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东升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编者按】：1936年，范长江作为一个记者的名字被载入中国的新闻史。70多年后的今天，当很多人将其符号化为“范长江”新闻奖时，少有人提及他的成名作《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
2013年的记者节前夕，范东升教授重循父亲范长江当年的内蒙足迹，写下此文，交汇呈现范长江笔下的1936，笔者青年时期的塞外记忆，和对今日中 国西北发展的切近观察。范东升将这一历程视作一个地区甚至是这个国家70多年的缩影，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在范长江先生毕生倾力的新闻领域。他特别引用了 范长江30年代在《塞上行》中文字：“言论自由，在复杂的国家情形下，是让各方面的人民表示其各自意见的最好方法，许多新闻纸的本身，自然难免各有其背 景，然而它的背景，即代表一种社会意见。” FT中文网特刊发范东升先生的这篇文章，以飨读者。
1936年绥远抗战发生前后，我父亲范长江先生作为大公报记者，曾多次前往内蒙古阿拉善、额济纳、归化城（今呼和浩特）、百灵庙等地区采访。在《中 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两本书中记述了他在内蒙古西部一带采访的见闻。笔者17岁时作为北京知识青年，1968年9月前往内蒙土默特左旗塔布赛乡帐房村 插队，1971年到呼和浩特市一家铸造厂当了学徒工，直到1976年回到北京。此后在1988年和1997年又两度回访内蒙古。
2013年记者节前夕，笔者和10月28日带领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师生一行重走当年范长江先生笔下的中国西北角，本人青年时期的塞外记忆、父亲笔下战云密布的边陲故事和今日中国西北的变迁史话在一段段的采访中交相汇聚。
在《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范长江曾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来描述宁夏河套地区，并对自然地质与多变的黄河水造成的这种现象感慨良多。而回顾 这七十多年的中国现代史，社会的变迁比自然界的变化来得更多更快，在一些时间节点上发生过一些戏剧性的大事件，或悲或喜，与国家、民族、家庭乃至个人的命 运休戚相关。
战事
1936年，我父亲笔下的内蒙皆是战事。
日本侵略者在强占东三省之后，图谋侵入绥远，切断中国北部对外通道，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做准备。时年8月，范长江先生在“最后的机会”前往大漠烽烟 中的内蒙西部做实地采访，希望能就此让全国军民知道危急情况，敲响抗战的警钟。11月，红格尔图和百灵庙战役打响，他继而再赴绥远，并在发回的电稿中称之 为“我们民族解放战争的序幕”。
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我父亲冒险闯入西安城，经周恩来安排，于1937年旧历元旦前夕抵达肤施城（即今延安），在凤凰山窑洞中见到毛泽东主 席，做竟夜之谈。他因此成为第一位进入红区，向中国民众解读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纲的中国新闻记者。中国政局的走向也在此时出现了巨大转折。
文革
而我的内蒙记忆，则是从文革开始的。
1968年，文化大革命“烈火”烧向草原，内蒙古大搞“挖新内人党”运动，导致34万余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16222人被迫害致死。（据 1980年最高检特別检察厅《起诉书》）那也是内蒙经济空前败落的时期，民生极为困苦。记得在帐房村三年中我拿到过一次“分红”，是27元钱。在没有任何 现代意义的取暖设备的土坯房里捱过塞外严冬，室内之物有水皆冰。
那时有一年闹春荒，尝到断粮挨饿是啥滋味。锄草，浇地，割麦，扬场，挖渠，盖土房，样样农活儿都干。一次在打谷场上几米高的麦垛顶上突然晕倒，一头 摔下，最后被送到呼市医院住院才抢救过来。在迷茫中，只有初中水平的北京知青们在自制油灯下夜读不辍，包括不知天高地厚“啃大部头”，如研读《费尔巴哈与 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之类，梦想“弄通马克思主义”。
帐房村知青与放羊娃
1970年10月，我父亲在河南确山遭迫害去世。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震惊全国。家国大事接踵而至，如晴天霹雳，也令人猛醒。 1971年冬我在自己的小本子上写了一份“个人总结”，其中写道“要用自己的脑子来思考了”，并言语激烈地抨击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以及文革中践踏民主和 思想文化界专制凋敝等状况。还斗胆与几位同学试图探讨相关的理论问题。不料此事不久即被发现而酿成大祸：小伙伴们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本人言论被指 “观点极其反动，语言极其恶毒”，按照“文革”中的逻辑，戴上这顶帽子必难逃厄运。
但此时竟有“奇迹”发生：时任呼市市委书记的刘玉柱恰为我父亲30年代在北大的同学，对我父亲一直十分钦敬。刘书记得知此案后料有特别关照，因此我本人终获从轻处理。在1978年我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后不久，呼市公安局派人专程前来北大为我彻底平反。
虽说由于父亲名望的庇佑我侥幸逃过大难，但文革中这一番切肤之痛使我想到很多。文革中家庭和个人遭此一劫，我更深切体会到保障每个人思想言论自由权利何等重要，而没有健全法治的保护，任何人都不会有真正的安全感。
文革中大讲“三忠于四无限”，内蒙古的报纸上天天宣传“一切围绕红太阳转”的口号，但正如我父亲在《塞上行》所评论的，“我们现在做任何事情，当要问一声‘究竟为什么？’”，他说，我们“忠”的对象不是任何个人，而是国家民族的共同利益。
动荡与改革
1988年，改革开放十年后笔者首次返回“第二故乡”，目睹内蒙古旧貌换新颜。当时全社会改革的理想与激情正臻于顶点。孰料1989年发生天安门事 件，乃至1991年苏联解体，国内形势随即急转直下，政治体制改革戛然而止，经济改革岌岌可危。幸有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逆转乾坤，改革车轮得以继续 发力推进。
1997年，我以《华声》杂志记者身份再次回访内蒙古及台湾，写下《梦之旅》一文，细述内蒙梦幻般的历史变迁并对比台湾的经济成长的经验，预言大陆“正以同样迅疾的步伐，以更加宏大的规模开始经济起飞，很有可能创下世纪之交的新的中国奇迹。”
“沙漠造城”
距今又是十六个寒暑过去。2013年重走西北角，内蒙古不再是我曾经熟悉的内蒙古。
带着怀旧心情而来，但出乎意外，我曾工作多年的呼和浩特市已完全变成一座新城，很难寻觅往日遗迹。城市的中心已向地域开阔、气势宏伟的现代化东部新 区转移，这里大道笔直纵横，住宅小区高楼林立，学校、医院、博物馆等生活配套设施一应俱全。白杨树笔立冲天，弯弯的小河在天地间蜿蜒流过，周边环境壮阔而 优美。
当年插队的土左旗，旗政府所在地察素齐神奇地发展成一座繁荣的现代化新型城镇，旧时印象几乎已全无踪影。汕大一行走访达拉特旗，下榻的酒店的国际化 服务标准，纽约曼哈顿的希尔顿饭店也应自愧弗如。循着鄂尔多斯市的康巴什新区“鬼城”恶名，笔者一行专程前往一探究竟：这是一座在沙漠中建起的超级现代化 新兴城市。车多人少，与其他城市相比，街道显得空旷。你不会觉得这是在人口超载的中国，反而像是十分难得的一片塞外福地。无论城镇化方向如何，希望康巴什 不要将那些终日雾霾、塞车、噪声和生活压力满载的内地大都市作为未来的目标。
须知与许多南方省份相比，内蒙西部的自然环境相当恶劣，远古的森林和海洋早已变成了今日的戈壁和沙漠，这里一直面临水源枯竭和沙漠化的威胁。70多 年前我父亲在《中国的西北角》中多次写过他在此处认识到的人类社会的“生存法则”，即使像绝壁上的石羊一样陷入绝境，也会为了继续生存而全力奋斗。
而这样的人，在内蒙的沙漠中，一直生长。达拉特旗的赵永亮是性格突出的一个。他不是那种只知追逐金钱的私人企业家，也并不是扮演拯救众生角色的堂吉 可德式的人物。他在往日黄沙围困的风水梁地区有一个“沙产业”项目，种沙柳，养獭兔，做复合板加工，还有香菇养殖……据中国国家扶贫办的信息，内蒙古中西 部的“国家级贫困县”大多数已经脱贫，在2012年调出国家扶持的清单。
历史的十字路口
内蒙古经济的高速发展虽然令人赞叹，西部大开发的前景也美好诱人，但是也暴露出使人担忧的另一面。这与正在前行中的中国，恰似一张淡色的剪影。
在中国各省区中，内蒙古1978年人均GDP仅317元，排名第17位， 2012年内蒙古人均GDP为64319元，上升为第5位。但与此同时，按各省区GDP含金量（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排位，直至2012年内蒙古仍排在全国倒数第二位。
内蒙古城镇化建设的发展，伴随的也是不断在扩大的城乡间的巨大差距和贫富悬殊。柏油路已经铺到我当年插队所在的帐房村，由开发商经营的一栋栋双层农 舍已经在建。我当年所认识的老乡们肯定地说：“现在生活好多了，已经衣食无忧。”除了政府的各种补贴，在城里工作的孩子们也都孝顺，时常开着车回家看看， 送吃送穿。但属于呼市远郊区的帐房村们，面貌却与45年前没有根本的变化，城里建起一座座星级宾馆，甚至设有总统套间，而村里多数农民仍然居住在用黄土和 桔杆搭建的破旧住房里，看起来整个村子还是土濛濛光秃秃的，几乎看不到一棵树，村中土路依然那样坑洼不平。
45年，不是时间概念，而是一个省会城市“城”和“乡”的距离。
而且，在内蒙古这样的自然条件下，经济的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水资源的短缺是区域发展最大的瓶颈，“沙逼人退”的态势依然是最大的威胁。从90年代到2000年，中国荒漠化的每年扩展为2460平方公里，而在五六十年代则为1569平方公里。
一些悲观人士警告说，在水源耗尽后，这里表面繁荣的城市终将会像额济纳旗沙漠中的西夏遗址“黑城”一样归于消失。
额济纳旗位于内蒙古最西端，是自治区面积最大的一个旗。《塞上行》中曾描写道“谁也想不到，额济纳有这样多的森林，森林里建造起几间新式的房屋”, “这几件白粉涂饰过的房屋，三面森林，前面河水，风景极佳。” 还因此被一位英国参赞台克满誉为“沙漠的白宫”。但当我们行至此处，道路阻断，当年范长江先生的年轻旅伴们举行戈壁晚会的地方，只能看到一片沙丘，当年的 绿洲景色已是海市蜃楼。
自古以来著名的“弱水”（黑河）流入西居延海和东居延海，湖中碧波荡漾，水草丰美，禽鸟飞鸣，被视为游牧民族的天堂。但因上游水利工程的过度开发利 用，这两片水域分别在1961年和1992年彻底干涸，被碱漠荒沙所覆盖，成为侵袭北京和其他城市的可怕的沙尘暴发源地之一。50年代强沙尘暴的统计为5 次，90年代已达到23次。 2000年5月12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观看了央视”新闻调查”节目《沙起额济纳》后，对水利部长汪恕诚说：黑河问题非常严重，非治不可。由此黑河 流域综合治理才被列为西部大开发重点生态工程。2002年黑河水终于重新流入东居延海，不过目前水域面积仅恢复至30多平方公里。据官方提供的报告，中国 的荒漠化整体扩展的趋势近年来已得到了初步遏制，荒漠化和沙化的土地面积开始持续净减少。
2013年的中国再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政治体制改革蹒跚不前，“政治雾霾”、“道德雾霾”与空气中的雾霾一样污染和困扰着全社会，各类社会矛盾日益突出，群体性突发事件此伏彼起。
沙漠驼队与中国政治
当年我父亲在骑着骆驼穿行荒无人际的额济纳大沙漠时，曾在驼背上读书思考，记录在随后的《塞上行》一书中。
他以沙漠驼队为比喻，指出在政党政治的国家，执政者必须以人民利益为前提。他说，对于领导人民前行的执政党，人民应该“从大处看他们走得对不对。所 以如果他们在半途停顿，另外作他们自己的打算，我们应该加以干涉，如果走的方向觉得不对，应该提出质问，这是人民的制裁权和言论自由权。”
他认为，“在一党专制的国家，甚至在古代君主专制时代，情形比较危险”。一个执政党要有高明的政治技术，还要有很好的政治道德，“否则自私自利，恃势横行，完全违反民众利益，民众辛辛苦苦捧上台的力量，顷刻成为大家最头痛的东西”。
他还特别强调：“言论自由，在复杂的国家情形下，是让各方面的人民表示其各自意见的最好方法，许多新闻纸的本身，自然难免各有其背景，然而它的背 景，即代表一种社会意见。” 他引用管子的话说，“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也就是说，执政者不可以独占天下之利，否则必然遭到天下人的反对，他还尖锐指 出，“政党不容易失败在外来的压力之下，而容易失败在官僚蛊蚀之中！”
虽然时代丕变，但如今看来，他在七十多年前的思考和见解并未过时，反而更加切要。沧海可以变桑田，绿洲也可以变沙漠，全赖人们审时度势因势利导，而在社会的变迁中，民心之向背如同祁连山上的雪水一样可贵，得之则兴，失之则亡。
编者注：绥远省为中华民国时的塞北四省之一，简称绥，省会归绥为今呼和浩特市，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1954年并入内蒙古自治区.
编者按】：1936年，范长江作为一个记者的名字被载入中国的新闻史。70多年后的今天，当很多人将其符号化为“范长江”新闻奖时，少有人提及他的成名作《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
2013年的记者节前夕，范东升教授重循父亲范长江当年的内蒙足迹，写下此文，交汇呈现范长江笔下的1936，笔者青年时期的塞外记忆，和对今日中 国西北发展的切近观察。范东升将这一历程视作一个地区甚至是这个国家70多年的缩影，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在范长江先生毕生倾力的新闻领域。他特别引用了 范长江30年代在《塞上行》中文字：“言论自由，在复杂的国家情形下，是让各方面的人民表示其各自意见的最好方法，许多新闻纸的本身，自然难免各有其背 景，然而它的背景，即代表一种社会意见。” FT中文网特刊发范东升先生的这篇文章，以飨读者。
1936年绥远抗战发生前后，我父亲范长江先生作为大公报记者，曾多次前往内蒙古阿拉善、额济纳、归化城（今呼和浩特）、百灵庙等地区采访。在《中 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两本书中记述了他在内蒙古西部一带采访的见闻。笔者17岁时作为北京知识青年，1968年9月前往内蒙土默特左旗塔布赛乡帐房村 插队，1971年到呼和浩特市一家铸造厂当了学徒工，直到1976年回到北京。此后在1988年和1997年又两度回访内蒙古。
2013年记者节前夕，笔者和10月28日带领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师生一行重走当年范长江先生笔下的中国西北角，本人青年时期的塞外记忆、父亲笔下战云密布的边陲故事和今日中国西北的变迁史话在一段段的采访中交相汇聚。
在《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范长江曾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来描述宁夏河套地区，并对自然地质与多变的黄河水造成的这种现象感慨良多。而回顾 这七十多年的中国现代史，社会的变迁比自然界的变化来得更多更快，在一些时间节点上发生过一些戏剧性的大事件，或悲或喜，与国家、民族、家庭乃至个人的命 运休戚相关。
战事
1936年，我父亲笔下的内蒙皆是战事。
日本侵略者在强占东三省之后，图谋侵入绥远，切断中国北部对外通道，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做准备。时年8月，范长江先生在“最后的机会”前往大漠烽烟 中的内蒙西部做实地采访，希望能就此让全国军民知道危急情况，敲响抗战的警钟。11月，红格尔图和百灵庙战役打响，他继而再赴绥远，并在发回的电稿中称之 为“我们民族解放战争的序幕”。
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我父亲冒险闯入西安城，经周恩来安排，于1937年旧历元旦前夕抵达肤施城（即今延安），在凤凰山窑洞中见到毛泽东主 席，做竟夜之谈。他因此成为第一位进入红区，向中国民众解读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纲的中国新闻记者。中国政局的走向也在此时出现了巨大转折。
文革
而我的内蒙记忆，则是从文革开始的。
1968年，文化大革命“烈火”烧向草原，内蒙古大搞“挖新内人党”运动，导致34万余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16222人被迫害致死。（据 1980年最高检特別检察厅《起诉书》）那也是内蒙经济空前败落的时期，民生极为困苦。记得在帐房村三年中我拿到过一次“分红”，是27元钱。在没有任何 现代意义的取暖设备的土坯房里捱过塞外严冬，室内之物有水皆冰。
那时有一年闹春荒，尝到断粮挨饿是啥滋味。锄草，浇地，割麦，扬场，挖渠，盖土房，样样农活儿都干。一次在打谷场上几米高的麦垛顶上突然晕倒，一头 摔下，最后被送到呼市医院住院才抢救过来。在迷茫中，只有初中水平的北京知青们在自制油灯下夜读不辍，包括不知天高地厚“啃大部头”，如研读《费尔巴哈与 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之类，梦想“弄通马克思主义”。
帐房村知青与放羊娃
1970年10月，我父亲在河南确山遭迫害去世。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震惊全国。家国大事接踵而至，如晴天霹雳，也令人猛醒。 1971年冬我在自己的小本子上写了一份“个人总结”，其中写道“要用自己的脑子来思考了”，并言语激烈地抨击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以及文革中践踏民主和 思想文化界专制凋敝等状况。还斗胆与几位同学试图探讨相关的理论问题。不料此事不久即被发现而酿成大祸：小伙伴们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本人言论被指 “观点极其反动，语言极其恶毒”，按照“文革”中的逻辑，戴上这顶帽子必难逃厄运。
但此时竟有“奇迹”发生：时任呼市市委书记的刘玉柱恰为我父亲30年代在北大的同学，对我父亲一直十分钦敬。刘书记得知此案后料有特别关照，因此我本人终获从轻处理。在1978年我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后不久，呼市公安局派人专程前来北大为我彻底平反。
虽说由于父亲名望的庇佑我侥幸逃过大难，但文革中这一番切肤之痛使我想到很多。文革中家庭和个人遭此一劫，我更深切体会到保障每个人思想言论自由权利何等重要，而没有健全法治的保护，任何人都不会有真正的安全感。
文革中大讲“三忠于四无限”，内蒙古的报纸上天天宣传“一切围绕红太阳转”的口号，但正如我父亲在《塞上行》所评论的，“我们现在做任何事情，当要问一声‘究竟为什么？’”，他说，我们“忠”的对象不是任何个人，而是国家民族的共同利益。
动荡与改革
1988年，改革开放十年后笔者首次返回“第二故乡”，目睹内蒙古旧貌换新颜。当时全社会改革的理想与激情正臻于顶点。孰料1989年发生天安门事 件，乃至1991年苏联解体，国内形势随即急转直下，政治体制改革戛然而止，经济改革岌岌可危。幸有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逆转乾坤，改革车轮得以继续 发力推进。
1997年，我以《华声》杂志记者身份再次回访内蒙古及台湾，写下《梦之旅》一文，细述内蒙梦幻般的历史变迁并对比台湾的经济成长的经验，预言大陆“正以同样迅疾的步伐，以更加宏大的规模开始经济起飞，很有可能创下世纪之交的新的中国奇迹。”
“沙漠造城”
距今又是十六个寒暑过去。2013年重走西北角，内蒙古不再是我曾经熟悉的内蒙古。
带着怀旧心情而来，但出乎意外，我曾工作多年的呼和浩特市已完全变成一座新城，很难寻觅往日遗迹。城市的中心已向地域开阔、气势宏伟的现代化东部新 区转移，这里大道笔直纵横，住宅小区高楼林立，学校、医院、博物馆等生活配套设施一应俱全。白杨树笔立冲天，弯弯的小河在天地间蜿蜒流过，周边环境壮阔而 优美。
当年插队的土左旗，旗政府所在地察素齐神奇地发展成一座繁荣的现代化新型城镇，旧时印象几乎已全无踪影。汕大一行走访达拉特旗，下榻的酒店的国际化 服务标准，纽约曼哈顿的希尔顿饭店也应自愧弗如。循着鄂尔多斯市的康巴什新区“鬼城”恶名，笔者一行专程前往一探究竟：这是一座在沙漠中建起的超级现代化 新兴城市。车多人少，与其他城市相比，街道显得空旷。你不会觉得这是在人口超载的中国，反而像是十分难得的一片塞外福地。无论城镇化方向如何，希望康巴什 不要将那些终日雾霾、塞车、噪声和生活压力满载的内地大都市作为未来的目标。
须知与许多南方省份相比，内蒙西部的自然环境相当恶劣，远古的森林和海洋早已变成了今日的戈壁和沙漠，这里一直面临水源枯竭和沙漠化的威胁。70多 年前我父亲在《中国的西北角》中多次写过他在此处认识到的人类社会的“生存法则”，即使像绝壁上的石羊一样陷入绝境，也会为了继续生存而全力奋斗。
而这样的人，在内蒙的沙漠中，一直生长。达拉特旗的赵永亮是性格突出的一个。他不是那种只知追逐金钱的私人企业家，也并不是扮演拯救众生角色的堂吉 可德式的人物。他在往日黄沙围困的风水梁地区有一个“沙产业”项目，种沙柳，养獭兔，做复合板加工，还有香菇养殖……据中国国家扶贫办的信息，内蒙古中西 部的“国家级贫困县”大多数已经脱贫，在2012年调出国家扶持的清单。
历史的十字路口
内蒙古经济的高速发展虽然令人赞叹，西部大开发的前景也美好诱人，但是也暴露出使人担忧的另一面。这与正在前行中的中国，恰似一张淡色的剪影。
在中国各省区中，内蒙古1978年人均GDP仅317元，排名第17位， 2012年内蒙古人均GDP为64319元，上升为第5位。但与此同时，按各省区GDP含金量（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排位，直至2012年内蒙古仍排在全国倒数第二位。
内蒙古城镇化建设的发展，伴随的也是不断在扩大的城乡间的巨大差距和贫富悬殊。柏油路已经铺到我当年插队所在的帐房村，由开发商经营的一栋栋双层农 舍已经在建。我当年所认识的老乡们肯定地说：“现在生活好多了，已经衣食无忧。”除了政府的各种补贴，在城里工作的孩子们也都孝顺，时常开着车回家看看， 送吃送穿。但属于呼市远郊区的帐房村们，面貌却与45年前没有根本的变化，城里建起一座座星级宾馆，甚至设有总统套间，而村里多数农民仍然居住在用黄土和 桔杆搭建的破旧住房里，看起来整个村子还是土濛濛光秃秃的，几乎看不到一棵树，村中土路依然那样坑洼不平。
45年，不是时间概念，而是一个省会城市“城”和“乡”的距离。
而且，在内蒙古这样的自然条件下，经济的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水资源的短缺是区域发展最大的瓶颈，“沙逼人退”的态势依然是最大的威胁。从90年代到2000年，中国荒漠化的每年扩展为2460平方公里，而在五六十年代则为1569平方公里。
一些悲观人士警告说，在水源耗尽后，这里表面繁荣的城市终将会像额济纳旗沙漠中的西夏遗址“黑城”一样归于消失。
额济纳旗位于内蒙古最西端，是自治区面积最大的一个旗。《塞上行》中曾描写道“谁也想不到，额济纳有这样多的森林，森林里建造起几间新式的房屋”, “这几件白粉涂饰过的房屋，三面森林，前面河水，风景极佳。” 还因此被一位英国参赞台克满誉为“沙漠的白宫”。但当我们行至此处，道路阻断，当年范长江先生的年轻旅伴们举行戈壁晚会的地方，只能看到一片沙丘，当年的 绿洲景色已是海市蜃楼。
自古以来著名的“弱水”（黑河）流入西居延海和东居延海，湖中碧波荡漾，水草丰美，禽鸟飞鸣，被视为游牧民族的天堂。但因上游水利工程的过度开发利 用，这两片水域分别在1961年和1992年彻底干涸，被碱漠荒沙所覆盖，成为侵袭北京和其他城市的可怕的沙尘暴发源地之一。50年代强沙尘暴的统计为5 次，90年代已达到23次。 2000年5月12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观看了央视”新闻调查”节目《沙起额济纳》后，对水利部长汪恕诚说：黑河问题非常严重，非治不可。由此黑河 流域综合治理才被列为西部大开发重点生态工程。2002年黑河水终于重新流入东居延海，不过目前水域面积仅恢复至30多平方公里。据官方提供的报告，中国 的荒漠化整体扩展的趋势近年来已得到了初步遏制，荒漠化和沙化的土地面积开始持续净减少。
2013年的中国再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政治体制改革蹒跚不前，“政治雾霾”、“道德雾霾”与空气中的雾霾一样污染和困扰着全社会，各类社会矛盾日益突出，群体性突发事件此伏彼起。
沙漠驼队与中国政治
当年我父亲在骑着骆驼穿行荒无人际的额济纳大沙漠时，曾在驼背上读书思考，记录在随后的《塞上行》一书中。
他以沙漠驼队为比喻，指出在政党政治的国家，执政者必须以人民利益为前提。他说，对于领导人民前行的执政党，人民应该“从大处看他们走得对不对。所 以如果他们在半途停顿，另外作他们自己的打算，我们应该加以干涉，如果走的方向觉得不对，应该提出质问，这是人民的制裁权和言论自由权。”
他认为，“在一党专制的国家，甚至在古代君主专制时代，情形比较危险”。一个执政党要有高明的政治技术，还要有很好的政治道德，“否则自私自利，恃势横行，完全违反民众利益，民众辛辛苦苦捧上台的力量，顷刻成为大家最头痛的东西”。
他还特别强调：“言论自由，在复杂的国家情形下，是让各方面的人民表示其各自意见的最好方法，许多新闻纸的本身，自然难免各有其背景，然而它的背 景，即代表一种社会意见。” 他引用管子的话说，“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也就是说，执政者不可以独占天下之利，否则必然遭到天下人的反对，他还尖锐指 出，“政党不容易失败在外来的压力之下，而容易失败在官僚蛊蚀之中！”
虽然时代丕变，但如今看来，他在七十多年前的思考和见解并未过时，反而更加切要。沧海可以变桑田，绿洲也可以变沙漠，全赖人们审时度势因势利导，而在社会的变迁中，民心之向背如同祁连山上的雪水一样可贵，得之则兴，失之则亡。
编者注：绥远省为中华民国时的塞北四省之一，简称绥，省会归绥为今呼和浩特市，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1954年并入内蒙古自治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