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五大暗流

一提到中国文化，您会想到什么？有人说是先秦诸子、儒释道中的哲学思想；也有人说是李白、杜甫、苏东坡笔下的诗词歌赋；还有人说是书画、瓷器、京剧等别样艺术。

然而，这些其实都只是中国文化长河的表面，或是写在教科书的庙堂文化。真实的中国文化，不仅有明显的庙堂大传统，还有内隐的民间小传统，这些不为人所谈论的暗流文化，其实才是真正影响中国人内心、思维与行动的“主流”。

透过六部研究中国文化的经典之作，王亚楠《中国朋党史》、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等经典著作，我们可以认清这五股暗流。并以此为根基，结合殷海光绝版已久最新复活的经典之作《中国文化的展望》，找到当下中国文化的困境与未来。

第一股暗流：朋党文化

中国有着漫长的皇权史，伴随而生的就是漫长的官僚史。有人的地方，有权力的地方，就有江湖，就有党同伐异，就有朋党。

汉朝的宦官与士人的党锢之祸、唐朝的牛李党争、宋朝的新旧党争、明朝的东林党争、清朝帝党后党之争。中国历史上可谓党争不断，且愈演愈烈。所以朱子彦在《中国朋党史》一书中说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史同时也是一部朋党史。历史上不少有识之士也认为，导致中国历史乱源之一便是朋党。

漫长的党争历史，自然就塑造了一个党争文化。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中国人都特别喜欢讲圈子、地缘、业缘关系，党同伐异，成为常态。各个阶层、集团、社团、宗派也都热衷于党争。而大多数党争是权力之争、利益之争、意气之争，没有什么固定阵线、道德原则可言。

所以儒家至圣先生孔子才会不停说到——君子不党。可见克服这种朋党文化之艰难。

▲唐朝牛李党争的牛党领袖——牛僧孺

第二股暗流：黑帮文化

如果说庙堂之上的权力斗争，是某种合法性斗争；庙堂之下、社会之上还存在着一种非法的权力斗争，那就是秘密社会，也就是黑帮。

明清以来，白莲会、天地会、三合会、哥老会、洪门遍及中华大地。无论是对各地的治安，还是当时的中央统治，都带来了极大威胁。平山周在《中国秘密社会史》一书中，甚至发现革命党、军阀、国民党内部都有大量的秘密社会人员。孙中山、秋瑾、蔡元培等革命党人，甚至就真的加入过洪门。

我们同样可以说，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黑社会”的社会史。

这些黑帮的古老传说被加工整理为戏曲、小说以及后来的影视剧，构成了一种黑帮文化。最典型的莫过于港台的黑帮题材电影、以郑伊健、陈小春为主演的各种《古惑仔》电影。黑帮文化塑造了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对社会的某种暴力想象，认为有带头大哥就有饭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如今已经很多中年甚至老年人，还经常怀念古惑仔中的各种所谓兄弟情、江湖义，可见其影响之大。

▲五洲洪门恳亲大会代表团合影

第三股暗流：流氓文化

和黑帮异曲同工的则是流氓。黑帮往往是一个集团，而且有可能真的替天行道，除暴安良；而流氓更多以个体原子化的形式出现，走街串巷、欺压良善。

《水浒传》中的“京师有名的破落户泼皮”牛二，他完全是一个市井闲人，流氓无产者，就靠在街头碰瓷、敲诈为生，逼得武功能力与林冲不相上下的杨志锒铛入狱。

陈宝良在《无籍之徒：中国流氓的变迁》一书中认为，流氓是社会过剩的劳动阶级，也是侠客堕落的产物，是社会上暴力性力量的一部分。流氓的频繁活动，干扰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威胁有产阶级的利益，甚至导致社会局势极不稳定。

两千多年来，流氓文化深刻影响着中国。流氓文化也随之渗透至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领域。刘邦、朱元璋这样的开国皇帝，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流氓。对流氓来说，社会的法律、道德规范一概不具任何约束力。能力大的时候做皇帝，能力小的时候做地头蛇。

中国贵族文化的没落，与流氓文化的繁荣，往往相辅相承。

第四股暗流：游民文化

流氓、黑帮之外，还有一股相似但又不同的力量，那就是游民。游民是宋代城市经济兴起后失去宗法约束的无业游民。他们不同于遍及全国各地、啸聚山林的黑帮；也不同于在农村更普及、更常见的无赖流氓。

彰显游民意识的游民文化，主要体现在四大名著中的两本——《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两本书其实都出自游民知识分子之手，也是游民文化最有力的传播者和效仿者。宋江的阴险腹黑、李逵的滥杀无辜，桃园三结义中的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构成了普通中国人，特别是男性的社会意识。

游民文化往往表现出中国传统思想意识中最黑暗、最野蛮的一面。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将其总结为四大特征：强烈的反社会性；在社会斗争中最有主动进击精神；注重拉帮结派，注重团体利益，不重是非；自我约束、文明规范以及社会生活必需的文饰，统统消失。

宋代以后，一部中国史，其实就是一部流民史，也是一部游民文化泛滥、传播被广泛学习的历史。想想如今中国人对《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痴迷，就知晓了。

第五股暗流：饥饿文化

如果说上述几种文化，还有一些外显特征，这第五种文化则是彻底的内隐，埋藏于民族集体记忆、集体无意识的文化，那就是饥饿文化。

中国是一个漫长的农业国家，在与其伴随的皇权专制体制下，天灾人祸合流下，往往灾荒无数，进而引发大面积的饥荒。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依托中国历代典籍中的灾荒记载，统计分析了从远古殷商时代直至1937年中国的灾荒历史。可以说，中国人是在长期的饥饿中度过一生的，饿死的人数简直无法统计。

长期的饥饿民族记忆，造就一种独特的饥饿文化，已经深入到了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中，哪怕已经进入工业化时代的当下，很多人特别是老一点的人，依然秉持着应对饥饿的文化。

比如什么都不在乎，就是在乎吃喝，好生活就是吃好、喝好；还比如，极度的节俭，甚至为了不浪费一粒米、一度电、一滴水，反而浪费更多的金钱、健康与精力；再比如，囤积癖，根本不可能会用到的一些口袋、衣服、电器，舍不得扔，堆满了屋子的各个角落。

可以说，之所以如今特别流行断舍离，归根到底是饥饿文化的必然反弹。

那么，问题来了，究竟该如何应对这五股中国文化的潜流，答案可能非殷海光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中给的解决方案莫属。那就是全面系统地接受现代文化的核心——自由、民主、法治。在殷海光看来，中国文化的问题说到底是一种前现代农业文化，中国文化的未来展望也只有走出传统文化，拥抱现代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