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光河畔的Strand Hotel。吊扇、百叶窗、藤椅、朗姆酒，对于这些昔日英国殖民者钟爱的热带风格，我也充满热情。事实上，在东南亚、非洲旅行时，我常刻意寻找这些遗迹，它们总代表着典雅、怀旧与舒适。即使在自己的国家也是如此，从上海到汉口，那些曾经代表“屈辱”的殖民痕迹，总散发着意外的魅力。
自1903年建立以来，Strand Hotel是仰光最著名的酒店，不仅毛姆在此住过，奥威尔也很可能在此喝过一杯。“帝国”不仅是舰炮、刺刀，也是审美、风格。它接下来的故事，悲伤又熟悉。在独立的缅甸试图“追求社会主义道路”时，它陷入管理不善、破败，然后索性关闭了。1990年代初，在经过1980年代末的镇压与动荡后，军政权的新掌权者在经济上作出了开放的姿态，Strand Hotel重新开张。如今，它焕然一新、繁忙不堪，要提前多日，才能订到房间。那个五官精致、声音柔软的前台男孩子告诉我，这酒店目前的主人姓“高”，一位华人商人。
我花了一个下午，在仰光河旁的散步。除去Strand Hotel，这里还有成群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它们是银行、俱乐部、交易市场、领事馆、贸易公司，是巴洛克、新古典的风格……你几乎可以想象它曾经是多么繁华、拥挤、亢奋。聂鲁达曾在1927年到过此地，这位诗人出任了秘鲁驻仰光的领事，他称这个城市正处于它的巅峰时期，是一个“血、梦想与金子的城市”。但此刻，你看到的是沉默、肮脏、衰败，即使如此却有一种懔然的美与壮观。像是一个破败的上海外滩，甚至更壮观一些。我也想起了Nay Pont Latt两天前的期待，仰光要变成另一个新加坡。倘若从此遗迹看来，仰光实在代表着一股被压抑、令人叹为观止的能量。
在此开个书店怎样？倘若租下河边的那幢绿外墙的四层楼中一层或两层，把它改造成一个书店、咖啡的混合体，邀请缅甸作家、艺术家们在此谈论他们关心的一切，也吸引世界各地的旅行者们驻足此地。我不仅可以观察这个国家的变化，或许也可以成为变化的一部分。用不了几年，这里注定会大放异彩。这感觉象不象一个外来者在1980年代初来到上海，住在和平饭店，租下外滩的老楼，开一个中英文混杂的书店。它不是一家书店，是一个感受与激发时代变化的窗口。
19世纪，那些在在本土找不到舞台的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在悉尼、新德里、香港、福州，找到了崭新的人生机会。他们既带有一个自认为“文明人”的身份优越感，又有参与新视野的自我实现的满足感。他们又把在这个广阔世界的经验，带回到本土，丰富了英国社会对自身的理解。是的，我们已充分了解“帝国”的残酷、屈辱一面，但谁也不能否认帝国的另一面：它是对技术、知识、制度的传播，它同时滋养热情讴歌者与尖锐批评者——吉普林与奥威尔不都是“帝国”最重要的子民吗？
中国正在经历类似的变化吗？倘若世界与中国自己认定她正出于一个大国崛起的轨迹中——就像昨日的葡萄牙、西班牙、英国与美国——她就不可避免地把自己的“意志”与“风格”强加给世界，甚至也无法回避它一直试图否认的“帝国”、“新殖民者”的概念。“帝国”的形态早已转变，它不再意味者主权控制、土地争夺，却仍与权力、金钱、影响力紧密相关。谁能逃脱历史之权力、虚荣心的诱惑？
十几年来，伴随着中国在世界各地的投资，正在涌现处一批新式的“中国人”，他们把在本土无法承载的能量与雄心，转移到陌生之地。与之前的几次的移民潮不同，他们背后的不是一个贫穷、脆弱、动荡的中国，而是一个迅速富强的中国，并被普遍认定是21世纪历史的决定性力量。
缅甸也是观察这个变化的有趣视角。在昆明前往瑞丽的长途汽车上，一个河南人用骂骂咧咧的口气对我说，他将要去中非的一个他说不清名字的国家，因为他的公司拿到一个水电站的投标；在仰光的一家云南牛肉面店，一个来自西安、不到三十岁的小伙子，则是中兴通讯驻缅甸的CFO，他带我在Inya lake旁打高尔夫，去当地最好的酒店喝啤酒，过着典型的上层社会生活；还有一位我北大的师兄，他是一家中国铜矿公司的发言人，正忙于在一场风波中捍卫自己公司的权益，他把全家都搬到仰光，雇佣了两个缅甸保姆……
这也是一个戏剧性的变化。似乎每个人仍在课本上学习中国面对帝国殖民者的各种屈辱，本国却突然之间变成了新的“帝国”。在云南的讲武堂参观时，讲解员在声情并茂地讲述20世纪初的法国人将铁路修到昆明的“殖民野心”，但同时，21世纪的缅甸人正在抗议中国人在该国修建的水坝、石油管道、港口……
该怎样理解这种变化？又该怎样评估这变化对世界、对中国自身带来的影响？让我最感沮丧的是，我们似乎对这一壮观的进程，缺乏基本的知识兴趣。也因为缺乏知识兴趣，它使得中国的行为——不管是庞大的央企还是一个普通小贩——都变得盲目、难以持续。它更是难以转化成对自身理解的丰富化。所有的行为，都导向狭隘的、短期的经济利益。没有制度、知识、文化上的支撑，狭隘经济行为，则注定短命的。仰光一位声誉卓著的华人商人告诉我，在超过20年的时间里，中国几乎是孤立的缅甸唯一的支持者，当缅甸再次开放时，中国却缺乏对应的商业布局。很多中国商人也难以理解，这个国家为何出现这么强烈的“反中”情绪。很有可能，中国在世界各地的实践，就像是她的二线城市那些房地产项目一样，曾经在一段时间里喧嚣不已，吸引了各方的注意，然后又一夜之间，又陷入寂静无声。这些丑陋的房屋，既没有经济效应，又缺乏美学效果。
回到我那个小小的仰光书店的设想。成为一种新型expat固然是一种诱惑：你逃离了北京日复一日的熟识生活，还有令你不安的压抑气氛。你仔细观察一个迅速变化、引人兴奋的社会，或许还能写成一本小书，把这变革经验储存下来，它对一个未来的中国社会有所帮助。它兴许还能给我带来这样一种错觉，我在进入吉普林、约瑟夫·康拉德、伊夫林·沃的行列，他们在帝国的边缘地带，描述帝国的“黑暗之心”……至少，它为这个仍在不断扩充的外部中国，增加少许的新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