于“战犯”被改造的生涯，包括文强在内很多人写过很多大同小异的文字。文强在其口述自传中，却一掠而过：上一章末尾写进功德林监狱的情况，下一章开头就是“1975年3月19日，我被特赦了”。近27年春秋成了空白。
在这段岁月，文贯中对父亲的印象也近乎空白。他对笔者说，我父亲被俘之后，偶尔通信，我们家属从来没有到北京去看过他。中共对执掌政权有了点信心之后，从1959年建国十周年起，每年都“特赦”一批战犯，使他们燃起了一星希望。1965年，他在父子离别十七年之后，与父亲有了唯一一次见面。
父子
1965年，文贯中在父子离别十七年之后，与父亲文强第一次见面。他回忆说：
那是秋天，我念高中，正在上海郊区一个很偏僻的村里参加秋收。校长派了一个人上气不接下气地来找我，星夜把我叫到公社总部去见他，说你父亲一行由公安部副部长带队，到各地参观建设成就，已经到了上海，要你去见他，现在就放你的假。
他还给了我几十块钱——当时人民币还很值钱——他叮嘱我说不能乱花，要我跟我弟弟和照顾我们的阿婆各做一身新衣服。我赶回上海，阿婆(是文贯中的保姆，后面的文章将写到这位可敬的女性)马上去找裁缝，各人剪裁了一件上装，第三天，阿婆便带了我们怀著极其复杂的心情就去华山饭店。
很多战犯的亲属都来了。上午是父亲他们一个个自我介绍在秦城、抚顺改造的情况，无非是党的政策如何好，毛泽东思想如何伟大，监狱里待遇如何之好等等。接下来是家属代表发言。我被选为家属代表之一，对政府表示感谢，并希望父亲早日成为新人。中午在大餐厅里吃了一顿非常丰盛的午餐。记忆中，所有家属另开几桌，并未与战犯合坐。下午是单独会见，让我、弟弟和阿婆三个人去我父亲住的房间。
我问：与你心目中的父亲，有什么不同吗?
文贯中说：
父亲离家时我很小，对他没有记忆，“父亲”只是一个抽象概念。共产党年年搞运动，我母亲在我们懂事之前，已经将我父亲的照片全都剪了——他与我母亲合影的照片中恐怕永远都是穿的军服，母亲害怕若不小心被我们拿出去或者讲出去，会带来很大的麻烦。所以我们看到的都是母亲自己一个人的留影，或是和我们孩子们的合影，从来没有见过父亲的形象。我们目睹当时充斥报刊的有关蒋军官兵的种种漫画，心里始终怀著一种莫名的恐惧：父亲也会这样不堪入目吗?
母亲自杀之后，我们常常问阿婆，父亲到底长得怎么样?阿婆是有心人，虽然口里说“我可变不出你们父亲的照片来呀”!但是她暗暗想办法，在我们住的那一带物色，竟然找到一个牙科医生，年龄，外貌和父亲十分相仿。一天，华灯初上时分，阿婆挺神秘地带著我和弟弟去他的诊所，要我们悄悄从窗外向里张望，我们在暗处，诊所内已开灯，从窗户外望进去，可以清楚看到在柔和的灯光下这个牙科医生的容貌和举动，他正微笑著和病人说话。阿婆悄悄说，你们好好记住这个人的相貌，他很像你们的父亲。我当时感到那是一个五官端正、双目有神，身材高大的人。心想，啊，父亲就是这样子的，感到一丝宽慰……
真正见到父亲时，文贯中既觉得陌生，又似曾相识。“那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谈话完全是公式化的，他问儿子的学习，问阿婆的身体。文贯中记不太清会面是在怎样一个环境中进行的，但记忆中旁边好象还有别的人。大家都心知肚明：那不是一个自由的环境。
——他问到你母亲怎么去世吗?
——没有。他知道，一旦要问，阿婆一定会放声痛哭，就会收不了场。我们不会问让他为难的问题，他也不会问一些明知没有结果的问题。
让文贯中定下心来的是，在与父亲会见之后，公安部一位副部长把他叫到自己的套间谈话，对他说，估计你父亲很快会获得自由。
文贯中没想到：过了一年“文革”就开始了，副部长说的“很快”，竟是十年!
洗脑
笔者问：为什么文强会被最后一批“特赦”呢?
文贯中说：“实际上，1962年、1963年，象杜聿明这样已被特赦的父亲的朋友们，来上海参观，当局都会通知我和弟弟去他们住的饭店和他们见面。会面时，他们总说，你们父亲下一批就会出来了。我们盼了一年又一年。1965年见到父亲时，公安部副部长也亲口告诉我，‘每次报上去的特赦名单上有你父亲的名字，但是最后的名单要由最高层决定，前几次没能通过最后一关。’那么，是不是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将我父亲卡住了?会不会他们感到将父亲放出来对他们有所不便?他知道的事毕竟太多了!究竟是怎么回事不得而知。据说周恩来自知得了不治之症之后，写报告给毛泽东，说这些人都要关得老死了，都释放了吧，毛表示同意。”
1975年3月的一天，邻居来告诉整天忙于照顾瘫痪了三年多的阿婆的文贯中，说电台里有重要新闻。他家当时已经穷得连收音机都没有了，他便跑到邻居家去听，果然在报“特赦战犯”名单。当他听到父亲的名字时，兴奋极了，马上给父亲去信，文强也马上回了信。不过，中共释放战犯后得好好宣传一番，以利对台湾，对国内外的统战，文强有一个月忙得不可开交。5月份他才来到上海，见到了阿婆和儿子们。文强被分配到全国政协当文史专员，月薪二百——在那个年代算是高薪了——后来又当上了政协委员。
在监狱里，文强接触到的都是中共的正面宣传，让他们参观的都是诸如南京长江大桥、上海万吨水压机之类的“新中国建设成就”，以证明“国民党做不到的，共产党做到了”。就是“文革”年月，中共对战犯灌输的仍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越来越好”。不过，他们这些战犯被集中到大房间，腾出原来的单间来关押新揪出来的共产党内的“叛徒”、“特务”、“走资派”。
文强后来对儿子们讲述说：因为仅仅一墙之隔，晚上传来的拷打声、喝斥声，受审者的嚎叫声，以及高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和“我是革命的”这样的表白声，不绝于耳，非常恐怖。其他战犯诧异共产党怎么打自己的人这么狠!——文强却一点儿也不惊讶，他跟他们不一样，他在几十年前当中共党员时，早就经历过类似的残酷内斗。
尽管如此，被共产党洗脑27年的文强释放之初，与受尽千辛万苦的儿子常常谈不到一起去。他目睹毛再次批邓、周恩来去世，天安门悼念，简直摸不着头脑。文贯中对他讲农村的现状、自己的经历，他往往要阻止，“不相信我说的，认为我过激”。但他与过去的同袍杜聿明、宋希濂等相聚，渐渐了解到，他们虽比他早十多年获释，却比他惨得多，“文革”中多被整得家破人亡，幸存者也有一箩筐血泪故事。文强对自己最后一批被“特赦”本来十分不满呢，没有想到，监狱竟相当于“世外桃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文强猛一下接触到真实的现实，困惑万分，但他毕竟是聪明人，对毛有戒心，不难意识到“毛大哥”又对中国造成什么样的浩劫。渐渐地，他在谈话时越来越少阻止文贯中对社会现状的议论了，虽然也不表态支持儿子一些比较激烈的看法。
上天赐予文强长寿，使他在出狱之后还享有了26年时光，赶上了改革开放。1985年，文贯中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文强到美国参观、访问，印象特别好，回去之后到处做报告，大讲什么是现代化国家，中国以后应该以谁为榜样——榜样就应该是美国!他越来越认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认为虽然中国面临的各种问题堆积如山，但邓小平总算为中国找到了一条自强的道路，循序渐进，坚持政治和经济的各项改革，迟早会像美国那样富强。文强对邓小平非常景仰，在美国的公开场合大讲特讲自己有生之年要是能写本《邓小平主义》，“是最愉快的事情了”。
没想到——在文强漫长的一生中，“没想到”的事儿实在是不少——来了个“六四”。
文贯中说得很中肯：父亲追求一辈子的理想无非是祖国的强盛和老百姓的安居乐业，到晚年还是将问题看得简单化了，认为中国就应该发展经济，经济发展了，别的就水到渠成。“六四”给了他极大冲击，使他明白，中国的事情没有那么容易!文强当时住在北京永定门，到政协去学习，开会，必须穿过天安门和长安街。在美国的文贯中时时打电话给他，担心他的安全，他说自己没有什么不安全，却为国家忧心忡忡。文强平生看过的学潮多了，可这次规模之大是他前所未见的;善于驾驭学潮的共产党，对六四的血腥反应也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
文强的《邓小平主义》没有写出来。或许，以他这么丰富的阅历，此时也看不懂究竟何为“邓小平主义”了吧?或者对邓小平主义究竟能不能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也发生疑问了吧?
故人
笔者问：你父亲跟你谈起过对毛、周的印象吗?
文贯中回忆，父子谈起1949年之后毛泽东对国家、对他的党、对自己战友所做的事时，他亲耳听晚年的父亲说过：“毛泽东在政治上是一个流氓。”文贯中解释，“他下这个结论，意思是说，毛泽东宁使他负天下人，不愿天下人负他。只要对自己的专权有利，无论什么手段都可以使出来，对自己出生入死的战友也可以翻脸不认人，而且可以编出冠冕堂皇的理由欺骗天下。”
文贯中还说，“我父亲不是耿耿于怀的人，平时讲话比较平和。就是讲毛泽东的为人，也是很客观地说，并不满怀仇恨。毛泽东的后人愿与我父亲交往，我父亲对他们也非常友好，比如，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好几次与我父亲一起吃饭，我在国内时也参加过一两次。”
关于文强与周恩来的交往，文贯中说：“父亲告诉我，在周恩来去世前派人派车以神秘的方式接父亲到医院去看他。据父亲事后讲，周恩来特别对他说，‘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啊!’”
“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周恩来这是什么意思呢?
文贯中说，“我觉得这是对我父亲的规劝，当然也反映周自己的心态。父亲与周恩来的交往，主要是黄埔军校期间，再就是南昌起义及其后一段时期。李立三、王明路线时，我父亲从四川逃到上海去，想找周恩来证明他对共产党的忠诚。后来国共合作时，共产党人袁国平等都说，周恩来在延安给你平反了。在‘文革’这样异常诡谲的政治气候下，当年亲手帮助平反的这位国民党军统高层军官、‘甲级战犯’，这件事会不会成了周恩来的一个心病?”
虽然文强亲口对文贯中提过此事，但文强去世后，文贯中翻阅父亲日记，却找不到任何记载。当然，周有可能要文强对会面一事保密。文贯中跟《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谈起此事，根据高文谦的分析，周专门接见文强的可能性是有的。周为人处世思虑极为周密。当时“四人帮”对他发动新一轮攻击，罪名无非就是“自首”，“叛徒”，“跟国民党勾结”。现在，文强获特赦，弄不好本身就可能成为“四人帮”的活靶子，并成为“四人帮”攻击周的活材料，周极有可能先作文强的工作。文贯中说：大约八十年代初，邓颖超跟父亲有一次单独会面，这是许多人知道的。可是他们谈了些什么，却不得而知，父亲的日记里也找不到记载。“非常有可能，我父亲将一些事情永远带走了。”
关于文强与周恩来，还有这么一段公案。赵浩生在其回忆录里说周恩来去世后他去北京，采访到杜聿明和文强，他问文强“双十协定”签订后是否参与“密谋刺杀周恩来”，文强立即放声痛哭，承认有这回事，结果误杀了李少石云云。文贯中对此给予强烈否定说：“我大哥还保留我父亲的日记，日记中提到那天会见了赵，但根本没提到谋害周恩来。我又去问1979年后与我父亲一起生活的弟弟。他说，日常谈话中提到过类似话题，但父亲坚决否认，也从来没有见到其他材料。大陆著名党史专家何蜀曾写专文考证，对赵浩生的说法斥为‘无稽之谈’。何蜀提出几点理由：周恩来在长达八年的抗战期间，先在南京，后驻重庆，整天生活于军政人员之中，真要谋害他不是很容易吗?还要等到‘双十协定’之后?文强在军统内分工一直搞情报和策反，与行动无关，不可能参与谋害周的策划和行动;文强与周恩来有师生之谊，按其性格，就是有人提出要他参与他也会拒绝;何况当时他根本不在重庆。李少石事件后来公认的说法是，司机驾车不慎，发生车祸后引起误杀，并非阴谋，与谋害周完全扯不上关系。我不懂赵浩生为什么要这样写?”
自传
2001年10月22日，文强以94岁高龄去世。文贯中说：“近400人或对他高尚人格的爱戴，或为他传奇而跌宕的一生所吸引，或对他生命力和才华的仰慕，或为他至死不渝的爱国情操所感动，前往八宝山参加了他的告别仪式。我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和全国政协的协助下，也匆匆从美国赶回作最后的告别。”
文强的高龄让他幸运地赶上了中国史学界“口述自传”这班车。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在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她正在发起“口述自传丛书”，将父亲的老对头文强列入项目，可惜文强没有口述完就去世了，《文强口述自传》(采写者刘延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
笔者在读这本书时，一方面感到参与者为抢救珍贵史料做了一项重要工作，另一方面也为该书的不少错误而遗憾：人名、地名、职务、年代……要查核一下其实只是举手之劳啊。
文贯中解释说：父亲对人口述，由别人记录整理，比他自己写负担要轻得多。但是他虽然少小离家，却乡音未改，整理的人多是北京人，听不太懂他的湖南口音，记录下来有很多错误。学者何蜀写了一篇文章作了很多认真订证。
何蜀这篇文章笔者也查过，说该书“程国绪”应为“陈恭澍”，“张云毅”应为“张云逸”;书中说“‘西安事变’后不久，日本发生了‘二·二六’事变”，实际上后者在前;书中写文强1925年从上海乘海轮赴广州投考黄埔途中，在船上意外碰到毛泽东，是根本不可能的……
文贯中介绍说，他读过父亲生前最后整理过的一本回忆录，有一定价值，但在国内尚没有出版。父亲生前与全国政协交涉过几次，政协一定要他将在监狱里面27年的情况补充进去，但父亲不愿意再提这段经历，“无论是什么罪，总有刑期。不明不白被关了那么长时间，他认为是不公正的。要将他认为不公正的东西正面去写，他并不情愿”;当时文强年龄也大了，身体也不行了，就耽搁下来。现在他已去世，就更没法补进去了。
汗青
笔者问：你对你父亲一生有何评价?
文贯中沉吟一下说：“他是个血气方刚、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人，对社会对人民十分真诚的人。这样的人，年轻时很容易成为狂热的社会主义者，甚至共产主义者。记得英国哲学家罗素说过，一个人如果30岁之前不是个社会主义者，他一定是个冷血动物;但是，如果30岁之后还是个社会主义者，他就是个白痴了。这话用在我父亲头上也是比较贴切的。”
文贯中接著说：“他最初的立场基于民族主义。他成长的年代，中国面对列强种种欺负，无力应对。一代精英考虑的，就是如何找出一条新路，使中国尽快摆脱百年积弱，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我父亲那代人为了拯救中国，当时愿意实验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道路，因为苏联体制种种恶弊尚未公之于世，人们只看到它表面上的蒸蒸日上。我父亲其实30岁之前已经成熟起来，体会到消灭一切私有财产，提倡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这种极端主张的危害和虚无缥缈，回到执行中庸之道的国民党一边。目前中国所走的路线，不也是放弃阶级斗争，提倡社会各阶层和衷共济，与各国友好相处，同意保护私有财产，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的路线么?这其实和国民党当年路线分别不大了。可是，这套做法还是有严重局限。我到美国来后，十分关心美国的治国之道，发现当年国共两党‘共产主义救中国’还是‘三民主义救中国’的意识形态之争，今天来看已完全落伍。中国还是应提倡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和依法治国的理念，在进行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推行宪政，中国才能真正获得长治久安，在世界上获得普遍尊重和爱戴，进入更高境界。我的看法跟晚年的父亲谈过好几次，他表示出越来越大的兴趣，要我好好研究美国治国方略，真正弄懂。不管怎样，父亲一生不惜抛弃舒适生活，出生入死，上下求索，历经种种曲折和苦难。他走的弯路，很多时候也是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所走的弯路。他漫长而曲折的一生，其实反映了中国在刚过去的整个世纪中寻找对付内忧外患，自强自立的艰难求索的过程。”
文强很以自己是文天祥的后代而自豪，他说：“我家不分男女老幼，都必须能背诵《正气歌》，以背得滚瓜烂熟为荣，这是我家的传统家风。”文贯中告诉笔者：父亲获释前从来没有人告诉他先祖是文天祥，文天祥那首《正气歌》却很小就会读会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不过，笔者回想文强的经历与中国的变迁，涌上心头的却是文天祥另一首同样脍炙人口的诗《过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写于2004年)
附录：文强年表
1907年9月19日(农历)出生于湖南长沙县。
1925年6月在长沙艺群美术专科学校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沙学生运动。
1925年8月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
192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加入国民党。
1926年3月脱离国民党，公开共产党员身份。7月跟随朱德入川，在北伐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大队工作。
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第三师党委成员、少校连长。
1928─1931年任中共四川江巴兵委书记、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代理书记、川东特委书记。
1931年8月脱离共产党。
1931年底至1935年回长沙从事新闻工作，任少年通讯社社长。
1936年加入国民党，任浙江中央警官学校情报参谋训练班中校政训员、参谋本部谍报参谋训练班政治指导员、参谋本部的上校参谋。
1937年任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兼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科长。
1937年11月任国民党军队前方办事处主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教导总团政训处处长。
1940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海统一委员会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代表军统局驻上海，负责对东南五省日汪政权策反。
1941─1944年任驻上海忠义救国军上海办事处处长，忠义救国军少将政治部主任。1942年春到重庆，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后被派往华北，任军统局华北办事处主任，并兼任冀察战区挺进第八纵队司令和第一战区调查统计室主任。
1944年春任中美合作所第三特种技术训练班副主任，主持实际工作，1945年春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兼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5年12月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任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等职。1946年，晋升中将。
1948年夏被程潜任命为长沙绥靖公署办公室中将主任兼第一处处长。9月，任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11月，参加淮海战役。
1949年1月被解放军俘获。
1975年3月获特赦，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
1981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委员会顾问、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1986年起任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8年任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1989年任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
2001年10月22日在北京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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