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科技创新是一个独特的视角,严格地说,现代意义上的重大创新没有哪一个是产业政策的结果。因为,产业政策的本质提供的是有计划支持,它不是创新之源,不可能指令出“创新”。当人工智能出现时,产业政策可以以举国之力高调追赶,应用,升级,而人工智能决不是权力精英能计划出来的。创新本质上是来自市场的需求,与市场是同一个节拍。
林毅夫支持产业政策当然是在赞美政府的力量,而充分竞争则是相信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前者很温暖,但也会被一大群贪腐所利用,事倍而功半,尤其缺少试错机制,这大约就是《意见》中强调民营科技创新“基础”的原因所在,民营是最好的市场试错机制,让国家资本少走冤枉路;市场化的充分竞争非常残酷,一将功成万骨枯,但也有了华为这类杀出重围的企业。伟大的企业一定诞生于市场经济。
驱动创新的只能是市场,而不是计划。电子时代不是计划出来的,信息时代也不是计划出来的,人类历史的伟大创新,没有哪个是产业政策的结果,这就是本末之别。分清了本末,再来看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定位,是继续强化市场,还是强化指令?如果继续走干预经济的路,忽视创新的驱动来自充分竞争,这就是本末倒置。
虽然,我们依然可以在应用科学和技术上追赶西方发达国家,比如高铁,老外在争议知识产权,我们的回答是:我比你更快,比你更强,谁抄谁?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再强也不可能引领全球。因为真正的创新不可能是产业政策的结果,指令与创新直接冲突,甚至会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
张维迎谈企业家精神,认为经济最根本的驱动是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历史上工业文明都是时代化的创新过程,也的确存在着这种对应性。问题是,企业家哪来的创新精神?是出于崇高的理想吗?那就不是在谈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人了,那是在造神,企业家精神恰好来自市场的驱动,你投资了,要活下去,要长久地活下去,就必须创新,这是残酷的市场竞争所决定的。任正非早期睡不好觉,一闭眼就是明天发工资的恐惧,这不是什么伟大的精神,这是市场竞争逼着你逆水行舟。
张维迎又说,垄断是伪命题,因为创新一定会打破垄断;二十年前的名噪天下的企业今安在?这个结论完全正确,所以,创新是市场经济永恒的主题,不需要哪一级领导来下指令,下了也白下,没有生与死的忧患,又谈何企业家的创新精神?
记得改革开放初期,听说黄河厂发福利要给员工大彩电,整个一个羡慕嫉妒恨;如今一机在手,还有彩电什么事?创新修理的又岂止是垄断,它不断创造着新的产业、新的行业,潮流滚滚,不可阻挡。不论是私企,还是国企,垄断都意味着固步自封,我们现在强调“一业一企、一企一业“的垄断姿态,市场被格式化了,谁还去创新?
我们离真正的市场化还很遥远
那么,我们现在的市场,算不算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我们的产业政策功效又如何?
有一次与某名校的管理者聊天,聊得我心疼。他说大学做课题,就是在利用产业政策伸手捞钱,一个十万元就可以搞惦的小项目,能申报一、两千万,因为他们不存在生与死的竞争,忙里偷闲,也不会有什么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一脑子想的只是怎么立个名目多要些钱;这就是为什么全国这么多国家级的科研单位、这么多超级规模的国企航母,每年万亿级的投入,而真正产出中国科技成果的却是民营,占比高达75%,国内现在成名的头部的科技企业也多是民企。
实际上,创新远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从基础科学到思想与文化的自由,它是漫布整个社会与时代的土壤。这种植根于自由的从文化到市场的土壤,当是百年大计,一切还很遥远。
经济工作会议将科技创新列为今年工作任务之首,
强调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报告建议从四个方面加力,包括加大在绿色能源行业的中央政府投资;尽快推动形成碳排放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算力统一大市场,突破算力瓶颈,实现人工智能的革命性跃迁;重振科技创新投资信心,尽快推动具有标志性的科技互联网企业在香港上市,吸引国际投资者加注中国科创市场。
所有这些政策的落实,都需要一个前提,这就是要建立起一个对资本友好的营商环境,建立起一个没有等级特权的充分竞争的市场,而我们的舆论还在讨论是不是要重返计划经济、消灭私有制?大多数人都在忙着谈立场,缺少一个求实的创新的时代。
中国经济的突围,最终要靠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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