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才是真正的“崖山”

有这样一种说法“崖山之后无中国”，说的是公元1279年2月，在广东江门崖山海域，南宋残军与元军展开最后厮杀，结果宋军大败，陆秀夫背着9岁的少帝投海自尽。为了不使战舰落入敌手，宋军将数百艘战舰自行凿沉，超过10万众的南宋军民，包括太后、丞相、官员、士兵、妇女、百姓，不愿服从残暴的蒙古政权，纷纷蹈海自尽……元朝所编的宋史客观的记载了这段史实：“七日之后，海上浮尸以十万计……”。此役为南宋最后一战，大汉民族、大宋帝国的精英阶层丧失殆尽。此役之后，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不复存在；政治意义的中国，也从此消失；民族意义上的中国，也由于汉族主力的消亡，而消失了。揆诸史实，这种说法有理，却稍嫌过分——因为宋朝的灭亡，可以说是亡国，也可以说是亡种，但尚未亡教，因为此后，无论是文化载体的书籍、文人，还是文化土壤学校和文化符号的文字，都还能延续下来。

真正的“崖山”，恐怕还得再等将近七百年，到“四人帮”猖獗的文革时期才足以当之。

按明末清初重要的思想家顾炎武在其著作《日知录》中的定义：“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改姓易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文革就是一场“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亡天下时代，也是将真正文明礼义的中国人便成野兽的时代。

这场持续的十年的政治运动切断了中国人在文化上与其历史的联系。这场运动过后，中国大陆成了一片文化的瓦砾场，在这里已经很难找到传统的中华文明的痕迹，这是一种文明的戛然而止。从表现上看，文革对文化的摧残首先是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可是影响更深远的是对传统价值观的颠覆，文革把美丽的变成丑陋的，高贵的变成低贱的，独立的变成附庸的，思想的变成盲从的。文革把中国人从文化上变成了野蛮人，变成了不受道德和伦理约束的人群。这场运动过后，中国人从此和历史上的中华文明失去了文化上的联系。在场运动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及其他阶层的人们失去独立的人格和独立思考的权力，中国人被在思想上阉割了。对文化思想的阉割如此，对文化硬件的毁灭也触目惊心：首先是焚书，在“破四旧”的运动中，旧文化当属被清除之列，而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些承载“旧文化”的书籍，那时候除了“雄文四卷”语录、“红宝书”、马恩列斯著作之外，不属于四旧之书普天之下还找不出几本。文革中究竟烧了多少书，至今没有个准确数字。仅以宁波为例：江浙一带人文荟萃，明清两代五百年著名的书画家大部分都出在那里，留存至今的古籍也特别多，破四旧的成果也就特别大，仅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版的线装古籍就有八十吨之多。中国文化在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遭到了空前的厄运。其次是坑儒：文革中，文化领域的大批人士被打成“牛鬼蛇神”，受到严重冲击和迫害。田汉、赵树理、盖叫天、周信芳等人被迫害至死，邓拓、吴晗、范长江、翦伯赞、严凤英、老舍、杨朔、马连良等几十名文化界名人因不堪迫害，含恨自杀。教育、科学领域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受到残酷迫害。到1968年底，中科院仅在北京的171位高级研究人员中，就有131位先后被列为打倒和审查对象，全院被迫害致死的达229名。上海科技界的一个特务案，株连了14个研究单位，1000多人。受逼供、拷打等残酷迫害的科技人员和干部达607人，活活打死2人，6人被迫自杀。很长时间里学校关闭，学生停课，从1966年到1976年，十年没有组织过正式高考，交白卷也可以上大学。文革使一代人的教育被耽误，使国家的人才队伍出现了断档。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建国后无论文学艺术，还是科学技术，都没有象元朝那样有世界级水平的成果。基于此，广东名作家秦牧对文革后果有这样的描述：“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颠连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而历史学家周予同就更直截了当：“五千年祖国的优秀文化从此将被湮没了！”谓之“亡教”，不亦宜乎？

除了对文化载体知识分子进行定点清除外，文革还对文化的土壤学校进行了近乎连根拔起的毁灭。按官方说法：1966年5月，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左”倾错误论点，炮制了一个教育战线的“黑线专政论”，全盘否定17年的教育工作。此后，于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期间，在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直接操纵下编造的一个《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又对17年的教育工作做出了荒谬的“两个估计”：一是所谓教育部门的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中，推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二是说什么原有教师队伍中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教育领域在十年动乱中，成为重灾区。除了对各级学校领导干部和教师，特别是一些学术上有成就的专家、教授，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有的被迫害致残、致死外。最骇人听闻的举措当数学校停课与大学停办。

1966年下半年，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发出通知，高考推迟半年，大中学生“停课闹革命”。于是先从城市，后达农村，全国中小学大学一律停课闹革命。8月下旬起，北京、上海、天津以及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街巷里，到处都是一队队“破旧立新”的红卫兵。红卫兵们先对人们的衣着穿戴和“陈规陋习”实行“革命”，西装、领带、高跟鞋、喇叭裤，统统在革除之列。随后，学生们便开始扫荡所谓“封、资、修”的各种名称字号。没有人敢阻拦学生的运动。谁阻拦，谁就是反对红卫兵小将。反对红卫兵小将，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这是担当不起的罪名。学生们想到哪儿就到哪儿，到哪儿就把“造反有理”的口号喊到哪儿。直到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通知《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学生返校复课，学校恢复招生，“边上课边闹革命”。学校才恢复上课，然而，上的也只是阶级斗争这门课。高校就更是重灾区：文革开始，高等学校由1965年的434所减为1971年的328所，减少106所。其中原有政法院校6所被全部撤销，原有财经院校18所被撤销16所。被撤销、裁并、搬迁的院校都遭到严重损失。在十年动乱中，高等学校有四年停止招生(1966～1969)，创造出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便是在血雨腥风的八年抗战，中国大学也没有创造出这样的“奇迹”来！1970年和1971年开始试点招收工农兵学员，每年只招4.2万人。后来虽然有所增加，但是招收的学生大多数只有相当初中甚至不到初中文化水平。学制由“文革”前的4～6年缩短为2～3年。学生在校期间主要的任务是所谓“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开门办学，上阶级斗争这门“主课”，所以也并没有学到什么知识。

最后来看看对文化符号文字的破坏。著名作家流沙河有言：“每一个正体字都可以证明自身的存在，而每一个简体字都没有证明其存在的理由。”历史上，汉字由繁入简，皆基于自身内在演变，有迹可循，一目了然。近代中国的汉字简化运动，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背景下，由一批冀望全盘欧化改变中国的激进者做推手的，喧闹妄为，令人侧目。对中华文化园抱有信心的政府，是不会听之任之的。民国时期的简体字萌动，是在遵从正体字地位前提下的微小变动，正体字仍为标准规范汉字，繁简都作为规范汉字使用。1935年8月21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列出324字，当年十月，教育部颁发训令推行《第一批简体字表》，但第二年即停止执行此令。由此可见，在那个时代，中华文化仍旧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它拒斥那种一味追求效率的所谓改革。建国后强行推行的简化字却将文字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甚至近乎荒唐。例如：“愛”由“心”而生，无“心”岂能有“爱”？“聽”靠的是“耳”，无“耳”怎么能“听”？“廟”是朝拜之地，“由”怎么能引出“廟”？“說”是由“口”而出，无“口”靠什麽“說”？“義”之内涵是“将羊当做礼物无私奉献给朋友”，而“义”却怎么也体现不出“義”的含义……。于是因为使用简化字，我们已经很难明白古人的真实意思，传统文化因此发生断裂，比如研究古文字学的“小学”失传。简化字阉割汉字和汉语，造成字与意的断裂，将意象丰富便于识别的汉字，弄成了准拼音化的字符，意义皆由外力所强加，学会此种文字根本无法阅读古籍，也无从体会汉字之美，中国文化品格的养育更无从谈起。几年前，台湾前行政院长刘兆玄提出正体字申遗的主张，认为正体字保留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而断代式的大陆简体字使汉字的象形、会意等汉字之美的特质与意蕴消失殆尽。

“崖山之后无中国”，稍嫌过分；“文革之后无中国”，庶几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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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定居的中国人

现在有超过70万的中国人居住在日本

在人们普遍的认知中，日本和中国彼此仇恨且绝不会和平相处。就拿去年中国的抗日暴动来说，一些抗议者就公开呼吁中国政府打击日本持有核武器。

人们打开有关中日的新闻，看到的都是中国和日本之间因为争夺东海岛屿控制权而日益紧张的关系，是频频出现的船舶间的交锋，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政府越来越公开地谈及中国威胁论。

但对于中日关系另一面的关注就少得多了。

我站在距离东京两个小时车程的一个北部的菜地里，灼热的太阳烘烤着大地。这里是茨城县（Ibaraki），被称作日本的花园。这里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深厚的冲积土在农户的悉心照料下可每年产生高达5种类型的蔬菜作物。

在我面前的年轻男子正弯下他的腰，一手拿着镰刀一手挎着篮子，迅速的收割着长得郁郁葱葱的菠菜，并仔细地把收割好的放在篮子里。他就是农场的主人北岛善德（音译），也是在这里工作唯一的日本人，除他之外，所有农场工人都是中国人。


日本农场主北岛善德对他的中国员工给予很高的评价

在过去的10年中，北岛先生已雇佣了不少中国的“研修生”在他的农场工作。他承认，如果没有他们，他的生意将无法生存下去，因为日本的年轻人已经根本不会做这样的工作了。

在和来自中国中部贫困村落的年轻男子们并肩工作的同时，北岛先生对他的中国邻居产生了新的尊重。

他说：“当我和这些研修生一起工作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他们的纯洁和真诚，”

“他们让我想起了日本的上一代人，他们仍然有携手合作的精神，这是我们日本现在已经失去的东西。”

北岛先生称呼他的员工为研修生，因为他们只能在这里学习居住三年的时间。但在全国范围内，目前至少有10万中国“学生”在为日本的农场和工厂工作。

“不在乎”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到日本并居住在这里。1990年，共有约15万中国人居住在日本。今天，这个数字超过了70万。

当向日本人问到他们对于这个数字的想法时，他们往往会表示非常惊讶。他们吃惊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没想到中国移民涌入的这么快。

在东京著名的原宿购物区，我正等待和一个叫利雅（音译）的时装模特会面。当她打开车门从出租车里迈出来的那一刻，我就知道，她的样子完全符合我的期待—修长，美丽，脸上带着自信的微笑，还有一双和日本女孩完全不同的大长腿。

当然，利雅并不是日本人。她出生在位于中国东部山东省的一个小镇，她的父亲是一位工程学教授。10年前，当她父亲来到这里教书的时候把她带到了日本。

今天，利雅更像个道地的日本人。她甚至声称她现在的日语口语比她的中文说得还要好。


利雅出生于中国东部山东省的一个小镇里

“这里的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我是中国人，当他们听到我说中文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哇哦，利雅会说中文！’”

“我最近开始在一些电视节目上谈论中国，人们很惊讶，他们说：‘真的吗？利雅是中国人？’但我知道其实大多数人根本不关心我是哪国人。”

当然，追捧她的日本年轻男人确实不关心她的国籍。他们只是想把时尚明星的照片放到他们的智能手机上。

“和平共处”

利雅当初来到日本的时候还是一个孩子，所以对于她很容易适应这里的生活也并不奇怪。但到目前为止，中国移民最大的群体来自于大学生。

郭柯（音译）就是其中之一。28岁的他就职于一家房地产企业，帮助中国投资者寻找在东京的房产。

“每周我都会有两三个中国客户飞来东京看房，”他说。

“他们都很喜欢东京，因为这是一个国际大都市，很现代，很干净，而且这里的房价接近中国......实际上这里的房价已经低于北京和上海了。”

郭柯还说，尽管近期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政治局面动荡，但来东京购房的中国买家数量不降反升。

我今天跟他会面之前，他正在带一位来自上海的年轻女子在东京北部的公寓看房。

林倩伊（音译）是另一个来自中国的学生，自从她来到日本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了。她嫁给了一个日本男人并很快组建了一个家庭。林倩伊揭示了一件大家不常在媒体上看到的事实–其实很多中国人真的很喜欢日本。

林小姐说：“这里非常安全，空气和水的质量都不错，”

“这里的食物也很棒，而且日本人对食物始终保持着非常高的标准。此外，日本政府还会对那些想要孩子的家庭给予帮助。”

当我问到林小姐，像去年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的时候，你家里的情况如何。

她哈哈大笑起来说：“我们真的不会谈论这个，”

然后，她很郑重的告诉我：“我真的很希望中国和日本能成为朋友，我们是邻居，所以我们也应该尊重对方，最好的办法就是和平共处，这对两国都好。”

农舍主人北岛善德也有同样的期许。

现在，我们正在北岛先生的农舍里，大家围坐在一张大桌上，吃着他的“学生”们烹饪的中国菜肴，配着日本的冰啤酒。我们互相用日本和中国的方式敬酒。

“我知道有一些回乡的中国人恨日本人，”北岛先生说。

“但是，我希望当他们回到自己家乡的时候，他们会把自己在日本的真实见闻告诉他们的朋友和家人，这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文化交流，但却非常重要。”

中共的“吃饭砸锅论”纯属颠倒是非的谬论

6月23日的《金融时报》中文网刊载了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荣誉理事长茅于轼先生撰写的题为“是谁养活了谁”的文章，文章对“吃党的饭，还砸党的锅”的说法提出质疑。文中指出：“事实上有少数政府官员并不是为纳税人服务的，而是专门来干涉百姓的自由，甚至侵犯百姓的宪法权利的。他们妨碍公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破坏公民的集会结社的自由，侵犯公民的财产，控制公民的人身自由。这些官员自以为权力无边，敢于违法行政，肆意在法律允许之外发号司令。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因为中国还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几千年的习惯成了官员们的胆大妄为。如果公民再不加以抵制，任其存在下去，中国实现法治民主将遥遥无期。对于这批专门干涉公民权利的官员，就不是谁养活谁的问题。他们变成了伤害社会肌体的寄生虫，必须尽快清除出去，政府还可以大大节约维稳费用。纳税人绝不会愿意花钱雇一批人来干涉自己的自由，减少维稳费用，也减少了纳税人的负担。”该文再度在网民中掀起了对“吃饭砸锅论”的热议，多家海外媒体也对此进行了报道。
“吃饭砸锅论”其实早就存在，不过，因为这是一个比较浅俗的说法，所以，在正式文本当中极少出现。不过，最近这些年，中共官方的文本日益出现低俗化的趋势，比如，“搞”这个字只是在平时言谈时使用，而前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则在正式讲话当中脱口而出“五不搞”，而胡锦涛则誓言“不折腾”，习近平在访问墨西哥时称“一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中国指手划脚。
“吃党的饭砸党的锅”最开始出自于谁之口无法考证，但是，在中共的官方文本当中，却很容易找到源头。那就是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去年11月在《红旗文稿》发表文章，首开先河地批评“个别党员吃党的饭砸党的锅”。文章中有一句话可以诠释“砸党的锅”是什么意思：“有些人用错误观点、错误理论，甚至用一些胡编乱造的事实污蔑党、污蔑党的领袖”。
吃饭砸锅论虽然被张全景提出，但是，当时的影响力却非常有限，直到几个月前，央视主持人毕福剑事件爆发，该论才大放异彩，官方媒体上甚至公开在标题中称不允许“吃党的饭砸党的锅”。毕福剑最终因为所谓的“辱毛”而告别星光大道舞台，此时此刻，中国左派欢呼雀跃，而官方对媒体和言论的管制则顺理成章地收紧，大有文革回归的趋势。
孔子在几千年前便说过：“君子群而不党”，大概是因为这句话，得罪了一代暴君毛泽东，所以，毛泽东曾经一度发起批林批孔运动。不可否认，结党便有营私之嫌，中共虽然在革命的时候高举为国为民的大旗，但其当政后的事实证明，这个政党除了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表现出了昙花一现的天下为公姿态之外，其它时候最看重的都是一党之私。
曾几何时，中共自称无产阶级，如今，最富有的阶层就是中共官员。现今入党者，几乎没有一个人是怀抱着为国为民、“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理想的，而是以升官发财为根本目的。从精神上讲，中共这个党其实已经名存实亡。入党者沾沾自喜，因为登上了权力的梯子，然而，面对党员，民众内心其实充满了鄙夷。
迄今为止，中共的党员数量已经超过了八千万，毫无疑问，中共是世界第一大党。然而，从品质上讲，中共党员可能只是比朝鲜劳动党强一些，跟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党员完全无法同日而语，即使是跟海峡对岸的国民党、民进党比，也是相去甚远。看看蔡英文在上次台湾大选时的败选演说，中共的高官没有一个能达到那种水准，让观众感动落泪。
中共高官曾经多次强调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习近平也曾公开宣称“权为民所赋”，这种观点符合事实，也让民众听了高兴，但是，这绝非他们的真实想法，只不过是忽悠民众的台词而已。官媒高喊不允许“吃党的饭砸党的锅”，其实已经清晰地表明，在中共当局看来，中共就是救世主，党员也好，民众也好，都得把这个组织当作衣食父母。这一套“吃饭砸锅论”纯属颠倒是非的谬论，中共不事生产，既不生产粮食，也不制造机器，更不创造商品与价值，是千千万万的纳税人养活中共各级组织和党政官员，是中共吃纳税人的饭，反而欺压、盘剥纳税人，砸纳却税人的饭锅，这本来是人所共知的常识，连古人都知道“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但习近平和中共却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倒过来说纳税人吃党的饭，必须歌颂党，否则，就要封上你的嘴，给你定上个“寻衅滋事罪”，把你关进大牢，真是岂有此理！
东方之星的溘然沉没，再次证明唐太宗李世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中共，其实就像一艘航船，平时虽然四平八稳，但是，一旦遇上大风大浪，便可能瞬间沉没。官媒虽然总是在粉饰太平，但是，从严打民间反对派和维权人士以及严厉管制舆论的情况看，中共当局实际上已经有明显的大厦将倾危机感。习近平能够被老人帮推上政坛颠覆，他所肩负的使命不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是继续维护中共的一党专制。反腐也好，高喊依法治国也好，其实都是在为这一目标服务。
当局要求党员对组织忠诚，现在看来，顶多只是做到表面上忠诚，而无法做到发自内心地忠诚。而做到表面上的忠诚，组织就已经心满意足了。毕福剑对毛泽东颇有微词，应该是由来已久的，只是，他太不幸，私下的谈话和表演被他人拍摄后扩散，导致他饭碗不保。其实，表面上对党组织忠心耿耿，私下里却大为不满甚至恨之入骨者多如牛毛。
众所周知，当今中共官场，完全是权力近亲繁殖。没有后台或者是没有钱去行贿者，要想加官进爵简直比登天还难。那些比较兢兢业业的党政官员，因为付出没有回报，逐渐也变得消极怠工，并在私下场合数落官场之不公和黑暗。中共的敌人遍天下，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中共党员。
“吃党的饭砸党的锅”，即使是站在中共的角度考虑，也不能说就完全没有合理性。譬如说，有的家庭，因为父母偏爱某一子女，经常为其开小灶弄些好吃的，结果被其他子女撞见，锅被砸了，这能怪砸锅的子女粗鲁吗？出了这种事，最该反省和改正的就是父母自己。在中共党内，同样也存在这种情况，因为待遇不公，有党员要私下里发发牢骚、调侃下党国大员也是合情合理的。
当然，中共官方所称的“吃党的饭砸党的锅”并不局限于党内，而是包括所有附着在中共这个组织上的机构。比如说新闻媒体、企事业单位，当然，也可以包括所有民众，因为都在中共统治之下。中共既然自认为是民众的衣食父母，那么，以其吃饭砸锅论来推断，就是不允许任何人对中共说三道四，即使是理性的建设性的批评也会被认为是“砸锅”行为。
中共这个政党的胸怀狭隘到今天这种境地，实在是古今中外所罕见。遥想贞观年间，魏征屡次向李世民进谏，其言辞之犀利用中共的标准衡量，那绝对算得上是“吃党的饭砸党的锅”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然而，唐太宗李世民不仅没有因其“砸锅”言论就惩罚魏征，反而对他给予高度评价，魏征死后，还亲自为其立碑。以当前中共的小肚鸡肠，要实现民族复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不管怎样，财富是民众创造的，所以，中共口中的“锅”其实财产权在民，只是被中共支配而已。事实上，砸锅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只有敢于公开表达不满的人数量足够大，才能说明公民社会的足够壮大，中共支配的“锅”才能最终让民意去支配，到时候，在宪政民主制度下实现了分配的公平公正，还用得着担心“锅被砸”吗？

袁红冰：强权正在全面腐烂中迎来回光返照

中共极权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存在。与其生存与灭亡直接相关的危机，本质上也必然是政治性的。国家权力不可逆转的全面腐败已成中共的政治绝症。这个绝症的具体内容，可以用一句话表述：中共官僚体系的黑手党化已经彻底完成。
邓小平设计权贵市场经济的初衷，意在强化中共专制体制，因此，那种以为中共的“经济改革”会让权力退出经济领域的观念，只能是幻想，相反，权力会以一种与“计划经济”不同的方式，控制经济命脉——权贵市场经济之下，权力不仅不会放弃对经济的控制，而且是经济运作的“灵魂”。
根据中共权贵市场经济的天性，权力和资本的双向转化就成为必然趋势，即权力通过资本的祝福，成为权力拥有者的财富之源；资本通过权力的加持，成为资本拥有者的政治、法律和社会特权的根据。上述意义的权力和资本的相互转化，就是典型的权力腐败的逻辑过程。
由于中国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权力腐败，是中共权贵市场经济的宿命的逻辑结果，所以，中共权贵市场经济为中共极权主义扩张积累经济能量的过程，也同时是中共权力腐败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共的反腐败努力只能是权力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可能遏制，甚至不可能真正缓解腐败。想让中共权贵市场经济只产出经济能量，而不制造源源不绝的腐败，就像指望母牛只生产出牛奶而不排泄牛粪一样可笑。
国家权力的全面腐败意味着中共的政治绝症，而中共官僚体系的彻底黑手党化，则是国家权力官员个人私有化的结果。
在常规的意义上，中共极权意味着中共以党的整体的名义垄断国家权力；由于中共中央及其政治局又是垄断党的系统的寡头集团，中共对国家权力的整体垄断，实质上就是中共中央及其政治局对国家权力的寡头垄断。
通过中央集权的方式，以党的整体名义，实现对国家权力的一党私有制，乃是极权政治对全社会进行有效统治的必要条件之一。因为，上述条件下，极权官僚系统政治利益的整体性，为最高权力意志迅速传达到庞大官僚系统的每一个神经末梢，提供了基本的政治保障——极权政治意味着，只有掌握最高权力意志的个人或者寡头集团进行思考决策，而庞大的官僚系统则被剥夺了思考的权利，即最高权力意志是唯一的思考者，所以，确保最高权力意志迅速贯彻到最基层官员的机制，是极权政治统治的生命线。
中共的末日危机归结为一点，就是权力的腐败正在无可挽回地摧毁中共的上述政治生命线。这也是本节以下所有讨论试图说明的主题。
一九八九年，中共暴政通过血洗北京保住了政权，但却再一次击碎了自己统治的政治道德基础。江泽民，一个连蟑螂都不会愿意与其亲吻的人格腐烂的上海小男人，自然不可能拥有为中共重建政治道德基础所需的思想意境和实践能量。不过，俗不可耐的头脑中也会产生俗不可耐的求生之路，江泽民决意全面纵容官员腐败，用腐败权力带来的利益收买官员对极权政治忠诚——这个上海小男人相信，通过利益收买得到的忠诚，比政治道德的说教和欺骗换来的忠诚更可靠。
世界上最难的两件事，一是挽回移情别恋的女人的心，一是把权力关在法律的铁笼内。不过，这两种艰难对于江泽民都不成为问题：权位赋与江泽民那张丑脸以颠倒众多美女的能量，对于他，不存在挽回女人的心的问题；同时，他根本不为关押权力费心，而是潇洒地打开了权力的闸门。于是，权力的洪流滚滚而出，浊浪排空，滥觞于东亚大陆，形成波澜壮阔、鬼神心惊的权力腐败大潮。
这次腐败大潮的核心内容，便是中共国家权力的全面官员个人私有化——中共国家权力私有制，从原来的以党整体的名义垄断国家权力，分解为实际由千万官员私有。每个官员都把其控制的权力视为可以创造个人利益的私产；利用权力攫取个人利益，迅速形成中共所有官员日常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化的腐败，让中共创造出一项基尼斯世界记录，即千万官员无官不贪、无吏不腐的奇景——这意味着中共沦为人类历史上空前庞大的贪官污吏集团。
我们可以从下述两个角度，更直观地理解江泽民创造的中共权力腐败奇观。
一、此次中共权力腐败的核心内容是国家权力的官员个人私有化，这种权力私有化首先表现为家族性。家族以血缘为基础，而血缘关系是人类社会关系中最具自然本能性的一种。审视政治历史，可以发现一个特点，凡是泯灭良知的恶行都倾向于以这种原始的社会关系作为支撑点。中共国家权力的官僚私有化的家族性特点，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首先，以官员为核心，利用其掌握的权力能量，形成家族的资本体系。例如，中共原总理温家宝担任高官期间，其妻张培莉成为中国最大的珠宝商之一，拥有国内外的数百家珠宝店；其妻的家族成员也借其权势之助，短短十几年变成巨商大贾；其子温云松【注2】，一个吃喝嫖赌无所不至、坑蒙拐骗无所不能的小混混，竟然也得温家宝权力的加持，升任控制数百亿资产的国营公司的总裁。
其实温家宝家族算不上一个经典案例。自江泽民以下，中共千万贪官污吏的绝大部分，都已经形成了权力和资本一体化的家族结构，所不同的只是规模和程度上的差别。我之所以以温家宝家族为例进行讨论，原因只在于温家宝作出巨大努力，试图让世人相信他是廉洁的，他是“贾府门前的那一对石狮子”，然而，他的努力是盗名欺世的伪善；他的家族拥有巨额资本，而支撑其家族资本的，正是他曾经拥有的腐败权力——温家宝家族是肮脏的中南海肥猫，而不是《红楼梦》中贾府门前的汉白玉狮子。
其次，国家权力官员私有化的家族性的第二个特点，表现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即以一个官员的权力为跳板，其家族成员也大量进入权力体系，形成“官员家族”。这种“官员家族”形成的过程，往往又同权力的交换相伴而行。
邓小平权贵市场经济为源头的中共权力腐败，最初的表现形式是权钱交易。在江泽民用腐败收买官心的时代，权力腐败由一般意义的权钱交易，“升华”为用金钱购买官职，即明码标价，卖官鬻爵。权力与权力之间的交换，乃是腐败的最高形式，而权力交换的主要内容之一，便是各个官员在自己权力范围内互相提升对方家族成员的官位。
“官员家族”既是权力官员私有化的过程中的一种现象，也是权力腐败入骨的标志之一。中国民间有谚曰：“阴沟里的耗子都是一窝一窝的，共产党的官员也是”。夜深人静，恍惚入梦之际，我常会因为一种声音悚然而惊，睡意荡然——那是千万只耗子贪婪啃噬国家权力时发出的声响；其恐怖之处在于，即便是一座铁山，也会被这千万只鼠辈啃食殆尽。
二、此次中共权力腐败的组织后果，便是中共分解成大大小小的以官员私利为基准的帮派集团。
历史上，中共就是不同派别组成的团队。不过，中共历史上的派别的形成，往往具有复杂的时代政治背景。江泽民时代的中共帮派，则原则上是基于个人命运偶然性而结成的以保护个人私利为出发点的利益集团。
当代中共帮派化趋向的原因，在于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共官员生存和自保的需要。中共官场向来实行的就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官员之间为权力而进行的生死争夺，是极权政治的宿命。在腐败成为官员正常生活方式的情况下，给权力争夺的失败者冠以贪腐的罪名，乃是胜利者的特权。由于不再使用以往权力争夺过程中的政治遮羞布，当代中共官员为权力而进行的生死之搏，就显得更加原始，更具赤裸裸的恐怖感。而结成帮派，就成为官员在中共官场这片黑暗丛林中寻找到的生存之道。
当代中共官员帮派最显著的特点，便是具有跨越权力系统的性质。任何中共帮派，即便是最小的，或者最基层的帮派，也必然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其帮派中有组织部官员、宣传部官员、纪律检查委员会官员，也有警官、法官、检察官，以及经济主管部门官员、教育和文化部门官员等等，不一而足。只有帮派成员涵盖绝大部分不同性质的权力系统，才能发挥合力的效应，使帮派具备有效的生存和自保能力。
至于曾庆红【注3】、贾庆林、薄熙来、周永康一类具备影响国家命运能量的帮派，则一定有掌握军权的成员参与其中。
当代中共官员帮派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以丰沛的资本作为其政治存在的经济基础。每一个官员帮派周围都聚集着一个商人群体。这类商人群体类似蚂蚁养的蚜虫，不断为官员帮派挤出金钱的“奶汁”，同时，商人群体也充当为官员洗钱和向海外转移资产的“白手套”。当然，商人的经济活动也必定通过腐败的国家权力，获取暴利的报偿。
另外，基于中共的开放政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共官员帮派与财团的联系已经跨入国际领域，开始世界水平的权钱交易。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中共审判薄熙来、谷开来，暴露出该家族与英国商人海伍德的权钱交易，爱恨情仇，那不过是中共官员勾结国际资本以谋私利的沧海一粟。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新左派”提出的一项指控更具有指标性的价值。
“新左派”指控，陈章良【注4】，转基因专家，原北京大学教授，现任广西自治区副主席，是被国际种子公司财团收买的代理人，也是温家宝一力扶植举荐的心腹之臣。最初正是通过陈章良从中斡旋，国际种子公司通过总理温家宝之子温云松、总书记江泽民之子江绵恒【注5】，向这两个中共最高党政官员的家族帮派输送巨额资金，才打开巨大的中国市场，而中国也因此沦为“世界上唯一种植转基因主粮的国家”。
诸多证据表明，转基因食品可能对人类生殖能力造成严重伤害。据此，“新左派”认定温家宝帮派是“官僚买办卖国贼集团”——他们为国际财团危及中国人种生存权的行为开启国门。原广西自治区主席、全国人大副主席成克杰【注6】，以贪腐的罪名受到极刑处置。温家宝、江泽民坚持处决成克杰的真实原因之一，便是由于成克杰出自对家乡人民的关爱，坚决反对广西引进转基因的玉米作为人的主粮种植——他挡了温家宝和江泽民两个帮派，以及国际财团的财路，因而把自己送上了死亡之路。
“新左派”上述指控的指标价值在于，其指控的对象分别是中共党的最高领导人和政府最高领导人；这就表明，中共官员家族帮派式的腐败已经深入到中共的权力核心——中共的政治灵魂、政治骨架都已经腐烂。
当然，“新左派”是中共内部政治光谱最黑暗的一群，因为，他们把罪恶的“文化大革命”时代视为其政治和国家理想，奉独夫民贼毛泽东为中国之神，而且，“新左派”指控温家宝和江泽民并不是基于自由民主和人权的理念，而是为了挽救中共极权，使之免于溃烂而死。
不过，任何时候都不应当因人废言。魔鬼对上帝的指控必定是诬陷，魔鬼对魔鬼的指控则常是一针见血，一语中的。正由于“新左派”是从维护中共强权的角度审视中共权力腐败，并“悲愤欲绝”，复之以“痛不欲生”，因此，其指控恰好雄辩地证明中共当前政治危机之深刻。
通过以上对中共国家权力的官员个人私有化的家族性和帮派性的特征讨论，我们已经可以从总体上勾勒出中共的政治绝症，即中共全面政治黑手党化。
江泽民通过纵容权力腐败收买官员的政治忠诚。在这个意义上他确实取得了成功。江泽民虽然不是历代中共领袖中最凶残的，但却一定是丑陋至极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专喜卖弄风骚、附庸风雅的上海“瘪三”，竟是中共历史上控制最高权力时间最长的专制者。
只因为他推行的国家权力官员个人私有化政策，深得千万贪官污吏之心。江泽民时代是中共官员的盛宴狂欢的庆典时期，直可比古罗马帝国因权力腐烂而灭亡之前的盛况：千万贪官污吏财源滚滚，只恨没有可装天地的钱袋；倚红偎翠，唯叹花心万千，却无满身阳具——整日里只顾醉生梦死，酒池肉林，敛财数钱。难怪有官员酒后狂呼曰：“作共产党的官员，是世界上最幸福的职业。”
江泽民用腐败的允诺，收买千万贪官污吏的政治忠诚，成功地帮助中共度过“天安门血案”反人类罪行造成的政治危机。但是，他也同时开启了中共全面黑手党化转型之门。对于中共极权的生存，江泽民所作所为可谓饮鸩止渴之举。中共政治黑手党化将是中共极权存在的最后形态；以政治黑手党化为历史里程碑，中共极权踏上了退出历史的宿命之路，而且，中共很可能拖着中国社会一起，在溃烂中死去。
在此，请允许我对于中共政治黑手党化转型的三项效应分析如下，其中的每一项效应都在预言中共极权的末日危机。
第一项效应，中共整体政治意志的利益基础分解，呈现出碎片化倾向。
中共政治黑手党化的核心内容，就是国家权力由原来的中共以党的整体名义的垄断，转化为每个官员基于个人、家族和帮派私利对权力的实际拥有。如此一来，中共整体政治意志和中央权威就失去了统一的权力利益基础。没有统一的利益作奠基石的整体政治意志和中央权威，必定有名无实，形同虚设。
稍有政治常识者都知道一个道理，极权的稳定存在必然以统一的政治意志和中央权威作为统治效率的灵魂。统一的政治意志一旦形同虚设，中央权威就如同建立在流沙上的大厦——这正是国家权力官员个人私利化，无形中将国家权力“切碎”之后必然出现的极权生存危机；胡锦涛时代发出的“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悲叹，直接表述出这种危机的后果——中共强权已经变成一只脑瘫的巨兽，虽然暂时还保持着整体性的庞然大物的外形，但是，却失去了长久生存所必须的整体协调性机能。
第二项效应，政治黑手党化导致中共权力体系内部帮派林立，盘根错节，勾心斗角，互相渗透，却又常常生死相搏——官员家族帮派化已经摧毁了中共统一的组织能量和统一的统治基础。
帮派如水银泻地，无处不在。中共整体外形虽在，中国社会实际已经处于无数中共帮派分割统治的状态。中国的法律名存实亡，中共各权力帮派的意志在其权力范畴内发挥人治的统治作用；权力帮派性的人治，必然以对人权的践踏作为存在的条件。黑手党式的帮派统治，这种最黑暗、原始的人治形式，使中国社会冤案丛生，民怨沸腾，社会正义荡然无存，恃强凌弱公行无忌，权利趋向极端两级分化。中共千万贪官污吏似乎只在作一件事，即疯狂地运用腐败权力，倒行逆施，激怒社会，为中共的大崩溃准备社会条件。
第三项效应，政治黑手党化将国家权力切割成各个官员家族帮派的利益，官员在行使权力时首先考虑的不是中共国家整体利益，而是家族帮派的私利，所以，权力行运机制丧失了缓和、解决社会政治危机，维护整体统治利益的能力。
上述颇具理论性的表述，从中共在新疆的统治危机中可以得到直观的理解。
中共的统治危机归根结蒂是源于极权专制与人们对自由的向往之间的矛盾.

腐朽强权尚能回光返照的人格原因

极权政治以个人或者寡头集团的意志为国家意志。所以，极权国家总是随强人枭雄的崛起而崛起，并达到兴盛的顶点，然后，在国家权力的腐烂中走向衰败，终至由阴郁猥琐的鼠辈政客为其送葬——这个过程表述历史的必然铁律，也是上苍为极权政治安排的宿命。
中共暴政本来也是上述必然铁律中的囚徒，也是迸溅在宿命上的一片猩红的兽血。只不过多了一次回光返照。
毛泽东视万物为刍狗，以铁血枭雄之势，将中共强权推向其命运的峰巅；毛泽东生命朽败之后，邓小平又用强悍的人格，挽狂澜于即倒，继续维持中共强权的巅峰状态，虽然巅峰之上少了几分毛泽东时代的狂霸之气，多了一些黑手党政治的冷血风格。然而，毛泽东、邓小平之后，中共暴政再无巨擘强人，似乎毛和邓已然耗尽中共的运数。
江泽民，一个十五亿中国人中丑陋至极的上海小男人，一个比年老色衰而春心如花的妓女更喜扭捏作态、搔首弄姿的瘪三，一个比更年期的悍妇更令人恐怖的喜怒无常的动物，一个性淫胜鸨、浅薄虚荣的三流政客，竟继铁血强人之后，主政中国二十年。江泽民人格之丑陋猥琐，可谓千古一绝。如此不堪的人格主宰中共权力意志，仿佛上天有意以此在世界面前羞辱暴政；上天的羞辱中，也隐喻着历史必然的铁律对中共的诅咒。
国之将败，必有妖孽当道。如果说毛、邓是嗜血的狂魔厉鬼，江泽民则为淫欲焚心的妖孽。江泽民主政，演绎极权宿命的第二个阶段，即由强人政治的峰巅向国家权力腐败的深渊堕落。
用普遍腐败的允诺收买官员的支持——这是无德无能的江泽民巩固自己权力地位的首要的为政之道。此道尽管污秽不堪，却十分有效。中共官僚集团之所以能容忍江泽民在中共权力之巅纵情恣意展示其人格的千般丑态，万种妖姿，且长达二十余年，全在于江泽民实行“权力腐败利益，官员人人均可分赃”的国策。
江泽民打开国家权力腐败的铁闸，千万狗官如尾巴上被点着的野猪，嘶吼狂啸，扬鬃奋蹄，奔向极权国运的衰败之路。遥想当年，古罗马帝国一夕倾颓于腐败之前，罗马贵族彻夜狂欢，向上天高呼：“要更多美女，更多美酒！”今日中共千万贪官污吏，体态如怀孕的野猪，左手高举美酒流溢之杯，右拥艶色如紫霞之娇娃，漫舞于腐败权力之上，向历史发出如此感概：“作共产党的官，乃是世界上最幸福的职业。”
中共国家权力早已腐烂入骨，倾太平洋之水难以涤尽其污秽，举天雷之烈焰无法使之净化为灰烬。江泽民之后，胡锦涛主政，拉开前述极权宿命最后阶段的黑色帷幕，即狐鼠政客为中共极权送葬的末日悲剧。
胡锦涛，虽邀上天之幸，得男儿之身，实却心灵无种、精神自阉之鼠辈。宿命选定江泽民，以其人格出类拔萃之丑，向中共暴政脸上撒尿，以示羞侮辱刑之惩罚；宿命又选定胡锦涛，用其直追马英九之令魔鬼都绝望的无能，作中共敛尸送葬之人。
胡锦涛怯懦阴晦如鼠，其情商只堪作一庸碌卑鄙小吏。然而，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胡氏鼠辈，亦有激荡于荒坟古墓间的狡狐之黠。凭狐黠之智，胡锦涛循循奔走于中共元老之门，显唾面自干之忍；殷殷如奴，侍奉中共权贵于左右，且数十年不辍，终有大成，获主政中共之权威。
怯懦阴晦的鼠辈人格，复之以黠狐之智，胡锦涛虽荣膺大宝，也毕竟只是狐鼠之属，无法用猛兽之爪，在铁铸的历史上刻出痕迹。主政十载，胡锦涛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进不能鼎革布新，退不能抱残守缺；智无法阻遏势如荒火燎原之权力腐败，勇难以压抑千万贪官污吏傲慢烛天之气焰，镇日里只能蜷缩于权力之巅，面如土偶，神似朽木，混吃等死。
巨树顶部的叶片最先感知秋季的凛冽寒意。中共官员和附属于腐败权力的奸商恶贾，就是中共政权这株巨树顶端的叶片；这个群体最了解，中共权力之腐败，已如腐尸溃烂，无药可医，无方可救。胡锦涛主政期间，中共贪官污吏和奸商恶贾开始将移居国外视为最重要而紧迫的“家族事业”之一。
这个在中国的土地上获得豪华的权力和暴富机会的群体，即拥有最大权势和最富有的一群，却急不可待地试图离开中国，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比其他所有中国人都深刻而真切地感觉到，中共国体在溃烂的国家权力侵蚀下，已如千年朽棺，即将灰飞烟灭，而他们想在大危机大崩溃到来之前，逃往异国他乡，去寻找安全——拥有权力和最富有的人都试图逃离，足证中共之国已魂飞魄散，只待骨销形亡。
二〇一二年，胡锦涛主政最后一年，中共内部权力之争夺，或者明目张胆，势若疯虎，如薄熙来竟干犯中共天条，私自动用数十辆装甲车，越省界，包围美国驻成都领事馆，是为震惊世界的王立军事件（注：见《台湾生死书》第一章第三节）；或者暗潮汹涌，鬼影幢幢，如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薄熙来等蓄谋已久的宫廷政变式的权力交接计划；如果不是由于变生不测，突发王立军事件，致使此次宫廷政变“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现在中共政权早已内乱蜂起，分崩离析，东亚大陆上的共产帝国的巴士底狱很可能因此化为历史废墟。
然而，王立军事件如一阵凛冽寒风，突袭而来，吹落万枚红叶，中共强权又偶然躲过一劫。真令人欲仰首悲问苍天：莫非上天有意，再次用偶然性延长中国人作中共政治奴隶的卑贱与屈辱，以示对这个过分长久地容忍了暴政的民族的天谴之意。
不过，哲人说偶然中有必然；诗人说：“偶然性是必然性之镜中映出的花枝。”尽管偶然性以王立军事件的名义又一次拯救了中共极权的血光之灾，但是，中共依然具有回光返照的生命能量则取决于一种必然性，即强悍的权力人格是衰败的极权政治的最后一支强心剂。更明确地讲，中共政权此次回光返照所表述的，是强悍的权力人格的回光返照；承载这种强悍权力人格的群体，就是被称作“红二代”的中共“太子党”。
胡锦涛可以说是现代“阉竖”政治的经典代表，“太子党”却是残存在中共腐烂政治生命中的强人政治的基因。中共十八大之后，“太子党”全面主导中共权力意志。这意味着毛泽东和邓小平式的强人政治鬼魂的复活。当然，“还魂的鬼是丑陋的”，“太子党”虽然能够以其强悍的权力人格形成属于中共极权的回光返照式的“辉煌”，只不过，“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沉落于黑暗的虚无，才是中共极权不可改变的宿命。
我曾在《台湾生死书》中作出界定，中共“太子党”原则上是指中共建国少将和建国地区级以上党政官员的子女。这个群体，一般出生于中共建政之年，即一九四九年前后五年，现在的年龄在六十至七十之间。按照中共极权的政治运作逻辑，这个年龄正是垄断权力意志的时期。
究竟是“命运决定性格”，还是“性格决定命运”？这两个相悖的生命哲理的争论恐怕万年之后也难有定论。不过，正是这两种生命哲理的迭加效应铸造出中共“太子党”的权力人格。
一九六六年，为把权力竞争者践踏在脚下，毛泽东拉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历史总在骗局中蹒跚，毛泽东试图掩饰个人权力意志斗争的本质，赋与政治阴谋以政治道德之美，编造出“文化大革命”同“壮丽的共产主义理想”之间虚假的理论联系。
当其时也，中共“太子党”的主体正值少年。少年，那是渴慕璀灿的人类理想胜过迷恋美人雪白肉体的纯情的生命。毛泽东以共产主义的上帝的名义，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宣示，赐给中共“太子党”壮丽理想的代言人的特权。这个少年群体的血燃烧起来了，他们比太阳更炽烈的眼睛里熔铸出疯狂的神圣感。
西方极权主义文化的天性之一，就是用仇恨培育神圣的信仰。欧洲中世纪千年黑暗，对异教徒的仇恨构成信仰神圣性的情感之源；当代共产主义则把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奉为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情感献祭。
以仇恨为情感动力的理想，必定演进成现实社会中的疯狂兽性，而且理想的表述越壮丽，越神圣，兽性便越疯狂，越凶残。一九六六年盛夏，少年“太子党”成为毛泽东的政治刀锋，劈斩在中国历史上。他们组成“老红卫兵”——类似希特勒的党卫军、冲锋队的反人类罪犯罪组织，用野蛮时代的极其原始的酷刑，摧残了数百万知识分子和“阶级敌人”，无数人的生命在酷刑下破碎，其中包括不谙世事的婴儿和历尽沧桑的垂暮之人。
命运使少年“太子党”变成在理想主义的金焰中狂舞的嗜血之魔。然而，命运对少年“太子党”人格的诅咒并没有就此结束。由于政治局势的急剧动荡变化，绝大部分少年“太子党”的父辈被毛泽东视为权力斗争死敌刘少奇的政治基础，“太子党”，这个奉毛泽东为共产主义之神，并为证明对其的忠诚而犯下反人类罪的群体，竟一夕之间被“神”抛弃了。
“太子党”的地位，从昂视阔步于理想主义云端的天子骄子，瞬间就落入社会最底层，沦为他们不久前刚刚践踏过的“政治贱民”。过去从云端俯视时，他们看不清这个社会；现在从最底层向上仰视时，他们理解了中国人的卑贱。
直到毛泽东死去，重新随父辈回到权力的圣殿，“太子党”经历了十年地狱之苦，十年焚心之痛。为在充满艰难困苦和歧视敌意的环境中活下来，他们必须让自己变得像蛇一样阴险，像荒野之狼一样凶狠狡猾。命运又一次在他们的人格上刻下深深的痕迹。
二〇一二年，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共“太子党”，这个由浴血的命运创造出的权力人格走上权力之巅，开始“性格创造命运”的历史过程。为准确预言这个历史进程的结果——是中共极权的中兴，还是中共极权末日的“政治狂欢”，有必要对命运所创造的中共“太子党”的权力人格的各种特质进行讨论。

在政治情感上对毛泽东炽烈的怀念——这是中共“太子党”权力人格的第一特征。
如前所述，“太子党”在“文化大革命”之初，曾以“老红卫兵”的形式成为毛泽东的党卫军；这个群体把少年的真情和生命的初衷献给了毛泽东——那是纯情少年献给共产主义之神的初恋。恋情之中，毛泽东极权政治的恐怖主义和征服世界的野心，以壮丽理想的名义，在他们少年的白骨上灼出如花的伤痕。这少年白骨上的伤痕是他们心灵的宿命，是他们不可改变的生命誓言。
当年毛泽东对这个“太子党”群体的垂爱并不长久，共产主义之神很快就抛弃了他们。即便如此，“太子党”虽然对毛泽东怀有几分弃妇的幽怨之意，但却无法改变献祭的深情。在此，共产主义之神更接近魔鬼——一旦把灵魂出卖给魔鬼，就只能终生作魔鬼的情感奴隶。
人既有情感，又有理性。不过，情感的价值取向凝成的意志，则构成人类历史的根本动力；人的本质因而是情感的，而非理性的。所有的情感样式中，最强烈的莫过于怀恋。现在，“太子党”全面主导中国权力，在“太子党”权力人格中燃烧的对毛泽东的政治怀恋将点燃历史；“太子党”也将以毛泽东遗嘱嫡系继承人的资格，再次试图用毛泽东的极权恐怖主义政治和全球扩张的意志，主宰十五亿中国政治奴隶的命运。

对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尊重——这是中共“太子党”权力人格的第二特征。
毛泽东和邓小平代表着气质迥异的政治风格。前者尽显极权枭雄的狂横不羁风格和浓烈的血腥气，后者则展示出政治黑手党的阴险狠毒和窒息良知的铜臭气。但是，“太子党”在迷恋毛泽东的同时，也把对邓小平的尊崇奉为其政治原则之一。当然，“太子党”对毛泽东的迷恋意味着政治情感的沉醉，对邓小平的尊崇则是基于实用主义哲学的考虑。
邓小平时代，全面重建中共“太子党”的政治特权；邓小平设计的权贵市场经济，则使“太子党”依仗其政治权势成为财富利益的第一序位受益人。与此同时，权贵市场经济短时间内涌现出魔幻般的经济能量——当然，这种魔幻般的经济能量是以践踏理性与良知，摧毁中国的自然生态环境为代价——又给“太子党”实施毛泽东式的全球极权扩张野心提供了物资基础。
于是，历史的怀恋和功利实用主义的利益，就这样通过“太子党”的权力人格扭结在一起，“太子党”不仅意味着毛泽东政治之魂的当代复活，同时也是邓小平政治遗产的继承人。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个独裁者的政治之吻的魔鬼吻痕，就重迭在中共“太子党”的权力人格之上。中国的命运将因此进入最黑暗的历史时期。

强悍、冷酷、机警——这是中共“太子党”权力人格的第三特征。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太子党”的这项权力人格特征，正是青少年时代苦难命运对他们的祝福。如前所述，毛泽东运用少年“太子党”为“文化大革命”杀开最初的血路之后，便将他们放逐到人间地狱之中。十年苦难艰辛，十年悲情血泪，生存的刀锋雕刻出“太子党”强悍、冷酷、机敏的人格特质。
少年沦为政治贱民的命运，使“太子党”失去了接受正常教育，并得到知识救赎的机会；命运让这个群体的知识水平定格在中学水平，而且，属于他们的浅薄的知识系统中，覆盖着毛泽东政治的血色晚霞。那种定格在“文化大革命”时代的知识系统犹如一座铁牢；囚禁在铁牢中的不可保释的百年死囚，正是中共“太子党”的灵魂。尽管重获政治特权之后，通过权钱交易获取各种学位成为“太子党”群体的一种时尚，但是，那并不意味着对知识的渴慕，而只表述庸人俗物的虚荣。“太子党”是被知识抛弃的一群。
不过，“太子党”虽然被知识抛弃，但又获得强悍如猛虎、机警如野狼、冷酷如滴血屠刀的人格特质。正是凭借这种人格注入权力意志的生存能力，才使中共极权政治在权力彻底溃烂的凶险关头，能够再现崛起的假象。是的，当前中共的再崛起是一种假象。我之所以如此判断，是基于上述对“太子党”三项权力人格特征的审视。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恐怖主义政治的道德基础随他的生命一起崩溃，中共极权专制面临末日的危机。当前，大陆民怨沸腾，民怒如山，表明邓小平的权贵市场经济和黑手党政治也走入绝境死地。
中共“太子党”前两项权力人格特征，恰好是以对毛泽东政治和邓小平政治的双重继承作为宿命的结论。显而易见，这意味着“太子党”所能继承的并非解决大危机之道，而是继承了双重的绝境死地。同时，受浅薄的知识结构所限，“太子党”也没有引领中共走出绝境死地的理性能力。
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共极权在溃烂中消亡已是昭昭天道的预示。“太子党”只是借诸强悍的人格能量，为中共极权赢得一次回光返照、“末日辉煌”的机会。回光返照岂能长久，“末日辉煌”之后必然是败亡的悲凉。中共“太子党”的政治努力乃逆天道而行；逆天道者，必因天谴而败亡.

那些消失了的富于个性的大学名

贺卫方：【那些消失了的富于个性的大学名】燕京，辅仁，东吴，圣约翰，震旦，岭南，雅礼，金陵，之江,齐鲁……这些大学多在1952年遭到撤销，外籍教师驱走，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次大挫折。东吴大学后来在台北复办，其他都只是在史书上存在了。

日企加速引入机器人

 越来越多的日企如今加大资本支出，引入机器人“劳力”，而这也为一些生产自动化器械的厂商带来商机。日本总务省发布的数据显示，日本人口数量已连续4年呈 减少趋势，人口总数降至约1.27亿，创15年来新低。其中，年满65岁者占人口总数超过四分之一，老龄化形势严峻。在这种背景下，不少日企饱受劳动力短 缺之苦。路透社5日援引食品生产商味之素公司生产线经理海老泽昭彦（音译）的话报道，公司最近不得不更换有40年之久的流水线，“过去两三年，我们难以雇 到临时工，尤其是可以上夜班和干重体力活的人，如不投资（引入机器人），我们恐怕撑不下去。”埼玉县生产自动售货机的企业GLORY最近引入了19台机器 人。这些机器人具备类似于人眼的传感器和两只机器臂，每台740万日元（约合6万美元）。为促进中小企业引入机器人提高生产力，日本政府提出将为这些实施 革新的中小企业提供总额22亿日元（1782万美元）的补贴。路透社报道，迄今已有85份补贴申请获批，包括生产自动售货机企业GLORY和一家打算利用 机器人生产饺子的连锁饭店。另外，日本经济产业省于本月1日在产业机械科内成立了“机器人政策室”，旨在促进机器人在服务业等领域的应用，振兴相关行业。 不仅是中小企业，大企业也加入到劳动力“更新换代”的大军中。日本中央银行经济数据部1日公开一份调查显示，大企业打算本财政年度加速资本支出，其速度达 到最近十年之最。近一段时间，不断有日本新型机器人面世的消息见诸报端，反映出日企对机器人劳力需求的增大给机器人厂商带来商机。日本鸟取县政府7月1日 正式聘请软银公司开发的人形机器人“胡椒”担任“宣传部长”，在东京一家商店推销这个西部县的土特产。“胡椒”号称全球首款能识别人的情感并与人交流的机 器人，上月刚刚开始发售。松下公司2日称，9月将发售穿戴后可轻松搬举重物的辅助机械衣。松下认为，在劳动力不足的背景下，建筑、农业和护理等行业对机械衣的需求会增加。松下将年销量定为1000件。工业机器人生产商法努克公司证实，企业打算投资1300亿日元（10.53亿美元）建造新工厂，以生产计算 机控制系统设备；索尼公司打算本财政年度花费2100亿日元（17亿美元）提升成像感应器的生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