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励之将刘辽引为知己
前两天得知北师大物理系的刘辽教授去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许良英先生发起的多封公开信上，都有刘辽的签名，他不仅是一位有专业成就的物理学家，更是一位有良知、有风骨的知识人，曾与许良英、方励之一起站在争取人权、民主的行列中，作为爱因斯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者、阐释者，他们身上都有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经历一九八九年的时代风暴，那一代有担当的知识人正在凋零，中国依然在幽暗的中世纪长夜中徘徊，曾让多少人怀抱希望的一九八〇年代被坦克碾碎了，国在人心碎，国在山河破，每天耳闻目击都是令人沮丧的消息，这一切都是二十七年前当局用铁血手段镇压正义呼声的结果。
方励之夫人李淑娴女士得知刘辽先生去世的噩耗，托人送上哀思：“我几乎没有面见过刘辽，但我从我丈夫方励之的言谈中知道，刘辽是一位学识渊博、人品高尚、也曾经历过我们同样的‘五七’之灾，且能奋起，不仅在学术上达到高水平，道德上一直保持独立的人格。这都使方励之将刘辽引为知己。……二〇一二年，方励之不幸在不期情况去世，刘辽当时已在病中，得此消息，泪流满面，并嘱他的学生发来悼念的信。这都标志他们的友谊不同寻常。我被阻隔在遥远的大洋之外，愿你和励之在天庭相会。那里，不再有禁锢，你们又可以自由地交谈。”
二十七年前，方励之夫妇首遭中共通缉，方励之自述的前言即以《对一张通缉令的注释》为题，通缉令证明了他们在八十年代推动中国历史进程的努力，即使通缉令下达之后，仍有许多朋友认同他，愿与他同“罪”。他特别提及，当他一年后离开中国，到达英国后，曾收到挚友许良英从北京寄给他的信，附了两篇大批判文章，一篇是由公安部副部长顾林昉署名的文章，一篇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的文章。文章的目的是为了论证对要求民主自由者的通缉及镇压是正确的。许先生要他注意，文中严厉批判的最“反动”的言论之一正是自己说过的话，那也是他们在那个时代所达到的认识。相距二十七年，他们已陆续离开这个世界，如今认同他们观点和选择的刘辽先生也走了。时间的改变并没有更新眼前的世界，中国还是那个古老的中国，我心中常常浮出这些少年时熟悉的诗句：
我被钉在监狱的墙上／黑色的时间聚拢，一群群乌鸦／从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历史的每个夜晚／把一个又一个英雄啄死在这堵墙上（江河）
许良英倡民主科学为精神财富
二十七年了，我手头仍保存着两篇大批判文章，那是许先生从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八日出版的《半月谈》特刊《时事报告》月刊上复印下来的。署名“钟礼”的这篇就是中宣部理论局的大作，题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理论上的主要表现》，概括了五个方面，“一、在经济领域鼓吹私有化，否定公有制”；“二、宣扬政治多元化，主张多党制”；“三、歪曲和攻击马克思主义”；“四、在民主、自由、人权问题上制造混乱”；“五、大谈反传统，搞所谓新启蒙运动”。此文批判的对象有《世界经济导报》、王元化主编的《新启蒙》丛刊、电视政论片《河殇》涉及的言论，有被点名的苏绍智、严家祺、方励之、李洪林、包遵信、金观涛、苏晓康等的言论，有未点名的温元凯、许良英等的言论。其中，有关民主、自由、人权的言论，集中批判了这些观点——
把民主视为“普遍的人性的体现”，说什么“民主的本质是没有阶级性的，也不存在国界。何谓东方特色，不过是传统的封建专制的烙印……”提出：“民主与科学是全人类共同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一切现代化国家的立国之本。”这些集中反映了在民主问题上的自由化观点。
上述言论全部来自许良英发表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八日《世界经济导报》上的一篇二千来字的短文，原文说：
在理论上，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形态，因此，民主与科学更应该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国之本。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人们没有认识到：民主与科学是全人类最宝贵的共同精神财富，也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和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社会主义建设。
……
过去，人们习惯于把西方发达国家早已行之有效的民主制称为“资产阶级民主”，而轻率地予以否定，并宣称我们应建立有东方特色的民主。只要我们认真考查一下世界文明发展史，对东西方文明的历史和现状作一客观的比较，就不难发现：民主同科学一样，都是人类理性的产物，是普遍的共同的人性（即区别于兽性的人性）的体现，它没有阶级性，也没有国界。所谓东方特色，实际上是封建专制的烙印，主要表现为特权思想、等级制、世袭制和人身依附关系，这是同民主水火不相容的。
批判文章的摘引与原文不完全吻合，就是以下的反驳也显得软弱无力——
其错误在于：首先，把民主看成“普遍的人性的体现”，这是离开社会关系抽象地看待人性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它就像把自由或自私看成人的固有本性一样的荒唐。其二，由此出发，认为民主是超阶级、超国界的，而且美其名曰“民主的本质”。再次，把“民主”、“自由”、“人权”作为“现代国家的立国之本”，其目的是要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的立国之本。
“民主沙龙”与《新五四》刊物
由公安部副部长顾林昉署名的那篇文章《从动乱和暴乱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级斗争》，强调“这场风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长期泛滥的恶果”，“他们从三个方面采取行动，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了这场社会动乱和反革命暴乱。”
“一是制造推翻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方面舆论。”列举了于浩成、严家其、方励之等人的言论，其中也有不实之辞，比如说：
王若水、许良英等人纷纷登台亮相，搞什么“首届幸存者诗歌艺术节”，给“西单墙”过十岁生日，大造推翻共产党的舆论，鼓吹要形成最大的“压力”，要在“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时，为争民主而斗争。
所谓“大造推翻共产党的舆论”一看就是危言耸听，与当时的事实不合。许良英先生在旁边用红笔写了一句话：“这个会系北岛发起，虽有请柬给我，但我因路远没有去，方励之夫妇倒是去了的。”
“二是搞签名上书活动，要求释放政治犯，向党中央施加压力。”列举了方励之和北岛发起的三十三人、许良英发起的四十二人、戴晴等发起的四十三人这一系列签名运动。
“三是蛊惑和煽动高校的青年学生，挑起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主要列举北大研究生刘刚和在校生王丹搞的“民主沙龙”，邀请方励之、吴祖光、许良英等人演讲——
在“民主沙龙”活动的基础上，王丹等人筹办了《新五四》刊物，聘请了三十名“顾问”，都是李淑娴介绍的，大部分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包括许良英、方励之、李淑娴、于浩成等人。据头面自己透露，他们通过这个沙龙，第一步要在校园里建立民主堡垒，达到校园生活充分自治，像波兰一样形成“压力集团”。第二步要联合严家其之类的所谓“精英”，建立自治组织，成立反对党。第三步就打算联合党内“民主派”，搞多党制，三权分立，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胡耀邦同志逝世后，他们自以为时机已到，加快了制造动乱的步伐。
这一指控没有来源，只是含混其辞地说“据他们自己透露”，与历史的事实不合，属于夸大其辞，上纲上线。当然，到了“六四”之后，坦克登场，赤裸裸以武力说话，出现这些子虚乌有的说法也没有什么好吃惊的。如果真像这篇大批判文章中所说的那样，中国知识人如此有准备、有谋划、有组织，二十七年前的那场民主风暴也不会如此惨烈的收场了。王丹回忆录提及《新五四》的顾问夏衍、冰心是邵燕祥介绍的，此外有吴祖光、孙长江、林自新、牧惠等，与此颇有出入，更不要说那三“步”谋划。
二十七年后，重读官方当年的大批判文章，令人遗憾的是，即使那个时代最露头角、最有见地、最有担当的知识人，也并没有像官方批判的那样走得那么远，至少八十年代他们对于改革还是抱有希望，绝大多数人对共产党的自我更新没有绝望，他们还是在寻求“补天”之路，即使在广场的山呼海啸中，绝大多数青年学子又何尝不是如此。悲剧就是这样演成的，坦克出场，只是为了维护绝对权力，不惜流血、不惜后果，不计一切代价。斲丧的却不止是一代人，而是整个民族的正气，走向现代文明的正常道路又一次被折断。哀哉，中国！
《动向》2016年5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