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边沟位于甘肃酒泉市境内，巴丹吉林沙漠的边缘。1957年，这里成为劳教农场，三年间关押了3000多人，其中大部分人是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和干部。许多人在此因饥饿、寒冷和超负荷劳动死亡。半个多世纪以来，除了一些执着不懈的民间历史研究者，这段历史鲜少被人公开讨论，如同这片至今依旧荒芜的土地，几乎被人遗忘。
2026年的夏天，作为一名“九零后”，我终于来到这里，一探这个毛泽东时代的劳改集中营在今天的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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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酒泉市区前往夹边沟的路上，两边是绿油油的玉米地和大片农田——这里是河西走廊难得一见的绿洲。车离开市区行驶了大约40分钟，逐渐接近一片荒地，昔日的夹边沟农场就要到了。
车驶入一条狭窄的柏油路，路边两根高耸的电线杆，在顶部撑起一个铁丝招牌，上面有几个红褐色的大字——酒泉夹边沟林场。从附近一处停车场望去，有一个看起来似乎荒废的小农舍，从农舍旁的小道走进去，便到了曾经的夹边沟农场场区。
或许是幸运，我这一路上畅通无阻，没有看到人烟，也没有遇到监控和盘查的人。农场外，有一排松散的铁丝网和上锁的铁门，铁丝网被人踩烂了，所以锁并没有起到作用，我得以绕过铁门自由通行。
曾经的夹边沟场区。入口处有一排松散的铁丝网和上锁的铁门，铁丝网已被破坏。
根据各种档案的记载，1957年到1960年期间，曾有3000多人被关押在夹边沟，其中大部分是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如果按照当年的人数估算，应该有大量的窑洞、地窝子。但眼前，我只看到了16个——这些窑洞，最大的能放四个地铺，躺下四个人。最小的，进去后只能弯腰行走，低头坐下，直不起身，部分窑洞已被风沙掩埋大半。
接近窑洞时，我首先看到的是地上烧纸留下的黑色灰烬。一个空酒瓶放在左边，一旁小山丘上，还有六小瓶打开的白酒和几炷香。酒瓶上没有多少灰尘，想必近期就有人来过，或许就在昨天——在路上，司机提醒我，当天正是中元节——这也是传统上中国人祭奠逝者的日子。
此刻，我默默站在窑洞前。四下无人，风不大，因此格外安静。偶有狗吠和飞机的轰鸣声传来——而奇怪的是，我在这里停留了两个小时，却没有看见任何飞机。
窑洞外是西北烈日，洞内则漆黑清冷。我看到，每个窑洞深处基本都有一束花，一些食物，例如大米、方便面、面包、酒、烟等。一些洞口，长出了茂密的草堆，也不知道在这荒芜干旱的沙漠里，是什么滋养了它们？
在最外围的一个窑洞前，我放下了带来的米和矿泉水，鞠了三躬，瞬时，眼泪夺眶而出。我不禁想问自己，这泪水，是为了历史，还是为了现实？我想起了当年那些与我年龄相仿的人无故的惨死，也不由想到了当下的现实——一个依然不能讲述这些历史的现实。
夹边沟农场的窑洞旁，中元节烧纸留下的黑灰，以及人们留下的祭品。
2
作为一名“九零后”，我出生的时候，“反右”已经过去了40多年。“夹边沟”对我而言，只是一个疏离的地名。它可能存在于一些中国人的记忆里，却从不出现在日常生活中。
大学时期，像很多人一样，我通过口口相传的渠道，从作家杨显惠的纪实小说《夹边沟记事》里了解到它。我记得，当时看了这本书的开头，就不忍再读下去，觉得是一个恐怖故事。可如今，当我真的在地图上找到夹边沟，并来到这里时，内心竟莫名获得一丝平静——生活在一个言论依旧不自由的国家，来到这里，缅怀曾经在这片荒地上死去的人。我想，那些长眠在此处的人，或许最明白当下的处境。
当一个混乱的时代吞噬了个体，人靠什么活下去？我能想到的是意志。人最容易放弃的就是自己，最易被击毁的是自己的意志。
2026年八月中旬，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去世时，微信上有一篇文章再次流传，写朱镕基从1958年始，如何度过被划为“右派”的时期。“在重大变故面前，稍微脆弱一点，都有可能一蹶不振。而精神的崩溃，更是一个人全面垮台的开始。”文中写道。
当年，夹边沟人的生存状况究竟如何？我看过艾晓明的纪录片《夹边沟祭事》，纪录片里，作家、夹边沟事件的研究者赵旭谈到，在农场里，每个人大约要承担28亩地的劳动量——这是正常人难以完成的。劳改农场的幸存者王志则提及，当时年轻的知识分子，每天至少要干11至12小时的体力劳动。
1960年，夹边沟农场已有大批人死去，但这里的千余人又被调往位于高台县新建的明水河农场，由于粮食不足，大批劳教人员被饿死、冻死。直至1960年底，时任中国内务部部长钱瑛带领检查团，将夹边沟和明水河农场剩余的几百人全部撤离遣返。1961年10月，政府关闭夹边沟农场。1970年代，农场改为林场。
夹边沟农场窑洞深处，不知道谁留下的米袋和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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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根据幸存者的口述写成，其中一个“上海女人”的故事流传较广。当年，在夹边沟劳教的上海医生董坚毅，其妻子“顾大姐”花了五六天，坐慢车从上海到高台县，本是来给丈夫送食物，得到的却是董坚毅的死讯——他七天前就饿死了，尸体被掩埋组运走，不知去向。
书里写道，这个上海女人在窑洞里不吃不喝几日，决定自己去挖丈夫的尸体。这个故事的讲述者老李，和董坚毅住同一窑洞，其实知道他被掩埋的地方。他看见董坚毅被人抛尸荒野，身上从上海带来的呢子衣、鸭绒被、毛毯都不见了，小腿肚和屁股上的肉被剜走，一个英俊洒脱的人变成了一具“木乃伊”。老李不忍顾大姐看到这幅惨状，所以谎称找不到了。
当年被关押在这里的人，为什么不逃？书里写，当然有人逃走了，但“绝大多数人不跑”，原因是他们坚信组织很快会为自己平反。“如果逃跑不就对党不忠了吗？不就是背叛革命了吗？就怕一失足成千古恨。”
刑同义的《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书里亦有一手史料记载。他得到的农场最早的《计划任务书》里介绍道，夹边沟场区连着荒丘、水库、河滩，只有东面有一个很小的夹边沟村，是一个“易守难逃”的地方。
站在这个戈壁滩，有一种只能等死的绝望——而这死是慢慢来的。墓冢一般的山坡上，烧成黑色的纸片缠绕着干枯的矮灌木。我缓缓爬到半山坡，往下回望，坡下是农场窑洞，旁边一间小农舍似乎已经废弃。前方是成排的杨树林，与荒凉的农场生活区分隔开来，而在我身后是大片荒地，铺开远去，不远处有座墓碑。再远，是朦胧的祁连山。
从小沙坡上远望整片荒地。
不像在戈壁滩其它的地方，在这里，我感到非常寂寞，同时有点恐惧。看见沙坡上黄绿色相间的小草堆，才明白，当年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如何因饥饿而“胀死”。
《夹边沟记事》里提到，人们饿急了会吃“粉汤”，即用草滩上的黄茅草籽煮的汤。这种粉汤没有味道、嚼不烂，只为克服饥饿感。有人煮汤时心急，搅拌到粥状时匆匆咽下，肚子里的其他食物，譬如树叶、干菜，就会随之粘在一起，结成硬块，很快因肠梗阻而亡。有的人饿得急，还没煮烂就吃，就这样被胀死。书中写道：
有⼈在骂⼈的时候说，你打嗝怎么是草腥味的！那意思是说你不是⼈，你是吃草的牲⼝。我们那时候排泄出东西就是和驴粪蛋⼀样的草团⼦。——《夹边沟记事》
1957 年，中共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又号召“大鸣大放”，各界知识分子纷纷向党建言，但很快，形势急转而下，“反右”开始了，那些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来到夹边沟的人里，许多正是因为这些言论获罪，也有人只因几句玩笑、被拉去凑了右派指标。
窑洞深处，留着人们祭奠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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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少数的幸存者来说，虽离开了夹边沟，创伤依然长存于心。发生在夹边沟的事情在数十年里未曾被讲述过，一直缄默了近半个世纪，2000年代，相关的纪实作品才陆续发表。2017年艾晓明的纪录片《夹边沟祭事》里，两位老人坐在沙发上，打开装有人骨的包裹，诉说着他们的遭遇——当他们试图重返夹边沟，祭奠难友时，遭遇到当地政府的监控和层层阻挠。“我们只是要纪念这些人。为啥要监控我们？”老人对着镜头，诉说着——在“反右”已经发生60年后。
我逐渐理解，这长达数十年的沉默，是因为人为的长久屏蔽。这，其实和今天人们未能消化、公开谈论新冠疫情期间发生的事，是一样的。
2026年再回望，《夹边沟祭事》中的多位老人，已经离世。
在农场里走了一圈，我本以为这里不大，待半小时就离开，结果却停留了两小时。沿着一个个窑洞走，又爬上另一座山头，我见到了更多小窑洞。往里面稍探去便觉得毛骨悚然，我最终没有敢走进去。
离开夹边沟的当天，我离开了酒泉。车向东行驶，逐渐接近祁连山脉，砾石滩上，长满了矮小的沙漠植物。
夹边沟农场窑洞。
我想起来，前一日，司机在电话里听闻我要去夹边沟，迟疑了两秒，问我是否是家属。我告诉他，我只是普通人去祭奠。他没有多问，只说，他还记得那条路怎么走，上次去是去年夏天，载过一名家属。
回程时，他才告诉我，他和我通话后，在豆包（中国开发的一款人工智能助手）上搜了一下，结果豆包没有给他回答。但事实上，作为酒泉人，当地口口相传，大家都知道夹边沟曾发生什么事，尽管，这一切至今都还是“保密”的。
（文中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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