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让我们看点大历史（借用黄仁宇的词），虽然让人很难接受，但是历史学家们确实发现一条历史“规律”：即文明国家几乎都被野蛮人所摧毁。而对这条规律研究的最为透彻的可能要数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他写下皇皇巨编《历史研究》，就是围绕这一个话题展开的:他通过分析超过30个大小文明，重点探讨7大有全球影响力的文明的发展轨迹，试图找出这条规律的发生原因以及破解之法，以便去解决西方现代文明所面临的挑战——汤因比写本书的时候，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他惶恐西方文明由此一蹶不振。（只可惜他太悲观了——在后进生美国的带领之下，西方文明走向了另一座发展高峰。）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对历史上的诸多文明进行了对比分析，虽然没有明确给出蛮族击败文明人的原因，但若仔细品味该书的话，借用汤因比无意中的一句话——“先是战俘，然后是人质，再后是雇佣兵，最后是征服者”——笔者不才，可以将蛮族摧毁文明国家的步骤分成四个阶段：
首先，文明人对蛮族取得绝对优势之后（往往是将其击败之后），一部分蛮族作为弱者被文明社会所怀柔、接纳甚至供养起来。汉帝国对匈奴、羌；罗马帝国对高卢、日耳曼等；当今的西欧各国接纳亚非各国难民等也是类似。
其次，蛮族积极学习文明人的文明，特别是军事能力，而同时，文明人开始享受有蛮族服务所带来的好处，国家和平、经济繁荣，更主要的还有蛮族对自己文明的仰慕之情。表现在经济上，就是“金钱的倒流，即战利品、军饷或津贴从边界内的世界流向外面的蛮族‘水库’；这种金钱最后又以蛮族向文明的商业代表购买货物的方式，再流回到原处。”（见第四十二章《蛮族的历史》）
再次，文明人与蛮族之间的生育差慢慢地改变帝国的人口结构。被接纳的那部分蛮族享受先进文明的同时，却保持着更高的生育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蛮族越来越多，而文明人越来越少。这个时候的文明人过得最舒服——重活、脏活有蛮族的人干——文明人越来越发现蛮族是自己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欧洲接纳难民的一大理由就是补充劳动力，以维持自己目前的美好生活）。
最后，在没有重大的技术或社会组织形式进步的时候（这是人类社会的常态），蛮族在占有人口优势，掌握当时最先进军事技术之后，开始要求更多自己的权利。从生命权，到尊严权，再到建立更伟大文明、更伟大帝国的权利。而一旦他们想建立更伟大文明和帝国的权利的时候，就是战争（往往还是内战）爆发的日子，也是原来文明人所建立的国家与社会全面崩溃的日子。（想想欧洲越来越多的穆斯林游行示威和恐怖袭击吧）
中国的案例：五胡乱华三百年
对于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来说，过多的苦难压得我们似乎往往不愿意去正视苦难。三百年的五胡乱华史更是我们很少去关注的悲剧，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 古老中国从汉帝国滑到五胡乱华的过程，却完全符合以上四个步骤。所以分析这个案例，有利于我们理解汤因比的悲观主义史学，理解西方文明目前面临的挑战，进一步地，也就能理解特朗普要美国局部“闭关锁国”的观点了。
先看缪凤林教授的分析：
两晋之混乱与南北朝之对峙，以匈奴、羯、鲜卑、氐、羌等族人入侵为最大值关键，而诸族之入侵，则以杂居塞内为主因，其端远始于汉室盛世。汉世对外政策，即施恢廓之功，复用吸收之策，胡骑越骑，置于京师，华夷杂居之处，则不置县而设道，与后世土州如出一辙。自武帝元狩二年（前一二一），匈奴昆邪王降，于边郡置五属国以处之，宣帝神爵二年（前六〇），有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五凤三年（前五五），又置河西北地属国以处匈奴降者。……汉末中原大乱，杂居边塞之胡狄，多雄张跋扈，曹操反依之以实边助国，自内徙诸羌、鲜卑、乌桓外，于匈奴则分为五部，散居西北诸郡，于诸氐则置秦川，皆渐有反客为主之势。
晋武继之，虽有傅玄、郭钦，实边徙戎之议，寝而不用，复盛纳降胡。惠帝时，陈留江统作徙戎论以警朝廷（二九九），言“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弓马便利，倍于氐羌”；执政者亦置若罔闻。
又自惠帝元康（元年，二九一）以还，汉族之因大旱疾疫，自关西流徙汉川，自并州流徙河南，自幽州流徙兖州者，无虑数十万众，戎晋杂居之地，汉族或十不存二。而惠帝昏庸，内则贾后八王，祸乱相寻，外则州郡空虚，盗贼蜂起，……惠帝永兴元年（三〇四）距江统作论才五岁，刘渊首据离石称汉，羯与鲜卑、氐、羌乘之，而五胡卒乱华矣。（选自缪凤林编《中国通史要略》，Pp:127-131）
结合前文的四个步骤之模型，将这段文字分解如下：“两汉击败匈奴，东汉强压羌人等”是第一阶段，各蛮族被汉人所击败并接纳；“各蛮族内附于边疆甚至关中”是第二阶段，各蛮族积极学习中华文明；“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是第三阶段，五胡通过高生育率，逐步取得人口优势，同时汉人开始越来越依仗五胡所提供的各项服务，特别是军事服务（雇佣军：曹操反依之以实边助国）；“刘渊首据离石称汉，羯与鲜卑、氐、羌乘之”是第四阶段，蛮族开始追求自己建立伟大国家的权利——哪怕他打着恢复母国文明的口号，比如匈奴人刘渊就喊着要“复兴汉室”建立“大汉”。
多说几句，在上述分析材料中，造成后世五胡之乱局的政策基本出自我们公认的伟大政治家之手：雄才大略之汉武帝，再造中兴之业的汉宣帝和“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之曹操（魏武帝）。这些雄主在位之日，出台怀柔政策也许无过，但一旦中央政权削弱之时，特别是遇到“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这种蠢货的时候，就往往酿成大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