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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25 June 2015

留守儿童问题是中国社会转型期“阶级创伤”的一种表现形式

从这种屡屡出现的“阶级创伤”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到现实和历史,还能够感同身受、 反观自我,从而对大历史背后小人物的命运,有一种深刻的“同情的理解”。这样,我们提出的对策,也不至于掉到“精神维稳”的陷阱中去。
破土:您说的“阶级创伤”是一种什么样的创伤?
L教授:“阶级创伤”(Class trauma)并不神秘,凡是身处阶级社会中的人都会有亲身的体会和切肤之痛。“阶级创伤”是一种阶级冲突的形式,不过,这种冲突发生在阶级社会每个成员 的内心世界和精神世界当中。过多的时候,人们会把这种内心世界的痛苦、无力、绝望乃至被阉割、被撕裂的感觉,看成是自身的问题、暂时的问题,是每个人必须 为成长或成功付出的必然“代价”。有趣的是,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群体和个体,甚至会自觉地为了某个更高的范畴,比如家族、国家等,自觉地承受这种生命中不 能承受之重。比如,根据叶辛的小说《孽债》改编的电视剧主题歌这样唱道:“美丽的西双版纳留不住我的爸爸,爸爸一个家,妈妈一个家,剩下我自己好像是多余 的。”这里就有着对“阶级创伤”的曲折表达。鲁迅在小说《故乡》中,这样生动地描写自己听到闰土恭敬地称自己为“老爷”后的感受:“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 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从某种意义上讲,“阶级创伤”是人们对阶级界限、阶级歧视和排斥、阶级伤害、阶级压迫的复杂情感体验与心理感受。从这个角度去审视贵州毕节自杀儿童留下的遗书,我们能够体味到一种浓郁的“阶级创伤”,尽管它不过出自一个小学六年级学生的手中:“谢谢你们的 好意,我知道你们对我的好,但是我该走了。我曾经发誓活不过15岁,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今天清零了!”
破土:“阶级创伤”对于理解工人阶级家庭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视角。您是如何发现这一视角的?为什么留守儿童的“阶级创伤”会转变为对自身和同学的伤害?
L教授:最近几年,我承担的课程包括领导干部压力管理与心理调适。在教学的过程中,经常会和心理学圈的学者和老师交流。有时候,你会反思,为什么中 国社会特别流行心灵鸡汤?现在谁没有被心理鸡汤刷屏的时候?有些善于制作心灵鸡汤的专家教授,不光登上央视的百家讲坛,同时也实现了让自己先富裕起来的梦 想。讲一个故事吧。有一次,一位参加培训的领导干部讲述了他的心理压力。他的工作可能是与处决各类死刑犯有关,这让他有一种莫名的负罪感和心理压力。他的 调适方法,是私下咨询某位寺院的主持。在倾诉了自己的苦恼后,那位主持安慰他的一句话,让他最终释怀:“你不要有什么压力,因为你这是在替天行道!”这个 看似笑话的故事,让我思考心理问题背后的社会背景。
发现并审视“阶级创伤”,还有一个机缘,那就自己翻译《星星之火:全泰壹评传》的过程。我们常常看到,工人阶级及其家庭的心理和精神创伤,常常指向 自身、家庭成员乃至本阶级的成员。这种场景在《全泰壹评传》里面有很多体现。全泰壹曾经十分憎恨自己的父亲,因为他常常酗酒,暴打母亲和自己,然后变卖家 里仅有的一些东西,离家出走。区别在于,全泰壹在经历了“阶级创伤”后,实现了最终的觉醒,他深刻理解到,父亲其实也是一个受害者。在贵州四名留守儿童的 遭遇中,我们也看到类似的场景。在《全泰壹评传》中,还有这样一段描写:全泰壹曾经在拥挤的公交车上,看见了一位背着柳条筐的女性小贩在和售票员争吵。这 位小贩当时的样子,就象是泰壹母亲的一位邻居,他和这样的邻居已经相处二十二年了。这样的人,他(她)们的生活没有希望、没有理想或人类的成就感,他 (她)们的生活价值,就象一只蚂蚁的价值。为了在绝望中维持着自己的生活,他(她)和们自己的邻居争吵,对邻居不恭,有时候甚至粗暴地对待自己的邻居。同 时,他(她)们被所在的社会漠视和鄙视。真正的问题在于:很少有底层的成员,能够将社会强加于他(她)的自卑转化为自尊,将羞辱转化为自豪,将恐惧和卑贱 转化为愤怒和勇气,将依附和诋毁转化为自主和解放,将沉默和顺从转化为批判和斗争。
农民工或者留守儿童的“阶级创伤”之所以往往转变为对自身和同学的伤害,原因正在于社会底层在社会流动的过程中,常常会面临一种铁丝网般的栅栏,这 种栅栏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一种阶级边界,一种社会秩序,一种规则,一种道德律令,一种警示性的标志。约翰.列侬有一很经典的歌曲,叫《工人阶级英雄》 (Working Class Hero)。我觉得网络上传播的一段MV视频画面配得特别好。里面是一群孩子被栅栏阻隔在花园外面,一个小男孩首先勇敢地闯进了栅栏,孩子们蜂拥而入,他 们突破了栅栏这一咒语般的隐喻——这就是阶级的藩篱。“阶级创伤”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一些阶级必须通过法律、制度和市场来保护自己所在阶级的利益。“某些 人被各种铁丝网组成的栅栏包围,因为他们想要保护某种东西。他们会向那些试图攀越栅栏的人吐唾沫,践踏他们。那些从栅栏上跌落的人们,他们的脸部因痛苦而 扭曲,并充满罪恶感。”经历了近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社会的阶级边界基本确定,阶级的栅栏扎得越来越细密和精致。这是底层的“阶级创伤”往往转为指向自身 和同辈群体的重要原因。
破土:“阶级创伤”是工人阶级家庭特有的吗?具体来说,有哪些表现形态呢?
L教授:顾名思义,“阶级创伤”与每个人身处的阶级结构位置有关,也与特定社会的阶级生态环境有关。在中国社会转型期,领导阶级有自己的阶级创伤, 中产阶级有中产阶级的阶级创伤,工人阶级(包括新工人阶级群体农民工及其家庭)更是阶级创伤的重灾区。关于中产阶级的“阶级创伤”,建议大家去听听承认违 法犯罪、被取保候审的王功权的《私奔之歌》。关于领导阶级的阶级创伤,建议大家再次温习下作家阎真的官场小说《沧浪之水》:池大为最终烧掉了父亲留下来的 《中国历代名人素描》。在一片火焰和烟雾缭绕中,我们不难想象他内心深处难以言说的“阶级创伤”感。再如自杀问题,不仅有农民工的自杀、留守儿童的自杀、 留守老人的自杀,也在官员群体身上有集中体现。中组部甚至专门发文,要求下级单位统计领导干部非正常死亡的情况。正所谓,“不同的阶级,各有各的阶级创 伤”。
正如美国学者理查德·森奈特等在《阶级的潜在伤害》(The Hidden Injuries of Class)一书中所论述的那样,就新工人阶级特别是新工人家庭来说,“阶级创伤”更多的是一种隐藏的伤害。比如,通过精致的能力区分,将工人阶级及其家 庭的不幸,巧妙地归结于工人的能力问题。再如,通过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消费主义,使得工人阶级及其家庭做出的巨大牺牲变得正当化。在转型期的中国,各种 形式的潜在的阶级伤害,对新工人及其家庭带来巨大的心理和精神创伤。看过潘毅教授的《中国女工》一书的读者,或许不会忘却女工的梦魇和尖叫。我在广东的田 野调查中,曾经接触到一位工伤女工。有一天,很长时间没有联系的她突然打电话给我,反复地诉说自己身边有人在监视她,准备害她。她一再告诉我,如果有一天 她失踪了,肯定是被害了。你知道,这位已经离婚的柔弱女工,长期在循环式国家机器的各个部门奔走呼告,面对强大的资本和黑社会,她多次维权未果,她当然会 经受局外人难以想象的心理创伤。当这种创伤与阶级结合时,我们很难简单地用“被害妄想狂”来描述和解决她的问题。原因在于,这种痛苦是一种位置性痛苦。
破土:能不能这样理解,“阶级创伤”是一种基于阶级冲突和阶级伤害的心理创伤和精神创伤,它综合了心理学和社会学视角?
L教授:可以这样理解。之所以强调“阶级创伤”在农民工问题和留守儿童问题中的重要性,其实是想弥合社会学视角和心理学视角之间的巨大张力。农民工 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确实存在着心理问题;留守儿童的“焦虑指数”、“烦乱指数”和“迷茫指数”,也的确有助于我们把握和甄别那些“问题”儿童。但 是,任何社会问题都需要通过特定的问题框架加以建构。高蕊在《记忆中的伤痛:阶级建构逻辑下的集体认同与抗战叙事》一文中指出:启蒙运动及精神分析有关创 伤的研究,使得发生在个人身上的巨大创伤和痛苦经历,未必能够转化到集体层面。“发生的事件是一回事,对于这些事件的表述则是另外一回事”,只有当个人的 痛苦的体验“进入集体关于自我身份意识的核心”时,创伤才能出现在集体层面。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我们见到了太多的个体苦难和心理创伤。无论是 1993年深圳致丽玩具厂大火,抑或昆山中荣工厂爆炸事故,无论是张海超的开胸验肺,还是富士康工人的连环跳楼事件,都难以称为“阶级创伤”。有时我会思 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美国的1911年三角内衣厂大火,能够成为“改变美国的一场火灾”?为什么韩国1970年全泰壹的点火自焚,能够成为韩国劳工运动的 一个转折点?而反观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每当发生一起重大事件,似乎总是成为当局展现成功应对突发事件娴熟技术的大好舞台,而不是民众参与改变制造这些事件 的体制和结构的重要时刻?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认为转型中国的一个值得关注的重大问题是:如何能够使得个人或者少数人的心理创伤,变成大多数民众的文化创伤?按照亚历山大的说 法,只有“当集体成员认为他们遭遇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在他们的集体意识中留下不可磨灭印记的事件,并且这一事件从根本上无可挽回地改变他们未来的身份性 质”时,文化创伤才能产生。就这一点来说,心理学所建构的心理健康措施或者心理创伤治疗,难以承担这样的任务。或许,融合劳工社会学和心理学视角的“阶级 创伤”,能够成为将个人苦难升华为阶级苦难,将心理创伤升华为文化创伤的一个触媒和中介。
破土:您认为该怎样减少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阶级创伤”呢?
L教授:这是一个很沉重的问题。因为在转型期的中国,阶级是否能够公开言说,都成为了一个问题。有人说“阶级消失了”,但是我们看到的事实是资本无 处不在,甚至国有资本都遭遇到非洲的工人。普通民众对阶级存在着实体论的误解,好像阶级就是某个具体的人。其实阶级不过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压制性和剥夺 性的社会经济关系。中国的民众一提到阶级,便联想到阶级斗争。这是一种历史创伤引发的神经官能症。对于一个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来说,阶级就像水和空气那 样自然。如果我们真正反思自身社会流动的过程,无论它是向上流动、水平流动还是向下流动,总是能够发现“阶级创伤”潜藏在某个角落等待发声。
令人欣慰的是,我们依稀看到劳工阶级、中产阶级和国家治理者,他们正在从不同角度展开一场自救运动。在这场自救运动的进程中,他们能否体会到彼此正 在经历的“阶级创伤”,同时积极采取行动来减轻或缓解各自的“阶级创伤”,还有待于观察。我能够说的是,现实中已经有了一大批颇具勇气的先行者,在负重前 行。他们或者从事公益维权,或者进行政策倡导,或者在恶劣的学术环境下隐忍著述,或者在劳工权益的一线大声疾呼。
我想说的是,减少或者减缓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阶级创伤”,并非仅是有利于劳工阶级的事情。按照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观点,资本家、劳动者和国家治理者都会从中受益。
破土:为什么这样说?可否举例说明一下?
L教授:历史的发展往往超出特定阶级对既有利益的执着。“韩国工人运动之父”全泰壹的母亲李小仙,曾在1975年举行的全泰壹自杀五周年追悼会上这 样大声疾呼:“……报纸上发表的反映工人实况的文章,掀起议论也不过一时,过不了几天,世人也就忘得一干二净。没有一个人把工人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积 极帮助工人。我想那些有学问的人,那些宣扬要协助软弱无力者的人,那些所谓搞工人运动的人,可能都读过报纸上的文章,但没有一个人把工人们的痛苦当作问 题,奋起展开斗争。到头来,我们刻骨铭心地认识到:只有我们工人团结起来展开斗争,才能找到活路。”事实上,全泰壹的母亲和妹妹等,后来继承了全泰壹的遗 志,广大劳工、中产阶级以及国家治理者,成为韩国转型与发展的共同推动者和见证人。
值得深思的是:三十多年后,准备竞选韩国总统的朴槿惠手持鲜花,希望到全泰壹塑像前祭拜,但遭到了工会会员的阻挠,工人希望她能够对全泰壹自杀的朴 正熙时代予以正确的评价。应当说,“三无女人”朴槿惠及其家族经历的“阶级创伤”,可谓深重且发人警醒。同时,在韩国民主化转型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劳动者 也付出了巨大的阶级代价,经历了难以想象的“阶级创伤”。直到今天,韩国的劳工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金融危机背景下,还在继续遭遇各种“阶级创伤”。他 们的幸运在于,这时他们经历的苦难,已经不再是个体的苦难;他们遭受的创伤,也不再是心理创伤。因为,他们的身份已然改变。
换句话说,如果“阶级创伤”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历史宿命,那么,如何让这种创伤具有历史价值,成为一种历史记忆,变成一份历史遗产,同时让后来者不再经历类似的创伤,是值得大家深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