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文化控制方法最好從歷史方面去理解。這套方法在延安時期已經定下基本模式；待中共政權取得合法地位及大量資源和人手之後，這套模式隨即發展成有全面策略和清晰規條的控制系統。共產黨在1950年代初以迅速有力的行動穩定政局，靠的是一方面鏟除地主及實行土地改革，另一方面大規模動員群眾，如1951年至1952年的三反及五反運動。1950年6月韓戰爆發後，新政權更加緊鞏固統一的步伐。中共黨國透過抗美援朝的全國抗爭，把影響力擴展至公眾生活的每一個角落。
中共的領導人受到蘇聯的啟發，加上從延安經驗所得，都明白在重建戰後社會時，文化範疇至為重要（同時也易招危險），不容放任不管。他們相信要馬上透過文化手段去培育新一代人。毛澤東在他的「延安講話」中提到「文化的軍隊」，不僅要「團結自己、戰勝敵人」，更要改變全國人民的思想，使他們成為社會主義新政權的積極擁護者。
建國初期基本政策和必要程序的制定，主要是依靠中央集權、制度化及高壓手段。在文化方面，共產黨關閉國民黨報社，開辦自己的官方傳媒機構，關閉懷疑與外國有聯繫的教堂，逮捕民間教派中被視為顛覆政權的人士，安排大規模漢族遷徙至少數民族地區，以及興建博物館展示共產黨各方面的成就。這種種文化控制政策隨著年月會有所改變，但很多仍然適用於今天，尤其是在新聞和書籍審查方面。
組織
中共根據列寧路線，成立一個統一的組織架構以取得政治控制。它的組織極為嚴緊，與國民黨的分幫結派大為不同；結果是毛澤東和黨高層能有效地向下發號施令。
嚴密的組織是需要一個有效率的官僚體制來配合。像蘇聯一樣，中共之所以能取得實權，靠的是建立一支忠心耿耿的官僚隊伍，使他們依循一套嚴格的規律行事；這套規律包括政治忠誠、中央監督、職責明確畫分、統一指揮系統，還有絕對保密。以書籍出版為例，三層的控制架構──中共中央宣傳部、國務院出版總署和北京市政府新聞出版處──對出版物實施多層審查，並要確保每一環節都依循已訂下的程序執行。這種由頭到尾都結構嚴緊的程序，是由書稿送審開始，經過編輯、印刷，再到最後的書店發行，一切都順序施行，環環相扣。出版總署和新聞出版處要確保沒有不良刊物流入公開市場，以及獲准出版的書刊會有助宣傳社會主義事業。在地區層面，三層架構即文化館、文化站和農村俱樂部也是依循相同的協調和控制原則。這樣多層黨組織的發展，是威權主義國家最令人畏懼的成就。
但著重組織也不是沒有自身的問題。政令與控制來自多個官方層面，互相重疊，會造成執行時的混亂，並令到不同層級出現矛盾。就文化館而言，它們多半是倉促成立，特別是在農村。其他運作失效的原因可歸咎於領導不力、資源缺乏、上級指示不清和人手不足。
再怎麼嚴密的組織，都可能受到不同因素的挑戰而削弱其運作能力。在1950年代，持續的政治不穩是其中一個因素。官員時常擔心自己的職位不保或政治前途受阻，因為他們的忠誠度要經過上級的不斷評估。毛澤東的「團結自己」指的不僅是團結思想，也是肅清被認為不可靠的黨員。反革命的威脅一日存在，躲在暗裡或黨內的特務、敵人和反動勢力一日都不能輕易放過。自延安時期起整風運動成了常規，在建國初期更越演越烈，持續篩查都說成是「清理」行動。北京市長彭真在1951年就警告：「為什麼現在要清理我們的隊伍？因為我們的隊伍很複雜。」要防止階級敵人的滲透，就必須不斷鏟除可疑的黨員。《北京日報》
便是一個實例，它連續解僱多批員工，指控他們隱瞞了地主或國民黨的背景。這樣的解僱引起了恐慌。隨後，更糟的還有1960年代因黨內高層的權力鬥爭，令政治路線不斷改變，下層官員個人的前途越來越朝不保夕。
儘管有這些問題，這個從上而下的黨組織確實建立了一個有紀律和程序的高效能系統。紀律和程序是強大組織不可或缺的兩個要素。1949年以後建成的文化館，確實比它的前身，也就是協調不足、經費不夠的國民黨的民眾教育館有效得多。
審查制度
不論是以往或現在，審查制度都是共產黨另一厲害武器。審查制度象徵了國家權力和人民權利之間的衝突，也顯示了政治控制與自由創作之間的角力。最終，卻只餘下威權主義國家伸展其無限權力，管制國民什麼可以看和寫，什麼不可以。審查制度也是政府壟斷大眾傳播的主要手段。列寧視審查為必要的武器，1917年布爾什維克黨取得政權後，他馬上查封資產階級的報章。他說：「要容忍這些報章，倒不如不做社會主義分子好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聯占領的東德，當局發覺面前最大的問題是缺乏政府機關去審查東德人民的言論著作，因此必須倉促成立一個審查部門。中國共產黨的審查始於毛澤東的「延安講話」，它規定知識分子與藝術工作者在共黨控制的邊區必須跟隨群眾路線走。1949年1月北平軍事管制委員會成立文化接管委員會，在文管會的推動下，這個審查政策變得更有制度和更合法。
共產黨接管印刷業（包括書籍和期刊）、其他媒體及大學機構之速度是驚人的。文管會廢除由來已久的文化規範，用新的準則替代。例如，1949年4月在北平學習的美國傅爾布萊特（Fulbright）獎學金的年輕學者卜德（Derk
Bodde），在日記中寫下他對共產黨早期的「思想控制」的觀察：
在藝術方面，文化管制委員會〔文化接管委員會〕禁止了57齣屬於傳統劇目的演出。有23齣是迷信的；14齣是淫蕩的；4齣貶低國家尊嚴因為過分突出外敵的侵略（如匈奴和蒙古人入侵）；4齣一味迎合「奴化道德」；5齣擁護封建吃人禮教；7齣「極之乏味」或缺乏明確的劇情。
到了1949年中，離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還有幾個月，北平軍管會宣稱占領工作極為成功。隨後審查情況持續不減，甚至變本加厲。例如出版和傳媒界幾乎鏟除了非共產黨的刊物，尤其是涉及宗教和少數民族等敏感議題。在北京市新聞出版處，審查員極為仔細地檢查宗教和少數民族的書籍，決定書籍是否符合國家政策。只要是擁護新政權的作品，就很容易獲得通過。1953年，在周恩來的鼓勵下，民族出版社成立並印製宣揚民族和諧團結的書籍。稍後用來慶祝建國十週年的民族文化宮，其建造也是用來表達同樣的主題。
毛澤東時代的審查制度是個複雜的程序，它不僅限制大眾輿論的表達或禁止知識分子的思想交流；就如大家已看到的一樣，它也令審查員與作者之間的關係變得緊張。審查員急切要訂立一連串外界不太清楚且經常變更的規條，以協助他們的工作並為自己的審查裁決護航；而作者則要謹言慎行，小心遊走於各種規條中，好讓作品能獲准通過出版。審查員的職業生涯在1950年代並非一帆風順。如果某人失職，沒找出文章中暗藏的顛覆用意，後果會很嚴重。又如第二章討論過的，《北京日報》的編輯和作者不論願意與否，後來都被捲入共黨領導層關於社會主義路線的內訌裡，導致報社為求自保而陷入自我審查中。
時至今日，中共繼續嚴厲執行各種審查。當然，中國並不是唯一的共產國家，禁止持異見的印刷和電子媒體的資訊流通，北韓和越南也這樣做。但經常被忽視的是很多非共產國家的新聞自由也受到攻擊。在馬來西亞、新加坡和菲律賓，西方式的自由報刊確實存在，但都是被政府緊緊監視。在這些國家，一隊隊審查員像例行公事般刪除批評當局的文章，而且正如一位新聞學者指出的：「只需把立法和集中所有權這兩事巧妙地結合起來，便能確保傳媒持續受到控制。」但中國與別不同之處，就是政府在文藝方面的干預超出了報章、書籍和電視的範圍；它伸展到幾乎所有文化領域，包括宗教、公園和博物館。共產黨控制人民的文化生活可說是鋪天蓋地，沒有遺漏。在世界上二十個最大的經濟體裡，中國是唯一在憲法上奉行一黨專政的國家。當共產黨揮動幾乎無限的權力大棒時，它的權威幾乎是無遠弗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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