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天真地认为，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维新人士把注压在了一个没有任何实权的傀儡皇帝身上，要是维新派与慈禧合作，就能成功。然后就是一番意淫，如果当时维新人士与慈禧合作变法，中国该有多强大。。。。我只能说，有这样的想法，其历史知识基本等于零了，其历史逻辑基本就是混乱了，其分析历史全靠"过家家"的思维模式。
一个运动的成功与失败，具有偶然性和必然性，而且这偶然性与必然性也是息息相关。就好比说，一个人想成功，必然是积攒了多年的奋斗基础，而一旦遇到好的机遇，改变人生就是水到渠成。这便是偶然性与必然性。那么，对于120年前的那场戊戌变法，我们该如何分析其成败呢？
维新变法的主要领袖都是什么人？
戊戌变法本质上是一场维新派与革命党联合发起的向满清旧贵族争夺统治权的斗争，由于变法所参与的人还涉及洋务运动人物乃至于满洲贵族，其复杂性实际上非常大。对于维新派和参与变法的革命党来说其政治诉求的最低限度是君主立宪，而且是英式立宪而非日式的假立宪，而最终理想是颠覆满清，破除部族专制，实现"大同"，即在光复汉族政权的前提下，进行宪政改革。而满洲贵族的期望值则在于通过变法疏通汉满矛盾，打开政治闭塞，但前提是加强和巩固满洲贵族的统治权。早在变法之前，参与变法的主要成员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容闳等人就或暗或明地表露出了反清情绪。变法的所有参与者各怀其心，其中就有郑孝胥等与维新派反清相抵触，极力维护清廷统治权的人物。而戊戌六君子则并不是一个团队，而是相互之间政治上互不认同，工作上互不支持，甚至私下拆台的各派人士，他们能同年同月同日死仅仅是在于有一个共同的活动，那就是是变法。那么，变法中的主要人物们都是什么人?为了理清戊戌变法的来龙去脉，这个是关键。
人物都是从历史塑造出来了。从1840到1895，半个多世纪的折腾与改革，几乎全部都败北，第一次鸦片战争没有打醒大清的梦魇，随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法战争，日本侵台事件，八国联军侵清战争，以及太平天国运动、同治回乱等一次次加深危机。而在这一次次的危机中，尤其是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汉族地方团练崛起，汉族逐渐剥蚀满族在整个帝国的统治基础，一直到19世纪最后几年，汉族几乎已经掌握了地方统治权，并且与满清中央暗地里分庭抗礼。此时的满洲政权的触角大体已经收缩到了京城周围东三省等地，尤其是在汉地十八省，完全依靠汉族自己统治。满清对此已有察觉和夺权行动，但是无济于事，还必须依靠汉族封疆大吏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等人维持大局。但是，太平天国运动以及回乱、阿古柏之乱以及满族的夺权行为，已经对汉族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即使是汉族官僚也无法回避敏感的民族主义问题。再加上汉族一直绵延不断的洪门会党地下行动，不得不对清末的汉族士大夫和民间知识分子产生影响。从大环境来说，参与变法的人，几乎都深谙满汉畛域的现实，而表现出形形色色的政治倾向。
容闳、唐才常与谭嗣同的革命路线图
维新人士容闳作为中国最早的留学生，学识渊博，并且通达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历史课本会告诉我们容闳参与了洋务运动，请求外派幼童留学，支持维新变法，但是历史课本却没告诉你，这么一个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人物，曾两次拜访天平天国，曾提出七条新政方案，表示愿为太平天国效劳，后来因为其建议战争和诸多羁绊未能在南京付诸实施，转而在洋务运动的队伍中寻求发展，但是对洋务运动只关乎皮毛的改革表示失望。在清日甲午战争失败后，从1896—1898年间，容闳通过各种渠道向清政府提出种种兴国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设立国家银行、修筑全国铁路两大建议，但最后却因官场腐败内斗被朝廷否决。但之后依然支持戊戌变法。失败后出逃，与唐才常组建自立会和自立军，密谋颠覆清廷。唐才常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自小接受传统教育。 甲午战后，民族危机深重，他以救中国为事，专力研究各国政治外交情事，参与维新活动。戊戌变法失败，他发愤"树大节，倡大难，行大改革"。1894年肄业于两湖书院。中日甲午战争后，积极主张变法维新。光绪二十三年（1897）与谭嗣同在浏阳兴办算学馆，提倡新学，在长沙办时务学堂，编辑《湘学报》。次年又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7年初，唐才常从武昌返回湖南，全力投身维新运动。戊戌政变前夕，唐才常受光绪皇帝之诏，赴京参与变法运动。行至汉口时，戊戌政变已发生，他返湖南，接着去上海，继而周游香港、新加坡、日本等地，进行联系侨胞、结识同志的工作，维新失败后逃往日本，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接触。后与兴中会毕永年合作，准备联络长江沿岸会党起事。1899年冬，唐才常回到上海，组织"正气会"（不久改名"自立会"）。1900年七月上旬在上海英租界愚园召开"中国国会"，宣布"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决定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由于对光绪同情，"请光绪帝复辟"。后发动起义，失败牺牲。
与唐才常交往甚密的谭嗣同，则是不折不扣的革命党人，其浓烈的排满思想，也由来已久。谭嗣同10岁时，拜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为师。在欧阳中鹄的影响下，他对王夫之的思想发生了兴趣，受到了爱国主义的启蒙。他读书务求广博，好讲经世济民的学问，文章写得很有才华。他对传统的时文八股非常反感，在课本上写下"岂有此理"几个字。他仰慕那些锄强济弱的草莽英雄，曾和当时北京的一个"义侠"大刀王五结交，二人成为生死不渝的挚友。欧阳中鹄之孙欧阳予倩后来披露："在他的著作中，他对清政府不满的议论颇显明，他给我祖父的信里却公然说满人视中国为傥来之物，无所爱惜。……他对于利用光绪行新政，不过认为是一时的手段。还有一事为证，就是他曾经秘密把《大义觉迷录》、《铁函心史》（反清复明禁书）一类的书介绍给我父亲读。"戊戌前，康党在湖南鼓吹革命，曾秘密内定谭氏为新政权的"伯里玺天德"（President，总统）。谭嗣同《仁学》一书，对清王朝可谓充满了切齿痛恨。
政治伦理层面，谭嗣同否认清王朝的统治具有合法性："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国与民已分为二，吾不知除民之外，国果何有？"君主既以天下为其私产，视民众为犬马粪土草芥，则民众不必、也不会爱君主之国，"民既摈斥于国外，又安得小有爱国之忱。何也？于我无与也。"
历史层面，谭氏直斥清王朝建国纯依赖血腥暴力："成吉思汗之乱也，西国犹能言之，忽必烈之虐也，郑所南《心史》纪之。有茹痛数百年不敢言不敢纪者，不愈益悲乎！《明季稗史》中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当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蕹发之令，所至屠杀虏掠，莫不如是。……其残暴为何如矣！"
现实层面，谭氏认为，满清乃是历代王朝之中，残害民众最为暴烈者："其土则秽壤也，其人则羶种也，其心则禽心也，其俗则毳俗也，一旦逞其凶残淫杀之威，以攫取中原之子女玉帛，……马足蹴中原，中原墟矣，锋刃拟华人，华人靡矣。……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制其心思；绝其利源，窘其生计，塞蔽其智术。繁拜跪之仪，以挫其气节，而士大夫之才窘矣；立著书之禁，以缄其口说，而文字之祸烈矣……十八省之华人，宛转于刀砧之下，瑟缩于贩贾之手。"
至于爱新觉罗皇室，在谭氏眼中，乃是"客帝"甚至"贱类"："素不识孔教之奇渥温、爱新觉罗诸贱类异种，亦得凭陵乎蛮野凶杀之性气以窃中国。及既窃之，即以所从窃之法还制其主人，亦得从容腼颜，挟持素所不识之孔教，以压制素所不知之中国矣，而中国犹奉之如天，而不知其罪。"
中兴清廷的曾国藩、左宗棠等湘籍名臣，亦被同为湘人的谭嗣同责备"负天下之大罪"，腆颜效命异族，"不以为罪，反以为功"。
基于上述切齿痛恨，谭氏在书中呼吁国人，不要将自己和满清统治者归为同胞，"吾愿华人，勿复梦梦谬引以为同类也。"谭嗣同成为激烈的"排满"先锋，与甲午之战清廷惨败于日本有极大关系。唐才常则谓谭嗣同"虽役其身于清廷从事维新，而其心实未尝须臾忘革命。"谭氏临行，与唐才常作别，口占一绝，内有"三户亡秦缘敌忾，功成犁扫两昆仑"之语，其颠覆清廷的用心隐约可见。康党"围园杀后"之谋难产，反清志士毕永年计划远走日本。在给毕永年的诀别信中，谭氏写道：自己决心静待"引颈"而死，但仍希望毕氏能在海外为汉人觅得一块存种之地（"此行足为贵种觅一遗种之处乎？"）。可见谭氏至死，仍坚持排满立场。
康有为、梁启超的"保中国不保大清"
康有为与梁启超的革命倾向亦非常明显，虽然二人鼓吹立宪，但是骨子里并不完全认同满清统治的合法性，尤其是梁启超，在革命与改革之间摇摆几十年，非常时期，甚至极力排满以促成宪政。如康门弟子何树龄曾致信康，"注意大同国，勿注意大浊国……大浊国必将大乱，为人瓜分，独夫之家产何足惜！"⑤所谓"大浊国"，显然是"大清国"的隐笔。梁启超亦自承，当日康党主持湖南时务学堂，"吾侪方醉心民权革命论，（师生）日夕以此相鼓吹"。其实戊戌前，康党在湖南运作"腹地自立"，倡言"保中国不保大清"。戊戌年，康有为入京，摇身一变成为"维新派"旗手。1897年，康党利用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的关系，集体进入湖南，秘密筹划"湖南腹地自立"，设立了时务学堂及南学会等新政机构。所谓"湖南腹地自立"，按梁启超向湖南巡抚陈宝箴所做解释，乃是"独立自任"，效防王莽末年窦融经营河西而佐复汉室、清初郑成功守台湾而存明正朔之榜样，使湖南成为腹地自立之省。
梁启超以窦融、郑成功二例游说陈宝箴，颇具深意——窦融之河西政权相对于刘秀之东汉，郑成功之台湾政权相对于爱新觉罗之满清，均拥有高度的独立性；二者俱不听命于"中央政权"，但"中央政权"亦未公开宣布其为叛逆。
梁启超游说陈宝箴之语，其实有所保留。康党的"湖南腹地自立"计划走得更远。戊戌政变后，在南海康有为家中抄获了一份梁启超1897年写给康有为的书信。梁在书信中说："谭服（复）生才识明达，破例绝伦，所见未有其比，惜佞西学太甚，伯里玺之选也。""谭服生"，即谭嗣同；"伯里玺"，President之音译（晚清常译为"伯里玺天德"）。显然，康党有在湖南脱离清廷另立新政权的计划。梁启超在其《戊戌政变记》内，也曾承认：康党在湖南期间先后成立的包括南学会、新政局在内的若干机构，在维新的公开面目之外，另有深意。梁说："南学会实隐寓众议院之规模，课吏堂实隐寓贵族院之规模；新政局实隐寓中央政府之规模。"
康党在湖南活动期间，以"保中国不保大清"为行动指导。梁启超自承，当日康党主持湖南时务学堂，确实曾在学生当中大力鼓吹革命："吾侪方醉心民权革命论，（师生）日夕以此相鼓吹"，"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其论学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抨击无完肤。时学生皆住舍，不与外通，堂内空气日日激变，外间莫或知之。及年假，诸生归省，出札记示亲友，全湘大哗"。康门弟子何树龄与康有为通信，内中亦有"注意大同国，勿注意大浊国……大浊国必将大乱，为人瓜分，独夫之家产何足惜！"等语。所谓"大浊国"，即"大清国"的隐笔。监察御史文悌在戊戌年弹劾康有为，曾特别点出康党将忠君与爱国割裂为两件事情，置大清国于不顾。戊戌政变后，清廷宣布康党罪状，其中一条正是"又闻该党建立保国会，保中国不保大清，殊堪发指"。
以种族革命为时务学堂的主要教学内容，是在来湖南之前，梁启超与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商量好了的决定。梁的教学批语，对清廷的仇视极为明显。试举两例：1、"臣也者，与君同办民事者也。如开一铺子，君则其铺之总管，臣则其铺之掌柜等也。有何不可以去国之义。"2、"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故知此杀戮世界非急以公法维之，人类几乎息矣。"
前者鼓吹君主可以依民意更换，后者痛斥清廷开国无道，执政缺乏合法性。
除在课堂上向学生灌输反清革命的思想之外，谭嗣同还曾与梁启超、唐才常等人私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反清书籍，并添加批点案语，广为散播，且利用《湘报》公然为《明夷待访录》等书作广告。此可见康党活动之激进。
所谓戊戌六君子被杀真相
所谓"戊戌六君子"，系指在戊戌年被慈禧勒令杀害的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等六人。此六人均与当年之维新运动有关，其中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四人乃光绪皇帝戊戌年新任命之军机章京；杨深秀乃山东道监察御史；康广仁乃康有为之胞弟。但六人对维新变法所持态度并不一致。六君子"当日被当作"康党"而被杀；后世亦长期将其归入"康党"。但事实绝非如此。"六君子"中，杨锐、刘光第二人对康党甚为厌恶，其微信思想多有批判，甚至斥为谬妄，康广仁、林旭二人亦曾努力撇清与康党的关系，四人之死更多是因为康党围园杀后的政变失败而受牵连未及逃脱而死；杨深秀为朝廷官员，是比较合格的变法人士，但是杨亦身怀大志，欲澄清天下，其死因乃是奉劝慈禧归政于光绪帝，以实现变法主张，唯谭嗣同自命与满清为敌，故而口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之语，从容赴死。而作为变法的领袖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容闳之所以能够逃脱，原因很简单，这些具有革命倾向的人一直都对清廷的政治动向洞察于心，变法不成，另谋他途，早早的已经预备好了第二方案。
教科书只告诉我们，戊戌变法触犯了顽固派的利益，遭到反对，因而变法人士被捕杀害。这个逻辑很粗糙，并没有道出戊戌变法真相。就像我们在文章一开始提到的，在满洲贵族里边，亦有不少支持变法的，虽然他们目的是为了保持部族专制的稳固性，通过变法来实现（这也是历次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比如慈禧、荣禄等都对变法持有不同程度的支持，更甚至张之洞直接推荐多名自己的门生故旧参与变法。既然大环境如此好，为何还会出现后来的悲剧呢？这里实际上隐含了一个关键信息，那就是戊戌变法失败的关键点"围园杀后"的行动。康党实际上通过多年的经营已经有了取代清廷的想法，只不过翅膀太小，想通过政变的捷径来实现。而在变法过程中，光绪帝的诚恳态度也是康党密谋暗杀慈禧以夺权的动力。在他们看来，光绪皇帝最有希望成为虚君立宪的对象，首先光绪帝的身份头衔天然具有虚君立宪之便捷，其次光绪帝在变法中透露出的同意平满汉畛域、开放民权的迹象也让立宪派直接锁定了人选。而慈禧党人掌握实权，如果维新人士把变法运动寄希望于慈禧，或许是明智之举，有实权，且支持变法，何乐不为呢？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康党自有宪政大计，深谙慈禧党人的"小算盘"，还不想放弃排满，而违背自己意愿，给自己套上满洲贵族施舍的犬绳。因此，杀死叶赫纳拉氏，除掉旧贵族，才能掌握中央决策权，回头架空光绪帝，平民权，开国会，实现虚君立宪之理想。
所以，变法的失败并不能理解为触犯了旧贵族的利益，六君子亦不可能因为变法触犯某某利益而惨遭杀戮。被杀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受累于激进派的政变夺权。
至此，我们再去思考维新变法失败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偶然性是"围园杀后"的政变，必然性呢？激进的维新党人之所以搞政变，导致变法失败，也即是受到必然性是羁绊。
满清部族政治的本质决定了任何改革都会走向失败，这就是戊戌变法失败的必然性
整个大清国其实是一个不同于汉族政权的由先前之夷狄入侵建立的大帝国。清国皇帝同时是除汉地之外其他各个部族的最高君主。后金政权由关外联合蒙古入主中原，然后以中原为基础，向四方扩张。在满清二百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是畸形的部族政治体系，也就是以统治者本族（占全国极少数）为统治基础，对帝国范围内实行类似殖民性质的管理。清前期，权力完全垄断于满洲贵族之手，帝国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是满洲人掌握统治决策权，而拒绝与被统治的族群分享同样的管辖权。加上满洲人是整个帝国之极少数，又掌握政权，所以整个国家的运作被局限于少数人手里。一旦这极少数人失去执政能力，则整个帝国就是一滩烂泥。越是如此，满洲人越是不愿意失去权力，久而久之，满汉矛盾加剧。而占国家绝大多数的汉族人，对权力的分享行动一旦受阻，则产生对少数统治者的抵触与防范。尤其是汉族，在清末充当了平权之中坚力量。既然大清国拒绝分享权力，那么"保中国不保大清"就自然在理。
经过太平天国的反"妖清"之运动，满清统治基础已经动摇，逐渐向汉族官僚转移。在戊戌政变的刺激下，满清统治者加紧步伐收紧权利，进一步失去汉族士大夫的支持。这种情况在辛丑年呈现白热化状态。清廷玩弄义和团巩固权利，立即遭到所有列强之攻击，帝国崩解迫在眉睫，满洲人的权力朝不保夕。与此同时，张之洞、李鸿章等人在南方相约联省自治，直接忽略中央，意欲筹划帝国崩解后的重新建国事宜，满清统治者威信扫地。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满洲贵族仍然在保中国还是保大清的问题上极其"顾家"，宁愿"量中华之物力"满足列强之掠夺，也不愿意放权。叶赫纳拉氏对权力的痴迷已经到了变态发狂之地步，不顾国家前途和国人命运，紫禁城内如同一群不知疲倦的恶作剧小丑，幻想着"皇统永固"。他们并不知道，是大清的百姓箪食壶浆、扶梯引路，协同八国联军赶走了"老佛爷"，攻进了紫禁城，他们还生活在空中楼阁之中，但没有自知之明。
戊戌变法失败了，有人感到惋惜。之后的立宪新政祭出《钦定宪法大纲》欺骗本已经失去耐心的立宪派。"宪法"中令人恶心的幻想"皇统永固"的条款，一经颁布，立即把本来还对君主立宪抱有希望的立宪派推向了革命的阵营。
辛亥革命一声枪响，终结了这个三百多年的罪恶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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