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代最具全球影响力的两个大国，中美关系转型的动因和影响均远远超出双边关系的逻辑和范畴，与当今世界的有关潮流和趋势密切相关。换句话说，中美关系转型既是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的产物，反过来又将直接影响当今时代的有关发展趋势.
中美关系的变化从一个重要视角反映了全球化的转型发展趋势。中美贸易不平衡并非新问题，如今这个问题从贸易摩擦转为贸易战，说明问题由量变发生了质变。质变的原因除中美双边因素外，还离不开逆全球化风潮这个国际大背景。逆全球化风潮是全球化中的一些突出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结果，最突出的问题是全球化加剧了社会分配不公平与国家间发展不平衡，全球化应有的普惠性没有得到应有体现，造成此轮全球化发展空间与可持续性日渐衰减，全球化的转型势在必行。当前逆全球化仍在升温，中美贸易战，美国同欧洲多国、加拿大、韩国、日本和印度等国之间的贸易摩擦，说明逆全球化风潮仍很强劲。此起彼伏的逆全球化风潮已经使国际社会形成了一定共识，即现在的问题已不是全球化要不要转型，而是如何转、朝什么方向转。这表明逆全球化风潮应对得当，也可以转化为全球化转型发展的强劲动力。美国“退群”并非要全面退出全球化，而是要通过另起炉灶，将其认为“不再公平”的全球化机制彻底边缘化，全面重塑全球化的规范和秩序，再造由美国和西方主导的全球化。
不过，全球化转型的方向之争已经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大国之间展开。美欧日等认为，中国所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破坏了现有全球化体系中的公平竞争。这是影响全球化命运、事关全球化转型方向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中美贸易争端中最尖锐、最敏感的问题之一，可见中美关系转型与全球化转型存在相当紧密的互动关系。如果新兴国家和西方国家，特别是中美之间能够就关键问题达成共识或妥协，则全球化转型有望顺利进行，中美经贸争端也有望缓解。否则，WTO等机制代表的现行全球一体化国际秩序几乎注定要走向边缘化，取而代之的将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一体化集团为一方，以新兴国家构建的合作机制为另一方，加上若干区域性合作机制的集团化和碎片化的国际秩序。
讨论中美关系转型，几乎不能不提所谓的“特朗普现象”，进而使人联想到当今西方流行的民粹主义思潮，因为特朗普当选被普遍认为是民粹主义兴起的产物。如何看待民粹主义的兴起？这种现象是暂时的还是长期的？对这些问题的解读，反过来对分析“特朗普现象”和认识中美关系变化与转型是有帮助的。
从当前形势特点和历史经验两方面看，民粹主义的兴起不是短暂的偶然现象，而是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革命在全球引发社会转型的产物，其深刻性在许多方面堪比甚至可能超过工业革命给各国社会转型带来的影响。民粹思潮近年来在西方社会更为活跃，但这并不意味着民粹主义是西方社会特有的局部现象，而只是反映新一轮科技革命对西方社会的冲击和影响要先于其他地区，当然西方的社会舆论环境也为民粹主义思潮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催化剂。
民粹主义思潮最典型的表现是民众对所谓社会精英的说教兴趣下降或不再信服。这并不是由于当今社会精英的认知与说服能力不如以往，而是由信息革命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在全球对经济发展方式、社会交往方式、国家和社会治理方式的影响和冲击日新月异且异常深刻，由此产生的问题与困惑层出不穷。对于其中一些问题，例如智能机器人是否会反过来控制人类，由于给出答案的条件尚不成熟，即便是社会精英或业内权威人士也很难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或预判。在一个科技革命推动的社会大变革时代，由于社会精英的认知跟不上形势变化，往往会形成社会权威失落期与民粹思潮高涨期。世界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曾经出现过类似状况。工业革命从英国到欧洲，再到北美和世界其他地区，将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带入工业文明时代，使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农业文明时代人们司空见惯的许多行业和职业消失或大幅萎缩，取而代之的是人们不曾见过的只属于工业文明的新兴行业与工种。这种变化经历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漫长过程，给社会生活带来巨大冲击、扭曲，给经历者心理和认知上造成过许多彷徨和茫然。
为解决社会转型带来的各种问题和矛盾，人们也经历了漫长艰辛的探索过程，对各种社会变革方案进行过尝试，这个过程伴随着许多痛苦和动荡，引发过惨烈的国内冲突甚至世界大战。然而，一旦人们逐渐认识和找到适应时代变化的正确途径和方式，社会转型最终带给人类世界的是进步。当今时代变革的深刻程度和持续历程在许多方面可能超过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有关研究预测，未来一二十年，随着人工智能等科技的发展，数十种行业如出租车司机、律师、证券市场传统职业等可能消失或大幅萎缩，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报告认为，至2030年，自动化将使许多行业中超过7300万个工作岗位消失。世界各国出现反映时代变革时期各种困惑的社会思潮与社会动荡，可以说是必然趋势。与19世纪和20世纪不同的是，信息时代社会精英权威降低、传统媒体对社会舆论引导力下降的同时，普通民众可以通过自媒体进行社会沟通，民粹思潮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显得更活跃，对社会舆论更具影响力。
从历史纵深视角考察新一轮科技革命引发的社会转型及其伴生的社会思潮变化可以发现，如同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并未导致福山的所谓“历史终结”一样，当前西方社会兴起的民粹思潮也并不意味着所谓“西方之乱”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在一个社会大变革时代，某种程度的社会动荡是常态。从历史发展规律看，变革给一个社会带来动荡的同时，更多还是机遇。一旦适应了时代带来的变化，社会就会进步，彷徨困惑引起的动荡就会逐渐平息。这种历史发展规律不仅适用于当前西方社会正在经历的变革，对分析科技革命对世界各国社会的影响也具有普遍意义。
西方社会在变革时期形成的社会躁动，通过所谓“特朗普现象”也折射到中美关系上，影响中美关系发展趋势。认识中美关系转型与科技革命推动的社会变革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有助于我们了解中美关系变化的必然趋势，也提醒我们警惕中美关系转型过程中蕴含的巨大风险。由工业革命推动兴起的社会变革，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世界掀起巨大动荡、冲突和两次世界大战。世界是否能够更加理性、平和地驾驭新一轮科技革命引发的全球性社会变革，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美两国对解决好这个问题尤其负有特殊责任和义务。当世界处于社会变革时期，中美两国之间理性处理业已展开的道路之争、制度之争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新的竞争环境中，以下几个对中国不利的因素作用可能会更加突出。
第一，中国在量和质两方面追赶美国被迟滞的可能性在增大。在中国经济持续面临下行压力和中美贸易战背景下，未来中国经济规模赶超美国的速度趋于放慢将不可避免，不可能延续前三十年的轨迹。在美国和西方全面加强控制对华科技输出背景下，中国经济在质量上追赶美国将面临更多困难。反观美国方面，多极化至多意味着美国的相对衰落，不会轻易使美国丧失第一强国地位。从近中期看，美国经济向好势头可望持续，就业率、股指、经济增长率都不同程度创新高，在发达经济体中表现优异，重新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发动机。美国债务压力虽有所上升，但里根政府时期的经验表明，只要经济基本面向好，加上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国债不会给美国发展造成大问题。民粹思潮虽有撕裂美国社会等副作用，但也有助于美国摆脱“历史终结论”带来的自满情绪与思想僵化，对推动美国社会变革、缓解美国经济和社会政策中的一些结构性问题有积极作用。此外，美能源独立后，在控制国际能源价格方面收放更加自如，一方面通过操纵中东地缘政治推高国际能源价格，另一方面美联储加息缩表，在全球吸金，给新兴经济体造成资金外流和输入性通胀等多重压力，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数新兴经济体面临更大经济下行压力。从中长期看，美国创新能力和综合国力未来二十年仍可望稳居世界第一。在上述背景下，美国与新兴经济体之间在经济增长速度上的差距趋于收窄。
第二，在多极世界的力量平衡游戏中，尽管中美在战略布局和运作策略上各有千秋，但美国占据地缘政治的天然优势。从历史经验看，世界近现代出现的所有均势联盟针对的都是欧亚大陆的霸权国家，而不是欧亚大陆以外的拥有海上霸权的国家。十七世纪的荷兰虽然在贸易、金融和海军力量等方面占据主导地位，但当时并没有形成一个针对荷兰的制衡联盟，却反而形成了一个针对路易十四统治的法国的制衡联盟，因为法国拥有当时欧洲最强大的陆军力量。18世纪末和19世纪末是英国综合国力臻于鼎盛时期，但并未出现一个针对英国的制衡联盟，反而先后形成了针对拿破仑帝国的反法联盟和针对十九世纪后半期德意志帝国的制衡联盟。 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无论从哪一个方面看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当时并没有形成一个针对美国的制衡联盟，反倒最终形成了一个针对苏联的制衡联盟。当今世界没有出现一个针对美国的制衡联盟并非一种特殊现象，未来是否会形成一个针对美国的制衡联盟有一定不确定性，但从上述历史经验看，可能性不太大。
第三，美国在全球有其主导的庞大同盟体系，而中国目前奉行的是结伴不结盟政策。如果要在力量平衡游戏中争取主动，相对而言前者更有优势。中国在这方面唯一能够平衡美国这种优势的因素就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国国内也不乏中俄结盟的呼吁。然而，尽管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最近十余年来在制衡美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中俄战略协作的作用也有其限度，不足以用来平衡美国的同盟体系。中俄双方有战略上相互借重的需要，但都没有结盟的需求。从地缘战略传统看，俄国同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海洋国家在根本战略利益上往往有着相当程度的一致性。作为一个位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大陆强国，俄国同那些占主导地位的海洋国家(以前是英国、后来是美国)不论政治上有什么差异与摩擦，在地缘战略利益上与后者往往相当接近，核心就是防止一个位于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强国主导欧亚大陆上的国际秩序。我们无须怀疑中俄战略协作的重要性与可持续性，但对于被近现代历史一再验证有效的历史经验教训，任何一个欧亚大陆国家在同俄罗斯交往时都应该牢记。
美国因素是中国崛起与民族复兴绕不开的最后一道坎。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变化，中美关系的深刻转型，事关中国外部环境全局，要增强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客观评估中美关系对形势的影响。如何妥善驾驭中美关系面临的风险和挑战，稳定中美关系大局，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面临的最大考验。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与中美关系转型既是这一历史大背景的产物，也是这种历史大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美关系与世界形势之间的内在关联，给人们带来一些重要的启示。中美关系的转型和变化反映了世界发展趋势和历史潮流，具有必然性。不论我们乐见还是担心中美关系正在发生的变化，都必须坦然面对，并用积极态度应对可能出现的机遇和挑战，推动中美关系转型朝着健康方向发展。
中美关系转型中的三大风险及其反映的世界发展潮流，集中反映了中美关系正在发生本质性变化，即中美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核心问题已不再是双方在市场、资源等方面的利益平衡问题，而是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发展方向。这是一个重大变化。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发展史表明，在既定的国家体系中，大国之间的竞争在所难免，但冲突通常是可以避免的。然而，“过去300年间大多数大国战争都是由一个崛起大国渴望改变国际政治的规范和制度而引起的”， 这一历史经验的现实意义在于，当中美在国际秩序问题上将对方互相视为对手的时候，如何在强化竞争的同时避免冲突就成为一个更加复杂和紧迫的问题。换句话说，如果中美不能在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上达成某种共识或妥协，从历史经验来看中美避免冲突将变得越来越困难。这也是中美战略界对两国关系未来的消极和悲观情绪上升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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