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商界大亨和網絡明星任志強失聯1個多月之後，中共中央紀律委員會網站於4月7日晚間掛出通告稱，任志強「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北京市西城區紀委區監委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孔老夫子曾做夫子自道，說他「70而從心所欲，不逾矩」。任志強今年虛歲70，本該進入從心所欲之佳境，卻因為開罪有司而身陷囹圄，舉世嘩然。
任志強此次罹禍，緣由當然是他那篇不脛而走、譽滿全球的討習檄文。該文是任志強讀了習近平2月23日在中共有史以來最大的全體縣團級以上幹部視頻大會上的長篇講話，有感而發。他依據《憲法》暨黨章所定權利，發聲以盡言責。此文不是一時心血來潮，而是深思熟慮的肺腑之言，可圈可點之處甚多。最引人入勝者有四項。
其一，他抨擊中共及其黨魁習近平在應對疫情中為一己之私而胡作非為：「這次疫情中可以看到的現實是，黨在維護黨的利益，官在維護官的利益，君則只是在維護一尊的核心地位和利益。正是這種體製造成了，只聽君命而不顧民情的情況」。其二，他進一步明確指出，正是習近平當局蓄意「隱瞞前期疫情 」與「嚴禁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的體制」，造成了疫情失控。其三，他表示習近平在惹出大禍之後，毫無愧疚之心與承擔責任的自省，反而自吹自擂、借抗疫之機無恥邀功，使世人看到「一位剝光了衣服也要堅持當皇帝的小丑」。其四，他以曲筆呼籲再來一次「打倒四人幫」那樣的政治變革，改弦更張以挽救國家與民族。
任習矛盾不可調和
坊間有一種說法，認為任志強是代表王岐山向習近平喊話，因而王岐山會救助任志強。這種說法流行頗廣，卻是不知就裡的皮相之見。我們當然希望任志強能夠有驚無險或化險為夷，但是仰賴王岐山出手相救，則是嚴重誤判。原因在於，習王同流合污，任志強與習王勢不兩立。
任志強至少有三重社會身分。他是成功的地產官商，在商界享有甚高威望；他是著名的紅二代，與陳元等頂級紅色家族及王岐山、俞正聲、劉鶴等政治局常委或政治委員級別的紅二代高官廣有私交；他還是名滿天下的公共知識分子，經常發表指評時政的犀利言論並組織讀書會從事人權民主的思想啟蒙。
部分商界精英與中共政權的疏離，以及紅二代內部的劇烈分化，是習近平2012年登基以來中國政治的別樣風景。從李嘉誠先行一步果斷撤資，王建林等人被限制出境和拋售海外資產，馬雲、柳傳志等人被提早退休，到吳小暉、蕭建華等人被監禁或被失蹤，頂級商人與中共政權間的蜜月早成昨日黃花。紅二代本是支持習近平登基的主要勢力，但是，由於習近平恩寵閩浙舊部而防範並邊緣化紅二代，也由於習近平的內政外交日益將中國帶入絕境，一些良知未泯的紅二代在時代潮流和歷史使命的召喚下做出了新的明智選擇。胡德平、胡德華兄弟及劉亞洲、羅宇、戴晴等人直接贊成民主憲政，秦曉、何迪等人熱情擁抱現代性與普世價值，陳小魯、馬曉力等人站到人權立場譴責文革或為文革罪錯公開道歉，都顯示紅二代覺醒的新趨勢。
任志強在覺醒的道路上起步雖晚，但走得更遠。我2016年發表的《任志強大器晚成》一文，剖析過任志強成功實現思想飛躍、轉變成為一位自由主義者的心路歷程。任志強與習近平分道揚鑣，可以2013年為分界線。如果說習近平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而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之後，便鐵下一條心開歷史倒車，倒行逆施而欲將中國從後極權社會重新拉回到極權社會，扼殺中國社會艱難成長的多元因素而復辟中共極權黨國對整個社會的全面控制；那麼，任志強則是針鋒相對，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推動中國向憲政民主轉型。
憲政轉型的兩樣情
2013年1月，任志強在北京大學光華新年論壇上大聲疾呼，「在中國的現狀情況下，我們唯一的社會責任就是在座的所有各位努力的站起來，把我們面前的牆推倒，建立我們社會民主制度 」。2013年11月，任志強在微博上發帖，表明他最期待的是「憲政，民主，司法獨立，完全的市場經濟制度，官員財產公佈，產權平等保護等」。而且，任志強還在另一個貼中列出憲政的五個要素：「一、競爭型的多黨制； 二、代表民意的代議機構；三、分權制衡的政治結構；四、獨立的司法系統；五、人權先於憲法和法律 」。2015年2月，任志強發表〈一黨獨大〉一文指出，中共別無選擇，必須要實現憲政這一中國人民的夢想，「如果民眾不相信中國共產黨要實現這個偉大的夢想時，一定會有新的政黨領導實現這個目標 」。
習近平登基之後的志向，與任志強正好相反。習近平同樣意識到了中國憲政轉型的壓力，但是他不是將這種壓力視為施展本領的機會，而是將憲政轉型視為必須全力防範的危險，並且將中共暴政推向新的高度來阻止憲政轉型。因而，他不是順勢而為，而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為鞏固紅色江山而擴大他本人和中共的權力。
習近平的政治志向和施政方針，鮮明地體現於2013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機密文件《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文件內容為2013年全國宣傳部長會議紀要，因為文件編號為「中辦發（2013）9號」，因而簡稱「9號文件」。這份檔明確列出了中共必須全力防範和消除的「七個危險」：以「憲政民主」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即中共統治）；以「普世價值」取代中共執政的思想理論基礎；以「公民社會」瓦解中共執政的社會基礎；以「新自由主義」（即私有化）改變中國基本經濟制度；以「西方新聞觀」（即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否定「黨管媒體」原則及相應的新聞出版管理制度；以「歷史虛無主義」（即還原歷史真相）來暴露中共執政以來的歷史罪錯並動搖中共執政的合法性基礎；以「權貴資本主義」等說法來質疑中國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性質。
基於這種志向和方針，習近平柄政8年以來野蠻地向普世價值宣戰、向公民社會亮劍、對私營經濟抽血、向國際社會耍橫，特別是冒天下之大不韙而廢除國家元首的任期限制、恢復領袖「定於一尊」的獨裁體制。這些惡政造成嚴重惡果，經濟持續滑坡、民主法治因素及初具規模的公民社會備受摧殘、公平正義蕩然無存、言論自由的空間幾乎全部關閉、中國的國際形象毀壞殆盡。帝制時代的開明統治者，尚且知道「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習近平在這次惹出疫情失控的大禍之後，居然連古代帝王那種罪己擔當也沒有，而是錯上加錯、操縱黨國宣傳機器諉過於人、推卸責任，甚至於要綁架全黨全國人民為其背鍋，玉石俱焚、同歸於盡也在所不惜。任志強等人正是看到一黨專政和領袖獨裁對國家民族造成的滅頂之災，為了扭轉乾坤而奮起抗爭、為民請命。
習王朋比為奸禍國
一些人士期待王岐山救助任志強，完全誤解王岐山及習王關係。王岐山在這個時候沒有、也不可能救助任志強，有兩大原因。第一，王岐山根本沒有挑戰習近平的勇氣和實力；第二，更為重要的是，王岐山與習近平朋比為奸而與任志強分屬兩個對立陣營。
王岐山表面上廣有人脈，但在當今中共黨國的權力體系中根基甚淺。習近平是根正苗紅的紅二代，王岐山則是出身不正、憑藉婚姻關係才以外戚身分躋身紅二代。王岐山的父親是土木工程專業的技術人員，曾被授予中華民國國軍上尉軍銜，中共建政之後一直夾著尾巴做人，不少受罪。
由於受這種家庭出身的連累，自幼「追求進步」的王岐山遲至1983年35歲才得以加入中共。他能夠後來居上而進入權力中樞，得益於岳父姚依林的蔭庇、朱鎔基的提拔和習近平的倚重，但一直被根正苗紅的紅二代們看不起。他輔佐習近平執掌中紀委5年，幹受人鄙視的酷吏臟活為習近平剪除異己，在朝野上下積怨甚多。
儘管他小心翼翼、對習近平俯首稱臣，無奈鳥盡弓藏之帝王術，因功高蓋主而被習近平刻意邊緣化。他在內心或許忿忿不平，卻根本沒有勇氣和實力挑戰習近平。任志強摸老虎尾巴而導致龍顏大怒，與任志強有同窗好友之誼的王岐山避嫌唯恐不及，豈能出手相助。
王岐山不會救助任志強，更重要的原因在於他們早非同道。1989年是非常重要的歷史分水嶺。該年國際共產主義陣營開始崩塌，中國政治改革進程被天安門大屠殺打斷。王岐山和習近平一樣，都是在1989年中共黨內民主派被整體清洗之後發跡而進入中共政權高層的極權主義者。
八九民運之前，王岐山一度成為改革開放的弄潮兒。他從1973年就讀西北大學歷史系到1982年離開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混跡史學界10年之久而沒有發表過一篇論文，學無所成。不過，1982年至1988年間他在杜潤生麾下參加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的改革調研，並且是《走向未來》叢書編委之一，與當年改革派青年才俊交往很深，不乏開明之處。但是，王岐山1989年從洋務派轉變為頑固保皇派，跟隨岳父姚依林堅決主張鎮壓八九民運，並受到賞識而升官晉職，與改革派決裂而投入自由民主的對立陣營。
進入權力中樞之後，王岐山的極權主義色彩更是無以復加。他毫無掩飾地向世人昭示、炫耀他的極權主義立場，一再痞氣十足地以「我們就是不改 」來回敬向他進言的早年改革派故舊。2012年11月，剛剛走馬上任當上中紀委書記的王岐山，在他主持的座談會上力薦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警示中共當局千萬不要進行政治改革，因為政治改革會像托克維爾所說的那樣，導致推翻政權的政治革命。
2015年4月，王岐山在紀委幹部培訓班向下屬訓話一個多鐘頭，用一大半時間來冷血地頌揚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的豐功偉績。剩下的時間，也是用來頌揚後毛澤東時代發展經濟的鐵腕手段，包括充滿民眾血淚的暴力拆遷，充分展現深度毛粉的思想底色。也是在2015年4月，王岐山在與來訪的美籍日裔哲學家福山交談時，張狂地嚴辭拒絕司法獨立，宣示中國的司法部門必須服從中共領導。
王岐山所領導的反腐，正是以黨代法、以黑反腐，濫用權力肆意踐踏國家法律和司法程式、橫掃出身寒門的技術官僚，將周永康主持政法委時偷偷摸摸地破壞的法治精神和法治原則明目張膽地徹底摧毀。習王思想一致、氣味相投，而且兩人都崇尚極權、強勢蠻橫、陰險狡詐、裝神弄鬼。區別只在於，習更加冥頑僵化，王更加老謀深算。
紅色江山綁中國夢
毋庸諱言，習近平在中國國民中還有眾多擁躉。他們為中共黨國宣傳所愚，誤以為習近平正在引領中國走向富國強兵的民族復興，並且將自己的前途命運與習近平的「中國夢」捆綁在一起。以習近平、王岐山為代表的中共紅二代頑固勢力，是一群陷入嚴重認知錯亂的極權主義者。這一政治派系以其血統和思想中的「紅色基因」為政治資本，以專制政權的正統繼承人自居，將統治特權視為天經地義，將坐穩中共一黨專政的「紅色江山」視為歷史使命。
但是，覺醒的人越來越多，中國人的「觀念水位」已經整體提高。在當今中國，公民權利意識空前高漲，法治觀念廣泛普及，憲政轉型已經成為人心所向、大勢所趨。任志強放言高論、公開叫板習近平，既體現他本人以道自任、臨危不懼的國士之風，也是體制內外此起彼伏的倒習暗流的組成部分。
任志強被當局關押之後，網絡上廣泛流傳「頂級企業家聯名上書」和「中國五元老上書」，要求中共當局釋放任志強並改弦更張。這些上書雖然是假託之作，但也並非空穴來風，而是體現了求變自救的世道人心。種種跡象表明，習近平已經眾叛親離，甚至曾是習近平鐵桿擁躉的部分紅二代也不願坐以待斃，不願放任‘德不配位、才疏學淺’卻又好大喜功、自我膨脹的習近平忤逆天理人心、一意孤行，將中國引向萬劫不覆、死無喪身之地的無底深淵。
1986年蔣經國決意開放黨禁報禁時留下一句常識性名言：「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世道人心不在中共一邊，無論習近平紅二代當今如何折騰，也無法將中共黨國政權傳到紅三代。在蘇聯東歐江山易色之後，中國軍界開明戰略家劉亞洲就敏銳地觀察到，中國在世界上所遭到的包圍是「民主的包圍」，中國付不起負隅頑抗的代價，突圍或解圍的最佳方略或唯一方略，乃是中國轉型為民主國家。
這次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了巨大災難。染病喪生的人成千上萬，破產失業的浪潮席捲全球，中美經濟脫鉤走上不歸路，中國民眾和世界各國對習近平及中共當局追責問責勢不可擋。面對內外交困、雪上加霜、焦頭爛額的敗局，習近平及中共當局心勞日拙、黔驢技窮。習近平在國際上極端孤立，在國內和黨內也是四面楚歌，連政治局同僚也大多與他離心離德，在此緊急關頭幾乎是集體沉默，而不是像以往那樣向他表忠。
所有這一切，都使中國政局的不確定性進一步增強，也使中國憲政轉型與極權復辟對決的步伐提速。國難當頭，中國卻沒有正常機制解除習近平權力或糾正他的罪錯，真乃國家民族之大不幸。任志強懷著捨身取義的殉道精神直接在太歲頭上動土，也許會激發中國朝野上下、體制內外具有超越精神的健康力量放手一搏並形成合力，順天應人，結束領袖獨裁和一黨專政，迎來中國憲政轉型的曙光。
任志強此次罹禍，緣由當然是他那篇不脛而走、譽滿全球的討習檄文。該文是任志強讀了習近平2月23日在中共有史以來最大的全體縣團級以上幹部視頻大會上的長篇講話，有感而發。他依據《憲法》暨黨章所定權利，發聲以盡言責。此文不是一時心血來潮，而是深思熟慮的肺腑之言，可圈可點之處甚多。最引人入勝者有四項。
其一，他抨擊中共及其黨魁習近平在應對疫情中為一己之私而胡作非為：「這次疫情中可以看到的現實是，黨在維護黨的利益，官在維護官的利益，君則只是在維護一尊的核心地位和利益。正是這種體製造成了，只聽君命而不顧民情的情況」。其二，他進一步明確指出，正是習近平當局蓄意「隱瞞前期疫情 」與「嚴禁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的體制」，造成了疫情失控。其三，他表示習近平在惹出大禍之後，毫無愧疚之心與承擔責任的自省，反而自吹自擂、借抗疫之機無恥邀功，使世人看到「一位剝光了衣服也要堅持當皇帝的小丑」。其四，他以曲筆呼籲再來一次「打倒四人幫」那樣的政治變革，改弦更張以挽救國家與民族。
任習矛盾不可調和
坊間有一種說法，認為任志強是代表王岐山向習近平喊話，因而王岐山會救助任志強。這種說法流行頗廣，卻是不知就裡的皮相之見。我們當然希望任志強能夠有驚無險或化險為夷，但是仰賴王岐山出手相救，則是嚴重誤判。原因在於，習王同流合污，任志強與習王勢不兩立。
任志強至少有三重社會身分。他是成功的地產官商，在商界享有甚高威望；他是著名的紅二代，與陳元等頂級紅色家族及王岐山、俞正聲、劉鶴等政治局常委或政治委員級別的紅二代高官廣有私交；他還是名滿天下的公共知識分子，經常發表指評時政的犀利言論並組織讀書會從事人權民主的思想啟蒙。
部分商界精英與中共政權的疏離，以及紅二代內部的劇烈分化，是習近平2012年登基以來中國政治的別樣風景。從李嘉誠先行一步果斷撤資，王建林等人被限制出境和拋售海外資產，馬雲、柳傳志等人被提早退休，到吳小暉、蕭建華等人被監禁或被失蹤，頂級商人與中共政權間的蜜月早成昨日黃花。紅二代本是支持習近平登基的主要勢力，但是，由於習近平恩寵閩浙舊部而防範並邊緣化紅二代，也由於習近平的內政外交日益將中國帶入絕境，一些良知未泯的紅二代在時代潮流和歷史使命的召喚下做出了新的明智選擇。胡德平、胡德華兄弟及劉亞洲、羅宇、戴晴等人直接贊成民主憲政，秦曉、何迪等人熱情擁抱現代性與普世價值，陳小魯、馬曉力等人站到人權立場譴責文革或為文革罪錯公開道歉，都顯示紅二代覺醒的新趨勢。
任志強在覺醒的道路上起步雖晚，但走得更遠。我2016年發表的《任志強大器晚成》一文，剖析過任志強成功實現思想飛躍、轉變成為一位自由主義者的心路歷程。任志強與習近平分道揚鑣，可以2013年為分界線。如果說習近平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而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之後，便鐵下一條心開歷史倒車，倒行逆施而欲將中國從後極權社會重新拉回到極權社會，扼殺中國社會艱難成長的多元因素而復辟中共極權黨國對整個社會的全面控制；那麼，任志強則是針鋒相對，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推動中國向憲政民主轉型。
憲政轉型的兩樣情
2013年1月，任志強在北京大學光華新年論壇上大聲疾呼，「在中國的現狀情況下，我們唯一的社會責任就是在座的所有各位努力的站起來，把我們面前的牆推倒，建立我們社會民主制度 」。2013年11月，任志強在微博上發帖，表明他最期待的是「憲政，民主，司法獨立，完全的市場經濟制度，官員財產公佈，產權平等保護等」。而且，任志強還在另一個貼中列出憲政的五個要素：「一、競爭型的多黨制； 二、代表民意的代議機構；三、分權制衡的政治結構；四、獨立的司法系統；五、人權先於憲法和法律 」。2015年2月，任志強發表〈一黨獨大〉一文指出，中共別無選擇，必須要實現憲政這一中國人民的夢想，「如果民眾不相信中國共產黨要實現這個偉大的夢想時，一定會有新的政黨領導實現這個目標 」。
習近平登基之後的志向，與任志強正好相反。習近平同樣意識到了中國憲政轉型的壓力，但是他不是將這種壓力視為施展本領的機會，而是將憲政轉型視為必須全力防範的危險，並且將中共暴政推向新的高度來阻止憲政轉型。因而，他不是順勢而為，而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為鞏固紅色江山而擴大他本人和中共的權力。
習近平的政治志向和施政方針，鮮明地體現於2013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機密文件《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文件內容為2013年全國宣傳部長會議紀要，因為文件編號為「中辦發（2013）9號」，因而簡稱「9號文件」。這份檔明確列出了中共必須全力防範和消除的「七個危險」：以「憲政民主」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即中共統治）；以「普世價值」取代中共執政的思想理論基礎；以「公民社會」瓦解中共執政的社會基礎；以「新自由主義」（即私有化）改變中國基本經濟制度；以「西方新聞觀」（即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否定「黨管媒體」原則及相應的新聞出版管理制度；以「歷史虛無主義」（即還原歷史真相）來暴露中共執政以來的歷史罪錯並動搖中共執政的合法性基礎；以「權貴資本主義」等說法來質疑中國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性質。
基於這種志向和方針，習近平柄政8年以來野蠻地向普世價值宣戰、向公民社會亮劍、對私營經濟抽血、向國際社會耍橫，特別是冒天下之大不韙而廢除國家元首的任期限制、恢復領袖「定於一尊」的獨裁體制。這些惡政造成嚴重惡果，經濟持續滑坡、民主法治因素及初具規模的公民社會備受摧殘、公平正義蕩然無存、言論自由的空間幾乎全部關閉、中國的國際形象毀壞殆盡。帝制時代的開明統治者，尚且知道「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習近平在這次惹出疫情失控的大禍之後，居然連古代帝王那種罪己擔當也沒有，而是錯上加錯、操縱黨國宣傳機器諉過於人、推卸責任，甚至於要綁架全黨全國人民為其背鍋，玉石俱焚、同歸於盡也在所不惜。任志強等人正是看到一黨專政和領袖獨裁對國家民族造成的滅頂之災，為了扭轉乾坤而奮起抗爭、為民請命。
習王朋比為奸禍國
一些人士期待王岐山救助任志強，完全誤解王岐山及習王關係。王岐山在這個時候沒有、也不可能救助任志強，有兩大原因。第一，王岐山根本沒有挑戰習近平的勇氣和實力；第二，更為重要的是，王岐山與習近平朋比為奸而與任志強分屬兩個對立陣營。
王岐山表面上廣有人脈，但在當今中共黨國的權力體系中根基甚淺。習近平是根正苗紅的紅二代，王岐山則是出身不正、憑藉婚姻關係才以外戚身分躋身紅二代。王岐山的父親是土木工程專業的技術人員，曾被授予中華民國國軍上尉軍銜，中共建政之後一直夾著尾巴做人，不少受罪。
由於受這種家庭出身的連累，自幼「追求進步」的王岐山遲至1983年35歲才得以加入中共。他能夠後來居上而進入權力中樞，得益於岳父姚依林的蔭庇、朱鎔基的提拔和習近平的倚重，但一直被根正苗紅的紅二代們看不起。他輔佐習近平執掌中紀委5年，幹受人鄙視的酷吏臟活為習近平剪除異己，在朝野上下積怨甚多。
儘管他小心翼翼、對習近平俯首稱臣，無奈鳥盡弓藏之帝王術，因功高蓋主而被習近平刻意邊緣化。他在內心或許忿忿不平，卻根本沒有勇氣和實力挑戰習近平。任志強摸老虎尾巴而導致龍顏大怒，與任志強有同窗好友之誼的王岐山避嫌唯恐不及，豈能出手相助。
王岐山不會救助任志強，更重要的原因在於他們早非同道。1989年是非常重要的歷史分水嶺。該年國際共產主義陣營開始崩塌，中國政治改革進程被天安門大屠殺打斷。王岐山和習近平一樣，都是在1989年中共黨內民主派被整體清洗之後發跡而進入中共政權高層的極權主義者。
八九民運之前，王岐山一度成為改革開放的弄潮兒。他從1973年就讀西北大學歷史系到1982年離開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混跡史學界10年之久而沒有發表過一篇論文，學無所成。不過，1982年至1988年間他在杜潤生麾下參加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的改革調研，並且是《走向未來》叢書編委之一，與當年改革派青年才俊交往很深，不乏開明之處。但是，王岐山1989年從洋務派轉變為頑固保皇派，跟隨岳父姚依林堅決主張鎮壓八九民運，並受到賞識而升官晉職，與改革派決裂而投入自由民主的對立陣營。
進入權力中樞之後，王岐山的極權主義色彩更是無以復加。他毫無掩飾地向世人昭示、炫耀他的極權主義立場，一再痞氣十足地以「我們就是不改 」來回敬向他進言的早年改革派故舊。2012年11月，剛剛走馬上任當上中紀委書記的王岐山，在他主持的座談會上力薦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警示中共當局千萬不要進行政治改革，因為政治改革會像托克維爾所說的那樣，導致推翻政權的政治革命。
2015年4月，王岐山在紀委幹部培訓班向下屬訓話一個多鐘頭，用一大半時間來冷血地頌揚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的豐功偉績。剩下的時間，也是用來頌揚後毛澤東時代發展經濟的鐵腕手段，包括充滿民眾血淚的暴力拆遷，充分展現深度毛粉的思想底色。也是在2015年4月，王岐山在與來訪的美籍日裔哲學家福山交談時，張狂地嚴辭拒絕司法獨立，宣示中國的司法部門必須服從中共領導。
王岐山所領導的反腐，正是以黨代法、以黑反腐，濫用權力肆意踐踏國家法律和司法程式、橫掃出身寒門的技術官僚，將周永康主持政法委時偷偷摸摸地破壞的法治精神和法治原則明目張膽地徹底摧毀。習王思想一致、氣味相投，而且兩人都崇尚極權、強勢蠻橫、陰險狡詐、裝神弄鬼。區別只在於，習更加冥頑僵化，王更加老謀深算。
紅色江山綁中國夢
毋庸諱言，習近平在中國國民中還有眾多擁躉。他們為中共黨國宣傳所愚，誤以為習近平正在引領中國走向富國強兵的民族復興，並且將自己的前途命運與習近平的「中國夢」捆綁在一起。以習近平、王岐山為代表的中共紅二代頑固勢力，是一群陷入嚴重認知錯亂的極權主義者。這一政治派系以其血統和思想中的「紅色基因」為政治資本，以專制政權的正統繼承人自居，將統治特權視為天經地義，將坐穩中共一黨專政的「紅色江山」視為歷史使命。
但是，覺醒的人越來越多，中國人的「觀念水位」已經整體提高。在當今中國，公民權利意識空前高漲，法治觀念廣泛普及，憲政轉型已經成為人心所向、大勢所趨。任志強放言高論、公開叫板習近平，既體現他本人以道自任、臨危不懼的國士之風，也是體制內外此起彼伏的倒習暗流的組成部分。
任志強被當局關押之後，網絡上廣泛流傳「頂級企業家聯名上書」和「中國五元老上書」，要求中共當局釋放任志強並改弦更張。這些上書雖然是假託之作，但也並非空穴來風，而是體現了求變自救的世道人心。種種跡象表明，習近平已經眾叛親離，甚至曾是習近平鐵桿擁躉的部分紅二代也不願坐以待斃，不願放任‘德不配位、才疏學淺’卻又好大喜功、自我膨脹的習近平忤逆天理人心、一意孤行，將中國引向萬劫不覆、死無喪身之地的無底深淵。
1986年蔣經國決意開放黨禁報禁時留下一句常識性名言：「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世道人心不在中共一邊，無論習近平紅二代當今如何折騰，也無法將中共黨國政權傳到紅三代。在蘇聯東歐江山易色之後，中國軍界開明戰略家劉亞洲就敏銳地觀察到，中國在世界上所遭到的包圍是「民主的包圍」，中國付不起負隅頑抗的代價，突圍或解圍的最佳方略或唯一方略，乃是中國轉型為民主國家。
這次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了巨大災難。染病喪生的人成千上萬，破產失業的浪潮席捲全球，中美經濟脫鉤走上不歸路，中國民眾和世界各國對習近平及中共當局追責問責勢不可擋。面對內外交困、雪上加霜、焦頭爛額的敗局，習近平及中共當局心勞日拙、黔驢技窮。習近平在國際上極端孤立，在國內和黨內也是四面楚歌，連政治局同僚也大多與他離心離德，在此緊急關頭幾乎是集體沉默，而不是像以往那樣向他表忠。
所有這一切，都使中國政局的不確定性進一步增強，也使中國憲政轉型與極權復辟對決的步伐提速。國難當頭，中國卻沒有正常機制解除習近平權力或糾正他的罪錯，真乃國家民族之大不幸。任志強懷著捨身取義的殉道精神直接在太歲頭上動土，也許會激發中國朝野上下、體制內外具有超越精神的健康力量放手一搏並形成合力，順天應人，結束領袖獨裁和一黨專政，迎來中國憲政轉型的曙光。
原文刊載於2020年4月25日台灣《蘋果日報》論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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