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形势最近出现了急剧恶化的势头，中共政权有可能以许多人意想不到的速度遭遇他们最不愿看到的局面，即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的集中爆发。
90后在这次什邡抗争事件中担当重要角色
中国形势之所以比许多人预想的要严峻，首先是因为经济下行来势之猛，超出了决策者的意料。决策者发现，稳住经济增长速度比他们原来想像的要困难得
多。更麻烦的是，由于最高权力交接的不确定性因薄熙来事件的发生而大大增加，使得原本棘手的经济决策变得更加困难。面对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逻辑上，决策
者存在的一种选择就是顺势启动重大改革，比如收入分配改革。一方面减少分配不公，一方面增加整个经济和社会承受经济低速增长的能力。
但是，这样的改革必定触动既得利益而引起强大抵抗，同时，因事前并无准备，这种仓促启动的重大改革不可能马上成功，而需要有足够的时间不断试错。显 然，这对于即将交班的决策者是无法做到的，而对于即将接班的决策者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还没有充分的授权，甚至不知道自己将来的位子究竟是什么。于 是，决策者唯一现实的选择就是试图敷衍过去，等权力交接完成以后再说。但在经济急剧下行的压力下，这种敷衍的风险非常大，而且将进一步增加经济的不确定 性，让未来的决策者陷入更大困境。比如说，现在大量增加流动性，会不会再度吹大房价泡沫，会不会导致恶性通胀。在这些不确定性的阴影下，实体经济不可能恢 复而只会进一步萎缩，从而加剧经济危机。
而近来发生的一系列群体事件表明，中国在多年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积累的社会矛盾，也到了随时爆发的临界点。经济危机的深化，正在使得社会危机面临失 控的极大危险。从乌坎的官民冲突，到中山的群体冲突，再到最近什邡的集体抗争，显现了中国群体事件以前没有的一些重要特征。其中最深刻，也最令当局恐惧的 特征，就是被称为90后的年轻一代，正在以他们的父辈未有的决绝和勇气，投入政治反抗。这个事实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底层民众，尤其是底层社会的年轻一代已 完全失去了对中共主动改革的任何希望。他们不会像父辈那样继续隐忍，而要放手一搏，不能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就拼个鱼死网破。青年一代的这种姿态，迫使 中共不得不试图调整维稳和所谓“社会管理”方式，但这种调整谈何容易。
过去二十年，尤其是在胡锦涛执政的所谓“黄金十年”中，中共政权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集体沉沦和腐败。导致这一现像的有两个重要机制，一个就是不 惜代价地追求经济增长，“一切向钱看”，另外一个机制就是所谓的“干部年轻化”，即强制性地，不断用新一代干部替换老一代干部。地方父母官如走马灯似地调 换。邓小平当初用来扫除改革阻力的有效手段，在六四以后成为全面推动腐败最有效的手段。这个手段不仅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膨胀了中共的官僚阶层，而且以史无前 例的速度完成了一场价值革命。为官的好处空前之大，而官场的竞争也空前激烈。竞争的规则非常清楚，那就是看谁更能讨上司的“欢心”，更能克服传统价值的束 缚和良知带来的心理压力。这早已不是官场的秘诀，而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普适价值”。
在这种生存竞争中胜出的新一代中共官僚和权贵，不要说不懂中国传统官僚的基本操守，而且也完全不懂老一代中共官员的那一套。他们对底层的苦难和社会 灾难熟视无睹，无动于衷。更可怕的是，中共新一代官僚在成长过程中形成了一个集体幻觉：他们搭上的是一条永不沉没的巨轮，因此他们既没有应对即将爆发的危 机的能力，更没有心理准备。
许多人低估中国形势严峻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看到中国的经济实力而不懂得中共政权不得不靠一代不懂廉耻，只懂吹牛拍马，颠倒黑白，装腔作势， 和以强凌弱的官僚来应对全面的社会危机。他们不知道，在“盛世”中长大的一代权贵与穷二代之间，一场不期而至的历史性大对抗，将给未来十年的中国，带来无 尽的变数.
90后在这次什邡抗争事件中担当重要角色
但是，这样的改革必定触动既得利益而引起强大抵抗，同时，因事前并无准备，这种仓促启动的重大改革不可能马上成功，而需要有足够的时间不断试错。显 然，这对于即将交班的决策者是无法做到的，而对于即将接班的决策者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还没有充分的授权，甚至不知道自己将来的位子究竟是什么。于 是，决策者唯一现实的选择就是试图敷衍过去，等权力交接完成以后再说。但在经济急剧下行的压力下，这种敷衍的风险非常大，而且将进一步增加经济的不确定 性，让未来的决策者陷入更大困境。比如说，现在大量增加流动性，会不会再度吹大房价泡沫，会不会导致恶性通胀。在这些不确定性的阴影下，实体经济不可能恢 复而只会进一步萎缩，从而加剧经济危机。
而近来发生的一系列群体事件表明，中国在多年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积累的社会矛盾，也到了随时爆发的临界点。经济危机的深化，正在使得社会危机面临失 控的极大危险。从乌坎的官民冲突，到中山的群体冲突，再到最近什邡的集体抗争，显现了中国群体事件以前没有的一些重要特征。其中最深刻，也最令当局恐惧的 特征，就是被称为90后的年轻一代，正在以他们的父辈未有的决绝和勇气，投入政治反抗。这个事实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底层民众，尤其是底层社会的年轻一代已 完全失去了对中共主动改革的任何希望。他们不会像父辈那样继续隐忍，而要放手一搏，不能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就拼个鱼死网破。青年一代的这种姿态，迫使 中共不得不试图调整维稳和所谓“社会管理”方式，但这种调整谈何容易。
过去二十年，尤其是在胡锦涛执政的所谓“黄金十年”中，中共政权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集体沉沦和腐败。导致这一现像的有两个重要机制，一个就是不 惜代价地追求经济增长，“一切向钱看”，另外一个机制就是所谓的“干部年轻化”，即强制性地，不断用新一代干部替换老一代干部。地方父母官如走马灯似地调 换。邓小平当初用来扫除改革阻力的有效手段，在六四以后成为全面推动腐败最有效的手段。这个手段不仅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膨胀了中共的官僚阶层，而且以史无前 例的速度完成了一场价值革命。为官的好处空前之大，而官场的竞争也空前激烈。竞争的规则非常清楚，那就是看谁更能讨上司的“欢心”，更能克服传统价值的束 缚和良知带来的心理压力。这早已不是官场的秘诀，而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普适价值”。
在这种生存竞争中胜出的新一代中共官僚和权贵，不要说不懂中国传统官僚的基本操守，而且也完全不懂老一代中共官员的那一套。他们对底层的苦难和社会 灾难熟视无睹，无动于衷。更可怕的是，中共新一代官僚在成长过程中形成了一个集体幻觉：他们搭上的是一条永不沉没的巨轮，因此他们既没有应对即将爆发的危 机的能力，更没有心理准备。
许多人低估中国形势严峻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看到中国的经济实力而不懂得中共政权不得不靠一代不懂廉耻，只懂吹牛拍马，颠倒黑白，装腔作势， 和以强凌弱的官僚来应对全面的社会危机。他们不知道，在“盛世”中长大的一代权贵与穷二代之间，一场不期而至的历史性大对抗，将给未来十年的中国，带来无 尽的变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