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世界上最孤独的国家，有着怎样独特的风景？

 

别再扯什么“封建专制”了

几乎所有人，包括很多令人尊敬的学者，以及负责任的报刊，在反思中国历史及批判现实的时候，所针对的最主要的靶标是“封建专制”。封建专制已经成为一个形容专制、愚昧、腐败的制度及其社会现象、价值观念的固有名词。人们也把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归咎于“封建专制”。

然而，如果稍微梳理一下历史，及注意一下近代以来严肃的历史学家们的讨论，就会发现，“封建专制”这样一个概念，简直是一个笑话。人们可能从来没有意识到，或者有意识地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封建”跟“专制”是完全相反的两样东西。

“封建”一词不是现代人的发明，而是自古即有。夏商时代是什么制度，可以争论，但周人灭商之后，却明白地进行过至少两次大规模的“封土建国”活动，此即中国的“封建制”。由天子分封的大小诸侯尽管对周王室承担必要义务，但在其封地之上，享有相当完整的管理权，而周天子对诸侯内部事务是没有多少干预权的。就好像美国的联邦政府跟州政府的关系那样。

到战国时代，这一套封建制逐渐陷入危机，诸侯兼并而成为七国，都开始建立王权专制制度。到秦灭六国，秦始皇依据法家理论，明明白白地将自己确立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坚决地拒绝了封建制。对于地方的管理则采用“郡县制”，也即地方官员全部由中央政府委派，对中央政府负责。

因此，在中国传统政治话语中，“封建”与“郡县”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安排。秦汉之际、隋唐之际、明清之际的贤哲们一直在讨论“封建”、“郡县”的优劣得失。这样的讨论让人以为封建、郡县仅仅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关键的两种不同安排。但其实，仔细地探究相关论述就会发现，封建与郡县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政体。

这一点，一旦与西方历史相对比，就会更为清楚。二十世纪初，中国学者开始了解西方历史，翻译西方历史著作。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西欧中世纪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安排与西周十分相似，于是很自然地就将西方学者用来描述西欧那段历史的概念feudalism，对译成中国古代贤哲所说的“封建制”。

事实上，上个世纪前半叶，严肃的历史学家都承认，西周、中世纪欧洲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安排，确实大同小异。从本质上说，封建制度是一种分散的多中心治理秩序，不论中西，均是如此。在西欧，每个领主都自己个小国王，而国王却不过是地盘最多的领主而已。同样，周的封建制也是如此，否则，周王室也就不可能眼看着诸侯互相吞并而毫无办法。

奇妙的是，西欧在封建秩序崩溃之后，也进入了王权专制时代，类似于周的封建制瓦解之后秦的皇权专制。西欧用以形容这种制度的词汇是absolutism，其要旨就是废除封建领主的权力，将权力集中到国王手中，由国王直接统治臣民。这一专制时代从十六世纪、十七世纪一直延续到十八世纪，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所说的“朕即国家”，就是这一专制制度的座右铭，而封建时代的任何一个国王都不敢想象这样的现实。

因此，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欧，封建与专制都是处于前后相接的历史时期而性质上完全相反的两种政体。封建制秩序下的政治不可能是专制的，起码不可能像后来的专制政体下的皇帝那样专制。你不可能想象周天子可以把周公、或者把齐侯拉到午门去打屁股。反过来，一个典型的专制政体必然是自觉地排斥封建因素的，而致力于把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中。

不幸的是，二十世纪中期以来，历史学家随意地解释“封建”一词的含义，硬是把封建制已经瓦解、代替它出现的专制政体称为封建社会，结果导致巨大的概念混乱。这样的概念混乱当然会妨碍人们准确地认知历史，比如，既然封建与专制混为一谈，那西周与秦究竟有什么区别？

概念混乱进而导致价值的混乱，比如，很多人对家庭、家族、行会等组织结构痛加指斥，因为，据说这些是封建的因素，而真正的专制反而被轻轻放过，甚至不少历史学家对专制帝王摧毁社会的多中心治理秩序、建立集权独裁统治的努力大声喝彩，而完全忽略了这些所谓的封建因素，其实正是抵御专制权力的庇护所。

所以，不论你对封建、专制有何价值判断，至少别再扯什么“封建专制”的概念了。

未普：俄國入侵烏克蘭兩周年，戰爭進入至暗時刻

 未普 RFA 20240228

2月24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兩周年。但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將這個日子定為俄國入侵10周年，因為普京吞並克里米亞是在2014年2月，從那時起，普京對烏克蘭的侵略不斷擴大化，而烏克蘭的抵抗也一直未停止過。

2024年，嚴冬還籠罩著烏克蘭平原，而烏克蘭人民的抵抗也進入了最艱苦的年頭。一個重要原因是軍火得不到接濟，說得具體一點，是美國共和黨控制的國會一再推延表決議案，致使美國的軍援遲遲不能到位。這非常令人訝異。

從艾森豪威爾到列根，共和黨一向是一個反蘇聯專制霸權的政黨，目前卻蛻變成明顯親俄親普京的政黨，這讓人感概。傳統共和黨的基本價值是國家安全、小政府、絕不背離對自由和生命的基本承諾。歷史證明，背向世界的孤立主義和綏靖主義無論在美國或者在世界其他地方，鮮有成功先例。捍衛自由，不單是共和黨，也是美國光榮的國家傳統和最珍視的價值。

但是，共和黨發生了改變，特朗普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和普京兩人惺惺相惜。早在2016大選，普京公開表態支持特朗普，特朗普也表示欽佩普京。特朗普勝選，更稱讚普京是「一個偉人，一個好人」。普京在特朗普下台後仍獻上讚美：「我相信，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是一個非凡的人，有才華的人」，因為拜登「一生都在政治裡度過」，而特朗普「是個豐富多彩的人」。普京自己一生才是在政治裡度過的，他前半生都是克格勃(KGB)的人，別以為他現在就不是，只不過變成了克格勃是他的人。

反觀特朗普，在俄烏戰爭初起就他稱讚普京「真是天才，這有多聰明啊！我非常非常懂他，他將派兵軍去烏克蘭，做和平衛士。」特朗普口中「我懂他」和稱為「好朋友」不止一個，從普京、習近平、金正恩到匈牙利的歐爾班，清一色都是威權主義的強人。他們確實有共同的精神血緣。

宣稱讓國家更強更偉大，是所有威權強人的政治標識。從普京到習近平都是如此。和「讓美國重新偉大」的特朗普一樣，普京當年的我期許是「給我20年，還給你一個強大的俄羅斯。」歷史真的給他不止20年，現時俄羅斯是何境地？深陷戰爭泥沼，經濟倒退十年。現在的俄羅斯大選，滅掉一切政治對手的普京篤定勝出，他要再索要20年，號稱去「拯救俄羅斯」。

習近平也沒有甚麼不同，他已經邁過了執政第二個10年的門檻。從他向這毛時代威權統治的回歸就可以看到，在東方專制主義傳統深厚的國家，曾取得的一點制度和民智的進步，是多麼容易失去。

俄羅斯文化同樣稀缺民主基因，哪怕反沙皇的十二月黨人和反對共產專制的索爾仁尼琴，他們同時又是國家主義者、大俄羅斯主義者。他們都擁護讓俄羅斯重新偉大。這和中共言必稱「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一個意思。只不過，在美國沒有這種土壤。無論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都不把國家奉為至尊價值，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也沒有這個所謂的國家至上，憲法條文更多著墨於限制政府，別讓它太強大。所以，在美國鼓吹國家至上的政治人物只能是曇花一現，一個歷史的匆匆過客而已。

第一款没有用户名的聊天程序simplex

 https://simplex.chat/

https://github.com/simplex-chat/simplex-chat

https://github.com/simplex-chat/simplex-chat/releases

https://github.com/simplex-chat/simplexmq/blob/stable/protocol/overview-tjr.md

https://www.pincong.rocks/article/69202

美国与中国经济脱钩？目前还不行 作者: 何清涟

近几年，美国华府希望重塑国际供应链时将中国排除在外，实现“去中国化”。不过，在实施过程中，美方发现困难重重。2月8日，《华尔街日报》发表《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降至十多年来最低，中美经济脱钩了？》一文，引据美国商务部资料，指出去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总额从2022年的1.2万亿美元缩减至1.1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降至3.9%，为十多年来最低水准，上述资料的大部分缩减是通过对华贸易缩减来实现的：去年，对华贸易逆差数字降至2,810亿美元，为2010年以来最低水准。但该文指出一个事实：美国并没有像相关资料显示的那样戒断中国进口商品，中国和西方的制造商已经找到了许多绕过关税的方法，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以规避美国的关税。因此，美国对墨西哥的进口额去年超过中国，为15年来首次，美国对墨贸易逆差跃升至1520亿美元，是2017年的两倍多。美国与越南去年的贸易逆差为1050亿美元，几乎是2017年的三倍。在美国从越南和墨西哥增加的进口中，很多商品的生产要素实际上原产于中国。

哈佛商学院的经济学家萝拉·阿尔法罗和达特茅斯塔克商学院的经济学家达文·卓尔在他们的论文中写道，表面上看来，美国正在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但墨西哥和越南等国都在从中国进口更多的产品，而中国对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已在激增，表明中国企业正在那里开设更多的工厂。这些趋势暗示，企业可能只是在将它们漫长供应链的最后部分转移出中国，而且一些企业正在把越南或墨西哥等国家作为中转站，从那里将部分或大部分仍在中国制造的商品运往美国。

论文作者认为，中美经济脱钩的根本障碍在于，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中的主导地位让人很难找到替代品。将越南、墨西当作中转站的结果是导致消费品价格上扬：中国在美国商品进口中占比下降五个百分点，也许会导致美国从越南进口的产品价格上涨9.8%，从墨西哥进口的产品价格上涨3.2%。

《纽约时报》从去年开始，发表了不少文章，分析中美脱钩具有多大的可能性。在《“中美国”的起与落：“世界最成功的合资企业”如何走向解体》一文中，引据哈佛商学院萝拉·阿尔法罗和达特茅斯塔克商学院达玟·楚尔的一项研究证明，从其他国家进口商品的价格更高，比如，从越南进口的商品价格比从中国进口高10%，从墨西哥进口的商品价格高3%。《“脱钩”不易：研究发现美国供应链仍高度依赖中国》（2023年8月31日）一文中，引据了多个研究报告，证明脱钩不易。

还有的报告则怀念廉价的中国制造为美国消费者带来的好处。《尽管失业，但对华贸易带来的物价下降使美国家庭的生活大幅改善》（Despite job losses，lower prices from trade with China have left US households massively better off.）则证明，从2000年到2007年，从中国进口产品相当于将美国家庭的平均消费能力提高了约2%，也就是美国家庭的年均购买力增加了1500美元。另一项研究发现，从2004年到2015年，中国商品将美国的物价每年压低0.19%。

上述各种调查、分析都表明一点：中美之间耗时30多年建立起来的经济互相依赖关系，短时间内脱钩，只是政客们与一些时评作者的幻想，现实远比他们设想的复杂。

没有美国，中国什么都不是

一说到美国，中国人总是人格分裂。既把美国仇视成帝国主义，又将美国向往成人生的目的地；既把美国看成遏制中国崛起的绊脚石，又将美国当丈夫自己甘为人妻。一面说美元霸权，一面又外汇全部买美券；一面说国际霸权，一面又牵手战略伙伴。正是这个奇葩国家对美国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结态度，才导致长期处于“低素质”的国民对美国梦呓胡语的混乱思维。如果今天再不审慎而客观地将正确真实的信息传达给民众，“低素质”民众继续反美的思想灾难将持续维持低素质到很久。我们必须明确告诉国人，请别再反美，没有美国,中国将什么都不是，从而国民自己一直什么都不是！

假如没有美国，前苏联就不会轰然倒下，中国最长的边境线将面临最大核武库-苏联核武库的威胁，并且离北京很近，离纽约很远。

假如没有美国，朝鲜半岛就只有内战而没有朝战，金三就是整个半岛的太阳，这世界就没有潘基文，也没有朴槿惠，更不会有三星大宇和现代，将有第二大核武库和最多陆军圧逼东北，长白山将整个成为白头山。朝鲜是苏联的朝鲜。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假如没有美国，数十万中华儿女不会丧命在冰天雪地的炮火中，没有黄继光，也没有蛋炒饭。不敢想，不敢想，越想越混乱。

假如没有美国，日本真的实现了“共荣圈”，也许不是好事，但至少不会有内战。假如没有美国，日本即便生灵涂炭，她也依然能在短短二十年跃升为第二大猛男，分分钟就能造出公舰母舰和原子弹，那就别再奢望还有钓鱼岛争端。虽然晚清已经很远，但黄海依然在身边，甲午风云几个轮回就跳到眼前。虽然没有第一二岛链，

假如没有美国，台湾必是中国的一个省，我们就不可能听见《甜蜜蜜》和《小城故事》，我们就看不见陈水扁离开总统府就进了监狱，我们就看不见马英九的女儿租房子也能结婚，我们更看不见华硕、台塑。最重要的是，我们就不知道同样是中国人，并不都是“低素质”。

假如没有美国，中国就不敢打自卫反击战，金兰湾依然是苏联最美的海军基地，南大门将面临像北极熊一样凶狠的狼，失去的不仅仅是凉山，也许还有老山者阴山和南海的一大片。

假如没有美国，印度是苏联的附庸，印巴都是核大国，至今俄罗斯把最好的军事技术只卖给印度也不卖给中国，失去可能不仅仅是藏南。

请问：假如没有美国，我们的周边是否就比现在更安全？

假如没有美国，中国的改革开放还要等多少年，谁是我们出口的最大市场？谁又是进入中国的最大投资国？

假如没有美国就没有互联网，没有微软，没有GPS，没有苹果，没有福特通用满大街串。

假如没有美国，你知道人权、主权、自由是什么吗？

没有美国，拉登还在多妻多福加强恐怖训练，阿富汗的主子依然是塔利班。

没有美国，伊拉克的总统还是萨达姆，乌代每天牵着狼狗追咬着不喜欢自己的良家美妇，科威特早就成了囊中之物。

没有美国，利比亚人民还在叫卡扎菲是爸爸，最美女子特战队依然白天训练晚上轮流战斗。
……
还能说什么？再回顾下历史吧！

假如没有美国，七国联军瓜分中国就像分蛋糕，就没有庚子赔款退回办清华，就没有巴黎和约对中国的保护，就没有滇缅补给线和飞虎队，就没有中国抗击外侮的首次胜利，就没有中国在安理会最宝贵的一席，还想投否决票吗？

假如没有美国，别真以为亚非拉几个屌丝就能把我们抬进联合国！正是因为基辛格访华促成的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且听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在最后投票前的讲话：“我们不能能让六亿人口的中国总是排除在联合国大门之外”。于是，委屈了老蒋，才给他《美国与台湾关系法》。

如果我们至今还没进入联合国，也许正如先帝爷玩笑：“我们现在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了”。所以，那时我们真的更什么都不是。

请别再反美：没有美国，我们真的什么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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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riteming.blogspot.com/2014/03/blog-post_4503.html

我为刀俎,你为鱼肉，布林肯重新定义美中关系 作者: 颜纯钩

布林肯近日语出惊人，说“你不在餐桌上就会在菜单上”，这句话说得很有智慧，也说得斩钉截铁，用中国成语来解读，就是“我为刀俎你为鱼肉”。

不在餐桌上就在菜单上，就是除非我吃了你，否则我就会被你吃掉，就是互相碾压你死我活的关系。布林肯说到如此明白，显示美国对美中关系，已经到了战略上藐视﹑有充份自信居高临下的地步了。

自美中交恶以来，美国对中共保持相当程度的克制，一再强调美中之间是竞争关系，既是竞争，当然互相尊重，遵守规则，互通有无，保持合作，就是不管竞争去到多激烈的程度，始终不要兵戎相见。

当其时，因特朗普“美国第一”的国策，美国与西方民主国家的关系搞得相当僵，欧盟各国与中共眉来眼去，日本南韩与澳纽怯于中共淫威，也不敢或不愿公然与中共叫板。那时美国若独自与中共硬拚，不会得到太多便宜，因此唯有收敛傲气，提出与中共竞争的定义，这样减少中共的敌意，也使美国与其他民主国家磋商时有更大回旋空间。

时至今日，美国已搞掂欧盟，与日本南韩澳纽等民主国家取得对付中共的共识，就连菲律宾﹑阿根廷这种第三世界国家，也对中共不假辞色，北欧一些不结盟小国，更死心塌地站到美国一边。美国这两三年来的合纵连横策略成效显著，西方民主同盟已正式构建起来(这都是拜登的功劳），到这个地步，美国无须再犹抱琵琶半遮脸，可以堂而皇之地重新定义美中关系。

布林肯的“餐桌菜单说”，定义美中的对抗关系，显示美国的傲气又回来了。在美中关系上，美国不必再留有余地，反而宣示强硬的碾压姿态，有利于团结盟友，打击中共士气。布林肯说这句话，当然基于美国本身强大实力，基于西方民主阵营的强大阵容，基于对中共走向没落的判断，基于中共内部社会问题丛生的困境。

当年布林肯在阿拉斯加美中外交会谈中说过，“美国凭实力与中共说话”，被杨洁箎当场发飙，拍案怒斥，今日看来，“凭实力与中共说话”，不正是“餐桌菜单说”的预言吗？美国为刀俎，中共为鱼肉，布林肯的言下之意，即是我不吃你就罢了，要吃就能吃乾抹净。

布林肯敢于如此“放肆”，是时至今日，美国权衡国际局势，已不必再对中共客气，已不必再“藏着掖着”，因为碾压中共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美国经济实力空前，中共国却正面临经济下滑财政枯竭；美国国内政治基本稳定，中共国却在酝酿一场巨大政治风暴；美国外交顺风顺水，中共却只剩两三孤群狗党，各怀鬼胎互相使绊。双方实力悬殊，美国有恃无恐。

听到布林肯这句话，习近平不免脊背发凉，外交部华春莹回应时举王毅的说法，说是“多输不是理性的选择，共赢才是人类的未来”，并问“哪一种哲学该塑造我们的未来？”

华春莹不读哲学，竟把“多输”“共赢”视为一种“哲学”，其实二者充其量不过是一种理念，或一种策略，与哲学风马牛不相及，华春莹欲显高深，实际露底。

华春莹的态度克制，与向来战狼外交的穷凶极恶大相径庭。美国人放言要碾压你，你却说我们还是共赢更好，中共当前定义中美关系，是和颜悦色的合作关系。“在人屋胆下，不得不低头”，不是中共突然转性，而是他面对恶劣形势内心虚怯。

当下的国际局势，美国居主动﹑中共居被动，美国居上风﹑中共居下风，美国打群架﹑中共被围殴。布林肯言下之意是我吃定你，差在用什么宰割烹饪手法而已；中共却求美国高抬贵手放我一马.

荷塘月色 二胡

這女孩瘋了？為什麼瞞著家人辭掉鐵飯碗工作，和男友走線偷渡去美國┃洛奇訪談錄

 

-这是真正的“战友”，感情当然好了.

https://www.youtube.com/@joshuax521

 

新春寄语——那个无锚印钞的未来

文：老蛮

我来系统性的讲述一次我对中国经济的整体看法：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无解的并且已经迫在眉睫，2023年已经左支右绌，2024年根本就敷衍不过去了，必然会迎来全方位的问题总爆发。从2015年之后新生人口连续七年剧烈下降降幅已经达到49.97%，刚好腰斩；地产泡沫已经完全破灭；外企正在集体撤离；政府始终沉迷于严厉管控；政府债即将大规模违约，资产情况一塌糊涂的城农商行；与欧美日益恶劣的关系；以及日益离散的民心。这些因素的叠加，就是所谓"时近末世必生妖孽"的种种妖孽之处。归根结底，所有这些致命问题都是由权力的主动作为所导致，都是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发的恶果，要改变就只能在根子上改变也就是开启政改，大刀阔斧的改变顶层权力的运行机制，小打小闹的做一些边缘性的修改根本不起作用。但是要在根子上对最高权力进行任何限制是根本不可能的，在人类历史上，不经历流血牺牲就试图让最高权力收敛自己、约束自己、规范自己，捆绑住自己的手脚将自己主动锁进笼子里，没有这种先例。
所以在最高权力的胡乱决策机制得不到任何改变的前提下，中国人的龙年注定每个月都要见证历史。一月份各位已经见证了一次真正的股灾，到了二月初也就是过年前的四个交易日，政府为了救市已经疯狂到随意破坏金融规则严禁所有机构卖出的程度，就这种极致程度的经济乱象，为了短期的所谓拯救经济的效果而随意的践踏规则，在接下来的整个龙年各位每个月都会见证并且会逐渐麻木。而最麻烦的是，无锚印钞也就是凭空印钱，现在已经近在眼前，2024年，根本就躲不过去了。人民币的锚，2015年前是外汇，也就是通过外贸挣回来的外汇顺差兑换给央行，央行由此印出人民币，并形成外汇占款这一央行核心资产。2015年之后外汇开始出现持续性的流出，央行无法再通过兑换外汇而印出人民币，外汇因此也无法再作为人民币的锚。于是，人民币之锚，自此就变成了债，央行印钱出来借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再拿着这笔钱借给政府企业和个人，由此形成"以债为锚"的模式。然而以债为锚的关键是必须保证债务的信用，也就是借债必须还钱，要形成一个闭环，但凡最终的借款人大规模的违约不再还钱，那么整个印钱的链条就断了，央行借给商业银行的钱就收不回来了，货币之锚就断了。
就目前来看，个人债务已经是岌岌可危，老百姓收入剧烈下降，整体上能不能偿还房贷是很大的疑问，企业债方面，爆雷已经不是新闻了，至于政府债城投领域无论爆多大的雷想必大家都不会吃惊，这就意味着大规模的债务违约已经迫在眉睫，债务的闭环即将被打破，而在此之后央行继续印钱借给商业银行就变成了无锚印钞。再通俗一点，无锚印钞就是借钱之后，明目张胆的不用还，考虑到企业和个人不还钱在中国一定会被整得很惨，企业和个人累死累活都要拼命还钱，坏账的总量并不至于失控。
在这里我可以更明确一点：无锚印钞就是各级政府借钱不用还，事实上去年11月份发行的万亿特别国债拿去补贴地方政府，去填城投债的黑洞，这些钱也不用地方政府还，这已经有一点无锚印钞的意思了。今年，地产泡沫进一步破灭，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必然会进一步缩减；在现在经济萧条时代，地方税收收入也必然会大幅缩减，地方财政因此必然会进一步恶化，一直以来政府债务依靠的就是借新债还旧债，债务滚雪球，但是今年一月份的政府债务发行规模已经达到两万亿的惊人规模，根本就已经滚不动了。一月份这种疯狂的债务发行已经把整个金融市场的流动性都抽空了，乃至逼着中央政府必须践踏金融交易规则来救市了。
接下来的日子过不去了，只能是允许地方政府借钱不用还，或者是央行直接认购地方政府的债务然后注销，或者干脆一点直接宣布免除地方政府的债务，而这，恰恰就是无锚印钞！这样的操作，会从一万亿的规模开始，然后是五万亿，十万亿，五十万亿一百万亿并最终失控，人民币变成金圆券，所有的这些操作，都会从2024年开始。
记住在现在这个人民币"以债为锚"的时代，只要出现明确的以万亿单位的"借债不用还"的情况就是开启无锚印钞的时刻。这种局面只要开始第一步，就会迅速恶化，数值会呈指数级增长，到一百万亿的时候，摆在中国面前的就只剩下一条路：以对外战争为借口封锁国门，在内部开启大抑制模式，将中国人死死的摁在国内，这，就是中国人不可躲避的宿命。

秦晖：炉火纯青的防人之术，循环千年的政治怪圈

 作者：秦晖（历史学家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退休教授）

这样一种以私制私、设事防事、乱极立法、法密生乱、用人而疑、疑人而用、六道轮回、循环千年的政治怪圈，岂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温情脉脉的理论所能解释的？应当说，这种吏治上的精巧设计在传统政治条件下确实是十分成熟、甚至是十分“现代化”的或高度“理性”的，当西方中世纪的封主与封臣间还是一片混沌的“忠诚”时，中国人早已把防人之术发展得炉火纯青了。

▍一、古代“制衡之术”背后的性恶论

明亡之后，当时的一些思想家痛定思痛，从儒家立场对法家吏治提出了深刻的批判。其中除天下为公的大道理外，涉及治术的以黄宗羲的如下见解最为精辟：

“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惟筐箧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

如上所述，这种以人制人、设事防事的制衡之术也是源自人性观念上中国式的“性恶论”——犹如西方的权力制衡论源自西方传统的性恶论一般。都说儒家传统讲究人“性本善”，可是在儒表法里的中国，人们对人性的真实看法实际上更近似于韩非。

于是咱们的疑人之心与防人之法也发展到人类诸文明中如果不是惟一的、至少也是罕见的程度。在这方面人们与其从“四书五经”中、不如从更讲“大实话”、更普及也更对社会有实际影响的那些从娃娃教起的“蒙学”作品中去探寻真正的“传统”：“经典”上讲读书做官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蒙学作品《神童诗》的大实话是“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经典”上讲性善论，而蒙学作品《增广贤文》的大实话是“知人知面不知心”、“防人之心不可无”，“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山中有直树，世上无直人”，“人情似纸张张北，“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

蒙学作品是面同大众的，而统治大众的“精英”，尤其是精英中之最“精”者皇上自然决不能比大众更傻，他们的“人君南面之术”更是以极端的性恶论为基础的。欧洲中世纪的统治结构是以封主与封臣之间的层层“效忠”为原则的，于是每一级封主都似乎很放心地让效忠他的封臣在其领地内专断一切，形成那种“我主子的主子不是我的主子”的傻乎乎的制度。

这在咱们的皇上看来简直太愚蠢了。“世上无直人，朝中无忠臣”，家奴总是要通奸的，于是只有把他们阉了；朝臣总是要结党营私的，于是除了靠阉奴（宦官）当特务来监视他们外还要靠身边的亲信秘书来分他们的权，形成了“内朝”（从汉之尚书直到明清的内阁、军机处）架空外朝的制度；地方官总是要割据称雄的，于是不断派中央工作组去分他们的权，形成了巡察之官架空常设之官的制度；人心莫测而必分其权，政出多门办不成事又不得不集中事权，形成了集权—分权往复循环之例。

千年以来我国传统政治中的许多特色现象，如宦官专权、外戚干政等等，都与这种极端性恶论导出来的防人之术有关。

▍二、三种主要的制衡循环

这种由法家式的性恶论传统产生的“分权制”愈演愈烈。分相权、分朝官之权、分外官之权，除分兵、民、财、法诸权外，在明代司法之权也由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等“三法司”分掌，兵权则由兵部、五军都督府及非常设总兵分掌。

甚至出现监察之监察、特务之特务：先设锦衣卫以监视百官，又设东厂以监视锦衣卫，再设西厂，最后又设内行厂并锦衣卫及东西厂皆归其监视之。由于皇上什么人都不相信，又什么事都想管，于是总无万全之制，事权分而复始，形成中国历史上独特的“分权循环”。

一是内外朝的循环。历代皇帝总疑心朝臣搞鬼，宰相弄奸，因而用身边的亲信秘书（内朝）分外朝之权，乃至架空外朝而取代之。然而这些原先的近侍奴才一旦权重事繁，又演变为新的“外朝”，引起皇帝的疑心。于是皇帝又另建一个秘书班子来架空之。

如汉之丞相统公卿而主朝政，皇帝便培植“尚书”（原仅为管理文牍的秘书）而分其权。演变为汉以后至隋朝之尚书省，秘书已成了新的宰相，于是是唐帝又重用“同中书门下”的近臣，使其架空尚书省。到宋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或平章）又演变新的宰相并出现以他为首的外朝“中书省”，于是明代皇帝又用身边的一些“大学士”组成“内阁”来架空中书省，乃至取消丞相。然而明代后期“内阁”又已坐大，像严嵩、张居正那样的“大学士”又已从秘书变成了实际上的宰相乃至“权相”。

于是清朝又出现了南书房、军机处之类的秘书班子，以架空内阁。许多史书说军机处之设“最终”解决了相权问题，其实汉武帝时的尚书之制当初不也以为是最终的解决么？若无辛亥之变，可以想见以秘书架空外朝的游戏还会周而复始地循环下去——即使有了辛亥，我们不是在60多年后又一次看到了以一个秘书班子“中央文革”架空政治局并威胁相权的事吗？

这种循环可以图示如下：

二是中央巡视员与地方“诸侯”的循环。历代皇上总认为地方官居心叵测，不断派出中央代表巡行地方并授予钦差重权。

于是这些中央代表便由干预地方政务发展为越俎代庖，由分诸侯之权到架空诸侯，临时的特派员成了地头蛇，又演变为新一代诸侯。而皇上又要派新的中央代表来巡视这个地盘了。如秦之郡县本为正式的地方政府，皇上不放心，到汉时设十三州刺史以巡察各郡，那时十三州本为监察责任区，刺史亦为巡行之官而非常设官。但汉末刺史权渐重，由过江龙变成了坐地虎，终于由中央代表演变为新的地方官，州也由巡查区变为郡以上的又一级行政区了。

于是中央又开始担心州刺史尾大不掉，到唐代新设诸道按察使分巡各州，至宋则由“道”而“路”，又成为州之上的一级行政区，路官（安抚使等）也由巡视官变成一方父母了。于是朝廷又疑其奸，派员到诸路“行中书省事”，亦即作为中央代表行中央特派之事。南宋陆游有“往者行省临秦中，我亦急服叨从容”①的诗句，这时“行省”还只是巡行的中书省官员而已。到元代，行省便发展成路之上的一级行政区，“行省平章”成了新的诸侯。于是新的中央特派员又来了：这就是明朝中叶的巡抚。“巡抚”者，代天子巡行安抚地方之临时差使也。

其全称是“巡抚××地方都察院副都御史（或佥都御史）”，有时还加兵部侍郎衔，俗称“部院”。其称呼便表明他是中央监察机构（都察院）或军事机构（兵部）的派出官员。然而到明末，巡抚由巡行渐变为常设，而且事权愈重，行省正式官员（布政使等）反成虚设，入清后巡抚终于又成了一省之父母官。

这种循环可以图示如下：

三是地方分权与地方集权之循环。同样由于皇上对“诸侯”的猜疑，历代朝廷常常分割地方事权，将军事、民政、财政、司法诸权分授不同的官员并使之互不统属，各自平行隶属于中央的相应上级，以使其想到牵制。然而这样的体制往往极无效率，平时政出多门，终日扯皮，一旦有事则相互推诿，甚至造成政府职能瘫痪。

于是不得不另设一首长总掌诸政，统一事权。然而这样又导致尾大不掉，威胁中央集权，不久又不得不再度分权。秦汉时的郡一级本是分权的：郡守掌行政、郡尉主军事、监御史管司法与监察，“三权分立”而互不相属。

然而到东汉至隋，州刺史（州牧）便大权独揽，兼统军民，自专财政与司法，俨然一方之土皇帝。于是到宋时在路一级分设帅司（安抚使）、漕司（转运使）与宪司（提点刑狱使），路下的州军又设通判以分知州知军之权，实行了典型的地方分权制。

到了元代之行省，事权再度集中，行省平章为一省军民之共主，据地自雄，早在元中叶便发生了诸行省军互相攻伐的天历之乱”，元末更酿成了行省军阀群雄割据之局。于是明鉴元弊，废行省平章之职而在一省分设三司，即隶属于中书的布政使司（藩司）掌民政，隶属于都察院的按察使司（臬司）掌刑狱，隶属于五军都督府的都指挥使司（都司）掌军政。三司分立而互不相属。然而割据之弊虽除，扯皮内耗之弊又生，到明末不得不普遍设立巡抚以统一三司的事权，入清后巡抚（以及同时增设的总督）遂成威震一方的封疆大吏，延及清末民初又成军阀割据之势……

这种循环可以图示如下：

此外还有不少类似的循环，如政权末梢与基层自治的循环等等。历代朝廷按法家“编户齐民”的观念重视把自上而下的科层管理延伸至乡村的每个民户。但这样不仅“一管就死”，法密生乱，而且行政成本也大得难以承受。于是不得不改行基层自治，政权末梢回缩一两个层级。

然而这样一来“豪强武断于乡曲”的局面又会形成，专制朝廷对社会的控制出现问题。于是又一次延伸政权末梢……秦时法家历行分异令，不许“族居”，并设置了复杂的乡、亭机构和“闾里什五”之制。那时的“乡里少吏”多是有酬职，常以并无乡土德望却强悍可用之人（如亭长刘邦就是个“亡赖”）乃至外乡籍人充任，国家定有爵级，行使的完全是官方任务。但到东汉时地方宗族兴起，里制衰亡，乡村精英成了不从上命而承民俗的“宗主”。

到了北魏时为了重新控制基层，又实行“废宗主，立三长”的乡治改革，建立了邻长、里长、党长的的政权末梢组织。延至隋唐，乡里组织又逐渐乡土化自治化，于是北宋王安石又行保甲法，再次把乡里社会编制起来。此后元代的里社制、明代的里甲制直到民国年间，都为断地出现这种“政权末梢与基层自治的循环”。

▍三、辉煌成就与大破坏

这样一种以私制私、设事防事、乱极立法、法密生乱、用人而疑、疑人而用、六道轮回、循环千年的政治怪圈，岂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温情脉脉的理论所能解释的？应当说，这种吏治上的精巧设计在传统政治条件下确实是十分成熟、甚至是十分“现代化”的或高度“理性”的，当西方中世纪的封主与封臣间还是一片混沌的“忠诚”时，中国人早已把防人之术发展得炉火纯青了。

而西方的文官制之取代贵族制，不仅时代远晚于我国的科举官僚制之取代门阀士族制，形式上也借鉴了我国科举的某些做法，而且最终也拉不下面子，没有派出大兵来一对一的盯住应考者，以防他们为“千钟粟”、“黄金屋”与“颜如玉”而偷奸耍滑。然而这两种“性恶论”与“权力制衡”毕竟是形虽略同而质全异。法家的“性恶论”导出的是极端专制——比贵族制更专制，而近代西方的“性恶论”导出的是反专制——比贵族制更民主。法家的“权力制衡”是皇权本位的，如黄宗羲所见，以私制私、设事防事是为了“藏天下于筐箧”，即置天下于一家之私囊而不允许他人染指；而近代西方的“权力制衡”是民权本位的，以权力制约权力是为了防止独夫们垄断公共领域。前者捍卫的是神授皇权，而后者捍卫的是天赋人权。

因此毫不奇怪：这两种“性恶论”、两种“权力制衡”之间的距离，比它们各自与性善论及和谐论（我国的宗法伦理与欧洲中古的恩主—附庸关系）的距离还要得多——因此不难理解：当我们在那个“批儒扬法”的时代把儒家仁义之说与温良恭俭让的“传统”反掉之后，我们离民主与宪政却不是更近、而是更远了。

但从实用角度讲，这样的“理性化”制度却在两方面经受了世界历史中罕见的时间考验：从正方面讲，它由于高度重视行政安全而具有突出的生命力，同时它的十分复杂的分权机制虽然主要是基于政治防范，但对规范吏治、抑制官吏个人的害民行为也还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两点使得这一制度从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而没有遇到真正可以取代的另外的选择，并在长时期的延续中积累了辉煌的成就。

但从反面讲，这个制度内在的根本缺陷是不可解决的，因而它的延续并不是在“长治久安”，而是在上述的几重循环中实现的。而这些循环实际上是弊端长期积累后的大释放，它造成的大破坏与中国的文明成就同样惊人，两千多年的历史就是这样一次次重演这种“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乱极生治，治极生乱”的活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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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中国舆论场，秦晖老师是非常稀缺的学者。此前，他长期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2018年，于清华“退休”后，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任教至今。

在学术圈，有个说法是，“老辈看余英时，中生代看秦晖”。在大陆史学界，秦晖老师是为人称道的人品与学养都深厚的学者。更重要的是，他不是象牙塔学究，他有坦言“主义”、直面“问题”的精神，对中国现实有极深的思考力和洞察力。

看一下他的观点就知道了：

◎当今“中西文化碰撞”的问题，不是西学还是儒学的问题，而是西儒皆灭，“秦Z”与“痞风”相继、强 权与犬儒互补的问题；

◎从中国现实的“问题情境”出发，我们现在不是自由主义太多或社会民主主义太多了，而是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太多了；

◎中国无论是左派得势，还是右派得势，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左时“公权”侵夺个人领域却无心公共服务，右时放弃公共产品却不保护个人权利。“左派”建不起福利国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

◎道家强调无为，是权力对权利的无为，但我们的主流却在践行着权利对权力的无为。如果说前者是宽容，后者就沦于苟且了；如果说前者意味着自由，后者就意味着奴役。

……

在当下时代，秦晖老师之所以重要，不仅仅在于他学术上罕见的渊博和极度的专注；更在于面对当下争论不休的社会问题，他能够以难得的清晰逻辑，为我们守护最基本的底线。

秦晖老师学术与文字的背后，无不表明，社会少了共同底线的共识，会演变成何等的荒谬状态。珍惜秦晖，就是珍惜我们自己。虽然他的很多观点饱受争议，他的一些作品，甚至受到限制。但读过他的作品，都会遭遇一种电光火石般的冲击。

张鸣老师说：秦晖令我震惊，他是学界大人物，没有人比他更睿智、更犀利，对中国的问题剖析得更深，每个论点的提出都会引起社会的一阵悸动。

刘瑜老师说：秦晖先生很像是一个思想的管道工，哪里出现了认识和观念的严重堵塞，他就常常“赶赴现场”，进行疏通清理。他传奇般的知识面、记忆力和思辨力，总是能三下五除二，将一堆杂乱无序的论争梳理得一清二楚。读先生的书，让我有豁然开朗之感。

由于某种原因，秦晖老师部分书籍已被绝版，很多书在市面上已经找不到了。先知书店经过多方努力争取，集全了目前尚能找到的秦晖老师六部代表作，都是最适合阅读、也最宜收藏的版本。

正如张宏杰所说：“秦晖是个颇有几分英雄气的人。他就是《皇 帝 的 新 衣》里的那个孩子，只有他有足够的清澈和‘天真’说出石破天惊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