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安，原深圳体改委主任
4月24日，财政部长楼继伟以“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实现途径”为题在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论坛上发表演讲。一位政府高官以学者身份发表对时局热点的看法，直白地表述自己的见解，值得鼓励和赞赏。今天中国官员最大的憋屈之一是不能、不敢讲自己想说的话，继伟的勇气可嘉。
我与继伟同是改革人。1985年我在中国体改所当副所长时，继伟、小川、树清、华生都是改革的青年才俊。1987年我去深圳体改委工作，不久继伟去 上海体改委任职。之所以讲这段历史，我是以改革的眼光来评价他的这篇演讲。尽管他的演讲中不乏改革之词，但我认为与改革学者相距甚远，作为财政部长来评价 则更令人失望！
对唯速度论没有一点反省
继伟演讲的题目是“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实现途径”，全篇的中心就是避免滑入中等收入陷阱。所谓改革，就是为了保持中高速增长。速度是目标、唯一、 至上，改革的全部意义就是作为保速的手段而存在。作为学者，尤其是作为改革的学者，依然那么崇拜GDP，迷信GDP，而无视中国在追求GDP增长中付出的 沉重代价，以至导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的全面恶化，所以中央下决心全面深化改革。
30多年的高速增长是改革开放的成就，但是造成经济的两极分化、政治的权力失衡、社会的冲突加剧、文化的堕落腐败、生态的全面恶化。为了高速增长， 吸引投资者，我们压低劳动、土地、环境的价格，不惜污染生存需要的空气、土地和水，忽视社会平等与公平，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引起社会的普遍不满，威胁政 权的稳固与稳定。今天讨论中国问题，就是要继续维持这样的增长吗？且不说能不能维持这样的增长，请问这样的增长社会意义在哪里、价值目标是什么？中国共产 党的使命、责任就是速度是一切，其它都不重要？今天稍有良知的学者都认为，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非常遗憾，作为改革学者的楼继伟，没有从唯速度论中跳出， 还是从速度到速度，没有一点觉悟与反省。GDP尽管还保留在统计与操作层面，但对它的崇拜与迷信在理论学术层面早已打破，居然继伟依然津津乐道，作为立论 的出发点。
速度不能持续的原因是唯速度
为了保持高速增长，在政府主导下，采取超量发行货币、高积累的资本投入、大规模的土地开发、大量廉价劳动力使用以及提供成本最低的环境。今天所有这 些都达到临界点。中国货币总量已接近GDP的2倍，而美国的货币总量只占GDP的70%。中国投资率高达50%，各级地方负债达到17.1万亿。全国各省 市都搞了开发区，违规批地、乱占耕地、闲置用地问题突出。全国农民工总量2.74亿，其中外出农民工1.68亿，外出农民工月平均收入2609元，超过8 成的农民工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空气、土地、地下水、河流、海洋污染严重，损害健康、威胁生存。这种为了速度而速度能持续吗，持续这样的速度有意义吗？
速度为目标、唯一、至上，最大问题是带来政府价值追求的偏离。速度第一，就是GDP第一，招商引资第一，项目建设第一，这给政府带来政绩提升，财政 收入增加，项目支配权扩大，从而带来红色收入、灰色收入、黑色收入。所以，政府具有追求速度的巨大动力，政府收入增加大大超过城乡居民收入增加。1979 年至2013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9.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6%，而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4.5%。我国 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由1992年的54.6%，2008年降至47.9%，2012年稍有回升，至49.4%。所以，我国经济增长一直靠出口与投资 拉动，居民消费疲软，居民消费率由2000年的46.4%下降到2013年的36.2%。
公共消费是私人消费的基础和前提。我国公共消费水平低，并且又不公平，一直没有建立起覆盖全民的社会福利和保障系统，是造成居民消费疲软的重要原因。推进 市场经济，建立公平的全民福利，是改革的两翼，唯此才能保障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可是在唯速度理念的支配下，重经济、轻社会，重生产、轻分配，重建设、 轻民生，重效率、轻公平，造成内需不振，造成经济增长失去内动力而滑落。
怎么看中国的工资水平
继伟把我国经济滑落归罪于工资的过快增长。他说：“从改革开放开始，80年代，到90年代中早期，这时是工资增长大于劳动生产率增长，是成本真实化的表现。”90年代中期开始，“人口红利大规模进入制造业。一直到2007年，工资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他认为：“前面的两个阶段，经济增长达到9-10%，基本健康” 。“2007年开始，工资陡然上升，工资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长。2014年，我们的人均GDP是7500美元左右，比马来西亚低，比泰国略高。但是，据 中国社科院的一份研究显示，上海的工资是吉隆坡的1.16倍，曼谷的1.8倍。我们的工资已经没有竞争力，与此同时，劳动合同法又削弱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 性。在其他约束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适龄劳动人口的下降，需要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才能推动增长，否则工资增长长期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就会带来通货膨胀或 ‘滞胀’”。
他对第一阶段的工资增长是认可的，是“成本真实化的表现。”他最赞赏的是第二阶段，依靠“人口红利”实现经济增长。也就是依靠低工资、低福利，即榨 取剩余价值的“血汗工厂”，维持经济增长。这反映了他的速度至上的价值观，劳动只是实现增长的工具。请问，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什么？维持这样的经济增长是反 映了谁的利益？正是基于这种立场，他批评第三阶段，工资过快增长。
我认为：第一、低工资、低福利的“血汗工厂”模式不应该、不可能持续，工资的过快增长是对第二阶段工资过低的纠正，也应该是“成本真实化的表现。” 第二、农民工群体的工资并不高。据2013年抽样调查，27.2%的人月收入在1001—2000元之间。42.9%的人月收入在2001—3000元之 间。17.3%的人月收入在3001—4000元之间。而月收入在4000元以上的不到10%。第三、劳动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这一方面是劳动年龄人口的 短缺，另一方面是由于不能向农民工提供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的社会保障，使一部分劳动年龄人口不得不返乡。第四、生活成本的推高，必须提高工资水平。对 农民工调查数据显示：27.7%的被访者每月生活费用支出占其收入一半以上。44.3%的被访者每月生活费用支出占收入的比重在四分之一到一半之间。月生 活费用支出占收入的比重在四分之一以下者仅为28.1%。上海工资比吉隆坡、曼谷高，有没有算上海住房、看病、上学的费用与物价水平呢？
继伟还说：“推行企业集体谈判是对的，但是提出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是可怕的，欧洲就是这个问题造成了劳动力市场僵化。美国底特律行业工会力量很 强大，工资福利特别高，如果以美国南部日本投资的汽车企业作为标杆的话，每辆汽车的成本要高2000美元，最终导致底特律汽车业破产。”将中国工会与美国 工会相提并论，担忧推高工资福利，是十分可笑的。谁都知道，中国的工人作为整体来说，没有与资方谈判工资的能力，这是导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下降的 重要原因。至于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只是提出，有否实施不得而知。但据我的了解，并没有实际起什么作用。据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与雇 主或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比重仅为41.3%，比上年下降2.6个百分点。
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在哪
继伟的演讲的核心内容是避免“滑入中等收入陷阱”。他认为：“拉美为什么出问题，第一是不开放，第二是劳动力市场逐步僵化，还有民粹主义。东南亚的 问题和拉美不太一样，他们还有另外的问题，如法治化比较差。”他回避了拉美与东南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差距过大，导致中低收入
居民消费
严重不足，消费需求
对经济
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2007年阿根廷基尼系数
达到0.51，马来西亚始终在接近 0.5的水平上。由于贫富悬殊，社会严重分化，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对经济发展
造成严重影响。
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分配不公、贫富悬殊，中国基尼系数从1985年的0.31，到2010年上升到0.47，有人计算实际基尼 系数已经接近或实际超过了0.5。这导致了居民消费水平过低。数据显示，2010年城镇10%最低收入家庭的消费率高达92%，而10%最高收入家庭的消 费率只有62%，收入向富裕群体倾钭，必然导致储蓄率提高，消费率下降。问题更严重的是财政二次分配，不仅没有校正一次分配的不公，而且逆向调节，越有保 障的群体更多保障，越少保障的群体更少保障。尤其是城乡之间公共服务存在巨大差距，教育、医疗、社保都向城镇倾钭。
这是一位乡书记写的“农民为什么穷”的文章，摘几段如下：
“农村电、电话是农民自己集资建起来的，城里电、电话是国家投资的，城里人用的电和电话比乡村便宜；农村的学校是农民自己集资建的，农村
老师的工资是农民自己开的。城市里的学校是国家建的，城市里老师的工资是国家财政开的；城市里的公路是国家修的，一公里就是好几百万甚至千万，农村 里的公路主要是农民自己修的。农村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农民自己集资的，当然国家也有财政支持，但那是杯水车薪。都是中国的公民，在占有财政资源方 面，标准是不一样的。”
“现在的农村教育是什么？贫穷的父母亲，负了一身的债，支付了巨额的教育成本，好不容易培养一个高中生。高中生给了父母什么回报？没有！他把20— 40岁黄金的时间给了城里，他得到了什么？没有！到了40岁，快要老了，城市和发达地区不要他了，把养老的包袱又甩给了中西部，甩给了穷人。教育是不是抽 水机？教育不断地把中西部的资源向发达地区抽，不断地把穷人的资源往富人抽啊！”“从1985年到目前为止，农产品的价格涨了不到7倍，相当于农民的收入 （在价格上）长了7倍。但现在农民教育支出涨了几百倍甚至几千倍，你说农民怎么不穷！农民能够卖的一点钱，就被我们的教育吸得一干二净，农民是要负债来培 养自己的孩子，并且是给发达地方培养人才。”
“户籍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城市户口相对于农村户口是很值钱的，我读小学时就知道城市户口的人的优越和高贵，城镇户口的同学吃的、穿的、住的、玩的 都和我们农家子弟不一样。我当时好羡慕有城市户口的人。85年，我当乡书记了，很多农民找我解决户口，户口要粮食、公安、民政等好几个部门联合办公，最后 分管的县长签字才能解决，解决一个户口除了要花很多钱外，还要花好多的时间和精力。到了90年代初期，县城的户口每年出售100个、200个、500个不 等，每个30000元，一些农民，借债也给自己的孩子买户口，买高价户口还要开后门，那时也有好多人求我走后门，有的人真是哭着求我。再到后来，全国都卖 户口了，有的城市一个户口卖十几万甚至更高，现在要得到北京等城市的户口，依然还要出钱买，我在北京工作好几年了，就是做不成北京人，因为买不起户口。户 口这个东西，吸走了多少农村的财富！”
“就说说扶贫的资源配置制度吧。国家的扶贫资源是属于穷人的钱，这个资源是由谁来配置的？是干部来配置的。谁跑步‘钱’进、谁跑得勤就给谁。跑到扶 贫资源是要成本的，资源通过一级一级的下拨是要雁过拔毛的。这些资源到了项目点、到了社区该怎么使用，还是没有穷人的发言权，还是国家干部说了算。不少贫 困地区搞工程招标，谁主持，是干部，谁有权参加投标，极少数有钱的人，穷人在哪里呢？占99%的穷人被排斥在外了。”
……
非常让人不能理解的是缩小城乡差距，平等公共服务，这在中国学术界是没有争议的问题，却完全不在财政部长楼继伟的头脑里。这是多么可怕的事。一个手握财政分配大权的财政部长无视公平分配，请想象后果是什么？！
楼部长开出的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药方是：“有一条铁律，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工资的增长一定要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还有一个一般规律：政府收入 占比，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宏观税负，要逐步提高，提供再分配。在这些环节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这些环节往往是综合的，容易表 现为民粹主义，社会浮躁，法治缺失，腐败盛行，最后出现陷阱。”一次分配，控制工资过快增长，提高宏观税负，继续扩大财政分配权。他接着说：“我们的财政 能力应该说还是比较强的，而且总体来说是比较谨慎的。” “财政能力比较强”，勿庸置疑，后一句“总体来说比较谨慎的”，什么意思？这种自我肯定的高度自信，透露出在他的任期上财政分配格局不会有大的改变？
财政需要根本性改革
财政的分配运行基本上沿袭了传统社会主义的模式，过去习惯叫“吃饭财政”，意思是财政只够政府工作人员“吃饭”的，运行原则是首先满足政府开支的需 要，其次才提供公共服务。随着我国财力的大幅提升，现在称之谓“公共财政”，本应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原则，更重要的不是由政府做主，而是由民众参与的公 共选择的政治过程。但实际运行“公共财政”是有名无实，依然按老规则，民众不能参与，人大审议虚置。与楼部长的自我感觉良好相反，财政需要做根本性的改 革。
财政分配是执政理念的直接体现，是社会制度判别的根本标志，是民众社会态度选择的关键因素。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国家，就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至上，是 不是社会主义，不是看有多少公有制企业，而是看剩余价值分配，尤其是财政怎么分配？我们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首先看关系全国各阶层切身利益的钱袋子是怎 么管理的。发展固然重要，为谁发展、成果分配更重要。我国的问题不是出在发展上，而是分配上。
讲社会主义，就看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巴黎公社的原则。恩格斯说：“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 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 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 马克思说：“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公社实 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
讲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借鉴一下西方发达国家的财政制度。1921年美国国会通过《预算和会计法案》规定了两大基本原则：1，决定钱怎样花，是公 民的权力，而不是政府。政府是代公民起草支出方案，编制和提交预算。公民选举的议会是预算修改、决定和批准的权力机构。2，钱要在公民监督下支出，预算批 准后，政府只是预算的执行者，而公民选举的议会监督政府执行预算。美国各级政府的预算有三个特点：1，公开透明，美国的法律规定，联邦财政预算的形成和执 行的全过程都必须公开进行。2，完整详细。美国预算涵盖了所有政府部门大部分的收支，并且支出分类的标准步步细化，详细规定了支出项目和金额。3，法制预 算。预算一经国会批准，就具有法律效力，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美国税收的原则为：1，纳税人赞同则纳税，不赞同则不纳税。2，纳税人纳税与否由其代表表 达。过去三十年里美国时有发生政府预算没有被议会通过而关门的事件。
我们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吗？我国的财政像“社会公仆”还是“社会主人”，“廉价政府”还是“昂贵政府”？我们不是讲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吗？对照一下美国，我国财政是现代化治理，还是什么“特色治理”？
第一、政府自定机构、编制与待遇
作为“社会公仆”，设什么机构、定编多少、待遇如何，当然由“社会主人”定。然而，我国全由政府自定。编制办就设在政府，而编制办也形同虚设。公务 员超编，就设事业单位。事业超编就设编外。这就带来中国机构林立、财政供养人员膨胀、行政开支剧增。1978年以来我国总人口增长不足40%，但公务员却 由1978年467万增至2012年的1400万，增加2倍。事业单位人员由1497万增至4000万，增长1.5倍。这还不包括大量编外的财政供养人 员。按规定，县级机构人员不能超过750人。但据调查，北方县级机构的人数超过1000人。广东有的县仅政府部门正副职领导干部就有508人，副科级以上 干部1300人。我国的官民比例由改革开放初的1：67上升为2009年的1：20。按2009年的数据计算，中国每百万美元GDP的财政供养人员为 10.8人，是日本的10倍、美国的7倍、德国的8倍、英国的4倍。我国行政开支从1978年52.90亿元，到2006年增加到7571.05亿元，翻 了143倍。2007年起，用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为口径进行统计（不包括各部门的行政开支）。2013年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为11,578.08亿元，为 1978年218倍，年均增长16.63%，大大超过经济增长与财政收入增长。政府机构、人员和待遇不受约束的自我膨胀，吞噬了经济发展成果，消耗了财政 资源，滋生了制度腐败，挤占了民生投入，拉大了贫富差别，激化了官民矛盾。
第二、政府不经人大批准征税与收费
林立的机构、超编的人员、庞大的开支，靠什么维持？就是向“社会主人”乱收税、乱收费。中国是以政府和部门规定代替税收立法。现有税收20多个税 种，300多个项目，只有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是通过立法程序的。一是由国务院、财政部、税务总局规定税收，二是由财政和税务部门起草，由国务院的法制 部门在政府各部门之间进行协商，最后交由人大讨论，并不征询纳税人的意见。三是全国各级政府和各部门收费和罚款，各种名目多达2万项。比如2014年底由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文连续3次提高成品油消费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是2008年11月10日国务院颁发的，怎么不经国务院批准，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就可征税呢？楼继伟的解释是1985年国务院授权的。“社会公仆”不需要“依法征税”，下个文就征，做什么用不用告知。“社会主人” 却要履行“依法纳税”的义务，也不知向谁问征了干什么用？这就是现代治理？
楼部长还不满意，说：“宏观税负，要逐步提高，提供再分配”。中国宏观税负高还是低，存在不同看法。2014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万亿元、全 国政府性基金收入5.4万亿元、国有企业实现利润0.2万亿元，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3.9万亿元，四项共计23.5万亿元，占GDP37%。以此计算的 宏观税负低于丹麦、荷兰、挪威、法国、德国等发达国家。这可能是楼部长还要提高宏观税负的理由，可是这些国家的高税负提供的是高福利，而我们呢？你就说一 句“提供再分配”，再分配给谁啊？这就是中国的现实，政府缺钱就想个名目收税、收费或者罚款。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歇啊！
第三、财政预算的监督与审议
政府收了钱，怎么花，总得报个帐，让民众知道，人大审批。从程序上有安排，就是走个形式。一是从时间上看，3月份召开人大审批前，政府已经支出了两 到三个月了。从提交人大到审议，全国是45天，地方30天，根本不可能进行实质性审查。全体代表大会审议时间更短，也只半天时间。二是从所报的预算草案 看，采取“类、款、项”分类，无法判断使用的依据和目的，外行看不懂，内行看不明。三是人大代表缺乏代表性，大多是退居二线和在职的官员及社会名流，又非 职业化和非专业化，没有应有的审议能力。四是整个过程，没有民众参于、专家质询、媒体监督。尤其是涉及巨额支出的项目，如北京的奥运会、上海的世博会、广 州的亚运会、深圳的大运会，预算不审议，决算不报告，究竟花了多少钱，民众不知道。建国65年来从全国人大到乡镇人大，预算没有不通过的。
中国最大的制度性腐败是财政，全国数十万亿资金就在“社会主人”不知情、不参与、不监督的情况下由“社会公仆”做主分了、用了、花了！好不容易盼来 《预算法》修正，然而主导《预算法》修正的还是财政部。《预算法》第一条修改为：“为了规范政府收支行为，强化预算约束，加强对预算的管理和监督，建立健 全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保障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没有权力主体，谁“规范政府收支行为”，谁“强化预算约束”，谁“加强 对预算的管理和监督”？本应该是各级人大以及社会公众。但楼部长要的是增加再分配的权力，找人管，岂不自找麻烦、自钻笼子？
第四、多少用于民生
谁管钱，如果没有约束，结果可想而知。在没有社会公众知情、参与、监督的情况下，财政分配怎么可能向民生倾斜？所谓公共财政应该是民生财政。那什么是民生 呢？至今没有明确的定义。现将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文化体育与传媒五项定为直接民生，农林水利、交通运输、环境保护、城乡社区事 务、商业服务、国土海洋气象、粮油物资储备八项为密切相关民生。
按上述定义计算： 2015年中央本级财政预算支出，教育1291.51亿、医疗卫生110.19亿、社会保障和就业729.3亿、保障性住房355.54亿、文化体育传媒 249.21亿，共计2735.75亿，占中央本级支出25012亿的10.9%。若加上农林水利660.62亿、交通运输806.89亿、节能环保 291.25亿、城乡社区事务4.83亿、商业服务20.44、国土海洋气象306.4亿、粮油物资储备1546.38，共计6372.56，占中央本级 支出25012亿的25.4%。应该指出，这其中还包括各部门的行政开支，真正落到民生上的还没这么多。
对比一下美国，2004美国联邦政府45%用于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这还不包括教育。2002年州和市县镇政府财政用于教育与公共福利就达50%。所有民选政府都有福利膨胀的趋势，带来的是财政危机。而我国则是行政膨胀，带来的是社会危机与政治危机。
第五、公共服务不公平
更严重的问题是我国有限的民生资源分配不公，城乡之间、各类人群之间不能享受均等的公共服务。中国公务员在医疗、养老、教育、住房等各项公共服务中 享有特权。最具特色的是部长退休了，还可享受部长待遇。这就带来850万干部享用了中国医疗卫生支出的80%。城乡之间差别更大了，医疗资源80%集中在 大城市，其中30%又集中在大医院。城乡之间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均，城市义务教育由国家财政负担，而农村义务教育则由农民自己支撑。城市人口平均受教育 13年，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7年，相差足足近一倍。2006 年，占全国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只获得全部教育支出的23%。教育资源分配地区差距大，各项教育经费指标东部基础教育平均是中西部的一到两倍。还存重点 学校和薄弱学校差距，重点中学，干部、知识分子和高收入家庭子占学生总数的70％以上，在高等教育阶段也占绝大多数。农民子女的比例随着院校层次的升高而 降低。昂贵的教育费用使农民子女上大学成了致贫的重要原因。养老保险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企业之间、人群之间更加碎片化、差距大。养老本应中央统筹，推 给省统筹，从1998年起国务院要求实现省统筹，至今未能实现。2009年起中央推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月55元，2015年首次提升 到每人每月70元，由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补助50%。每人每天1元多的养老金补助，还不夠买一斤青菜的，体现了楼部长“谨慎”的财 政政策。
第六、财政转移支付逆向调节
2015年预算安排，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达81430亿元，其中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55918亿元，占了68.67%。这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 30045.37亿元，专项转移支付21564.34亿元。这笔巨大财力本是用来调节分配、缩小差距的，但却是逆向调节。据《中国统计年鉴》数 据，2003年人均转移性收入城镇居民为2003.16元，农村居民为143.33元，两者差距14.74倍。自2004年起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提高，至 2011年城乡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分别为5708.6元和701.35元，差距仍高达8.14倍。从农村居民看，高收入群体获得的转移性收入一直高于低收 入群体，2011年农村低收入户人均转移性收入为265.04元，高收入户1263.35元，相差4.77倍。从地区看，2011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 的城镇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为5708.78元，其中江西、贵州、西藏等23省在平均值以下，收入最高的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辽宁都超过7000 元以上，北京是西藏的7.12倍。
这就是中国的国情，强势地区、强势部门、强势人群可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手段影响也好、拉拢也好、腐蚀也好，从财政分配中获得更多，而弱势地区、弱势部门、 弱势人群没有反映利益的通道，他们只是恩施的对象，想起时关照一下而已。就是获得转移支付的地区、部门也是层层扒皮、雁过拔毛，真正落到民众身上又有多 少？
高达8万多亿的财政支出不能起平衡利益的作用，相反逆向调节，加剧贫富差别。可是楼部长清华演讲以及三次向全国人大做的预决算报告，都不提公平分配、平等 公共服务。而一再提出警惕“民粹主义”，谁要反映民意、表示不满，那就扣上“民粹主义”的帽子。我真的难以理解，对中国如此严重的贫富差距、如此不公的公 共服务，所有有一点良知的学者都感受深切，所有改革的学者都大声疾呼地要求加快分配改革的步伐，楼继伟居然无动于衷！他的演讲尽管顺便提到了户籍、教育、 医疗、社保的改革，但更多的是教训别人，没有表达一丝丝自我改革的意思，正如媒体评论表现“过度的自信与傲慢”。自信与傲慢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只是关系个 人的命运。一个财政部长的自信与傲慢却是关系全中国人的利益。
覆盖全民的平等的福利国家
说了财政那么多问题，只是希望楼部长不要错判方问，财政是中国笫一需要改革的部门。但话又说回来，财政的问题是65年，尤其近35年积累下来的，财政制度 的实质是政治制度的缩影。要求一个财政部长全面改革财政是不现实的。但话还得说回来，一个人想改革，总有办法改，作为财政部长在职权范围内拥有相当大的改 革空间。一个人不想改革，总可以找出千万条理由，大环境啦，身不由己啦，等等。最感遗憾的是曾是改革同行的楼继伟，如今身居高位、手握大权，却没有表现一 点点改革的意向，还错判了方向。
财政分配改革的突破需要提出社会发展的总目标，即建立覆盖全民的平等的福利国家。我们一直将福利国家作为高福利的代名词。欧美的财政危机就是高福利引发的，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建设福利国家似乎远不是时候。这是又一个认知的重大误区。
习近平说：“我们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 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 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这段话的简单表述就是建成福利国家。
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改革成果真正惠及十几亿人口，这样的社会不就是福利国家？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福利国家就是题中之意。
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公平的社会保障加效率的市场竞争。
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国家，从意识形态来说，就是以社会公共利益至上为主义，而区别于人类历史上以某个阶级、某部分人利益至上的社会。所以社会主义一 定是福利国家，当然福利水平决定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我们说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也就是福利国 家。
再反向思维，如果不建设福利国家，不把福利国家作为目标，请问什么是全面小康社会？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在民生问题说了许多好话，做了许多承诺，就是没有把建设福利国家列为党和政府的目标，结果流于空泛、碎化、表面，使民生问题越积越多。
建国30年奉行政治挂帅，忽视物质利益。改革30年奉行发展第一，忽视民生建设。今天该醒悟了，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就是建成惠及全民的福利国家。这有什么疑义吗？
为什么称平等的福利国家呢？这本属多余，福利国家就是凡中国公民权利平等。但对我国来说，拥有特权却是常态，不仅官员按级别享有特权，几乎人人都希望拥有特权，以享有特权为荣。这已经成为国民的心态和文化。建设平等的福利国家，这不仅具有经济社会政治意义，还有文化意义。
为什么强调覆盖全民呢？这本属多余，福利国家就应该是覆盖全民的。可对我国来说，覆盖全民非常困难。
中国的现实是最应覆盖的需要保障的弱势群体恰恰被各种原因遗漏。
据本人2010年对广东某市某镇调查，低保应保未保达150户，占应保户的24.8％，应保未保620人占31.8％。也就是说，近三分之一的人数未纳入低保。据此推算，全市农村低保应保未保人数为39596人。
2010年广东某市五保供养人数占农业人口比例约为0.9‰，若与全省6‰的覆盖面推算有21600人，也就是还有18000人应保未保，是已保的6.6倍。
某市城乡贫困残疾人约1.65万、特困残疾人约1.5万人，共3.15万人，纳入低保约1.51万人，只占47.9%。
对低保、五保、残疾救助是社会保障的低线，本应该全覆盖，但是现实生活中是下达指标的。理由是政府没有钱，基层政府财政困难是事实，但不至于困难到如此地步，而是挪作他用了。
所以，建设覆盖全民的平等的福利国家是当今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迫切之需，应该成为各级政府的社会经济目标。
2014年3月29日我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最大的政治》一文中说：“今天就发展论发展已发展不下去了，必须通过深化改革，保障发展的成果落到改善 民生上，这就能扩大内需，经济才能持续增长。不仅如此，民生改善了，社会分化缓和了，社会就稳定了；民生改善了，不满情绪缓解了，政改就能顺利推进了；民 生上去了，文化服务均等化了；民生上去了，生态环境就改善了。所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改革要紧紧围民生这条主线推进。”
建设覆盖全民的平等的福利国家，无疑是宏大的系统工程，必须目标化、制度化解决，纳入政府规划，成为财政分配的原则。
有人可能担心政府的财力，今天的中国政府今非昔比，不是缺乏财力，而是财力分配。
中国最迫切需要的是控制行政开支不可遏制的膨胀。必须尽快出台《公共机构和人员编制法》，机构设立、人员编制、岗位职责、职务待遇都必须经人大批 准、向社会公开。建议将各部门的运行支出从各项职能中剝离，与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合并为“机构运行支出”，便于监督。按公务人员占常住人口之比制定合理的 “财政供养人口标准”，以界定政府规模。再按“财政供养人口”设立人均行政经费支出的标准，可按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工资水平和物价水平等因素分为几 档。经过几年努力，将财政供养人口规模与机构运行支出压缩到合理水平。
1970年美国联邦政府在社会保险和老年医疗保险的两项支出，为GDP的5%，加上对个人的其他支出占GDP的5%，共为10%。2014年我国 GDP达63万亿，按10%计算6.3万亿。2014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企业实现利润、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四项合计 23.5万亿元，用于民生福利的6.3万亿只占26.8%，若加上全国地方债务17.1万亿，共计40.6万计，6.3万亿用于民生福利只占政府控制财力 的15.5%。这是按美国上世纪七十年代水平计算的，不算中国未来5年的经济增长，5年就可集中31.5万亿来投入全民福利。建设覆盖全民的平等的福利国 家是现实可行的。关键还是执政理念，是否把此作为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目标 ，全面小康社会的核心，全面深化改革的主线？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推动培育社会组织，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需要，是社会体制改革的迫切需要。政府与社会组织都是提供公共服务的，相比而言，社会组织提供公 共服务成本低、效率高、专业化，可弥补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比如，中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大大高于交通事故死亡10万人、工伤事故死亡13万多 人、各类刑事案件死亡7万人，更高于自然灾害死亡的人数。中国1亿人有心理问题，严重精神病患者1600万，在疾病排名中已超过脑心血管、呼吸系统及恶性 肿瘤而跃居首位。深圳每年2000人死于自杀，精神障碍率10年间增加了100倍。可是，情感关爱、预防自杀，中国没有一个部门负责。在这种情况下，我创 建了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自2009年4月28日开通免费咨询热线以来，至2015年5月24日，共接来电25301个，接待来访面询1456，成功 处理自杀、他杀危机个案31起。中心对市民实行的服务都是免费的， 2009年市民政局拨付开办费24万，2010年福彩公益金支持50万、市民政局项目款43.2万。此后一直靠自筹维持。2015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 参与社会服务项目资金才2亿。中国习惯于政府自己设机构，不太愿意支持社会组织提供服务，表现特别不放心。截止2012年底全国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 49.2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6.8万个，民办非企业22.1万个，基金会2961个。这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各级财政应把培育社会组织、购买社会服务 纳入预算，逐步提高比例，为建设覆盖全民的平等的福利国家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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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文章： http://briteming.blogspot.com/2015/04/blog-post_89.html
4月24日，财政部长楼继伟以“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实现途径”为题在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论坛上发表演讲。一位政府高官以学者身份发表对时局热点的看法，直白地表述自己的见解，值得鼓励和赞赏。今天中国官员最大的憋屈之一是不能、不敢讲自己想说的话，继伟的勇气可嘉。
我与继伟同是改革人。1985年我在中国体改所当副所长时，继伟、小川、树清、华生都是改革的青年才俊。1987年我去深圳体改委工作，不久继伟去 上海体改委任职。之所以讲这段历史，我是以改革的眼光来评价他的这篇演讲。尽管他的演讲中不乏改革之词，但我认为与改革学者相距甚远，作为财政部长来评价 则更令人失望！
对唯速度论没有一点反省
继伟演讲的题目是“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实现途径”，全篇的中心就是避免滑入中等收入陷阱。所谓改革，就是为了保持中高速增长。速度是目标、唯一、 至上，改革的全部意义就是作为保速的手段而存在。作为学者，尤其是作为改革的学者，依然那么崇拜GDP，迷信GDP，而无视中国在追求GDP增长中付出的 沉重代价，以至导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的全面恶化，所以中央下决心全面深化改革。
30多年的高速增长是改革开放的成就，但是造成经济的两极分化、政治的权力失衡、社会的冲突加剧、文化的堕落腐败、生态的全面恶化。为了高速增长， 吸引投资者，我们压低劳动、土地、环境的价格，不惜污染生存需要的空气、土地和水，忽视社会平等与公平，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引起社会的普遍不满，威胁政 权的稳固与稳定。今天讨论中国问题，就是要继续维持这样的增长吗？且不说能不能维持这样的增长，请问这样的增长社会意义在哪里、价值目标是什么？中国共产 党的使命、责任就是速度是一切，其它都不重要？今天稍有良知的学者都认为，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非常遗憾，作为改革学者的楼继伟，没有从唯速度论中跳出， 还是从速度到速度，没有一点觉悟与反省。GDP尽管还保留在统计与操作层面，但对它的崇拜与迷信在理论学术层面早已打破，居然继伟依然津津乐道，作为立论 的出发点。
速度不能持续的原因是唯速度
为了保持高速增长，在政府主导下，采取超量发行货币、高积累的资本投入、大规模的土地开发、大量廉价劳动力使用以及提供成本最低的环境。今天所有这 些都达到临界点。中国货币总量已接近GDP的2倍，而美国的货币总量只占GDP的70%。中国投资率高达50%，各级地方负债达到17.1万亿。全国各省 市都搞了开发区，违规批地、乱占耕地、闲置用地问题突出。全国农民工总量2.74亿，其中外出农民工1.68亿，外出农民工月平均收入2609元，超过8 成的农民工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空气、土地、地下水、河流、海洋污染严重，损害健康、威胁生存。这种为了速度而速度能持续吗，持续这样的速度有意义吗？
速度为目标、唯一、至上，最大问题是带来政府价值追求的偏离。速度第一，就是GDP第一，招商引资第一，项目建设第一，这给政府带来政绩提升，财政 收入增加，项目支配权扩大，从而带来红色收入、灰色收入、黑色收入。所以，政府具有追求速度的巨大动力，政府收入增加大大超过城乡居民收入增加。1979 年至2013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9.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6%，而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4.5%。我国 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由1992年的54.6%，2008年降至47.9%，2012年稍有回升，至49.4%。所以，我国经济增长一直靠出口与投资 拉动，居民消费疲软，居民消费率由2000年的46.4%下降到2013年的36.2%。
公共消费是私人消费的基础和前提。我国公共消费水平低，并且又不公平，一直没有建立起覆盖全民的社会福利和保障系统，是造成居民消费疲软的重要原因。推进 市场经济，建立公平的全民福利，是改革的两翼，唯此才能保障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可是在唯速度理念的支配下，重经济、轻社会，重生产、轻分配，重建设、 轻民生，重效率、轻公平，造成内需不振，造成经济增长失去内动力而滑落。
怎么看中国的工资水平
继伟把我国经济滑落归罪于工资的过快增长。他说：“从改革开放开始，80年代，到90年代中早期，这时是工资增长大于劳动生产率增长，是成本真实化的表现。”90年代中期开始，“人口红利大规模进入制造业。一直到2007年，工资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他认为：“前面的两个阶段，经济增长达到9-10%，基本健康” 。“2007年开始，工资陡然上升，工资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长。2014年，我们的人均GDP是7500美元左右，比马来西亚低，比泰国略高。但是，据 中国社科院的一份研究显示，上海的工资是吉隆坡的1.16倍，曼谷的1.8倍。我们的工资已经没有竞争力，与此同时，劳动合同法又削弱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 性。在其他约束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适龄劳动人口的下降，需要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才能推动增长，否则工资增长长期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就会带来通货膨胀或 ‘滞胀’”。
他对第一阶段的工资增长是认可的，是“成本真实化的表现。”他最赞赏的是第二阶段，依靠“人口红利”实现经济增长。也就是依靠低工资、低福利，即榨 取剩余价值的“血汗工厂”，维持经济增长。这反映了他的速度至上的价值观，劳动只是实现增长的工具。请问，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什么？维持这样的经济增长是反 映了谁的利益？正是基于这种立场，他批评第三阶段，工资过快增长。
我认为：第一、低工资、低福利的“血汗工厂”模式不应该、不可能持续，工资的过快增长是对第二阶段工资过低的纠正，也应该是“成本真实化的表现。” 第二、农民工群体的工资并不高。据2013年抽样调查，27.2%的人月收入在1001—2000元之间。42.9%的人月收入在2001—3000元之 间。17.3%的人月收入在3001—4000元之间。而月收入在4000元以上的不到10%。第三、劳动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这一方面是劳动年龄人口的 短缺，另一方面是由于不能向农民工提供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的社会保障，使一部分劳动年龄人口不得不返乡。第四、生活成本的推高，必须提高工资水平。对 农民工调查数据显示：27.7%的被访者每月生活费用支出占其收入一半以上。44.3%的被访者每月生活费用支出占收入的比重在四分之一到一半之间。月生 活费用支出占收入的比重在四分之一以下者仅为28.1%。上海工资比吉隆坡、曼谷高，有没有算上海住房、看病、上学的费用与物价水平呢？
继伟还说：“推行企业集体谈判是对的，但是提出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是可怕的，欧洲就是这个问题造成了劳动力市场僵化。美国底特律行业工会力量很 强大，工资福利特别高，如果以美国南部日本投资的汽车企业作为标杆的话，每辆汽车的成本要高2000美元，最终导致底特律汽车业破产。”将中国工会与美国 工会相提并论，担忧推高工资福利，是十分可笑的。谁都知道，中国的工人作为整体来说，没有与资方谈判工资的能力，这是导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下降的 重要原因。至于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只是提出，有否实施不得而知。但据我的了解，并没有实际起什么作用。据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与雇 主或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比重仅为41.3%，比上年下降2.6个百分点。
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在哪
继伟的演讲的核心内容是避免“滑入中等收入陷阱”。他认为：“拉美为什么出问题，第一是不开放，第二是劳动力市场逐步僵化，还有民粹主义。东南亚的 问题和拉美不太一样，他们还有另外的问题，如法治化比较差。”他回避了拉美与东南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差距过大，导致中低收入
居民消费
严重不足，消费需求
对经济
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2007年阿根廷基尼系数
达到0.51，马来西亚始终在接近 0.5的水平上。由于贫富悬殊，社会严重分化，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对经济发展
造成严重影响。
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分配不公、贫富悬殊，中国基尼系数从1985年的0.31，到2010年上升到0.47，有人计算实际基尼 系数已经接近或实际超过了0.5。这导致了居民消费水平过低。数据显示，2010年城镇10%最低收入家庭的消费率高达92%，而10%最高收入家庭的消 费率只有62%，收入向富裕群体倾钭，必然导致储蓄率提高，消费率下降。问题更严重的是财政二次分配，不仅没有校正一次分配的不公，而且逆向调节，越有保 障的群体更多保障，越少保障的群体更少保障。尤其是城乡之间公共服务存在巨大差距，教育、医疗、社保都向城镇倾钭。
这是一位乡书记写的“农民为什么穷”的文章，摘几段如下：
“农村电、电话是农民自己集资建起来的，城里电、电话是国家投资的，城里人用的电和电话比乡村便宜；农村的学校是农民自己集资建的，农村
老师的工资是农民自己开的。城市里的学校是国家建的，城市里老师的工资是国家财政开的；城市里的公路是国家修的，一公里就是好几百万甚至千万，农村 里的公路主要是农民自己修的。农村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农民自己集资的，当然国家也有财政支持，但那是杯水车薪。都是中国的公民，在占有财政资源方 面，标准是不一样的。”
“现在的农村教育是什么？贫穷的父母亲，负了一身的债，支付了巨额的教育成本，好不容易培养一个高中生。高中生给了父母什么回报？没有！他把20— 40岁黄金的时间给了城里，他得到了什么？没有！到了40岁，快要老了，城市和发达地区不要他了，把养老的包袱又甩给了中西部，甩给了穷人。教育是不是抽 水机？教育不断地把中西部的资源向发达地区抽，不断地把穷人的资源往富人抽啊！”“从1985年到目前为止，农产品的价格涨了不到7倍，相当于农民的收入 （在价格上）长了7倍。但现在农民教育支出涨了几百倍甚至几千倍，你说农民怎么不穷！农民能够卖的一点钱，就被我们的教育吸得一干二净，农民是要负债来培 养自己的孩子，并且是给发达地方培养人才。”
“户籍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城市户口相对于农村户口是很值钱的，我读小学时就知道城市户口的人的优越和高贵，城镇户口的同学吃的、穿的、住的、玩的 都和我们农家子弟不一样。我当时好羡慕有城市户口的人。85年，我当乡书记了，很多农民找我解决户口，户口要粮食、公安、民政等好几个部门联合办公，最后 分管的县长签字才能解决，解决一个户口除了要花很多钱外，还要花好多的时间和精力。到了90年代初期，县城的户口每年出售100个、200个、500个不 等，每个30000元，一些农民，借债也给自己的孩子买户口，买高价户口还要开后门，那时也有好多人求我走后门，有的人真是哭着求我。再到后来，全国都卖 户口了，有的城市一个户口卖十几万甚至更高，现在要得到北京等城市的户口，依然还要出钱买，我在北京工作好几年了，就是做不成北京人，因为买不起户口。户 口这个东西，吸走了多少农村的财富！”
“就说说扶贫的资源配置制度吧。国家的扶贫资源是属于穷人的钱，这个资源是由谁来配置的？是干部来配置的。谁跑步‘钱’进、谁跑得勤就给谁。跑到扶 贫资源是要成本的，资源通过一级一级的下拨是要雁过拔毛的。这些资源到了项目点、到了社区该怎么使用，还是没有穷人的发言权，还是国家干部说了算。不少贫 困地区搞工程招标，谁主持，是干部，谁有权参加投标，极少数有钱的人，穷人在哪里呢？占99%的穷人被排斥在外了。”
……
非常让人不能理解的是缩小城乡差距，平等公共服务，这在中国学术界是没有争议的问题，却完全不在财政部长楼继伟的头脑里。这是多么可怕的事。一个手握财政分配大权的财政部长无视公平分配，请想象后果是什么？！
楼部长开出的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药方是：“有一条铁律，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工资的增长一定要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还有一个一般规律：政府收入 占比，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宏观税负，要逐步提高，提供再分配。在这些环节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这些环节往往是综合的，容易表 现为民粹主义，社会浮躁，法治缺失，腐败盛行，最后出现陷阱。”一次分配，控制工资过快增长，提高宏观税负，继续扩大财政分配权。他接着说：“我们的财政 能力应该说还是比较强的，而且总体来说是比较谨慎的。” “财政能力比较强”，勿庸置疑，后一句“总体来说比较谨慎的”，什么意思？这种自我肯定的高度自信，透露出在他的任期上财政分配格局不会有大的改变？
财政需要根本性改革
财政的分配运行基本上沿袭了传统社会主义的模式，过去习惯叫“吃饭财政”，意思是财政只够政府工作人员“吃饭”的，运行原则是首先满足政府开支的需 要，其次才提供公共服务。随着我国财力的大幅提升，现在称之谓“公共财政”，本应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原则，更重要的不是由政府做主，而是由民众参与的公 共选择的政治过程。但实际运行“公共财政”是有名无实，依然按老规则，民众不能参与，人大审议虚置。与楼部长的自我感觉良好相反，财政需要做根本性的改 革。
财政分配是执政理念的直接体现，是社会制度判别的根本标志，是民众社会态度选择的关键因素。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国家，就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至上，是 不是社会主义，不是看有多少公有制企业，而是看剩余价值分配，尤其是财政怎么分配？我们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首先看关系全国各阶层切身利益的钱袋子是怎 么管理的。发展固然重要，为谁发展、成果分配更重要。我国的问题不是出在发展上，而是分配上。
讲社会主义，就看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巴黎公社的原则。恩格斯说：“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 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 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 马克思说：“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公社实 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
讲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借鉴一下西方发达国家的财政制度。1921年美国国会通过《预算和会计法案》规定了两大基本原则：1，决定钱怎样花，是公 民的权力，而不是政府。政府是代公民起草支出方案，编制和提交预算。公民选举的议会是预算修改、决定和批准的权力机构。2，钱要在公民监督下支出，预算批 准后，政府只是预算的执行者，而公民选举的议会监督政府执行预算。美国各级政府的预算有三个特点：1，公开透明，美国的法律规定，联邦财政预算的形成和执 行的全过程都必须公开进行。2，完整详细。美国预算涵盖了所有政府部门大部分的收支，并且支出分类的标准步步细化，详细规定了支出项目和金额。3，法制预 算。预算一经国会批准，就具有法律效力，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美国税收的原则为：1，纳税人赞同则纳税，不赞同则不纳税。2，纳税人纳税与否由其代表表 达。过去三十年里美国时有发生政府预算没有被议会通过而关门的事件。
我们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吗？我国的财政像“社会公仆”还是“社会主人”，“廉价政府”还是“昂贵政府”？我们不是讲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吗？对照一下美国，我国财政是现代化治理，还是什么“特色治理”？
第一、政府自定机构、编制与待遇
作为“社会公仆”，设什么机构、定编多少、待遇如何，当然由“社会主人”定。然而，我国全由政府自定。编制办就设在政府，而编制办也形同虚设。公务 员超编，就设事业单位。事业超编就设编外。这就带来中国机构林立、财政供养人员膨胀、行政开支剧增。1978年以来我国总人口增长不足40%，但公务员却 由1978年467万增至2012年的1400万，增加2倍。事业单位人员由1497万增至4000万，增长1.5倍。这还不包括大量编外的财政供养人 员。按规定，县级机构人员不能超过750人。但据调查，北方县级机构的人数超过1000人。广东有的县仅政府部门正副职领导干部就有508人，副科级以上 干部1300人。我国的官民比例由改革开放初的1：67上升为2009年的1：20。按2009年的数据计算，中国每百万美元GDP的财政供养人员为 10.8人，是日本的10倍、美国的7倍、德国的8倍、英国的4倍。我国行政开支从1978年52.90亿元，到2006年增加到7571.05亿元，翻 了143倍。2007年起，用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为口径进行统计（不包括各部门的行政开支）。2013年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为11,578.08亿元，为 1978年218倍，年均增长16.63%，大大超过经济增长与财政收入增长。政府机构、人员和待遇不受约束的自我膨胀，吞噬了经济发展成果，消耗了财政 资源，滋生了制度腐败，挤占了民生投入，拉大了贫富差别，激化了官民矛盾。
第二、政府不经人大批准征税与收费
林立的机构、超编的人员、庞大的开支，靠什么维持？就是向“社会主人”乱收税、乱收费。中国是以政府和部门规定代替税收立法。现有税收20多个税 种，300多个项目，只有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是通过立法程序的。一是由国务院、财政部、税务总局规定税收，二是由财政和税务部门起草，由国务院的法制 部门在政府各部门之间进行协商，最后交由人大讨论，并不征询纳税人的意见。三是全国各级政府和各部门收费和罚款，各种名目多达2万项。比如2014年底由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文连续3次提高成品油消费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是2008年11月10日国务院颁发的，怎么不经国务院批准，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就可征税呢？楼继伟的解释是1985年国务院授权的。“社会公仆”不需要“依法征税”，下个文就征，做什么用不用告知。“社会主人” 却要履行“依法纳税”的义务，也不知向谁问征了干什么用？这就是现代治理？
楼部长还不满意，说：“宏观税负，要逐步提高，提供再分配”。中国宏观税负高还是低，存在不同看法。2014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万亿元、全 国政府性基金收入5.4万亿元、国有企业实现利润0.2万亿元，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3.9万亿元，四项共计23.5万亿元，占GDP37%。以此计算的 宏观税负低于丹麦、荷兰、挪威、法国、德国等发达国家。这可能是楼部长还要提高宏观税负的理由，可是这些国家的高税负提供的是高福利，而我们呢？你就说一 句“提供再分配”，再分配给谁啊？这就是中国的现实，政府缺钱就想个名目收税、收费或者罚款。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歇啊！
第三、财政预算的监督与审议
政府收了钱，怎么花，总得报个帐，让民众知道，人大审批。从程序上有安排，就是走个形式。一是从时间上看，3月份召开人大审批前，政府已经支出了两 到三个月了。从提交人大到审议，全国是45天，地方30天，根本不可能进行实质性审查。全体代表大会审议时间更短，也只半天时间。二是从所报的预算草案 看，采取“类、款、项”分类，无法判断使用的依据和目的，外行看不懂，内行看不明。三是人大代表缺乏代表性，大多是退居二线和在职的官员及社会名流，又非 职业化和非专业化，没有应有的审议能力。四是整个过程，没有民众参于、专家质询、媒体监督。尤其是涉及巨额支出的项目，如北京的奥运会、上海的世博会、广 州的亚运会、深圳的大运会，预算不审议，决算不报告，究竟花了多少钱，民众不知道。建国65年来从全国人大到乡镇人大，预算没有不通过的。
中国最大的制度性腐败是财政，全国数十万亿资金就在“社会主人”不知情、不参与、不监督的情况下由“社会公仆”做主分了、用了、花了！好不容易盼来 《预算法》修正，然而主导《预算法》修正的还是财政部。《预算法》第一条修改为：“为了规范政府收支行为，强化预算约束，加强对预算的管理和监督，建立健 全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保障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没有权力主体，谁“规范政府收支行为”，谁“强化预算约束”，谁“加强 对预算的管理和监督”？本应该是各级人大以及社会公众。但楼部长要的是增加再分配的权力，找人管，岂不自找麻烦、自钻笼子？
第四、多少用于民生
谁管钱，如果没有约束，结果可想而知。在没有社会公众知情、参与、监督的情况下，财政分配怎么可能向民生倾斜？所谓公共财政应该是民生财政。那什么是民生 呢？至今没有明确的定义。现将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文化体育与传媒五项定为直接民生，农林水利、交通运输、环境保护、城乡社区事 务、商业服务、国土海洋气象、粮油物资储备八项为密切相关民生。
按上述定义计算： 2015年中央本级财政预算支出，教育1291.51亿、医疗卫生110.19亿、社会保障和就业729.3亿、保障性住房355.54亿、文化体育传媒 249.21亿，共计2735.75亿，占中央本级支出25012亿的10.9%。若加上农林水利660.62亿、交通运输806.89亿、节能环保 291.25亿、城乡社区事务4.83亿、商业服务20.44、国土海洋气象306.4亿、粮油物资储备1546.38，共计6372.56，占中央本级 支出25012亿的25.4%。应该指出，这其中还包括各部门的行政开支，真正落到民生上的还没这么多。
对比一下美国，2004美国联邦政府45%用于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这还不包括教育。2002年州和市县镇政府财政用于教育与公共福利就达50%。所有民选政府都有福利膨胀的趋势，带来的是财政危机。而我国则是行政膨胀，带来的是社会危机与政治危机。
第五、公共服务不公平
更严重的问题是我国有限的民生资源分配不公，城乡之间、各类人群之间不能享受均等的公共服务。中国公务员在医疗、养老、教育、住房等各项公共服务中 享有特权。最具特色的是部长退休了，还可享受部长待遇。这就带来850万干部享用了中国医疗卫生支出的80%。城乡之间差别更大了，医疗资源80%集中在 大城市，其中30%又集中在大医院。城乡之间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均，城市义务教育由国家财政负担，而农村义务教育则由农民自己支撑。城市人口平均受教育 13年，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7年，相差足足近一倍。2006 年，占全国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只获得全部教育支出的23%。教育资源分配地区差距大，各项教育经费指标东部基础教育平均是中西部的一到两倍。还存重点 学校和薄弱学校差距，重点中学，干部、知识分子和高收入家庭子占学生总数的70％以上，在高等教育阶段也占绝大多数。农民子女的比例随着院校层次的升高而 降低。昂贵的教育费用使农民子女上大学成了致贫的重要原因。养老保险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企业之间、人群之间更加碎片化、差距大。养老本应中央统筹，推 给省统筹，从1998年起国务院要求实现省统筹，至今未能实现。2009年起中央推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月55元，2015年首次提升 到每人每月70元，由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补助50%。每人每天1元多的养老金补助，还不夠买一斤青菜的，体现了楼部长“谨慎”的财 政政策。
第六、财政转移支付逆向调节
2015年预算安排，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达81430亿元，其中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55918亿元，占了68.67%。这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 30045.37亿元，专项转移支付21564.34亿元。这笔巨大财力本是用来调节分配、缩小差距的，但却是逆向调节。据《中国统计年鉴》数 据，2003年人均转移性收入城镇居民为2003.16元，农村居民为143.33元，两者差距14.74倍。自2004年起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提高，至 2011年城乡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分别为5708.6元和701.35元，差距仍高达8.14倍。从农村居民看，高收入群体获得的转移性收入一直高于低收 入群体，2011年农村低收入户人均转移性收入为265.04元，高收入户1263.35元，相差4.77倍。从地区看，2011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 的城镇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为5708.78元，其中江西、贵州、西藏等23省在平均值以下，收入最高的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辽宁都超过7000 元以上，北京是西藏的7.12倍。
这就是中国的国情，强势地区、强势部门、强势人群可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手段影响也好、拉拢也好、腐蚀也好，从财政分配中获得更多，而弱势地区、弱势部门、 弱势人群没有反映利益的通道，他们只是恩施的对象，想起时关照一下而已。就是获得转移支付的地区、部门也是层层扒皮、雁过拔毛，真正落到民众身上又有多 少？
高达8万多亿的财政支出不能起平衡利益的作用，相反逆向调节，加剧贫富差别。可是楼部长清华演讲以及三次向全国人大做的预决算报告，都不提公平分配、平等 公共服务。而一再提出警惕“民粹主义”，谁要反映民意、表示不满，那就扣上“民粹主义”的帽子。我真的难以理解，对中国如此严重的贫富差距、如此不公的公 共服务，所有有一点良知的学者都感受深切，所有改革的学者都大声疾呼地要求加快分配改革的步伐，楼继伟居然无动于衷！他的演讲尽管顺便提到了户籍、教育、 医疗、社保的改革，但更多的是教训别人，没有表达一丝丝自我改革的意思，正如媒体评论表现“过度的自信与傲慢”。自信与傲慢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只是关系个 人的命运。一个财政部长的自信与傲慢却是关系全中国人的利益。
覆盖全民的平等的福利国家
说了财政那么多问题，只是希望楼部长不要错判方问，财政是中国笫一需要改革的部门。但话又说回来，财政的问题是65年，尤其近35年积累下来的，财政制度 的实质是政治制度的缩影。要求一个财政部长全面改革财政是不现实的。但话还得说回来，一个人想改革，总有办法改，作为财政部长在职权范围内拥有相当大的改 革空间。一个人不想改革，总可以找出千万条理由，大环境啦，身不由己啦，等等。最感遗憾的是曾是改革同行的楼继伟，如今身居高位、手握大权，却没有表现一 点点改革的意向，还错判了方向。
财政分配改革的突破需要提出社会发展的总目标，即建立覆盖全民的平等的福利国家。我们一直将福利国家作为高福利的代名词。欧美的财政危机就是高福利引发的，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建设福利国家似乎远不是时候。这是又一个认知的重大误区。
习近平说：“我们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 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 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这段话的简单表述就是建成福利国家。
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改革成果真正惠及十几亿人口，这样的社会不就是福利国家？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福利国家就是题中之意。
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公平的社会保障加效率的市场竞争。
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国家，从意识形态来说，就是以社会公共利益至上为主义，而区别于人类历史上以某个阶级、某部分人利益至上的社会。所以社会主义一 定是福利国家，当然福利水平决定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我们说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也就是福利国 家。
再反向思维，如果不建设福利国家，不把福利国家作为目标，请问什么是全面小康社会？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在民生问题说了许多好话，做了许多承诺，就是没有把建设福利国家列为党和政府的目标，结果流于空泛、碎化、表面，使民生问题越积越多。
建国30年奉行政治挂帅，忽视物质利益。改革30年奉行发展第一，忽视民生建设。今天该醒悟了，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就是建成惠及全民的福利国家。这有什么疑义吗？
为什么称平等的福利国家呢？这本属多余，福利国家就是凡中国公民权利平等。但对我国来说，拥有特权却是常态，不仅官员按级别享有特权，几乎人人都希望拥有特权，以享有特权为荣。这已经成为国民的心态和文化。建设平等的福利国家，这不仅具有经济社会政治意义，还有文化意义。
为什么强调覆盖全民呢？这本属多余，福利国家就应该是覆盖全民的。可对我国来说，覆盖全民非常困难。
中国的现实是最应覆盖的需要保障的弱势群体恰恰被各种原因遗漏。
据本人2010年对广东某市某镇调查，低保应保未保达150户，占应保户的24.8％，应保未保620人占31.8％。也就是说，近三分之一的人数未纳入低保。据此推算，全市农村低保应保未保人数为39596人。
2010年广东某市五保供养人数占农业人口比例约为0.9‰，若与全省6‰的覆盖面推算有21600人，也就是还有18000人应保未保，是已保的6.6倍。
某市城乡贫困残疾人约1.65万、特困残疾人约1.5万人，共3.15万人，纳入低保约1.51万人，只占47.9%。
对低保、五保、残疾救助是社会保障的低线，本应该全覆盖，但是现实生活中是下达指标的。理由是政府没有钱，基层政府财政困难是事实，但不至于困难到如此地步，而是挪作他用了。
所以，建设覆盖全民的平等的福利国家是当今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迫切之需，应该成为各级政府的社会经济目标。
2014年3月29日我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最大的政治》一文中说：“今天就发展论发展已发展不下去了，必须通过深化改革，保障发展的成果落到改善 民生上，这就能扩大内需，经济才能持续增长。不仅如此，民生改善了，社会分化缓和了，社会就稳定了；民生改善了，不满情绪缓解了，政改就能顺利推进了；民 生上去了，文化服务均等化了；民生上去了，生态环境就改善了。所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改革要紧紧围民生这条主线推进。”
建设覆盖全民的平等的福利国家，无疑是宏大的系统工程，必须目标化、制度化解决，纳入政府规划，成为财政分配的原则。
有人可能担心政府的财力，今天的中国政府今非昔比，不是缺乏财力，而是财力分配。
中国最迫切需要的是控制行政开支不可遏制的膨胀。必须尽快出台《公共机构和人员编制法》，机构设立、人员编制、岗位职责、职务待遇都必须经人大批 准、向社会公开。建议将各部门的运行支出从各项职能中剝离，与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合并为“机构运行支出”，便于监督。按公务人员占常住人口之比制定合理的 “财政供养人口标准”，以界定政府规模。再按“财政供养人口”设立人均行政经费支出的标准，可按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工资水平和物价水平等因素分为几 档。经过几年努力，将财政供养人口规模与机构运行支出压缩到合理水平。
1970年美国联邦政府在社会保险和老年医疗保险的两项支出，为GDP的5%，加上对个人的其他支出占GDP的5%，共为10%。2014年我国 GDP达63万亿，按10%计算6.3万亿。2014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企业实现利润、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四项合计 23.5万亿元，用于民生福利的6.3万亿只占26.8%，若加上全国地方债务17.1万亿，共计40.6万计，6.3万亿用于民生福利只占政府控制财力 的15.5%。这是按美国上世纪七十年代水平计算的，不算中国未来5年的经济增长，5年就可集中31.5万亿来投入全民福利。建设覆盖全民的平等的福利国 家是现实可行的。关键还是执政理念，是否把此作为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目标 ，全面小康社会的核心，全面深化改革的主线？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推动培育社会组织，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需要，是社会体制改革的迫切需要。政府与社会组织都是提供公共服务的，相比而言，社会组织提供公 共服务成本低、效率高、专业化，可弥补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比如，中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大大高于交通事故死亡10万人、工伤事故死亡13万多 人、各类刑事案件死亡7万人，更高于自然灾害死亡的人数。中国1亿人有心理问题，严重精神病患者1600万，在疾病排名中已超过脑心血管、呼吸系统及恶性 肿瘤而跃居首位。深圳每年2000人死于自杀，精神障碍率10年间增加了100倍。可是，情感关爱、预防自杀，中国没有一个部门负责。在这种情况下，我创 建了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自2009年4月28日开通免费咨询热线以来，至2015年5月24日，共接来电25301个，接待来访面询1456，成功 处理自杀、他杀危机个案31起。中心对市民实行的服务都是免费的， 2009年市民政局拨付开办费24万，2010年福彩公益金支持50万、市民政局项目款43.2万。此后一直靠自筹维持。2015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 参与社会服务项目资金才2亿。中国习惯于政府自己设机构，不太愿意支持社会组织提供服务，表现特别不放心。截止2012年底全国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 49.2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6.8万个，民办非企业22.1万个，基金会2961个。这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各级财政应把培育社会组织、购买社会服务 纳入预算，逐步提高比例，为建设覆盖全民的平等的福利国家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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