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兴衰及新上海的崛起

核心提示：前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回忆录中表示，解放前，上海是亚太地区一个高度发达的大都市，先进程度超过香港，更不用提新加坡和台湾。但二十年后，上海落魄了，远远落后于香港、新加坡和台湾，于是人们就问：社会主义的优势到底在哪里？

 

原文：The Rise and Fall and Rise of New Shanghai 

发表：《外交政策》双月刊9/10月号

作者：DANIEL BROOK

 

 即便是以哈佛的标准来衡量，哈佛大学医学院1908级学生也格外有雄心壮志。他们不满足于仅仅是从美国顶尖医学院毕业，他们当中一小撮人着手在海外为母校寻找一个新校区。当他们环顾这个由即时通讯和洲际旅行联结、重心逐渐转向环太平洋地区的世界时，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上海。中国的金融枢纽和国际门户似乎必定会发展成新世纪最重要的全球性城市。它是一夜暴富梦想者的天堂，曾经以"亚洲黄金国"美誉引起世人瞩目，如今一心要成为气质高雅和世界主义色彩浓厚的"东方巴黎"。

 

 那是1909年，哈佛学生们花了三周时间乘船渡过太平洋来到上海。但他们遇到的这座城市云集了苏格兰鸦片商、犹太房地产大亨、锡克教警察、广东富商巨贾和洋泾浜英语，已经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大城市。入境不需要护照和签证，上世纪二十年代一个美国侨民撰文介绍这座城市时说："今天来到上海的人会发现自己犹如置身于一个欧洲大城市，这里高楼大厦林立，街道平坦整洁，饭店和俱乐部比比皆是，公园和大桥随处可见，汽车川流不息，有轨电车和大巴车来来往往，外国商店争奇斗艳，到了晚上，电力照明光彩夺目——一切都是他所熟悉的景象。"

 

 然而，这个上海充满机遇，也充满危险：它培育了叛逆的政治活力，就在年轻人们到来的短短几个月之后推翻了中国的帝制。过了几年，他们的事业无果而终。

 

 具有世界主义色彩的上海诞生于数十年前，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那时西方列强迫使中国皇帝接受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在上海市范围内，外国人不受中国法规管辖，从法律上讲，他们就好像从未离家。很快，奇特的"治外法权"司法原则成为现实，英国、法国和美国从上海老城区周边获得租界。外国人从1845年开始建造的定居点看上去恰似其祖国的微缩版。法国租界以林荫道和咖啡厅著名，英国租界以华丽的私人会馆见长，美国租界的特点则在于大街两旁生意兴隆的商贸活动。短短十年后，以外国人为主的上海已经是中国的主要国际港口，取代了珠江岸边的广东。二十年间，上海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城市。

 

 但对中国人来说，生活在这个繁荣之都让人深感屈辱。在外国租界，中国人通常是从事体力劳动的苦力，是二等公民。全部由白人组成的上海工部局制订了种族歧视性法规，禁止当地人（和狗）进入市内公园。就连供职于西方企业的中国白领也不得不走进专供中国人使用的浴室。对于这个城市的全部活力而言——这种活力帮助中国的精英们在20世纪初期逐渐建立了自己的公司，铸造自己的现代文化——状况变得如此屈辱，当地人最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共后来不仅把上海而且把全中国对外封闭了几十年。

 

 如今，正是1921年在上海法租界成立的共产党在引导这座城市重新与更加广阔的世界交往，希望证明由中国人管理的上海会比以往受西方控制时更大、更好、更有全球地位。鉴于上海市的复杂历史，当局力图让它在经济上自由呼吸，但抑制文化、思想和政治开放，那曾在一百年前使这座大都市生机盎然和桀骜不驯。他们非常清楚一旦打开潘多拉盒的后果：第一个全球性上海的狂傲自大曾殃及全中国。

 

 那是上海已经对外开放了100年以后的事情。相比之下，上海目前的重新对外交往还很年轻。在上海市长朱镕基的努力推动和外柔内刚的管理之下，邓小平在1990年批准重新开发这座城市。两年后前往视察时，他称上海为"龙头"和中国领先城市，据说他在经过老租界与河对岸新区之间的大桥时连称"快一点，快一点"。

 

 几乎是一夜之间，自1949年"解放"以来一直被封存的这座大城市焕发了堪与共产党上台执政之前鼎盛时期相媲美的强大势头。上海的土地在毛泽东时代废除私有财产的过程中被全部没收，上世纪九十年代，当局把土地出租给房地产开发商，筹集到大笔资金用于改善基础设施。凭借刚刚拥有的巨额财富，上海市很快建立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市政设施，崭新的国际机场有磁悬浮列车与市区相连，新地铁系统的规模超过了纽约和伦敦，纵横交错的桥梁和隧道连接着前租界的历史中心和浦东新区的金融中心。

 

 阻碍了这个政府建设计划的上海居民楼被强制拆迁，为了把上海打造成一个国际商业枢纽，逾百万家庭被重新安置。抛弃了早已不被信任的、毫无价值的苏联式计划经济，重新开放的上海很快在房地产和金融行业产生巨额财富，并吸引了全球顶尖企业，包括像汇丰银行和花旗银行这些曾经在100年前主宰该市经济命脉的外国公司。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市长徐匡迪曾说，他故意超前建设上海，就像一个精明的家长给正在成长中的孩子买大一号的衣服。这番话常常受到嘲笑，但渐渐听起来颇有先见之明。上海市令人惊叹的经济增长证明了共产党规划者是正确的，但也带来失控之虞。

 

 邓小平曾催促加快发展的浦东新区以玻璃和全钢结构为特点，令河对岸由外国人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修建的艺术装饰风格建筑相形见绌。最吸引眼球的摩天大楼外墙上一个巨大的电子显示屏在夜晚格外醒目，这正符合一个在短短二十年里迅速飞黄腾达的城市所具有的奢华俗丽。它就像一台放在酒柜上的巨型电视机，让人无法不盯着它看——不管播放的是什么节目。一名欧洲建筑设计师将浦东互不搭调的高楼大厦比作歌剧中的女戏装，引人注目要比趣味高雅更重要。在一名美国建筑批评家看来，关键在于规模而不是风格："浦东耸立的高楼简直令河对岸的遗迹自惭形秽，就好像对西方竖起中指。"

 

 除了看得见的设施以外，当局还出台了各种经济和社会政策确保重新全球化的上海市不会重演生机勃勃却令人感到屈辱——最终激起革命——的过去。与当年无需签证和护照自由出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外国来客和侨民受到密切监控。如今，他们只占上海总人口的1%，完全不同于没有监管、多种语言混杂的老上海，也不同于当代更典型的全球商业枢纽。(例如，纽约37%的人口是在外国出生的。)当局没有引进数百万外国专家来帮助管理上海的全球性企业，而是设法激励会讲英语的中国专业人士，把这座城市当作一所精英大学，采用竞争性录取程序：内地中国人如果拥有全国性大学的学位并通过计算机和英语水平考试就可以获得上海居留许可证。

 

 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中国人若想到上海工作则会困难得多。当局深知当年是心怀不满的上海广大工人群众加入共产党并奋起推翻了上海1.0，如今他们利用户籍制度来控制参与建设这座城市的新苦力。数以百万计的农村人来到上海从事建筑工作，一旦工程结束便被送回乡下。据政府估计，上海近1900万人口当中约有600万人——这个数字被普遍认为低于实际数字——是国内流动工人。虽然他们往往超期逗留（具体数字不详），但身份证查验和外来务工人员清理运动司空见惯，尤其是在2010年世博会等重要国际活动之前。这种歧视在衣衫破旧、皮肤黝黑的外来务工人员和衣着入时、容光焕发的正式居民之间酿造了紧张气氛。（上海正式居民的预期寿命现已超过美国人，学生的考试成绩也更高。）

 

 当年美孚石油公司和英美烟草公司等西方企业将利润席卷到纽约和伦敦，而大多数上海人一贫如洗（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预期寿命只有27岁），如今的规章制度要求跨国公司与中国本土企业合作。在上海1.0，浦东区是西方跨国公司血汗工厂的所在地。但现在，上海2.0的华丽高楼名符其实地在高度上压倒了老上海的耻辱。工厂都转移到了房价较便宜的长江中上游地区。外国人曾经是遭人痛恨的吸血鬼和蝗虫，现在则让人愉快地想起这座城市的全球威望。就连修订版治外法权——外国侨民比本地人享有更多的信仰和结社自由——的回归也没有引发紧张关系。至少目前还没有。

 

 当局明白，正是外国思潮、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及外国人的影响最终破坏了老上海的稳定。因此，他们对上海市学术和文化生活的管制即便以中国的严格标准来看也是十分严厉的。上世纪初，外国租界的中国记者躲过审查，开创了中国最自由的新闻界。利用上海工部局的共和原则，当地中国纳税人于1905年成立了他们自己选举出来的市议会，那是在帝国前所未有的代议制政府。毋庸赘言，如今的当局无意允许新闻自由或选举民主。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当局把这种人权冠以"全球价值观"（言下之意：不属于我们）的蔑称，认为它们无足轻重——即使是对中国最以其全球性自豪的城市。

 

 就连不那么明显带有政治色彩的海外思想也受到监控。联美影片公司、米高梅影片公司、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都设有大型办事处，如今全中国每年只允许放映20部外国影片。1999年启用的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已经拥有与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相当的年客流量，每天有国际航班起降，然而，上海现在对外国文化的开放程度远远不如在"咆哮的二十年代"。那时，来自纽约、新奥尔良和芝加哥的顶级爵士音乐家常驻上海市知名夜总会。但自从2008年比约克在上海演唱歌曲"宣布独立"期间高喊"西藏!西藏!"以后，上海市当局对巡演艺术家严加控制。2009年，新生的上海艺穗节被迫将国际演出改在周边小城市举行，因为主办方抱怨说，上海市政府"事儿太多"。中国演艺人员发现，上海的文化官员格外好管闲事。北京摇滚乐队Carsick Cars的主唱张守望在美国演出时告诉我："上海比北京要严得多……有一次我们在那儿演出的时候，有人叫来警察。这种事在上海经常发生。"

 

 政府努力打造一个"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上海，调低各种自由言论的音量正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目的是让这座城市引进各种全球商品，但不包括可怕的"全球价值观"。对北京的现代统治者来说，上海2.0的终极目标是用一座闪闪发光的大都市（世界上最快的列车!比曼哈顿还要多的摩天大楼!）来证明其建设所依靠的自上而下严密管理制度是正确有效的。

 

 改革时代的一名中央政治局委员曾解释说，上海的复兴可以被理解为弥补毛泽东时代对这座城市的管理不当。前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回忆录中表示，解放前，上海是亚太地区一个高度发达的大都市，先进程度超过香港，更不用提新加坡和台湾。但二十年后，上海落魄了，远远落后于香港、新加坡和台湾，于是人们不禁要问：社会主义的优势到底在哪里？

 

 现在，中国的领导人希望浦东新貌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