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出过一位很有名的巨商，凭着跟地方高官的密切关系，以经营民间金融业起家，迅速建立了一个覆盖金融、生丝贸易、生药业等行业的商业王国；又从金融业的崩塌而急剧破产，几乎一夜之间家财散尽，还差点被抓起来治罪。——这位巨商叫胡光镛，他的另一个名字对今人来说可谓如雷贯耳：胡雪岩。
光绪十一年（1885年），胡雪岩开设的钱庄、票号已全部倒闭，为清偿欠账卖光了家产，但户部尚书（相当于财政部长）阎敬铭还是奏请朝廷：“一面速将已革道员胡光墉拿交刑部定拟治罪，一面将胡光墉家属押追着落，扫数完缴”。阎敬铭要治胡雪岩之罪，不是因为他认为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集资诈骗”，而是因为胡氏涉嫌侵占、贪污公款——早年胡曾出面帮左宗棠向银行借款，由此产生了一笔约“十万六千七百八十两银”的公关费，这笔开支早已向户部报销，但估计有一部分资金其实流入了胡雪岩私囊，现在阎敬铭要“扫数完缴”这笔旧账。
也就是说，如果胡雪岩没有侵占公款的行为，他不会因为经营吸储、放贷业务而被问罪。在胡雪岩将他的“阜康”字号钱庄、票号设遍大江南北的那个时代，并不存在什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之类的“罪名”。那时商人只要有本金，想经营钱庄票号，是相当自由的，甚至一度连向政府备案都不需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清政府对民间金融持一种放任自流的态度。当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政府颁发《银行通行则例》对金融业进行管理时，产生于明代嘉靖年间的钱庄已经存在了三百多年，作为放贷机构的印局与账局也有了一二百年的历史，山西商人创办的票号也已领了近百年风骚。
在这么长的“政府监管空白期”（其间朝廷也出台过一些简单章程，如规定倒闭的钱庄若能清偿欠数，“照例免罪”，但总体上政府对民间金融极少干涉，悉听其便），社会的金融秩序并没有出现严重的混乱，反倒是，当这些民间金融机构由于战乱等原因关门不营业了，整个市场秩序才发生了混乱。当时的官员也明白民间金融的重要性。咸丰年间，京城的印局非常活跃，所谓“印局”，就是主要向小商贩发放短期、高息贷款的钱铺，多由晋商投资、经营。这种情况引起了内阁大学士祁隽藻的注意，他向皇帝报告说，“窃闻京城内外，现有山西等省民人开设铺面，名曰印局。所有大小铺户及军民等，俱向其借用钱文。”对此，祁大学士提出了他的看法，“京师地方，五方杂处，商贾云集，各铺户籍资余利，买卖可以流通，军民偶有匮乏日用以资接济，是全赖印局的周转，实为不可少之事。”显然，祁隽藻不但没有藐视或敌视民间金融业的意思，而且肯定了民间金融业在满足商民需求上的积极作用。
即使到了光绪十年，由于胡雪岩的阜康字号倒闭，发生了“倒欠公私款项极多”的问题，朝廷下令整顿京城票号业，但也只是要求票号今后必须“申请承领部帖，方准汇兑绅民私款”，“如无部帖私自开设，即照私自开设钱铺论罪”。“部帖”相当于牌照。换成现在的说法，清政府准备实行票号备案制，并不是要取缔民间金融业。
宽松的金融经营空间，曾经造就山西票号一百多年的辉煌。胡雪岩从一名钱庄伙记，到通过开办票号而发迹，首先也应归功于当时的金融自由。然而，我们马上将发现，清代的民间金融虽有自由，虽无法律管制，却摆脱不了对权力的依赖，因为那是一个权力独大的时代。胡雪岩的阜康字号之所以发展迅猛，是因为他先后得到两位封疆大吏（王有龄与左宗棠）的庇护与眷顾，垄断了浙江的军饷汇兑。山西票号的业务，也是“向以政府军饷、丁银或官僚等私财为主，而一般小商平民之款，均鄙弃摈斥，不事接洽”。由于严重依赖于权力网络，山西票号“对于应酬官场极为注意”，“北京经理常出入于王公大臣之门，省会经理亦往来于督抚藩臬之署，招揽生意，各逞才能”。
山西票号的这一发展模式，实际上就是将自己的命运与权力捆绑在一起，当权力能够提供照顾时，票号当然抓到了优质的客户与资金，而当权力发生更替时，票号也就难免大受其累了。清末民初，山西票号由盛转衰，大面积倒闭，原因很复杂，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即是票号的“权力依赖”。民国学者陈其田先生在分析山西票号为什么没落时，特别提到，“太平的时候，因为（票号）借重官场的势力，可以追索债务。一遭变乱（辛亥革命，城头易帜），官场失势，欠款不易收回，因为无抵押，连局部的取偿，也不可得。”
商人将自己的命运跟权力捆绑在一起，也是胡雪岩商业王国一夜崩塌的隐秘原因。表面上看，阜康钱庄、票号的倒闭是由于发生了挤兑潮，不过按高阳《红顶商人胡雪岩》与曾仕强《胡雪岩的启示》的说法，这背后隐藏着权力斗争的刀光剑影：原来，李鸿章系为削弱左宗棠系的势力，决定搞倒作为左宗棠“后勤部长”的胡雪岩，阜康字号之所以出现挤兑，据说是李鸿章的亲信盛宣怀趁胡雪岩调度钱庄资金还贷之际，放出风声说胡雪岩做生意蚀了老本，阜康钱庄快倒闭了，从而引发了挤兑潮。
支持这种“小说家言”的史料并不足够，但“权力斗争说”很符合一个权力独大的社会的运行逻辑——权力，既可以将胡雪岩从一个钱庄伙记扶植成为富甲天下的巨商，也可以将胡雪岩从高高的云端一把拖下来。光绪十一年，胡雪岩最大的保护伞左宗棠去世了，这才有了阎敬铭奏请朝廷捉拿胡氏问罪之举。等到拿人、抄家的谕旨下发到杭州时，胡雪岩已在穷困潦倒中病故了。
一个权力独大的社会，即使存在着某种经济自由，也谈不上是足够好的社会。
光绪十一年（1885年），胡雪岩开设的钱庄、票号已全部倒闭，为清偿欠账卖光了家产，但户部尚书（相当于财政部长）阎敬铭还是奏请朝廷：“一面速将已革道员胡光墉拿交刑部定拟治罪，一面将胡光墉家属押追着落，扫数完缴”。阎敬铭要治胡雪岩之罪，不是因为他认为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集资诈骗”，而是因为胡氏涉嫌侵占、贪污公款——早年胡曾出面帮左宗棠向银行借款，由此产生了一笔约“十万六千七百八十两银”的公关费，这笔开支早已向户部报销，但估计有一部分资金其实流入了胡雪岩私囊，现在阎敬铭要“扫数完缴”这笔旧账。
也就是说，如果胡雪岩没有侵占公款的行为，他不会因为经营吸储、放贷业务而被问罪。在胡雪岩将他的“阜康”字号钱庄、票号设遍大江南北的那个时代，并不存在什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之类的“罪名”。那时商人只要有本金，想经营钱庄票号，是相当自由的，甚至一度连向政府备案都不需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清政府对民间金融持一种放任自流的态度。当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政府颁发《银行通行则例》对金融业进行管理时，产生于明代嘉靖年间的钱庄已经存在了三百多年，作为放贷机构的印局与账局也有了一二百年的历史，山西商人创办的票号也已领了近百年风骚。
在这么长的“政府监管空白期”（其间朝廷也出台过一些简单章程，如规定倒闭的钱庄若能清偿欠数，“照例免罪”，但总体上政府对民间金融极少干涉，悉听其便），社会的金融秩序并没有出现严重的混乱，反倒是，当这些民间金融机构由于战乱等原因关门不营业了，整个市场秩序才发生了混乱。当时的官员也明白民间金融的重要性。咸丰年间，京城的印局非常活跃，所谓“印局”，就是主要向小商贩发放短期、高息贷款的钱铺，多由晋商投资、经营。这种情况引起了内阁大学士祁隽藻的注意，他向皇帝报告说，“窃闻京城内外，现有山西等省民人开设铺面，名曰印局。所有大小铺户及军民等，俱向其借用钱文。”对此，祁大学士提出了他的看法，“京师地方，五方杂处，商贾云集，各铺户籍资余利，买卖可以流通，军民偶有匮乏日用以资接济，是全赖印局的周转，实为不可少之事。”显然，祁隽藻不但没有藐视或敌视民间金融业的意思，而且肯定了民间金融业在满足商民需求上的积极作用。
即使到了光绪十年，由于胡雪岩的阜康字号倒闭，发生了“倒欠公私款项极多”的问题，朝廷下令整顿京城票号业，但也只是要求票号今后必须“申请承领部帖，方准汇兑绅民私款”，“如无部帖私自开设，即照私自开设钱铺论罪”。“部帖”相当于牌照。换成现在的说法，清政府准备实行票号备案制，并不是要取缔民间金融业。
宽松的金融经营空间，曾经造就山西票号一百多年的辉煌。胡雪岩从一名钱庄伙记，到通过开办票号而发迹，首先也应归功于当时的金融自由。然而，我们马上将发现，清代的民间金融虽有自由，虽无法律管制，却摆脱不了对权力的依赖，因为那是一个权力独大的时代。胡雪岩的阜康字号之所以发展迅猛，是因为他先后得到两位封疆大吏（王有龄与左宗棠）的庇护与眷顾，垄断了浙江的军饷汇兑。山西票号的业务，也是“向以政府军饷、丁银或官僚等私财为主，而一般小商平民之款，均鄙弃摈斥，不事接洽”。由于严重依赖于权力网络，山西票号“对于应酬官场极为注意”，“北京经理常出入于王公大臣之门，省会经理亦往来于督抚藩臬之署，招揽生意，各逞才能”。
山西票号的这一发展模式，实际上就是将自己的命运与权力捆绑在一起，当权力能够提供照顾时，票号当然抓到了优质的客户与资金，而当权力发生更替时，票号也就难免大受其累了。清末民初，山西票号由盛转衰，大面积倒闭，原因很复杂，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即是票号的“权力依赖”。民国学者陈其田先生在分析山西票号为什么没落时，特别提到，“太平的时候，因为（票号）借重官场的势力，可以追索债务。一遭变乱（辛亥革命，城头易帜），官场失势，欠款不易收回，因为无抵押，连局部的取偿，也不可得。”
商人将自己的命运跟权力捆绑在一起，也是胡雪岩商业王国一夜崩塌的隐秘原因。表面上看，阜康钱庄、票号的倒闭是由于发生了挤兑潮，不过按高阳《红顶商人胡雪岩》与曾仕强《胡雪岩的启示》的说法，这背后隐藏着权力斗争的刀光剑影：原来，李鸿章系为削弱左宗棠系的势力，决定搞倒作为左宗棠“后勤部长”的胡雪岩，阜康字号之所以出现挤兑，据说是李鸿章的亲信盛宣怀趁胡雪岩调度钱庄资金还贷之际，放出风声说胡雪岩做生意蚀了老本，阜康钱庄快倒闭了，从而引发了挤兑潮。
支持这种“小说家言”的史料并不足够，但“权力斗争说”很符合一个权力独大的社会的运行逻辑——权力，既可以将胡雪岩从一个钱庄伙记扶植成为富甲天下的巨商，也可以将胡雪岩从高高的云端一把拖下来。光绪十一年，胡雪岩最大的保护伞左宗棠去世了，这才有了阎敬铭奏请朝廷捉拿胡氏问罪之举。等到拿人、抄家的谕旨下发到杭州时，胡雪岩已在穷困潦倒中病故了。
一个权力独大的社会，即使存在着某种经济自由，也谈不上是足够好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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