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三天，新闻联播怒怼美国的火力突然加码，近乎是爆粗口，这种情况是历史空前的，非常值得关注。
新闻联播说，“卑鄙”的美国“撒谎不脸红”， “令人喷饭”，“满嘴跑火车”。美国已经“丢掉遮羞布”，就是“搅屎棍”，在“裸奔”，“美国梦已经变成美国噩梦”。
这意味着中国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的态度正在发生方向性的变化，要理解这一变化的内涵，以及重要意义，应该回顾一下近代以来，中国对西方文明认知的变化历程。
整体而言，近代以来，中国对西方的态度历经了3次变化，四个阶段。
3次变化分别是：甲午海战之后是一变、新中国成立是一变、92年邓小平南巡是一变。
四个阶段是：鸦片战争至甲午海战是第一阶段、甲午战争至新中国成立是第二阶段、新中国成立至邓小平南巡是第三阶段、92年邓小平南巡至今是第四个阶段。
现代人对中国近代史所存在的一个很大误解是，中国之所以崇拜西方文化，主张西化，甚至全盘西化，是在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节节败退的结果，也就是说，被西方“打服”了。
其实，在文化上“打服”中国的并非是欧美列强，而是后来因学习欧美而迅速发迹的日本。中国在文化上被“打服”的战争是中日甲午战争，在此之前，尽管也在军事上接连溃败，但中国依然保持着“文化自信”，依然坚信中国传统文化是没有问题的，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对中国之外的文化，依然采取着自古以来的看法，将其称之为“蛮夷”。
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一点也不羡慕西方文化，认为他们只不过是武器先进，而文化落后的蛮夷。为抵抗西方的武力入侵，中国固然需要学习西方，但那也只是昔日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式的学习。这种思路被用两句话进行概括：“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后来的“洋务运动”正式以此为之道思想而展开的。
“洋务运动”就是直接针对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学习，主要是学习他们的军事技术。为此，中国开始官派留学生。著名的严复就是其中一位。这些最早的留学生成为后来军事学校和北洋水师的骨干。需要指出的是，那时的留学生在主流观念中尚且是边缘化，只是在洋务系统内被认可，但并不为社会所认可，社会只认正统的科举。
可以这么说，那时的留学生类似于现在“野鸡大学”毕业的学生，取得科举功名才是正规大学的毕业生。因此，后来严复又迫不得已参加了几次科举考试，但均失败了。
由于洋务运动是在晚清政府的主导之前展开的，而且又在甲午一战出现全军覆没式惨败，因此，现代主流的历史观点对它是彻底否定的。但是，洋务运动中却存在当下中国最迫切希望得到的东西：文化自信，这一点却被普遍无视了。
甲午海战让中国对西方的看法发生第一次方向性变化，由根本的否定转变为根本的肯定。但是，这个变化的根本诱因，并非单纯地军事上的失败，而是在于这次战败对象是日本。日本这个小小的岛国，自古以来属于中国文明的边缘文明，它的突然崛起就是通过在文化上彻底西化而实现。中国被经由日本所展示的西化的力量所折服。因此，日本迅速成为中国的仰慕和学习对象。
因此，在文化上“打服”中国的是日本，但并非是日本的武器，而是是日本的西化所迸发出的力量。中国仰慕和学习日本，并不在于日本本身，而是日本的西化过程和经验。日本只是一个西化的示范和榜样，或者是中国在文化上进行西化的中介。
中国真正的留学热正是在甲午海战之后才得以出现，留学的价值才随之被社会真正认可。留学热的第一站并非欧美国家，而是日本。留学日本，就是学习当时的日本文化，而当时的日本文化，并非独立的文化，而是西化，更准确的表述是：脱亚入欧。所谓的“脱亚”，其实就是“脱中”。那么怎么才能实现文化上“脱中”？就是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进行彻底的推翻和否定。
尽管日本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已经长达2000多年，但是，依然将中国文化当成一个“外来文化”、“他者文化”，一旦他们认为发现了“更好”的文化——西方文化，他们就果断抛弃中国文化。这样中国文化就成为日本进行西化的负担和绊脚石，于是就极力进行污化和否定。因此，当时的日本文化实际上包括两个要素，一是崇拜西方文化，二是否定中国文化。当时蜂拥而至中国留学生，所学到的正是这样一种文化。
当日本留学潮的中国学生们学成回国时，时间就来到了20世纪初。在他们的带领下，导致中国出现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就是“辛亥革命”，这个发生在1911年。第二件大事就是所谓的“新文化运动”。
“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者绝大部分都有日本留学经历，“同盟会”甚至就是直接在日本成立，其领袖孙中山甚至还娶了一个日本老婆。“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辛亥革命”的“兄弟运动”，它的主要领袖，除了胡适外，全部都是日本留学归国人员，包括：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易白沙、吴虞等等。胡适是留学美国。
所谓的“新文化”，实际上就是经由这些年轻的日本留学生所搬运至中国的日本文化，核心要素有两点，一个是全盘肯定西方文化，另一个则是全盘否定中国文化。
拿“新文化”与“洋务文化”相比，非常有意思。在主张学习西方上两者是一致的，为此两者都直接派出了留学生，只是“洋务文化”留学的目的地是英美等西方列强，而“新文化”留学的目的地则是日本。欧美与日本文化的相同之处都是西化的文化，但不同之处是，日本文化中还有否定中国的要素，而欧美列强的文化中则没有这个要素。当然，欧美文化本身也是否定中国文化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将否定中国文化当成一个重要课题去研究，没有相关的独立的科目。
因此，对于早期直接留学西欧国家的那些留学生，尽管也崇尚西方文化，但是并没有因此而发展出否定中国文化的概念。最典型的就是严复，他翻译了大量的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在根本上否定中国文化。提出要彻底否定中国的，反而是后来留学日本的那些人，而日本的西化则是二手的。
首先提出要彻底否定中国文化的，要打倒孔家店的，并非中国人自身，而是日本人。那些年轻的中国留学生受到迷惑和影响，将这些东西贩运到中国。
也就是说，最先对中国文化彻底失去信心的是日本人，但是，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失去“文化自信”，因为他们并未将儒家文化看成是自家的。当那批留学生们将对儒家文化彻底失去信心的状态从日本传播至中国时，中国也受到感染，也开始对儒家文化彻底失去信心。但对中国而言，就是失去了“文化自信”。
所以，日本对近代中国的最大毒害，并非曾经侵占过大半个中国，而是蛊惑中国年轻人的人心，让中国失去“文化自信”。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在为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让中国的“新文化”分化成两个路线。一条线是“日本主义”的新文化，另一条线则是马克思主义的新文化。共产党走的马克思主义的新文化路线，而由同盟会改组而来的国民党走的则是日本主义的新文化路线。因此，两条路线的新文化之间的竞争，也就是表现为国共之争，最后形成全面内战。
在共产党彻底打败国民党之前，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前，在两个路线的新文化的竞争中，由国民带所代表的日本主义路线一直是占优的。但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共产党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取得统治地位。这也导致了中国对西方认知的第二次变化，由此前对西方的彻底肯定，又转变为路线上的否定，或意识形态上的否定。中国对西方的认知随之进入第三个阶段。
尽管马克思主义的直接产生地是西欧列强国家，具体来说是英国和德国，但是它却又在路线上是反西方的，反资本主义的。而且，也没有在西方的核心区取得成功，反而是一个边缘国家成功了，就是位于东欧和中亚的俄罗斯。
也就是说，中国也没有直接从西方国家引入马克思主义，而是以俄罗斯（后来成为苏联）为榜样和中介的。日本主义的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新文化，都是产生自西方列强。但是，中国引入他们都是通过一个中介，日本和俄罗斯，他们不仅是中国的邻居国家，而且对这两种新思想进行了“成功”的实践。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单纯的思想并不能打动中国，对新思想的“成功实验”才能打动中国。
马克思主义只是在路线上反对资本主义，并非彻底地反对资本主义。具体来说，就是只在产权所有制上反对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主张产权公有，尤其是对生产资料的产权进行公有，资本主义则主张产权私有。马克思主义并不反对产权本身，并反对资产、资本本身。事实上，马克思主也是以产权、资本、资产为本位的，也主张大力发展之，只是反对私有而已。
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尽管是反资本主义，反对资本私有私有制，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彻底反对西方文化的，依然属于西方文化的范畴。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也是对中国文化持否定态度的。尽管马克思主义中并没有专门重要的章节内容去否定中国文化，但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由日本主义的新文化被引入之后而引入，因此吸收和继承了日本主义新文化中的否定中国文化的因素。实际上，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由日本主义者转化而来，譬如作为共产党最重要创始人的陈独秀和李大钊。
也可以说，资本主义是私有制的资本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则是公有制的资本主义。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主流的信仰是马克思主义，在路线和意识形态上否定西方，但同时对中国文化自身也是否定的。那时的中国只有路线和意识形态上的自信，但并没有“文化自信”。
时间来到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迅速私有化而走资本主义的路线。中国在此前所奉行的路线和意识形态就失去了重要支撑，路线自信和意识形态自信也遭到极大破坏。但是中国并没有步苏联的后尘，而彻底放弃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和意识形态，而是采取了弱化这方面的争论、争议，将关注点转向经济效率的提高。
这一转向的成功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为标志，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对这一转型的通俗化表述版本是：“不争论”；“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逮住老鼠”指的经济效率的提升、经济的发展，黑猫白猫指的是意识形态的不同。
这样中国对西方的认知就发生了第三次变化，不在对其进行意识形态上的否定，而是对其进行经济效率上的肯定，并学习之。中国将关注的重要转移到经济效率的提升上，也将自信锚定在经济上，锚定在经济效率的提升上，经济的快速发展上。中国的自信演变成“经济自信”，或者致力于打造“经济自信。”
正式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开始逐渐建立对美国的向往和崇拜。这种崇拜在2005年左右到达顶峰和极致，在2008年次债危机之后，开始回落。
在经济效率的提升上，在经济发展上，中国非常成功，可以说是全球最成功的的，比任何国家都成功。从92年至今，不过区区27年，中国迅速实现了经济的崛起。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已经远远高于除美国之外的任何国家，而且超越美国也是指日可待。甚至有观点认为，如果按购买力平价，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美国。
事实也证明，中国比任何国家都适应全球化的竞争体系，或者说，在全球化的竞争体系中，中国的竞争力比其他任何国家都高，发展中国家也好，发达国家也罢。
这种情况使得中国的“经济自信”得到极大提升的同时，也使得作为昔日唯一超级大国的嫉妒和不安。
美国实际上是内外交困，在外部是令人窒息的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内部则是已经让美国社会产生分裂的收入分配严重不公。92年以来，在中国持续良性发展的同时，美国却持续恶性发展，就是随着产业空心化而产生的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
2008年次债危机之前，美国借助举债将问题给掩盖的，但是次债危机的发生却打碎了这个盖子，让美国的真实情况暴露于世人。美国中产及中产以下的阶层的收居然30年零增长，甚至负增长。于是美国老百姓不干了，他们觉得自己受骗了。在2012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他们打出了99%VS1%的口号。美国已经分裂为量大集团：99%的人是一个集团，他们收入很少增长，甚至零增长、负增长，1%的富豪是一个集团，他们的收入则高速增长。
遗憾的是，面对严峻的问题，美国不是去自我反思、自我检讨，反而认为问题的根源在美国之外，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最好中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表现令人瞠目结舌。他们不仅放弃了“政治正确”，而且堂而皇之地反对全球化，主张“美国优先”，要在美墨边境修高墙，并悍然发动与中国的贸易战。
美国的精英们，尤其是政治精英对中国的认知和指责显示出惊人的无知和愚蠢，不讲道义，不讲规矩，不讲契约，一副十足的小人无赖形象。
终于，在7月25、26、27日连续三天，新闻联播在国际锐评开始对美国历史空前地进行粗口式斥责，说美国已经是“裸奔”在世界的“搅屎棍”，“撒谎不脸红”，说话“雷人”地“让人喷饭”，“美国已经变成美国噩梦”。
这意味着中国对美国的认知已经正在又一次地发生方向地变化。
仔细研究国际锐评的用词可以发现，中国评判美国的标准正在朝向传统回归，更准确地说，正在回归到甲午海战之前。
甲午海战之前，中国将西方文明统称为蛮夷，所使用的评判标准就是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义利”标准。以义为本、重义轻利的是华夏、中国，相反，以利为本、知利不知义的是蛮夷。
“义利”不仅是评判文明的标准，也是在中国之内区分不同人群的标准，将整个社会分为两大群体：君子、小人。以义为本的是君子，以利为本的是小人。因此，中国文明就是“道义文明”，也是“君子文明”，而西方文明则是“利益文明”，也是“小人文明”。
甲午战争以来，随着对中国文化的彻底否定，中国在评判文明时，彻底放弃了“义利”的标准。但是，近日新闻联播对美国的怒斥，所使用的标准正是主要基于这一标准的。这三天对美国的批评，归结起来就一句话：美国是毫无信义，唯利是图的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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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谁“毫无信义，唯利是图”？恐怕是共匪自己吧，共匪又在倒打一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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