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严峻环境下， 整个中国都处在焦虑与恐慌之中。焦虑，只是感受到了压力，感觉力有不逮，但整体尚可掌控，仍可作为。恐慌则不然，恐慌是根本无能为力，要么徒劳挣扎，静候时运的摆布，要么逃亡。
这种绝望的窒息感，很多人会想当然归结为外部，也就是美国人贸易战的逼压，但事实上，不是的。十年前我们对出口的依存度接近70%，但去年这个数据已经降到了10%。去年我们的GDP总量是82万亿，出口贡献8万亿，10%不到。
根本原因，是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几乎都是指向民企。环保、税收、社保、抽贷······，狼奔豕突，近乎一场定向围猎。
前不久，一个60多岁的老企业家一边和我沟通，一边垂泪。他说经商这么多年，经历过无数沟沟坎坎，这是第一次感受到死亡离自己的企业如此之近：他似乎突然之间成了一个被通缉的逃犯，税务、环保、工商、城管、甚至街道，哪里都在找他的茬。为了活命，他企业的负债率已被迫抬高到了自己在梦中都被吓醒的程度，企业如同在钢丝上，一个市场恶意做空，一个银行抽贷，公司就可能随时崩塌。关键这种日子根本看不到头，他预感自己一辈子的心血和财富，可能化为乌有。
问原因，不外乎两个：一个，前面多年，自上而下都在放杠杆，不放杆杆，你就等着被淘汰。为了放杠杆，他的股权质押了很多，后来股市一跌，不仅得追加质押，而且质押率也迅速降低。二个，现在去杠杆，各种抽紧，税收、环保、社保、抽贷······，源源不断，互相补刀。国企有免死金牌，不受影响也不会在意这些，但作为民企，没一刀躲得过，而且越艰难，反而越要借债——作为弱者，除非一心就死，否则大概率会压上更大的赌注，一辈子的心血，总希望苦苦扛着，期待能熬过去，哪怕要借高利贷，哪怕从此没有归路。
谁又想束手就死呢？问题的可怕之处在于，在民企，这绝非个案，而是普遍现象：只是为了活下去，在市场利率持续走高的背景下，中国民企的整体负债率在过去18个月里竟反而越来越高，斜率也越来越陡峭，与国企的整体去杠杆天壤之别。
与此对应的是，过去三年，民企的财务费用支出也如影随形，大幅上扬。
这意味着，民企作为一个整体，为了不被脚下的滔滔洪水冲走，他们选择了自己把脖子伸进水面上的绞索——都是死，但绞索的死，或许能缓那么一丁点。这也意味着，无论我们嘴上在说什么，但我们多年任性发钞、上杠杆狂欢的买单者，事实上锚定了民企。
这并不令人吃惊。过去三年中，各地方政府在经济层面主要做了两件事：
1、一是通过所谓的供给侧改革，将企业利润在不同体制的企业之间调配；
2、二是通过棚改，将债务杠杆在居民部门和非居民部门之间调配。
前者化解了大批煤钢国企过剩的死局，排掉了十几万亿信贷和几百万产业工人的地雷；后者将天量的三四线地产堰塞湖灌给了欢天喜地的扛鼎老乡，拯救了银行和地产商。
这是两项教科书级别的操作，如果不考虑对契约、产权、效率等市场经济桩基的长远腐蚀，其意义并不亚于一场中型对外战争的胜利。
但，生之绚烂的背面，是死之残酷。在这块土地上，任何改革的收益或者成本，从来都不是均匀分布在每个人头上的，“肉烂在锅里”其实也是分红锅、白锅的。“供给侧”也好，“棚改”也罢，再美丽的辞藻，再复杂的舆论，也逃避不了一个本质：取与舍、保与压，都有明显的倾向性。政府对强势国企的补贴和保护，造成的产能过剩，市场竞争机制的扭曲，是经济最大的硬伤之一，且已经把一众民企逼到了一个不投靠、不被收编，几乎就活不下去的境地。
如果把时间聚焦到更近的2018年前7个月，这种“国进民退”的速度，在数据上体现得更为惊人。从官方公布的2018年收入及同比增速，看起来都不坏：无论民企还是国企，增速都还不错，形势一片大好。但统计局明显犯了个错误：忘了把去年的同期数据隐藏起来。如果稍微费点功夫，把同样是统计局公布的2017年同期数据找出来，再算同比，你会发现，除了国字号企业的营收是增长的，其他企业的营收其实全部是负增长。
正常的营商竞争与优胜劣汰，已完全无法解释这种国企、民企之间极端诡异的两极化。询问了一下统计局的朋友，解释说是调整了统计口径，去年同期还活着，但今年已死去的民企，直接从统计的分母中拿掉了。
这无疑是一个比民企经营举步维艰更令人悲哀的消息。我手头并没有权威的过去12个月民企倒闭家数的数据，但从利润增速做简单的初等数学倒推，就能大致算出，要死掉多少，才可能让这个群体的利润同比负增长超过50%？
数字冰冷，但数字说实话。
今年以来，不断有人高调宣扬消灭私营经济，最近还有人一本正经提示《中国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应逐渐离场》，很多朋友拿着这篇文章，忧心忡忡问我怎么办，其中尤以民营上市公司老板为多。尽管我一再安慰他们，从文章看，这就是一篇精神错乱的文革大字报，与严肃的研究根本不沾边。历史不可能开倒车，这个作者大概率也是和另一个周小平一样，不学无术，腹内草莽的哗众取宠之辈，根本无需在意。
但仍有诸多人追问：如果他不是哗众取宠，而是官方代言，言人所不能言呢？
这时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一篇胡诌的文章，能让众企业家吓得战战兢兢，惊弓之鸟一样随时准备拔腿开溜，那这个经济生态已恶化到什么程度了啊？
尽管有官媒随后澄清，但民企隔三差五就被拉出来敲打的现实会让诸多人高度惊恐和警惕。事实上，所有人都明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种杀气腾腾、令人胆寒的离场论、消灭论能堂而皇之登台，并引发全社会的震动与惶恐，绝非偶然。
但，问题在于，民企占到了中国企业总量的90%以上。
如果在一块土地上，90%以上的企业，都只是随时可能被放逐的流浪者，那么，谁才是主人？我们又指望谁在危难时期挺身而出，共度时艰？
我已很久、很久不做深度研究文章了。一是现实与预期越来越大落差的沮丧，二则因为已完全无需研究。常识和公理，需要研究吗？
本来有桥，需要去下河摸石头吗？民企才是社会财富创造的核心与主力，这需要争论吗？人类财富创造上，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这需要争论吗？制度比人要靠谱，这需要争论吗？权利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这需要争论吗？
如果单纯只以所有制来分主客，国企完胜。但，如果我们以为社会整体做的贡献为维度，我们得出的结论则相反。
中国国企占有了超过70%的资源，创造了不到30%的GDP。而改革四十年，民营经济贡献了中国至少50%的GDP，60%的税收，70%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就业。哪怕是在定向收紧的供给侧改革高峰年2017年，民营工业企业也以19.6%的整体净资产收益率，完胜国有工业企业还不到10%的净资产收益率。如果民企随时可能被清算，全社会的整体得失，还会有第二种结果吗？
往事并不如烟。
1956年全面公私合营后，绝非偶然地，自此之后中国经济一路下行，到1978年中国GDP仅占全球的1.8%，国民经济几近崩溃：
如果驱私济公有效，我们的经济在1978年何至于几近崩溃？
“韭菜没了，直接砍树”——民间智慧把民企当下的困境概括为砍树，有戏谑夸大之嫌，但说实话，这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树砍了，根还在，旱季过去，终会复萌，一个春秋的轮回而已。
最可怕的是，这种针对民企的、更接近存量财富分配的折腾，一而再、再而三地往复重演，会让同一块土地上的“身份”鸿沟越来越刺眼与对立，让家国信仰、民族荣誉、经济信心这些植根人心内里、并捆绑整个民族一起前进的动力慢慢枯萎凋零。这种凋零，会直接打断社会财富创造的核心链条，且绝非一两个春秋的轮回能恢复的，而会是至少三十年、一代人的时间。
我们有几个三十年可以挥霍？
1956年中国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即公私合营）全部完成。
茅台酒在清末就已年产170余吨，公私合营后各种折腾，它的下一个辉煌期，要一直延至新世纪股份制改造后，中间隔了近一百年。
回溯过往70年的经济史，我们或许不得不承认，所有制“身份”的僵硬划分与区别对待，硬币的正面是我们的执政基础，硬币的反面，或许恰是我们这个社会资源循环碰撞、摩擦、消耗，社会财富轮回创造、毁灭的一个大坎。
但，事实上，我们所有人上路的初衷，一定是这个民族的财富自由与精神自由，而不是任何其他形而上的中间目标。但凡在这个国家之内遵纪守法、勤恳耕耘的企业，就都是平等的，就都应该给予尊崇、赞赏与荣耀。这个很难吗？
草原是个互相支援的生态。草挖了，树砍了，根也死了，平原除了沙化，还有其他的路吗？
楼兰曾一度水草丰茂，国富民强。但如今，那块土地唯剩死一样的沉寂，以及躺在博物馆成为干尸的楼兰姑娘。
我们这个民族的方向，大多时候都是“上面”说了算，但这丝毫没有阻碍一群卑微且衣衫褴褛的布衣之怒，“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他们以慨然的家国情怀，用自己微弱的荧光，以一种螳臂当车式的悲壮，站立成大众前行路上的路标。从风萧萧兮的荆轲，到我自横刀的谭嗣同，跨越两个千年，络绎不绝于道······
我发自肺腑希望自己的国家蒸蒸日上，也发自内心地鄙视和厌恶历史上任何以一己之私绑架民族福祉，误导家国走向的人。而这，恰恰会成为痛苦之源。因为事实上，你能看到的经常是一轮一轮毫无新意的轮回，少数人的欢快，多数人的悲苦，而你却无能为力，徒唤奈何。
这种绝望的窒息感，很多人会想当然归结为外部，也就是美国人贸易战的逼压，但事实上，不是的。十年前我们对出口的依存度接近70%，但去年这个数据已经降到了10%。去年我们的GDP总量是82万亿，出口贡献8万亿，10%不到。
根本原因，是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几乎都是指向民企。环保、税收、社保、抽贷······，狼奔豕突，近乎一场定向围猎。
前不久，一个60多岁的老企业家一边和我沟通，一边垂泪。他说经商这么多年，经历过无数沟沟坎坎，这是第一次感受到死亡离自己的企业如此之近：他似乎突然之间成了一个被通缉的逃犯，税务、环保、工商、城管、甚至街道，哪里都在找他的茬。为了活命，他企业的负债率已被迫抬高到了自己在梦中都被吓醒的程度，企业如同在钢丝上，一个市场恶意做空，一个银行抽贷，公司就可能随时崩塌。关键这种日子根本看不到头，他预感自己一辈子的心血和财富，可能化为乌有。
问原因，不外乎两个：一个，前面多年，自上而下都在放杠杆，不放杆杆，你就等着被淘汰。为了放杠杆，他的股权质押了很多，后来股市一跌，不仅得追加质押，而且质押率也迅速降低。二个，现在去杠杆，各种抽紧，税收、环保、社保、抽贷······，源源不断，互相补刀。国企有免死金牌，不受影响也不会在意这些，但作为民企，没一刀躲得过，而且越艰难，反而越要借债——作为弱者，除非一心就死，否则大概率会压上更大的赌注，一辈子的心血，总希望苦苦扛着，期待能熬过去，哪怕要借高利贷，哪怕从此没有归路。
谁又想束手就死呢？问题的可怕之处在于，在民企，这绝非个案，而是普遍现象：只是为了活下去，在市场利率持续走高的背景下，中国民企的整体负债率在过去18个月里竟反而越来越高，斜率也越来越陡峭，与国企的整体去杠杆天壤之别。
与此对应的是，过去三年，民企的财务费用支出也如影随形，大幅上扬。
这意味着，民企作为一个整体，为了不被脚下的滔滔洪水冲走，他们选择了自己把脖子伸进水面上的绞索——都是死，但绞索的死，或许能缓那么一丁点。这也意味着，无论我们嘴上在说什么，但我们多年任性发钞、上杠杆狂欢的买单者，事实上锚定了民企。
这并不令人吃惊。过去三年中，各地方政府在经济层面主要做了两件事：
1、一是通过所谓的供给侧改革，将企业利润在不同体制的企业之间调配；
2、二是通过棚改，将债务杠杆在居民部门和非居民部门之间调配。
前者化解了大批煤钢国企过剩的死局，排掉了十几万亿信贷和几百万产业工人的地雷；后者将天量的三四线地产堰塞湖灌给了欢天喜地的扛鼎老乡，拯救了银行和地产商。
这是两项教科书级别的操作，如果不考虑对契约、产权、效率等市场经济桩基的长远腐蚀，其意义并不亚于一场中型对外战争的胜利。
但，生之绚烂的背面，是死之残酷。在这块土地上，任何改革的收益或者成本，从来都不是均匀分布在每个人头上的，“肉烂在锅里”其实也是分红锅、白锅的。“供给侧”也好，“棚改”也罢，再美丽的辞藻，再复杂的舆论，也逃避不了一个本质：取与舍、保与压，都有明显的倾向性。政府对强势国企的补贴和保护，造成的产能过剩，市场竞争机制的扭曲，是经济最大的硬伤之一，且已经把一众民企逼到了一个不投靠、不被收编，几乎就活不下去的境地。
如果把时间聚焦到更近的2018年前7个月，这种“国进民退”的速度，在数据上体现得更为惊人。从官方公布的2018年收入及同比增速，看起来都不坏：无论民企还是国企，增速都还不错，形势一片大好。但统计局明显犯了个错误：忘了把去年的同期数据隐藏起来。如果稍微费点功夫，把同样是统计局公布的2017年同期数据找出来，再算同比，你会发现，除了国字号企业的营收是增长的，其他企业的营收其实全部是负增长。
正常的营商竞争与优胜劣汰，已完全无法解释这种国企、民企之间极端诡异的两极化。询问了一下统计局的朋友，解释说是调整了统计口径，去年同期还活着，但今年已死去的民企，直接从统计的分母中拿掉了。
这无疑是一个比民企经营举步维艰更令人悲哀的消息。我手头并没有权威的过去12个月民企倒闭家数的数据，但从利润增速做简单的初等数学倒推，就能大致算出，要死掉多少，才可能让这个群体的利润同比负增长超过50%？
数字冰冷，但数字说实话。
今年以来，不断有人高调宣扬消灭私营经济，最近还有人一本正经提示《中国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应逐渐离场》，很多朋友拿着这篇文章，忧心忡忡问我怎么办，其中尤以民营上市公司老板为多。尽管我一再安慰他们，从文章看，这就是一篇精神错乱的文革大字报，与严肃的研究根本不沾边。历史不可能开倒车，这个作者大概率也是和另一个周小平一样，不学无术，腹内草莽的哗众取宠之辈，根本无需在意。
但仍有诸多人追问：如果他不是哗众取宠，而是官方代言，言人所不能言呢？
这时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一篇胡诌的文章，能让众企业家吓得战战兢兢，惊弓之鸟一样随时准备拔腿开溜，那这个经济生态已恶化到什么程度了啊？
尽管有官媒随后澄清，但民企隔三差五就被拉出来敲打的现实会让诸多人高度惊恐和警惕。事实上，所有人都明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种杀气腾腾、令人胆寒的离场论、消灭论能堂而皇之登台，并引发全社会的震动与惶恐，绝非偶然。
但，问题在于，民企占到了中国企业总量的90%以上。
如果在一块土地上，90%以上的企业，都只是随时可能被放逐的流浪者，那么，谁才是主人？我们又指望谁在危难时期挺身而出，共度时艰？
我已很久、很久不做深度研究文章了。一是现实与预期越来越大落差的沮丧，二则因为已完全无需研究。常识和公理，需要研究吗？
本来有桥，需要去下河摸石头吗？民企才是社会财富创造的核心与主力，这需要争论吗？人类财富创造上，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这需要争论吗？制度比人要靠谱，这需要争论吗？权利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这需要争论吗？
如果单纯只以所有制来分主客，国企完胜。但，如果我们以为社会整体做的贡献为维度，我们得出的结论则相反。
中国国企占有了超过70%的资源，创造了不到30%的GDP。而改革四十年，民营经济贡献了中国至少50%的GDP，60%的税收，70%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就业。哪怕是在定向收紧的供给侧改革高峰年2017年，民营工业企业也以19.6%的整体净资产收益率，完胜国有工业企业还不到10%的净资产收益率。如果民企随时可能被清算，全社会的整体得失，还会有第二种结果吗？
往事并不如烟。
1956年全面公私合营后，绝非偶然地，自此之后中国经济一路下行，到1978年中国GDP仅占全球的1.8%，国民经济几近崩溃：
如果驱私济公有效，我们的经济在1978年何至于几近崩溃？
“韭菜没了，直接砍树”——民间智慧把民企当下的困境概括为砍树，有戏谑夸大之嫌，但说实话，这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树砍了，根还在，旱季过去，终会复萌，一个春秋的轮回而已。
最可怕的是，这种针对民企的、更接近存量财富分配的折腾，一而再、再而三地往复重演，会让同一块土地上的“身份”鸿沟越来越刺眼与对立，让家国信仰、民族荣誉、经济信心这些植根人心内里、并捆绑整个民族一起前进的动力慢慢枯萎凋零。这种凋零，会直接打断社会财富创造的核心链条，且绝非一两个春秋的轮回能恢复的，而会是至少三十年、一代人的时间。
我们有几个三十年可以挥霍？
1956年中国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即公私合营）全部完成。
茅台酒在清末就已年产170余吨，公私合营后各种折腾，它的下一个辉煌期，要一直延至新世纪股份制改造后，中间隔了近一百年。
回溯过往70年的经济史，我们或许不得不承认，所有制“身份”的僵硬划分与区别对待，硬币的正面是我们的执政基础，硬币的反面，或许恰是我们这个社会资源循环碰撞、摩擦、消耗，社会财富轮回创造、毁灭的一个大坎。
但，事实上，我们所有人上路的初衷，一定是这个民族的财富自由与精神自由，而不是任何其他形而上的中间目标。但凡在这个国家之内遵纪守法、勤恳耕耘的企业，就都是平等的，就都应该给予尊崇、赞赏与荣耀。这个很难吗？
草原是个互相支援的生态。草挖了，树砍了，根也死了，平原除了沙化，还有其他的路吗？
楼兰曾一度水草丰茂，国富民强。但如今，那块土地唯剩死一样的沉寂，以及躺在博物馆成为干尸的楼兰姑娘。
我们这个民族的方向，大多时候都是“上面”说了算，但这丝毫没有阻碍一群卑微且衣衫褴褛的布衣之怒，“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他们以慨然的家国情怀，用自己微弱的荧光，以一种螳臂当车式的悲壮，站立成大众前行路上的路标。从风萧萧兮的荆轲，到我自横刀的谭嗣同，跨越两个千年，络绎不绝于道······
我发自肺腑希望自己的国家蒸蒸日上，也发自内心地鄙视和厌恶历史上任何以一己之私绑架民族福祉，误导家国走向的人。而这，恰恰会成为痛苦之源。因为事实上，你能看到的经常是一轮一轮毫无新意的轮回，少数人的欢快，多数人的悲苦，而你却无能为力，徒唤奈何。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