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吃的方面历来颇有讲究，日积月累，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饮食文化。
小时候，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出外参加酒席，和老人吃饭是件挺痛苦的事情。家长会这样告诫孩子：老人不动筷，小孩就不能夹菜。问题是，这些老人每夹一口菜就喝一口酒，或者反过来，先喝口酒后夹菜。吃完这口菜会聊半天，天南地北，甚至会聊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甚至毛主席如何智斗林彪等野心家、阴谋家这样高的层面上来，把我们这些吃饭不喝酒的小孩等得脖子痒痒。即使饭都凉了，但还是不敢把筷子伸进锅里。一顿饭吃下来，两个小时都不稀奇。
这其实就是一种规矩，至少二十年前还多少保留着。
这种规矩的核心就是礼貌、谦让，它深深地刻在普通中国人的身上，甚至融进血液里。有些东西，即便你非常想吃、想要，但你也必须谦让几次，这才算是懂礼貌的人。孔融小时就能让梨，这应该是一个明证。
小到吃饭，大到谦让皇位，这样的例子并不难见。唐明皇李隆基原本排行老三，按理说与皇位无缘，但他的大哥李成器看到三弟很有能力并有拨乱反正之功，主动上奏睿宗，要求立三弟为太子。李隆基也经过几番谦让，最终才接受太子的位置。李隆基当上皇帝后，对哥哥感恩戴德，两人亲密无间，李成器死后还被追封为“让皇帝”。
尽管中国历史上争夺皇位的事情累累发生，但宋朝还是出现了三位拼死拒绝皇位的事情，他们分别是宋英宗赵曙、宋钦宗赵恒和宋宁宗赵扩。他们之所以拒绝皇位，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多少也展示了一定的君子之风。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吃有吃相，起码吃得不太难看。
但这种相对好看的吃相到了元、明、清之后就很稀有了，经常到了兄弟用刀相向、父子反目成仇的程度。元代和满清可能是蛮族没有谦让传统的缘故，而明朝则是农民首领作风，为了让自己的家业世代相传，甚至不惜大肆屠杀功臣。“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简直是血雨腥风，中国的传统文明在大明王朝被毁坏得一干二净。
虽然朝廷没有了规矩，但民间的礼让文化并没有完全消失，至少乡绅士大夫还要脸要皮，他们并不是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可恶，有些故事实在经不起推敲，例如黄世仁、周扒皮、刘文彩等。有的对长工其实很厚道，有的根本没有那样发生那样的事情，有的还热心公益，甚至不比当今的马云、李彦宏、王健林等富豪做得差。总之，中国仅有的一点民间文明与这些乡绅的传承有一定的关系。
文革结束后，中国的乡绅文明几乎完全中断，至少还有一丝气息。但是，到了拜金时代，中国的礼让文化就真的戛然而止了，吃相越来越难看，而且还在攀比谁的吃相更难看，简直到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地步。最近北京修建了一个新机场，离市区起码六七十公里远。主城区尤其是北部和西部地区居民几乎不可能跑那么远的距离坐飞机，即便修专用的地铁、城铁或高速公路，没有一两个小时根本不可能抵达。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有关主管部门居然把南航、东航等公司赶出首都国际机场，而让嫡系国航独享。这不是明摆着厚此薄彼，不让多数老百姓选择南航、东航吗？问题还不完全在此，更要命的是国航的吃相过于难看。在南航东航还未搬迁的时候，国航已经在首都机场二号航站楼装修了贵宾休息室，而二号航站楼现在还是南航的起降地点。虽然你已经不懂什么叫谦让，但多少装逼一下、等南航、东航搬走后再进入不可以吗？你已经占据了最新、最现代化的三号航站楼，竟然连又老又旧的一号、二号航站楼都不放过？吃相如此难看，让我这个非利益相关者在旁边都看得直呕吐。
如果说国航仅仅是吃相过于难看的话，有个研究机构就不是吃相的问题了，简直是用嘴啃、用手抓、用屁眼来填。一位老先生借了二十万元钱，自费办起了一本杂志。由于追求真相，稿件质量很高，读者订户多达二十万，这在纸媒的黄昏时代是一个不俗的成绩。也正是这个原因，为有关部门所不喜，于是修改规则，强迫该刊挂靠另外一个机构，也就是本文所说的研究院。为此，双方还签订了一份协议，强调刊物在人、财、物上的独立性。没多久，该研究机构突然发文，把编辑部原来的人换掉并派人前来抢夺公章、占据编辑部。尽管编辑部通过法律途径说理，但法院根本就不受理，让编辑部原来的人有理都没地方说。
从谦谦君子，到吃相难看，再到野蛮的抢劫，这个过程一直在加速。如果不能尽快制止，我们将生活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之中。在道德层面上可能已经失去了治理空间，那么能否在法治层面上有所作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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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在法治层面上有所作为呢？",在专制的共匪国，根本没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