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向来有以历史为鉴的传统：“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从鸦片战争，尤其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知识
分子对前途的探索，或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是全盘西化。而在如今，中国未来的道路究竟会走向何方？回答这个问题，除了继续从西方汲取营养，我们也许还
应该重新回顾历史，从政治传统的角度去探索和思考。
【问题之缘起】
2011年我从法国归来时开了一场讲座——《换一种眼光比较中西文明——全球视野中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未来》，当时主要是从中西对比和世界形势的 角度进行了探讨，虽然有对中国政治现状和未来道路的一些讨论，但当时由于思考还不够深入，只分析了现象，而没有理论的解释。这一次讲座，就将着重对中国未 来道路的政治传统基础进行分析。对于中国历史传统的思考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向，今天因为时间原因，主要集中于积极的一面。
一：中国政治的特殊性之人文性
听到人文主义，很多人都会觉得来源于西方的文艺复兴，但实际上，中国的人文主义在本质上来说更为长远，并非是纯粹学习西方的舶来品。先看人文主 义或者说人本主义这个词，实际上是强调以人为中心，西方的“人本”主要是与“神学”也就是以神为中心相对应的。而在中国，我们在商朝之前也有以神为核心的 崇拜时代，但从周代开始就已经趋向于理性化，以人为中心，原来那种以神为最高崇拜的时代逐渐消亡。有人可能提出疑惑，既然这么早走向理性，为什么还是会有 对“天”的崇拜呢？事实上，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天的崇拜，很大程度是将它作为道的化身，而不是作为人格的神。而中国的“文”，作为能够指导所有人的经典，与 《圣经》不同，并非是个人或神灵的单独创作，而是道存在传承的一种衍生物。刘勰的《文心雕龙》中说：“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都是在讲这个道理， 也就是中国的【文】和经典由来。
自中世纪以来，西方的一神教是逐渐衰弱，而社会也逐渐走向世俗化，中国向来没有一神教的信仰。现在很多人，包括网络上常常讨论中国到底有没有信 仰。我认为不能因为我们没有一神教的信仰，就觉得中国是没有信仰的。中国的信仰，不是信仰某种人格神的存在，最可贵之处正在于对“人”本身的信念，对人心 可贵之处和人的价值的信仰。我们看中国儒释道三教，实际上都是无神论——没有造物主存在，这个世界、人类都不是神造出来的。三教所谓的神仙，其实是圣贤， 都是由人成就的，不是天生的位格，人神之间没有绝对的鸿沟，这是和西方一神教信仰极大的不同。在中国文化中，人是通过修行磨练等等不同方式，提升自己，超 越凡人之境，达到入神的境界。《孟子公孙丑上》里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这种对人的肯定，对人心善良一面的不断追求和自我改造， 坚信人的价值，这就是中国人根本的信仰。
我们刚才谈过了中西的信仰，也谈到了世俗社会，事实上社会的世俗化现在是一个世界潮流，西方一神教的逐渐衰弱就是表现之一，启蒙以来，欧美的世 俗化一直没有停止。而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入了世俗社会。事实上，从周朝开始，中国一直是一个政教分离的制度。不像是西方，基督教对国家政权的掌握和控制非常 强，整个社会维系和运转也非常依赖宗教的力量，对可能威胁到教会统治的异端学说赶尽杀绝。从历史比较的眼光来看，中国相对来说，是一个思想自由的国度。当 代人对这一点误解很深，以为中国传统是没有思想自由，而思想自由的传统在西方。事实上，恰恰相反，和西方宗教常常铲除异端、绝对控制相比，中国其实是一个 言论自由度相当大的国家，在中国三教九流都能在这个社会上存在。可能又有人会质疑：“焚书坑儒”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怎么说？
在中国，一提起知识分子和思想的命运，常常会说到“焚书坑儒”，然而秦始皇在历史上既没有烧多少书，更没有杀几个人。这也是秦始皇听方士背后骂 他，一时意气报复的行为，并不是广泛推行的政策，更没有大范围杀死过儒生。秦始皇在位时间也比较短，焚书坑儒本身的影响有限。实际上，之所以在中国历史 上，焚书坑儒如此耳熟能详，如此著名，并不是因为中华文明的特点是焚书坑儒，恰恰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太罕见了，太特殊了，太不可思议了，所以成为秦始 皇身上难以抹去的污点，大家言必称“焚书坑儒”。如果这样的事情放在欧洲历史，简直不值一提，相比烧毁西方历史上亚历山大图书馆和历次宗教战争中因为思想 而被杀的人，从数量上比较，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就法国一个国家，大规模宗教战争就有八次，仅仅在1572年8月23日的圣巴托洛缪大屠杀，一天时间里，就 有将近5万新教徒被杀死，其余新教徒被迫远走德国等地避难。由于新教徒中有很多是手工业者，他们的被杀和逃亡导致法国工业水平显著下降。西班牙在屠杀异教 徒方面也不敢示弱，他们屠杀了大批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因为这些人是优秀的航海家，杀死他们之后，西班牙几乎丧失了航海能力。
以中国古代传统为例来说明欧洲的文明传统是思想自由，以欧洲为例来说明中国的文明传统是钳制思想，不知道这两方面的镜子扭曲到了什么程度！
再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是有限定范围的，独尊儒术并不是从此只有儒术，不是说从此中国就只剩下儒学这一家一派了，这个限制是仅仅针对 太学的。什么意思呢？是说如果你想做官，想进入权力系统，就必须学习儒家，这个是正统的进入仕途的学术基础。太学、翰林院、国子监，这些地方强调儒术的一 个权威性。但是其他的学术依然可以存在，在社会上出书立著，招收学生传承下去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传播，相对欧洲那种彻底铲除毁灭其他学说的“清洗异端” 来说，也是具有很大的自由的。我们看，除了儒学之外，诸子百家也都是传承下来的。皇帝们也有信道教的，有信佛教的。就算是官员，官僚阶层也有很多是受到了 儒释道三家的影响的，还有法家、墨家等等，这些思想并没有断绝。
这种言论自由和中国广阔的疆域也是很有联系的，秦汉盛唐广阔的疆土，复杂的民族组成，这种兼容并包的特性，让我们的国家能够尽可能平和地去接纳不同民族、不同思想，可以有不同，也可以和平。和而不同，这是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传统。
二：大一统和封建的破除
我们都知道教科书上是把周朝定义成奴隶社会，秦朝以后就是封建社会了。但事实上，这个历史解释是比较不合理的。奴隶社会的特征是整个社会主要的 经济支持力，主导的劳动力是奴隶，从现在的研究来看，无论是周朝还是商朝，都缺乏充足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我对中国到底存在不存在奴隶社会这个阶段也还是 持一个怀疑态度的。封建社会的典型，实际上是周朝，封建是分封建制，说是的封建：你分裂的集团形成自己的权力次中心，比如各个分封的诸侯国，秦汉以来是郡 县制，恰恰否定了封建制度。历史书的这种定义，事实上也是为了适应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但马克思自己也说这个主要为欧洲的发展状况所写的，他并不了 解欧洲之外的文明，这种模式对中国几千年传承的独特模式，是不太适合的。现在史学界基本上已经对这个有共识了，不过我们的历史书还没有做出及时的修改，造 成很大误解。
封建的破除：封建与中央集权之对立
事实上，从秦汉到隋唐到宋代，中国的封建制度已经基本被中央集权所取代，这两者是不相同，我们看宋以后，国家内部基本没有反叛，改朝换代是因为 外族的入侵，加上地方起义。事实上它的系统内部并没有出现权力核心的分裂。我们已经谈过，封建是要分裂的集团形成自己的权力核心之后和中央对立。比如诸侯 国，又比如唐代的藩镇割据，宋以后整个中央集权的体系是相对稳定，国家对于地方官员的掌控也是很强的。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的危机意味着什么？就 意味着形成封建了，出现了和中央对立的权力核心。中国所谓的周期律实际上是大一统与封建分裂两种运动方向和能量之间的转换和交替。一则为合，一则为分。一 则为天下，一则为集团。一则为公，一则为私。
三：中国传统之中的公与私
刚才谈分合的周期律时，我们涉及公和私这两个概念。我们可以从justice这个词的翻译谈起，看中西的公私概念对比。
在西语的解释中，各个义项，都没有公，而是强调“正”和“平”，不偏不倚，或者说是准确，正确或精确。但是在汉语的翻译中，会自然的把justice与“公”，也就是public联系起来，说成“公平”和“公正”。类似的，还有公开，公义等等。
我不是在探讨翻译问题，而是想通过词语的蛛丝马迹摸索中西文化传统的无意识。西方人说的juste和中国人说的“公平公正，都是与居间裁判有关，所以 翻译的才会把它们看成对等的两个词。仔细考察这两个词在各自文化中的意义，可以让我们看到中西文化中的“裁判”概念并不相同。
对于中国人来说，只有“公”，才能正，才能平。因此，中国人说公平是理所当然的，按中国人的理解：但凡有私心，则必然不正不平。如果不能克服 “私”，不能实现“公”，当然也就不能“平”，不能平天下。就像《礼记》说的，天下为公。《论语》对统治者的“公”的意识也是反复强调。因此，中国人说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齐的目的就是通过克服私心，才能具备“平”天下的素质。作为政治家，就必须知道解决私利冲突时站在公的立场上去思考。
而西方则缺少“公器”的文明传统，法语里面public这个词要到16世纪才出现，因此他们只能采用协商的方式，这也是西方人特别看重的协商理性，对话理性。
这种公私意识体现在中西方对革命的理解，就有了更明显的差异。我们从法国大革命这个实例进行解读：法国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契约论》，通过他构 想出来的文明发展史，卢梭这样来理解政治的本质 ：政治是私利之间的协商和谈判，如果私人权利的让渡最后没有实现契约的规定，货不对版，那么就要解除合同，重新再来一次交易。革命的合法性是在交易之初就 确定的：如果交易的一方不能执行合同内容，就应当解除合同。
而中国革命的思想是“天下为公”，也就是确立一个能够给予最终裁判权的“公器”。因为中国政治的根本模式和理想是“天下为公”，如果确定现存的 政权不再能够代表“公义”，那么就要来一次革命来推翻现政权，并建立一个符合“公”伦理的政权。我们看，《易革彖传》对此有很好描述：“天地革而四时成， 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个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000多年，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已经通过经典从根本上确认了革命的合法性，也对革命提出了严格的约 束：必须是抛除私利，确认政权不再符合“公义”，要求大道为公。因此，中国革命的合法性不是众人利益交易的货不对板，而是“替天行道”。然而现实中，人并 不可能抛除私心，所以革命的口号和意识形态与最终形成的新政权的现实之间，会有相当大的差距。
协商民主与公义民主
现在大家也常常讨论中国的民主问题，那我们就着刚才公私和革命的话题延续下来，继续看中西方民主模式的差异。刚才我们已经分析过——西方的民主是交易模式，中国的民主是公义模式。
西方要搞三权分立，因为担心参加这个政治市场的其中一方获得太大的权力，全部通吃，难以维持整个政治的平衡和秩序。而中国呢？“大道之行也，天 下为公”（《礼记礼运》），中国现存政权的合法性建立于公义，你这个政权的本质，就必须和人民相联系，要作为“公”的代表和维护者。这个天下，应该是公天 下。朱彬在《礼记训纂》在注解中提到：“禅位授圣，不家之。“其实是代表了儒家从本质上不承认皇帝家天下的合法性。但是这样的政治理想和现实是存在一定差 异的。面对这种家天下的现实，中国儒家抱着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接受，但不完全认同，并且用道统、政治观念、文化舆论来约束皇权。我们看很多大臣或言官进 谏，一定会提到的圣君是尧舜禹，这些古代圣王是禅让制得到的权力，其实还是在强调天下之公。有人说中国儒家是一种奴性等级哲学，其实很大的误解。“君视臣 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篇下》），臣子不是奴隶。我们知道明朝的内阁权力很大，皇帝诏书因不合时宜而不便下达时，可将诏书封还加以驳正。
事实上，在我看来，世界都在朝着公的方向发展，只是路径和速度各不相同。公共资本在国家财政里占得比重越来越高，法国、丹麦等国税率很高，法国税收超过GDP一半，丹麦超过百分之六十。
四：君子不党与官本位
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党派，西方大多多党制，我们中国呢，现在是一党制。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党是什么？党是一个集团。现在的党翻译 自英文party，它的词源来自part，也就是一部分。每一个政党，都代表着自己那一个part的利益，参与到整个社会的利益协商之中。西方社会是建立 在交易基础之上的，多党制对应的就是这个利益交易模式。而中国传统则不痛，《论语》中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再联系我们之 前讲过的中国公权传统，就能明白：中国的一党和多党问题，从本质上来说是“公更有理”还是“私更有理”的问题，也就是说，社会和国家的本质是私人立场之间 的协商调整，抑或社会和国家是先于私人的“公共整体”。当然，我们不应极端化的理解，无论中西，公与私都有相对的合理性。我这里要说的是：哪一个是主导因 素，哪一个是从属因素。
前一种是西方转化为人本文明以后，缓和公私矛盾的方式；而后一种则是中华几千年人本文明的传统。或者再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明：对于西方来说，国家 和社会的整体是个人和个人集团“整合”起来的；而对于中国来说，个人和个人集团是从整体上分立出来的——人被看成是“天地之生子”。
这一点又要和中国哲学上对“一”的向往联系起来，天地始出于一，一代表的是总体，因此是公：天地无私。或者说，对一的向往在根本上是对于公的信 仰和坚持。中国每次分裂都会重新走向大一统是有着必然性的，是对封建分立的克服，也是某种程度上的归于一。现代中国的一党制（共产党，也翻译为 party）是全世界最特殊的党。我们和朝鲜或以前的伊拉克等国家的一党制完全不同，它们是一分为二后的一个party垄断了国家政权，也就是分立之后的 一部分掌控了国家，必然存在利益的极大冲突，本身就是分裂。而中国的一党，实际上是无党，党内成分复杂，包含各个阶层，不同利益诉求的人群都在党内有代 表，思想也存在很多不同的分歧。党内有左中右，甚至还有不少现行制度的反对者。这种无党实际上是归元之一而非分立之一，它的核心不在于【part】而是在 于【公的体系】。
中国和苏联的发展道路不同，这其实也是中国共产党自身改造与发展结果。怎么去理解呢？中国最初与苏联相似，共产党在斗争阶段是一个典型的 party，代表社会的一个part,即工农无产阶级，革命目标是社会主义，从传统上来说，这就是替天行道，建立大同社会的理想。但是，如果想要以工农无 产阶级的政党成为全体社会代表，就必须改造社会，使社会的每个个体都成为无私而只有公心的人。但“恨斗私字一闪念”的运动失败了，人类目前明显不可能完全 破除私，全部转换成公。于是推行改革开放，承认人有追求私人幸福的权利，私利和私有财产具备了合法性。那么如何让执政党成为全体社会的代表呢？20世纪 80、90年代执政党进行自我改造——提出了三个代表，这是共产党非常重大的转型。共产党所代表的不再是社会的一个part（工农阶级），它代表的集团内 涵扩大为社会的所有阶层，这是三个代表的内涵。在推行过程中，暗中遇到了极大困难（部分人认识到它隐藏的改造意图），因此三个代表理论之成功靠的就是它表 面看起来极为平庸的表达方式，如果当时像我这样清晰明白地讲出来，肯定会失败。但至此，中国共产党不再是一个典型的party，成为了主导中国特色发展道 路的执政党。说到中国特色，很多人也笑了，实际上这也不是个坏词，如果不以欧美的标准当作唯一标准，中国这个国家的特殊性，也是应该有自己的政治特色的。 现在的共产党不像一个西方式的以利益团体斗争和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政党，而更类似干部选拔后备人才储备库，党员更类似过去的“孝廉”，强调的人的品德能力素 质，而不是其斗争性。
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书大禹谟》），现在执政党所走的就是中国特色的中庸之道。虽然我们对中国的一党制进行了分析，并不代表我不认可多党 制。多党制的最大好处在于防止国家走极端。竞争中一个党派争取选民支持，必须避免极端（即使是希特勒，通过多党竞争上位之后，也立刻废除了多党制走向极 端，否则极端思想是难以长期维持的）。但多党制代价很大，世界上没有国家是在真正的多党制中从发展中变成发达国家。
中国的一党制是特殊的，全世界没有第二家。这种力图代表全民所有阶层，并且走上中道建设的特色，就是来源于中国对公私认识的传统，也来自中国的 中庸文化，使中国具有很强的自我调节能力。虽然有理论说说：一党制缺乏竞争，就无法改良。然而，事实上，二战以来，世界上在和平情况下发生最大改革，最政 治经济发生最大变化的国家就是中国。中国是一种特殊的一党制（无党制）。
官本位
常说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现在是骂的比较多。我个人看来，官本位的本质是公权力，官员本身是行使和维护公权的代表，正是对公的要求使官权扩 张。秦郡县以来到明清官权（代表：内阁）对皇权的限制，都反映了官权扩张的趋势。现在我们对官本位的反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平等理想的要求，这是中国文 化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但是，现实世界必然存在不平等和分层，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或者共产主义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难以实现。
中国目前这个系统里最重要的是官本位，但也有其他的评价体系。这个世界存在过三种本位：官本位，血缘本位（贵族体制）和钱本位（资本主义）。无 等级，无所谓本位的文明和制度，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还不存在。因此，如果消灭了官本位，那么我们到底是要血缘本位还是钱本位呢？现实来看，这三种本位中，官 本位真的是最坏的选择吗？
这三种本位中，公共权力最强的，是官本位。但是官作为公的代理，也是会有私利和集团利益的影响，这很难根除，因此就会有化公为私的败坏，比如家 天下和官员腐败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中国政治最根本的合法性问题，要想政权稳固，就必须治理和限制官员的腐败问题，否则将不可收拾。
多年前，王亚南先生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就非常敏锐地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农民和地主的矛盾，而是官民矛盾。因为社会的主要 资源掌握在官员手中，没有官员保护的地主资产是得不到根本保障的。但是王亚南的解决之路并不正确，他试图一劳永逸解决官民矛盾，这是理想化的想法。人类社 会的根本矛盾和冲突是社会之公共性与具体个人的私利心，这个矛盾不解决，社会永远会有矛盾。所谓解决官民矛盾，其实只是转化矛盾形式，例如转化为工人与资 本家的矛盾作为这个社会的主要矛盾，那么也就意味着资本家掌握社会的主导资源。矛盾并没有解决，社会的不公平状况反而可能恶化。因为这个矛盾起源在于政府 掌握社会主要资源，解决办法之一可以是转移资源和监控。比如现实中有实验，深圳把城管的工作外包给企业，但对人民来说只是矛盾冲突主体的变化而非矛盾解 决，从官民矛盾，变成百姓和资本家的矛盾。转移后，人民缺乏解决的途径，原来还可以要求政府解决，但现在解决的途径更加狭窄，舆论上资本家的控制力也远远 超过了老百姓，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矛盾会更加激烈。而我们现在整个社会基于传统对公权有极高要求。中国老百姓实际上想要的是一个全能政府，所有问题都归 于政府，无论社会出了什么事，都一定是政府的错。事实上，政府责任越大，获得的权力就一定会越多。而政府掌握权力的尺度则需要足够的主导权力来保证。
实际上从中庸和阴阳的思想来看，中国的官民矛盾需要缓解，需要调合，需要不断改革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需要限制官员的腐败和不合理做法，但是不 可能彻底解决。只要中国是公权力为主导的社会，官民矛盾作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就会以不同的方式继续存在下去。以转移矛盾的方式来解决官民矛盾的问题，并非长 久之计。
五：天下家国与帝国的区别
我们来看这么一个华裔写的故事：因为有些特殊的关系，他常常去军校听演讲，记得有一次，一位美国四星上将讲话。他掏出一张一百美元大票，高高举 起，用浓重的南方口音说，“这张美元不过是一张纸，成本不过是几美分。可是，全世界把这张纸叫美元，必须用相当于一百美元的产品来换我们几美分印出来的 纸。这样做合理吗？不合理。公道吗？不公道。可是为什么全世界只有接受？是因为你们。你们，强大的美国军人，保护的就是这张纸的价值。你们听懂了吗？”全 场爆发出炸雷般的回答“Sir, Yes Sir!”
这段话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当前世界的政治经济殖民状态，所谓后殖民依然是殖民体系，只不过从过去的直接占领剥削，改变为军事威慑下的全球金融剥削。形式上当然更人道一些，是有进步的，但是剥削的程度和广度一点也不低。
这个世界上殖民是有传统的。我们提一个问题：为什么罗马帝国不叫做地中海帝国，也不叫做欧洲帝国，而叫做罗马帝国？中国为什么不叫做长安帝国， 也不是北京帝国，而是中国？因为罗马帝国，它只属于罗马而非整个地中海地区，实际上罗马及罗马的殖民地，也就是宗主和殖民地的关系。而中国则不是，“普天 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个话同学自己回去查一查，实际上说的是臣子对分工不平的抱怨，我们都是一个国家，一样的臣子，凭什么你轻松我做得这 么累？这是平等意识的表达，在整个疆域内大家是平等的，一样的，这完全不同于殖民地模式。事实上，自周以后中国就没有殖民地了，武力掠财是中央政府很早就 禁止的，因此中国的生存策略是强烈反击，有限扩张。因为过分扩张是没有利益的，中国中央政府传统上禁止用武力获取物质利益。
有人提及中国的弱点，总是说中国有盛衰循环的问题，如果说这是中国的特点的话，那么其独特处并不是中国会由盛转衰：全世界没有不由盛转衰的大 国。中国真正的奇特之处是，中国会从衰返盛，能够从跌落的坑里爬出来，重新强盛，这在全世界是唯一的。这也是中国为什么是唯一没有断绝的文明的原因，也是 所谓循环论的本质。之所以如此，我们仁义思想。使我们在大一统的天下理想中，保持多民族的基本公平，和而不同，不搞殖民剥削。而罗马帝国的殖民模式则很难 让人重新复合起来，一旦散架，就没有了足够的向心力。而现在的殖民不再仅仅是武力，更有经济，就像刚才故事里面美元的价值与军事保证，现代殖民体系只是进 行了转换而非解决。我猜想，未来中国，如果能有更强悍的实力，也不会选择美国这样的道路，进行自己政治思想和体制的扩张和殖民.
【问题之缘起】
2011年我从法国归来时开了一场讲座——《换一种眼光比较中西文明——全球视野中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未来》，当时主要是从中西对比和世界形势的 角度进行了探讨，虽然有对中国政治现状和未来道路的一些讨论，但当时由于思考还不够深入，只分析了现象，而没有理论的解释。这一次讲座，就将着重对中国未 来道路的政治传统基础进行分析。对于中国历史传统的思考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向，今天因为时间原因，主要集中于积极的一面。
一：中国政治的特殊性之人文性
听到人文主义，很多人都会觉得来源于西方的文艺复兴，但实际上，中国的人文主义在本质上来说更为长远，并非是纯粹学习西方的舶来品。先看人文主 义或者说人本主义这个词，实际上是强调以人为中心，西方的“人本”主要是与“神学”也就是以神为中心相对应的。而在中国，我们在商朝之前也有以神为核心的 崇拜时代，但从周代开始就已经趋向于理性化，以人为中心，原来那种以神为最高崇拜的时代逐渐消亡。有人可能提出疑惑，既然这么早走向理性，为什么还是会有 对“天”的崇拜呢？事实上，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天的崇拜，很大程度是将它作为道的化身，而不是作为人格的神。而中国的“文”，作为能够指导所有人的经典，与 《圣经》不同，并非是个人或神灵的单独创作，而是道存在传承的一种衍生物。刘勰的《文心雕龙》中说：“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都是在讲这个道理， 也就是中国的【文】和经典由来。
自中世纪以来，西方的一神教是逐渐衰弱，而社会也逐渐走向世俗化，中国向来没有一神教的信仰。现在很多人，包括网络上常常讨论中国到底有没有信 仰。我认为不能因为我们没有一神教的信仰，就觉得中国是没有信仰的。中国的信仰，不是信仰某种人格神的存在，最可贵之处正在于对“人”本身的信念，对人心 可贵之处和人的价值的信仰。我们看中国儒释道三教，实际上都是无神论——没有造物主存在，这个世界、人类都不是神造出来的。三教所谓的神仙，其实是圣贤， 都是由人成就的，不是天生的位格，人神之间没有绝对的鸿沟，这是和西方一神教信仰极大的不同。在中国文化中，人是通过修行磨练等等不同方式，提升自己，超 越凡人之境，达到入神的境界。《孟子公孙丑上》里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这种对人的肯定，对人心善良一面的不断追求和自我改造， 坚信人的价值，这就是中国人根本的信仰。
我们刚才谈过了中西的信仰，也谈到了世俗社会，事实上社会的世俗化现在是一个世界潮流，西方一神教的逐渐衰弱就是表现之一，启蒙以来，欧美的世 俗化一直没有停止。而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入了世俗社会。事实上，从周朝开始，中国一直是一个政教分离的制度。不像是西方，基督教对国家政权的掌握和控制非常 强，整个社会维系和运转也非常依赖宗教的力量，对可能威胁到教会统治的异端学说赶尽杀绝。从历史比较的眼光来看，中国相对来说，是一个思想自由的国度。当 代人对这一点误解很深，以为中国传统是没有思想自由，而思想自由的传统在西方。事实上，恰恰相反，和西方宗教常常铲除异端、绝对控制相比，中国其实是一个 言论自由度相当大的国家，在中国三教九流都能在这个社会上存在。可能又有人会质疑：“焚书坑儒”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怎么说？
在中国，一提起知识分子和思想的命运，常常会说到“焚书坑儒”，然而秦始皇在历史上既没有烧多少书，更没有杀几个人。这也是秦始皇听方士背后骂 他，一时意气报复的行为，并不是广泛推行的政策，更没有大范围杀死过儒生。秦始皇在位时间也比较短，焚书坑儒本身的影响有限。实际上，之所以在中国历史 上，焚书坑儒如此耳熟能详，如此著名，并不是因为中华文明的特点是焚书坑儒，恰恰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太罕见了，太特殊了，太不可思议了，所以成为秦始 皇身上难以抹去的污点，大家言必称“焚书坑儒”。如果这样的事情放在欧洲历史，简直不值一提，相比烧毁西方历史上亚历山大图书馆和历次宗教战争中因为思想 而被杀的人，从数量上比较，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就法国一个国家，大规模宗教战争就有八次，仅仅在1572年8月23日的圣巴托洛缪大屠杀，一天时间里，就 有将近5万新教徒被杀死，其余新教徒被迫远走德国等地避难。由于新教徒中有很多是手工业者，他们的被杀和逃亡导致法国工业水平显著下降。西班牙在屠杀异教 徒方面也不敢示弱，他们屠杀了大批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因为这些人是优秀的航海家，杀死他们之后，西班牙几乎丧失了航海能力。
以中国古代传统为例来说明欧洲的文明传统是思想自由，以欧洲为例来说明中国的文明传统是钳制思想，不知道这两方面的镜子扭曲到了什么程度！
再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是有限定范围的，独尊儒术并不是从此只有儒术，不是说从此中国就只剩下儒学这一家一派了，这个限制是仅仅针对 太学的。什么意思呢？是说如果你想做官，想进入权力系统，就必须学习儒家，这个是正统的进入仕途的学术基础。太学、翰林院、国子监，这些地方强调儒术的一 个权威性。但是其他的学术依然可以存在，在社会上出书立著，招收学生传承下去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传播，相对欧洲那种彻底铲除毁灭其他学说的“清洗异端” 来说，也是具有很大的自由的。我们看，除了儒学之外，诸子百家也都是传承下来的。皇帝们也有信道教的，有信佛教的。就算是官员，官僚阶层也有很多是受到了 儒释道三家的影响的，还有法家、墨家等等，这些思想并没有断绝。
这种言论自由和中国广阔的疆域也是很有联系的，秦汉盛唐广阔的疆土，复杂的民族组成，这种兼容并包的特性，让我们的国家能够尽可能平和地去接纳不同民族、不同思想，可以有不同，也可以和平。和而不同，这是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传统。
二：大一统和封建的破除
我们都知道教科书上是把周朝定义成奴隶社会，秦朝以后就是封建社会了。但事实上，这个历史解释是比较不合理的。奴隶社会的特征是整个社会主要的 经济支持力，主导的劳动力是奴隶，从现在的研究来看，无论是周朝还是商朝，都缺乏充足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我对中国到底存在不存在奴隶社会这个阶段也还是 持一个怀疑态度的。封建社会的典型，实际上是周朝，封建是分封建制，说是的封建：你分裂的集团形成自己的权力次中心，比如各个分封的诸侯国，秦汉以来是郡 县制，恰恰否定了封建制度。历史书的这种定义，事实上也是为了适应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但马克思自己也说这个主要为欧洲的发展状况所写的，他并不了 解欧洲之外的文明，这种模式对中国几千年传承的独特模式，是不太适合的。现在史学界基本上已经对这个有共识了，不过我们的历史书还没有做出及时的修改，造 成很大误解。
封建的破除：封建与中央集权之对立
事实上，从秦汉到隋唐到宋代，中国的封建制度已经基本被中央集权所取代，这两者是不相同，我们看宋以后，国家内部基本没有反叛，改朝换代是因为 外族的入侵，加上地方起义。事实上它的系统内部并没有出现权力核心的分裂。我们已经谈过，封建是要分裂的集团形成自己的权力核心之后和中央对立。比如诸侯 国，又比如唐代的藩镇割据，宋以后整个中央集权的体系是相对稳定，国家对于地方官员的掌控也是很强的。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的危机意味着什么？就 意味着形成封建了，出现了和中央对立的权力核心。中国所谓的周期律实际上是大一统与封建分裂两种运动方向和能量之间的转换和交替。一则为合，一则为分。一 则为天下，一则为集团。一则为公，一则为私。
三：中国传统之中的公与私
刚才谈分合的周期律时，我们涉及公和私这两个概念。我们可以从justice这个词的翻译谈起，看中西的公私概念对比。
在西语的解释中，各个义项，都没有公，而是强调“正”和“平”，不偏不倚，或者说是准确，正确或精确。但是在汉语的翻译中，会自然的把justice与“公”，也就是public联系起来，说成“公平”和“公正”。类似的，还有公开，公义等等。
我不是在探讨翻译问题，而是想通过词语的蛛丝马迹摸索中西文化传统的无意识。西方人说的juste和中国人说的“公平公正，都是与居间裁判有关，所以 翻译的才会把它们看成对等的两个词。仔细考察这两个词在各自文化中的意义，可以让我们看到中西文化中的“裁判”概念并不相同。
对于中国人来说，只有“公”，才能正，才能平。因此，中国人说公平是理所当然的，按中国人的理解：但凡有私心，则必然不正不平。如果不能克服 “私”，不能实现“公”，当然也就不能“平”，不能平天下。就像《礼记》说的，天下为公。《论语》对统治者的“公”的意识也是反复强调。因此，中国人说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齐的目的就是通过克服私心，才能具备“平”天下的素质。作为政治家，就必须知道解决私利冲突时站在公的立场上去思考。
而西方则缺少“公器”的文明传统，法语里面public这个词要到16世纪才出现，因此他们只能采用协商的方式，这也是西方人特别看重的协商理性，对话理性。
这种公私意识体现在中西方对革命的理解，就有了更明显的差异。我们从法国大革命这个实例进行解读：法国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契约论》，通过他构 想出来的文明发展史，卢梭这样来理解政治的本质 ：政治是私利之间的协商和谈判，如果私人权利的让渡最后没有实现契约的规定，货不对版，那么就要解除合同，重新再来一次交易。革命的合法性是在交易之初就 确定的：如果交易的一方不能执行合同内容，就应当解除合同。
而中国革命的思想是“天下为公”，也就是确立一个能够给予最终裁判权的“公器”。因为中国政治的根本模式和理想是“天下为公”，如果确定现存的 政权不再能够代表“公义”，那么就要来一次革命来推翻现政权，并建立一个符合“公”伦理的政权。我们看，《易革彖传》对此有很好描述：“天地革而四时成， 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个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000多年，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已经通过经典从根本上确认了革命的合法性，也对革命提出了严格的约 束：必须是抛除私利，确认政权不再符合“公义”，要求大道为公。因此，中国革命的合法性不是众人利益交易的货不对板，而是“替天行道”。然而现实中，人并 不可能抛除私心，所以革命的口号和意识形态与最终形成的新政权的现实之间，会有相当大的差距。
协商民主与公义民主
现在大家也常常讨论中国的民主问题，那我们就着刚才公私和革命的话题延续下来，继续看中西方民主模式的差异。刚才我们已经分析过——西方的民主是交易模式，中国的民主是公义模式。
西方要搞三权分立，因为担心参加这个政治市场的其中一方获得太大的权力，全部通吃，难以维持整个政治的平衡和秩序。而中国呢？“大道之行也，天 下为公”（《礼记礼运》），中国现存政权的合法性建立于公义，你这个政权的本质，就必须和人民相联系，要作为“公”的代表和维护者。这个天下，应该是公天 下。朱彬在《礼记训纂》在注解中提到：“禅位授圣，不家之。“其实是代表了儒家从本质上不承认皇帝家天下的合法性。但是这样的政治理想和现实是存在一定差 异的。面对这种家天下的现实，中国儒家抱着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接受，但不完全认同，并且用道统、政治观念、文化舆论来约束皇权。我们看很多大臣或言官进 谏，一定会提到的圣君是尧舜禹，这些古代圣王是禅让制得到的权力，其实还是在强调天下之公。有人说中国儒家是一种奴性等级哲学，其实很大的误解。“君视臣 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篇下》），臣子不是奴隶。我们知道明朝的内阁权力很大，皇帝诏书因不合时宜而不便下达时，可将诏书封还加以驳正。
事实上，在我看来，世界都在朝着公的方向发展，只是路径和速度各不相同。公共资本在国家财政里占得比重越来越高，法国、丹麦等国税率很高，法国税收超过GDP一半，丹麦超过百分之六十。
四：君子不党与官本位
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党派，西方大多多党制，我们中国呢，现在是一党制。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党是什么？党是一个集团。现在的党翻译 自英文party，它的词源来自part，也就是一部分。每一个政党，都代表着自己那一个part的利益，参与到整个社会的利益协商之中。西方社会是建立 在交易基础之上的，多党制对应的就是这个利益交易模式。而中国传统则不痛，《论语》中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再联系我们之 前讲过的中国公权传统，就能明白：中国的一党和多党问题，从本质上来说是“公更有理”还是“私更有理”的问题，也就是说，社会和国家的本质是私人立场之间 的协商调整，抑或社会和国家是先于私人的“公共整体”。当然，我们不应极端化的理解，无论中西，公与私都有相对的合理性。我这里要说的是：哪一个是主导因 素，哪一个是从属因素。
前一种是西方转化为人本文明以后，缓和公私矛盾的方式；而后一种则是中华几千年人本文明的传统。或者再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明：对于西方来说，国家 和社会的整体是个人和个人集团“整合”起来的；而对于中国来说，个人和个人集团是从整体上分立出来的——人被看成是“天地之生子”。
这一点又要和中国哲学上对“一”的向往联系起来，天地始出于一，一代表的是总体，因此是公：天地无私。或者说，对一的向往在根本上是对于公的信 仰和坚持。中国每次分裂都会重新走向大一统是有着必然性的，是对封建分立的克服，也是某种程度上的归于一。现代中国的一党制（共产党，也翻译为 party）是全世界最特殊的党。我们和朝鲜或以前的伊拉克等国家的一党制完全不同，它们是一分为二后的一个party垄断了国家政权，也就是分立之后的 一部分掌控了国家，必然存在利益的极大冲突，本身就是分裂。而中国的一党，实际上是无党，党内成分复杂，包含各个阶层，不同利益诉求的人群都在党内有代 表，思想也存在很多不同的分歧。党内有左中右，甚至还有不少现行制度的反对者。这种无党实际上是归元之一而非分立之一，它的核心不在于【part】而是在 于【公的体系】。
中国和苏联的发展道路不同，这其实也是中国共产党自身改造与发展结果。怎么去理解呢？中国最初与苏联相似，共产党在斗争阶段是一个典型的 party，代表社会的一个part,即工农无产阶级，革命目标是社会主义，从传统上来说，这就是替天行道，建立大同社会的理想。但是，如果想要以工农无 产阶级的政党成为全体社会代表，就必须改造社会，使社会的每个个体都成为无私而只有公心的人。但“恨斗私字一闪念”的运动失败了，人类目前明显不可能完全 破除私，全部转换成公。于是推行改革开放，承认人有追求私人幸福的权利，私利和私有财产具备了合法性。那么如何让执政党成为全体社会的代表呢？20世纪 80、90年代执政党进行自我改造——提出了三个代表，这是共产党非常重大的转型。共产党所代表的不再是社会的一个part（工农阶级），它代表的集团内 涵扩大为社会的所有阶层，这是三个代表的内涵。在推行过程中，暗中遇到了极大困难（部分人认识到它隐藏的改造意图），因此三个代表理论之成功靠的就是它表 面看起来极为平庸的表达方式，如果当时像我这样清晰明白地讲出来，肯定会失败。但至此，中国共产党不再是一个典型的party，成为了主导中国特色发展道 路的执政党。说到中国特色，很多人也笑了，实际上这也不是个坏词，如果不以欧美的标准当作唯一标准，中国这个国家的特殊性，也是应该有自己的政治特色的。 现在的共产党不像一个西方式的以利益团体斗争和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政党，而更类似干部选拔后备人才储备库，党员更类似过去的“孝廉”，强调的人的品德能力素 质，而不是其斗争性。
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书大禹谟》），现在执政党所走的就是中国特色的中庸之道。虽然我们对中国的一党制进行了分析，并不代表我不认可多党 制。多党制的最大好处在于防止国家走极端。竞争中一个党派争取选民支持，必须避免极端（即使是希特勒，通过多党竞争上位之后，也立刻废除了多党制走向极 端，否则极端思想是难以长期维持的）。但多党制代价很大，世界上没有国家是在真正的多党制中从发展中变成发达国家。
中国的一党制是特殊的，全世界没有第二家。这种力图代表全民所有阶层，并且走上中道建设的特色，就是来源于中国对公私认识的传统，也来自中国的 中庸文化，使中国具有很强的自我调节能力。虽然有理论说说：一党制缺乏竞争，就无法改良。然而，事实上，二战以来，世界上在和平情况下发生最大改革，最政 治经济发生最大变化的国家就是中国。中国是一种特殊的一党制（无党制）。
官本位
常说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现在是骂的比较多。我个人看来，官本位的本质是公权力，官员本身是行使和维护公权的代表，正是对公的要求使官权扩 张。秦郡县以来到明清官权（代表：内阁）对皇权的限制，都反映了官权扩张的趋势。现在我们对官本位的反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平等理想的要求，这是中国文 化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但是，现实世界必然存在不平等和分层，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或者共产主义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难以实现。
中国目前这个系统里最重要的是官本位，但也有其他的评价体系。这个世界存在过三种本位：官本位，血缘本位（贵族体制）和钱本位（资本主义）。无 等级，无所谓本位的文明和制度，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还不存在。因此，如果消灭了官本位，那么我们到底是要血缘本位还是钱本位呢？现实来看，这三种本位中，官 本位真的是最坏的选择吗？
这三种本位中，公共权力最强的，是官本位。但是官作为公的代理，也是会有私利和集团利益的影响，这很难根除，因此就会有化公为私的败坏，比如家 天下和官员腐败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中国政治最根本的合法性问题，要想政权稳固，就必须治理和限制官员的腐败问题，否则将不可收拾。
多年前，王亚南先生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就非常敏锐地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农民和地主的矛盾，而是官民矛盾。因为社会的主要 资源掌握在官员手中，没有官员保护的地主资产是得不到根本保障的。但是王亚南的解决之路并不正确，他试图一劳永逸解决官民矛盾，这是理想化的想法。人类社 会的根本矛盾和冲突是社会之公共性与具体个人的私利心，这个矛盾不解决，社会永远会有矛盾。所谓解决官民矛盾，其实只是转化矛盾形式，例如转化为工人与资 本家的矛盾作为这个社会的主要矛盾，那么也就意味着资本家掌握社会的主导资源。矛盾并没有解决，社会的不公平状况反而可能恶化。因为这个矛盾起源在于政府 掌握社会主要资源，解决办法之一可以是转移资源和监控。比如现实中有实验，深圳把城管的工作外包给企业，但对人民来说只是矛盾冲突主体的变化而非矛盾解 决，从官民矛盾，变成百姓和资本家的矛盾。转移后，人民缺乏解决的途径，原来还可以要求政府解决，但现在解决的途径更加狭窄，舆论上资本家的控制力也远远 超过了老百姓，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矛盾会更加激烈。而我们现在整个社会基于传统对公权有极高要求。中国老百姓实际上想要的是一个全能政府，所有问题都归 于政府，无论社会出了什么事，都一定是政府的错。事实上，政府责任越大，获得的权力就一定会越多。而政府掌握权力的尺度则需要足够的主导权力来保证。
实际上从中庸和阴阳的思想来看，中国的官民矛盾需要缓解，需要调合，需要不断改革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需要限制官员的腐败和不合理做法，但是不 可能彻底解决。只要中国是公权力为主导的社会，官民矛盾作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就会以不同的方式继续存在下去。以转移矛盾的方式来解决官民矛盾的问题，并非长 久之计。
五：天下家国与帝国的区别
我们来看这么一个华裔写的故事：因为有些特殊的关系，他常常去军校听演讲，记得有一次，一位美国四星上将讲话。他掏出一张一百美元大票，高高举 起，用浓重的南方口音说，“这张美元不过是一张纸，成本不过是几美分。可是，全世界把这张纸叫美元，必须用相当于一百美元的产品来换我们几美分印出来的 纸。这样做合理吗？不合理。公道吗？不公道。可是为什么全世界只有接受？是因为你们。你们，强大的美国军人，保护的就是这张纸的价值。你们听懂了吗？”全 场爆发出炸雷般的回答“Sir, Yes Sir!”
这段话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当前世界的政治经济殖民状态，所谓后殖民依然是殖民体系，只不过从过去的直接占领剥削，改变为军事威慑下的全球金融剥削。形式上当然更人道一些，是有进步的，但是剥削的程度和广度一点也不低。
这个世界上殖民是有传统的。我们提一个问题：为什么罗马帝国不叫做地中海帝国，也不叫做欧洲帝国，而叫做罗马帝国？中国为什么不叫做长安帝国， 也不是北京帝国，而是中国？因为罗马帝国，它只属于罗马而非整个地中海地区，实际上罗马及罗马的殖民地，也就是宗主和殖民地的关系。而中国则不是，“普天 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个话同学自己回去查一查，实际上说的是臣子对分工不平的抱怨，我们都是一个国家，一样的臣子，凭什么你轻松我做得这 么累？这是平等意识的表达，在整个疆域内大家是平等的，一样的，这完全不同于殖民地模式。事实上，自周以后中国就没有殖民地了，武力掠财是中央政府很早就 禁止的，因此中国的生存策略是强烈反击，有限扩张。因为过分扩张是没有利益的，中国中央政府传统上禁止用武力获取物质利益。
有人提及中国的弱点，总是说中国有盛衰循环的问题，如果说这是中国的特点的话，那么其独特处并不是中国会由盛转衰：全世界没有不由盛转衰的大 国。中国真正的奇特之处是，中国会从衰返盛，能够从跌落的坑里爬出来，重新强盛，这在全世界是唯一的。这也是中国为什么是唯一没有断绝的文明的原因，也是 所谓循环论的本质。之所以如此，我们仁义思想。使我们在大一统的天下理想中，保持多民族的基本公平，和而不同，不搞殖民剥削。而罗马帝国的殖民模式则很难 让人重新复合起来，一旦散架，就没有了足够的向心力。而现在的殖民不再仅仅是武力，更有经济，就像刚才故事里面美元的价值与军事保证，现代殖民体系只是进 行了转换而非解决。我猜想，未来中国，如果能有更强悍的实力，也不会选择美国这样的道路，进行自己政治思想和体制的扩张和殖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