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边是他（储安平）对中国共产党本质的分析。这种言论对今天中国的读者而言，是相当不习惯的。不知有没有人会产生“不幸而言中”的感慨：
共产党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党。多年以来，我们一直住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对共产党的内情，我们自承所知不多，我们暂时只能根据常识来说。近几年来，外间对于中共在延安边区一带的作风，颇有好评。共产党在这样一种艰困的环境内，能站得住，亦自有他们所以能站得住的道理。一个政党当它在艰困奋斗的时候，总有它一股生气和生命的力量的。
社会主义是一个极其广泛笼统的名词，就经济生活方面言之，共产主义只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其间只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而已。就实行社会主义而言，今日中国一般人民，特别是一般知识分子，并不反对，毋宁说是很期望的。今日一般知识分子，在共产党心目中，他们都是“小资产阶级”，但是实际上，今日中国的知识阶级，除了极少数一些人外，大多都已沦为“无产阶级”了。这是国民党的恩赐！
知识阶级的领导重心仍然在一般教育界文化界中，然而今日中国的教育界文化界中人物，哪一个不是已经到了虽然尚未饿死而早已不能吃饱的局面！而且知识阶级，大都有理想，有理性的。除了少数自私分子外，哪一个不承认贫富的悬殊是一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所以共产党在经济生活方面的原则，并不可怕。一般人怕的是它在政治生活方面的做法。
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通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中国的政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要知提倡民主政治有一个根本的前提，而且这个前提一点折扣都打不得，就是必须承认人民的意志自由（即通常所称的思想自由），唯有人人能得到了思想上的自由，才能自由表达其意志，才能真正贯彻民主的精神。假如只有相信共产主义的人才有言论自由，那还谈什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
同时，要实行民主政治，必须有一种公道的精神，一是好的说它好，不好的说它不好，二是我固然可以相信我所相信的，但我也尊重你可以相信你所相信的。就前一点论，譬如说我们这批自由分子，不讳言，都是受英美传统的自由思想影响的，但我们一样批评英美，抨击英美。同时，苏联或延安有好的地方，我们一样称颂他们的好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见共产党批评斯大林或苏联，从来没有看到左派的报纸批评毛泽东或延安，难道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是圣中之圣，竟无可批评之处？难道莫斯科和延安都是天堂上的天堂，一切都圆满得一无可以评论的地方？
就后一点说，我们虽非共产党党员，但一样尊重共产党的党员，只要他确是信奉他所相信的主义，忠于他的党，忠于他的理想，忠于他的工作，忠于他的事业，我们都在心底里对它尊敬。
但是共产党的对人，只有敌我，跟他们跑的，他们可以承纳，不跟他们跑的，他们一律敌视。一切都以实际利害为出发，不存任何人情与友谊。要捧一个人，集体地捧他起来，要攻击一个人，集体的把他打了下去。公平的反面就是极端，共产党的极端作风，实在大大地限制了它获得同情的范围，亦即减少它获得成功的速度；梁漱溟先生的摆脱现实政治和张君劢先生的脱离民盟，也多少与共产党这种极端作风有关。
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
——摘自戴晴：《储安平和党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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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安平既目光如炬，又有远见。
共产党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党。多年以来，我们一直住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对共产党的内情，我们自承所知不多，我们暂时只能根据常识来说。近几年来，外间对于中共在延安边区一带的作风，颇有好评。共产党在这样一种艰困的环境内，能站得住，亦自有他们所以能站得住的道理。一个政党当它在艰困奋斗的时候，总有它一股生气和生命的力量的。
社会主义是一个极其广泛笼统的名词，就经济生活方面言之，共产主义只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其间只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而已。就实行社会主义而言，今日中国一般人民，特别是一般知识分子，并不反对，毋宁说是很期望的。今日一般知识分子，在共产党心目中，他们都是“小资产阶级”，但是实际上，今日中国的知识阶级，除了极少数一些人外，大多都已沦为“无产阶级”了。这是国民党的恩赐！
知识阶级的领导重心仍然在一般教育界文化界中，然而今日中国的教育界文化界中人物，哪一个不是已经到了虽然尚未饿死而早已不能吃饱的局面！而且知识阶级，大都有理想，有理性的。除了少数自私分子外，哪一个不承认贫富的悬殊是一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所以共产党在经济生活方面的原则，并不可怕。一般人怕的是它在政治生活方面的做法。
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通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中国的政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要知提倡民主政治有一个根本的前提，而且这个前提一点折扣都打不得，就是必须承认人民的意志自由（即通常所称的思想自由），唯有人人能得到了思想上的自由，才能自由表达其意志，才能真正贯彻民主的精神。假如只有相信共产主义的人才有言论自由，那还谈什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
同时，要实行民主政治，必须有一种公道的精神，一是好的说它好，不好的说它不好，二是我固然可以相信我所相信的，但我也尊重你可以相信你所相信的。就前一点论，譬如说我们这批自由分子，不讳言，都是受英美传统的自由思想影响的，但我们一样批评英美，抨击英美。同时，苏联或延安有好的地方，我们一样称颂他们的好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见共产党批评斯大林或苏联，从来没有看到左派的报纸批评毛泽东或延安，难道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是圣中之圣，竟无可批评之处？难道莫斯科和延安都是天堂上的天堂，一切都圆满得一无可以评论的地方？
就后一点说，我们虽非共产党党员，但一样尊重共产党的党员，只要他确是信奉他所相信的主义，忠于他的党，忠于他的理想，忠于他的工作，忠于他的事业，我们都在心底里对它尊敬。
但是共产党的对人，只有敌我，跟他们跑的，他们可以承纳，不跟他们跑的，他们一律敌视。一切都以实际利害为出发，不存任何人情与友谊。要捧一个人，集体地捧他起来，要攻击一个人，集体的把他打了下去。公平的反面就是极端，共产党的极端作风，实在大大地限制了它获得同情的范围，亦即减少它获得成功的速度；梁漱溟先生的摆脱现实政治和张君劢先生的脱离民盟，也多少与共产党这种极端作风有关。
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
——摘自戴晴：《储安平和党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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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安平既目光如炬，又有远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