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八九年那个血腥屠杀的夜晚，北大教授钱理群在书房里阅读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两份讲话稿，在一张小纸条上记录下自己的感受：“尽管人们已经千百次地宣布‘毛泽东时代’的结束，但两个时代，两个领袖人物——毛泽东和邓小平，其观念，思想方式，行为方式，以至语言，却是惊人但相似。……并不存在所谓‘新时代’，我们仍然生活在毛泽东时代。”从那时候开始，钱理群便产生了研究毛泽东的想法。他意识到，如果不彻底清理毛泽东思想，中国永远不能走向民主自由。
俄罗斯有一部曾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揭示斯大林暴政的电影《毒太阳》，毛泽东也以“红太阳”自比，历史学家高华的经典之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就是研究毛如何通过延安整风攫取中国最高权力的。“红太阳”确实升了起来，却是一颗“毒太阳”，残害了数千万中国人的生命。而且，它至今仍未落山，从邓小平到习近平，历代中共统治者都高举毛的神主牌，难怪澳洲学者白杰明指出，“如果不读懂毛泽东，就不读懂习大大”。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是检验中国人良心和智商的试金石，正如钱理群所说：“如何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时代，以至后毛泽东时代，越来越成为九十年代末以来，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界关注与争论的焦点，并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分歧。这样的争论与分歧，实际上和每个人在中国现实生活中的选择，以及每个人对现行体制的认识、态度、相互关系，直接联系在一起。”
上下两卷、长达七十万言的《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是“钱理群版”的当代中国史和“钱理群版”的毛泽东传。强烈的个人色彩和文学风格，使得这本著作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学，也不是标准写法的传记，钱理群说：“我试图建立一个三维的讲述空间，上层的毛泽东空间，中层的知识分子空间，底层的我和民间思想者、普通民众的空间，从三者之间的互动中来讲述这段历史。”同时，“不仅叙述历史过程，而且尽可能地揭示历史当事人的心灵世界，讲毛泽东的内心矛盾，更讲在毛泽东的极权体制下人的心灵伤害、思想迷误、精神挣扎，以及背后所隐含的人文问题。”
被遮蔽的底层思想者和“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中共当局严密封锁有关档案材料，虽然根据“保密法”的规定，毛时代的很多档案材料都应当公之于众，但学者和民众仍然难以接触到这些原始文件（而且很多关键的文件已被销毁）。高岗事件、习仲勋事件、罗瑞卿事件、林彪事件以及镇反、反右、大饥荒、文革等政治运动的真相，至今扑朔迷离。在此种情况之下，钱理群所说的“上层”和“中层”的论述，很难出现重大突破，这是中国研究者普遍的无奈。所以，本书最大的特色在于钱理群如何讲述自己的故事，也就是毛时代和后毛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以及用“考古学”的方式发掘被湮灭的民间思想者的思想遗产。
钱理群的父亲是逃到台湾的国民党高级官员钱天鹤，他们的家庭是典型的“离散家庭”。一半的家庭成员阴差阳错地留在中国大陆，由于“出身”不好，从母亲到钱理群本人，多年来谨言慎行，“夹着尾巴做人”，那种滋味，若非“同为天涯沦落人”，不可能心有戚戚焉。本书中最让我感动的一个细节是，钱理群坦率地披露出在反右运动中，作为北大中文系学生的他，为求自保，曾参与批判一位右派同学，“我的这篇发言在当时算是高质量的，但是对那个同学的伤害也最深”，以致于对方多年之后念念不忘。当他开始研究“右派学”时，才突然意识到“我就是当年迫害右派的一员”。于是，他痛定思痛，找出当年的发言稿并撰写忏悔文章，后来在《随笔》杂志上发表。
很多知识分子将自己打扮成英雄和反抗者的形象。但钱理群承认：“反右之后，我的手上就沾上了同学的血。”他如此还原自己当年的心态：“发言的样子有点洋洋得意，这正是奴才的得意，其实是在扮演一个帮凶的角色，以伤害别人来自救，而且伤害的是自己的同窗。”直到今天，很少有中国人愿意公开忏悔，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都像余秋雨那样，只记得自己作为受害者的一面，而竭力抹煞作为加害者的一面。对此，钱理群指出：“体制异化了人性，异化了的人性又反过来支持着体制。……在一党专制体制下，每个人既是体制控制的对象、受害的客体，同时又是加害于人的主体，所有人的手上都有血。”
除了自我反省之外，本书对“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的发掘，成为重写当代思想史的先声。“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这个概念，是历史学者朱学勤最早提出来的。这些被迫失踪者，甚至直接遭到暴政杀害的人，本是能够带领中国走出专制独裁的迷雾和沼泽的先驱，却遗憾地“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他们的肉体生命与思想成果，像彗星一般消失在漆黑的天幕；而下一代人无法继承他们的思想遗产，又从头开始、从零开始。这是中国最大的悲剧。钱理群在本书中用很大的篇幅介绍了多名这些年来浮出水面的民间思想者和反抗者，如顾准、张中晓、王申酉、林昭、张春元、杨曦光等人。
书中还有另一群特别的人物：大学毕业后，钱理群被放逐到贵州安顺的一所学校教书。在这个偏远的“夜郎国”，他接触到一群更具草根气质的民间思想者，他们固然没有上述那些人物的知名度和思想深度，但他们身上蕴含了一个“活的中国”。即便钱理群后来重回北大念书并留校任教，从此身居中国最高学术，“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仍然与这个群体保持密切联系。钱理群与他们的亲密交往及思想碰撞，才是真正的“接地气”。所以，钱理群才会坚信，必须发掘民间思想者及其思想成果，并使之成为今天重建批判性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
不过，钱理群却未能在理论上完成对这些异端思想的概括。他使用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无法揭示这些“异端思想”的真义。比如，顾准思想的重要部分，是对希腊城邦制民主的思考，这种美好的地方自治、自主模式，可以破除中国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意识形态。有趣的是，半个世纪之后，香港市民在反对“中国新殖民主义”的运动中，出现了一位重要的理论家陈云，其主张就是让共产党恨之入骨的“香港城邦论”。顾准与陈云，生活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中，在“城邦论”上却心有灵犀一点通。再比如，杨曦光（即后来名满天下的经济学家杨小凯）很早就接触到哈耶克一脉的古典自由主义，因此不仅反对毛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等共产极权体制，也反对同样导致“通向奴役之路”的“社会民主主义”。然而，钱理群本人根深蔕固的“社会民主主义”理念，限制了他对光谱更加广博而纷繁的民间“异端思想”的阐发。
“五七体制”和“八九体制”一脉相承
本书不可忽视的理论贡献，是基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和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屠杀，提出了“五七体制”和“八九体制”这两个重要的历史、文化与政治概念。这两个概念也成为观察和研究中国当代史的新的立足点。
就“五七体制”而言，钱理群认为这是对原有一党专制的强化与发展。他指出，该体制具有以下四个特点：第一，重新站队，重组阶级队伍。严格划分政治立场和家庭出身，并以政治审查制度和档案制度来保证。第二，建立一个大权独揽、党的一元化的领导体制。党对国家事务、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实现绝对的领导和控制。一切社会组织也必须服从党的绝对领导。其中，一把手专政和单位体制将人变成制度的螺丝钉。第三，建立以“兴无灭资”为中心的新意识形态，妖魔化西方及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第四，不断设置对立面、制造阶级斗争，以保持“不断革命”的紧张态势。
以“八九体制”而论，钱理群指出，其本质就是权威主义加市场经济，即权力和市场的结合。这是邓小平路线的精髓，也成为江泽民时期一直到当下的执政纲领，即“稳定压倒一切”，“发展就是一切”。其主流意识形态则是坚持主义为表，实利、实用与消费为里。
因为本书篇幅和主题的限定，无法对“五七体制”和“八九体制”这两个概念作出更多分析和阐发——单是这两个概念就可各自写成一本大书。不过，这两个概念可以用来观照当下中国的政治模式：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七日，习近平的核心幕僚、中办主任栗战书在中央直属机关党工作会议上指示，要“增强核心意识”，坚持把“对党绝对忠诚”作为根本政治要求。而新华社报道，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指出“对党绝对忠诚是最重要的政治纪律”。将习近平奉为党的领导“核心”的说辞，近期也被多名省市的党委书记和国家部委的负责人提起。根据公开报道，二零一六年一月以来的会议上，湖北、四川、天津、安徽、广西、西安和中国银行的党委书记都说过，要求党员干部“自觉维护习近平总书记这个（领导）核心”。“核心”以往常被用在邓小平和江泽民身上，到胡锦涛上台后官方的措辞变成了“以胡锦涛作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核心”在过去十年里很少被用来指代中共最高领导人。如今，习近平重新启用“核心”的称谓，历史学者章立凡评论说，中共强调对党中央的忠诚，其实是要求对领导人的忠诚，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权已经形成。换言之，习近平正在致力于打造“加强版”的“五七体制”和“八九体制”。新一轮的文革卷土重来，绝非是杞人忧天。
“反抗绝望”与“绝望的反抗”
钱理群在本书的序言中承认，毛主义的“一些毒瘤已经内化为我自己内心的毒气，因此，我必须坚守在批判和清理毛泽东思想文化的过程中进行自我清理的基本立场”。而他在序言中则给出悲观的结论：“我选择研究毛泽东，是明知其失败，或明知其局限性，仍然要硬做，这可说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也是一种‘反抗绝望’。”
毋庸讳言，本书确实存在若干思想的盲点与缺陷。钱理群身上的毒气，就是毛泽东身上最具迷惑性的毒素，比如所谓诗人气质、浪漫主义、理想主义、乌托邦激情以及对平等价值对追求，这些精神取向、思维方式和语言风格，对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若不经过漫长而痛苦的、如同“关羽刮骨疗毒”的过程，就不可能真正“告别毛泽东”。富于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情怀的钱理群，在书中时不时对毛的某些部分产生“同情的理解”甚至流露出迷恋之情——然而，我们很难想象会有德国学者从希特勒身上寻找“历史合理性”和“审美的愉悦”。希特勒是全部的坏人，毛泽东当然也是。
这种情感投射，当然影响到钱理群对毛的政策的具体评价。比如，钱理群认为：“开放中国的决策是毛泽东定下的，而开放也就必然带来改革，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开放的格局是毛泽东开启的。”这个结论不能成立，即便毛自己读到也不认同，甚至会气得从水晶棺中一跃而起。
改革开放的格局不是毛开启的，恰恰相反，在否定文革和毛主义的若干原则的基础上才有了改革开放。毛晚年迈出跟美国修好的步伐，不是因为他要改变中国长达三十年的闭关锁国政策，而是在面对苏联巨大的政治和军事压力（苏联甚至计划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时不得不抓住的一根救命稻草。这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而不是意识形态的转换。毛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重用文革派、保护文革成果、在政治上不放弃僵化的阶级斗争学说、在经济上不准农村废除公社并实行“包产到户”（其后必然涉及到肯定私有制的问题）。毫无疑问，毛主义是改革开放的最大障碍，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若要往前迈出一步，就必须突破毛留下的思想禁忌。这个艰难的过程，从赵紫阳的回忆录《改革年代》和担任过鲍彤秘书的吴伟的《中国八十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这两本书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不过，瑕不掩瑜，钱理群走到了他所能走到的最远处，接下来的路要由下一代来走。所谓“反抗绝望”，就是与自我内心的虚无主义、犬儒主义以及绝望的情绪抗争，像希腊神话中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那样，在无意义中寻找意义，意义就蕴含在反抗这一行为之中。而所谓“绝望的反抗”，就是“毒太阳”虽然当空照耀，仍然要“蜀犬吠日”，纵然不能将“毒太阳”叫落在地，也要让它不能那么肆无忌惮、理所当然地挂在天上。这就是知识分子的“丰富的痛苦”和悲壮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