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到期，全球再次站在抉择的路口。中期选举失利后被冠之以“跛脚鸭”称谓的奥巴马正在大翻身，以任期内主推法案的连连告捷尽可能赚取政治遗产；习近平忙着会见亚投行各国代表团，以期用西方国家最擅长的资本撬动世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酒后吐狂言，“策动对华战争”正在遭遇世界舆论的拷问和围剿；面对愈发紧张的乌克兰危机，普京已“主动”与奥巴马通电话；法国、科威特、突尼斯三国同一天发生恶性恐怖袭击事件，预示着IS的黑手已经伸向世界各个角落……
“现在我们正处于大国关系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现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也达到新的阶段。” 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在第四届世界和平论坛如是断言。面对此情此境，冲突还是合作，大国需要做出选择。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显然更悲观。因为时下不仅是“抉择的路口”或是“剧烈变化的时期”，更是冷战模式的重启——美国正在和东欧的北约盟国提前部署主战坦克以抗衡俄罗斯；美俄两国的军用飞机最近相互逼近到只有10英尺间距的地步；俄罗斯正在打造新一代远程弹道导弹；美中两国正就南海问题展开博弈……系列既定事实在佐证冷战重启的同时，也无不说明其内里更像是一场世界摔跤娱乐秀。
作为世界霸主，美国怎么办？弗里德曼显然是“有钱就可以任性”的忠实崇拜者。在其看来，美国经济的影响力仍是制约莫斯科和北京的一大因素。普京不会无故掩饰他对乌克兰的军事干预，而是担心美国对俄罗斯银行实行更多制裁。中国也不会白白约束自己在南海的行为，而是要依靠向美国出口货物来取得经济增长。手中握有大棒和胡萝卜的美国，步伐可以放轻，毕竟维持当下全球稳定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应该扩大一手打造的与亚洲和欧洲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
世界大势浩浩荡荡，终也浓缩或演绎为中美两国的较量与互博。与弗里德曼的乐观期待不同，有着首席“知华派”学者之谓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研究系主任兰普顿日前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的世界中国学论坛上发表演讲时断言，“尽管美中关系的根基还没有塌陷，但是美国政策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倾向于把中国看成是美国在全球主导权的一个威胁，而在中国，越来越多的精英派别与民众也把美国看作是阻止中国获得应有国际地位的一个障碍。”概而言之，中美关系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承接兰普顿忧虑的，还有来自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高级顾问、前美中贸易理事会主席柯白，“忽视现在正临近的危险是不明智的。我们都需要认识到这些危险，并尽最大努力避免这些危险成为现实。”
如果说兰普顿和柯白的忧虑还在中美之间打转，那么同样身为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的沈大伟早前则干脆直接将矛头对准中国，甚至不惜一改一贯姿态和立场，步章家敦后尘重拾中国崩溃论。“我们不能预测中国共产党将在什么时候崩溃，但很难不得出结论说，我们正在目睹它的最后阶段。”此言一出，舆论哗然间集体发问：沈大伟如何从一个“熊猫拥抱者”几乎一夜之间变成“弑龙者”？蹊跷的是，仅仅隔了一个月时间，沈大伟即在一次公开演讲中主动辩解崩溃论纯属媒体误导之果。“我没有选择那样的标题，标题是《华尔街日报》起的，我觉得这个标题没有反映出文章的内容。”何况，“我不是预测中国崩溃，而是预测中共延长式的衰落。”
也罢，看上去风云变幻的国际关系，往往只是停留在纸面上。根据中国前驻英大使、全国人大现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傅莹在与美国智库、学者和战略界接触所得的印象与感想，美国智库和媒体之所以越来越多地归队悲观派、谨慎派、焦虑派，缘于对中国的三重深层失望。其一，美方所期待的“中国实现现代化必将带来政治制度变革”的情况没有发生，中国版的“戈尔巴乔夫”没有出现。相反，中国取得的成功和增强的自信使中国道路更加不可逆转。其二，融入国际体系之后的中国，并没有成为屈服于美国意志和利益需求的辅从，而是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参与设计和塑造国际和地区事务的方向。其三，中国经济进入改革的深水区，美国一些大企业长期在中国获得高额利润的好景不再，他们有些不适应甚至抱怨。
与其说以上三点是美国智库和媒体的深层失望，毋宁说是面对中国高官的常态化的抱怨。对于第一点，涉及两国全然不同的发展道路问题，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变革从一开始就不会也不可能走上美国所推崇的民主道路；对于第二点，更像是美国面对不断崛起中国的心态失衡，以至于中国稍有举动，都可能被无限放大和过度政治化，兴奋点太多导致疑虑加重；至于最后一点，美国大企业“好景不再”的抱怨，近乎无病呻吟，毕竟任哪一个国家也不可能给他国大企业提供“终身最惠待遇”。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何况在媒体话语权、话语体系不一样的情况下，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势也是岭峰有别，温差迥异。与华盛顿的集体负面情绪不同，北京方面的媒体、学界大体上认为中美关系的基本盘是稳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所长牛新春呼吁，看中国关系，要忧患不要悲观。“对中美关系有危机意识是好事，但是不能变成悲观意识。既要看到30多年来中美关系整体向好的大趋势，也要认识到中美关系时起时伏的段情。针对起和伏的不同段情，做不同的事，既不避免‘过’，也要防止‘不及’。”
如果用纽约大学教授张旭东的“主权形态”理论解释，华盛顿之消极与北京之积极则保守中带着必然性。因为在认识和理解今天的中国社会、制度和价值形态的过程中，人们往往会遇到两种看似相反、实际上暗通的错误立场：一种是以想当然或偷梁换柱的方式，把中国强行纳入某种抽象的、“普世的”既定利益结构和权力关系中去，必欲“变天”而后快。另一种则是出于对西方道德优越感的逆反心理，处处着意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恨不能开历史倒车。如果用“抗战”来比喻今天论述中国历史正当性和现实可能性的思想努力的艰巨性和复杂性，那么以上两种立场就相当于曾被毛泽东批驳的“亡国论”和“速胜论”。
所幸，逼近“亡国论”的崩溃论和终结论已经被己方推翻，中国官媒对于“中国特色”的书写也在淡化，“速胜论”无理据也无市场。虽然中美智库及媒体接下来会如何斗智斗勇尚且不得而知，不过至少可以肯定的，这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拌嘴”会不时冒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