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情勢下，把「武肺病毒」稱為「中共病毒」雖比「中國病毒」更政治正確，但我相信國際社會有更多人選擇「中國病毒」而不是「中共病毒」。其實這兩種說法都有深意，「中共病毒」強調中共政權對此次瘟疫全球大流行罪責難逃，而「中國病毒」則更強調中國政治文化的腐蝕性和毒害性，兩者並不矛盾，貫通起來解讀則更為深刻。事實上，早在幾年前何頻就提出了「中國病毒」的說法，對中共政權主導的「中國崛起」將禍害全球，發出了警告。
中國文明在西方文明的挑戰下命運將如何？這是百餘年來中國精英一直思考的問題。1924年鄭孝胥在協助溥儀逃離紫禁城時感嘆：「大清亡於共和，共和將亡於共產，共產則必然亡於共管」，這一預言讓我最感震撼的是，當時的中共還遠未形成氣候。當然，多年來我也像許多人那樣，無法想像「共產亡於共管」的情境，而這一次「中國病毒」或「中共病毒」在全球大流行，似乎讓這種想像成為可能。
鄭孝胥的一個基本判斷，就是中國政治文化在西方文明的挑戰下，無力自救。回頭看歷史，我接受鄭的這個基本判斷，但也認識到，幾乎所有現代民主國家的建構，都要借助西方文明的力量才可能完成，且都要經歷痛苦的文化更新。在這層意義上，鄭的預言並無特別意義，但他認為中國將走上「共產 」邪路，並造成自己無法收拾的災難局面，以至非「國際共管」不可。現在看來，他的這個預言隱含著兩個相當有遠見的判斷，一是主張政治大一統的中國精英易受「共產」烏托邦的誘惑，二就是政治大一統一旦與「共產」烏托邦相結合，將帶來全球性的災難。鄭孝胥為甚麽能有這樣的洞察力？我回答不了這個問題，但認為這是一個值得深究的問題，一個現實的原因，就是中國和世界又面臨新的大變局，中國如何選擇，有沒有能力避免災難性的選擇？
中國文明在西方文明的挑戰下命運將如何？這是百餘年來中國精英一直思考的問題。1924年鄭孝胥在協助溥儀逃離紫禁城時感嘆：「大清亡於共和，共和將亡於共產，共產則必然亡於共管」，這一預言讓我最感震撼的是，當時的中共還遠未形成氣候。當然，多年來我也像許多人那樣，無法想像「共產亡於共管」的情境，而這一次「中國病毒」或「中共病毒」在全球大流行，似乎讓這種想像成為可能。
鄭孝胥的一個基本判斷，就是中國政治文化在西方文明的挑戰下，無力自救。回頭看歷史，我接受鄭的這個基本判斷，但也認識到，幾乎所有現代民主國家的建構，都要借助西方文明的力量才可能完成，且都要經歷痛苦的文化更新。在這層意義上，鄭的預言並無特別意義，但他認為中國將走上「共產 」邪路，並造成自己無法收拾的災難局面，以至非「國際共管」不可。現在看來，他的這個預言隱含著兩個相當有遠見的判斷，一是主張政治大一統的中國精英易受「共產」烏托邦的誘惑，二就是政治大一統一旦與「共產」烏托邦相結合，將帶來全球性的災難。鄭孝胥為甚麽能有這樣的洞察力？我回答不了這個問題，但認為這是一個值得深究的問題，一個現實的原因，就是中國和世界又面臨新的大變局，中國如何選擇，有沒有能力避免災難性的選擇？
今天中國和世界的格局雖與百年前大不相同，但政治大一統的理念，依然支配著很多中國人的政治思維和政治判斷，依然是誘導中國做出災難性選擇的一大文化因素。如果說，當年孙中山借「統一」為名，引狼入室來爭個人權位，最終斷送了地方自治而給蘇俄扶植的中共創造了上台機會，那麽今天借「統一 」為名來毀掉台灣的民主和香港的自治，就是習近平維護中共專制和個人獨裁的基本「國策」。大一統的政治文化滋生的中國官場文化，也是這次武漢疫情失控最直接的原因。那麽，這次「中共病毒」帶來的全球大災難，有沒有可能阻止習近平成就「統一大業」的野心？
我的判斷是，這次「中國病毒」對於阻止習近平以及許多迷戀「大一統」的中國人實現「武統」台灣的夢，有決定性的作用。這不僅是因為中國爆發的疫情給世界帶來了太多的無妄之災，更重要的是，中國人在這場全球大災難中的種種言行，讓太多人看到了在「大一統」心結支配下，中國對世界秩序潛在的巨大危險。這種共同的體驗和觀察，雖不會直接導致所謂的「國際共管」，但確實能為國際社會對中國採取過去不能想像的「集體行動」提供正當性基礎。
——RF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