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现在有群生猛小生,冲着名人开刀,不光是给余秋雨、王蒙上课,讲台都搬到像钱钟书这类德高望重、众口一词的大师门口。感觉上,钱钟书学问很大,挺清高的,拒绝这,拒绝那的,似乎不像余秋雨,不像我这么媚俗。
老侠：钱钟书是有学问,也很清高,从媒体的报道看,他是爱谁谁,拒绝中国的媒体炒作,《东方之子》的采访也吃闭门羹。他更拒绝国外名牌大学的邀请,管你是牛津、哈佛,没戏。而恰恰是这种拒绝,又变成了另一种炒作,“大隐隐于市”这条古训又有了当代践行者,越隐越显,越拒绝越有人格高洁的美名。这种生存策略在中国已有几千年传统,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有多长,隐士成名的传统就有多长,我弄不懂这种隐士文化到底是什么——所有的隐士都极有名,且都是"岁寒之松柏"之类的高洁。
王朔：我怎么觉得这像是一种成心。
老侠：钱钟书的那种拒绝,我以为是一种人格上的盲点,也就是狂妄到极致,甚至透明的程度。大家莫名其妙地把他捧上了"钱学"的位置,他就当真了,以为自己是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学问家,狂妄到连牛津、哈佛这样的高等学府都请不动的地步。
而我以为,一个学者总要心存敬畏。像牛津、哈佛这样的地方,出过多少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大学问家、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呀。一个学人去这种学术圣殿,就像教徒走进教堂，如果你还是个学者的话。而且他拒绝的理由是人家听不懂他的学问,他去牛津、哈佛讲学是对牛弹琴。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推崇无所不能的人格神,一个人要是圣贤,就什么都行,进可以平天下,退可以齐家修身,所有的界限都没有了。作家可以成为绘画或音乐权威,物理学家可以在经济决策上说三道四,结果搅得一团糟。
王朔：这就有点儿过了。
老侠：钱的这种轻蔑,给我的感觉似乎是这世界上只有他自己能听懂他的学问,剩下的人皆是附庸风雅的文人或小痞子。我不禁要问,钱钟书你是谁？你以为你是谁？你有什么真正的东西可以使你高傲到狂妄到"一览众山小"的悬崖上？心中没有敬畏的学人,绝写不出好东西。这种敬畏是自己赋予自己的。当你提笔时,要时刻感觉到有一双明察秋毫的眼睛高高在上,命令你必须保持知识上的谦卑与诚实。
王朔：好像孔子也这么自负,登泰山而小天下。我听说钱钟书真的有学问,会若干种外语,一弄就是五湖四海,学贯中西。
老侠：钱是有学问,但既没有思想也没有方法上的独创。他的《管锥篇》不过是中国从汉代开始的注经传统的墓志铭。
俗话说：先秦之后没有“子”。中国学术史、思想史在百家争鸣之后,就是一部不断地把智慧消耗到注经中的历史,四九年后由注孔子转为注马克思主义。从注经的角度讲,钱钟书堪称一绝,为一桌鸡毛蒜皮也要找来五湖四海的洋佐料。他声称别人听不懂,他那个《管锥篇》压根就不想让你懂,来来回回说些废话,犄角旮旯地掉书袋子,一弄就一大堆旁征博引。据说考钱的研究生要会五种外语,我不知道,这是招收研究生还是借此炫耀卖弄语言天赋。钱有方法吗？没有。有原创的思想吗？更没有。“钱学”的产生很可笑,我想不出那些捧“钱学”饭碗的人研究些什么。《围城》嘲讽知识分子,“钱学”是对中国学术的最大嘲讽,在思想发现的层面上，“钱学”研究界的智商等于零。《围城》也就是部酸甜的小说,人们却把它捧上了天。
王朔：学问的深奥我不大懂。但我读《围城》的阅读经验与读余秋雨的东西十分相似。都是先听说如何如何好,拿来一读,文字迷人,给人的直觉这人有学问。但当你再向深读,视野开阔了一点儿,就会觉得这人是在玩花活儿,表面迷人的功夫如此深,其实里面没什么。他只是在炫耀他的趣味和学问,他并不想严肃地说点什么。
老侠：我初读钱钟书是《谈艺录》,一翻开真如初涉水的人面对大海,以为自己肯定游不过去,或要花终生经历才能游到一半,不被淹死就算造化大了。但读完了,除了东拉西扯和用牛角尖扎人外,不会给你任何启迪。我又寻遍钱钟书的文字,发现没有一篇可以称之为给人警醒的东西。中国的传统诗问的那种评注式、感悟式的方法,有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足矣。王国维不仅有学问、有思想也有真性情,他的学问扎实,却无一丝卖弄；他的灵性跃动,却无一点浅薄；他的性情撼人,能够以生命殉一种垂死的文化。这让我想起鲁迅的名言：敢于扶叛徒的尸体痛哭的人,方为真脊梁。
王朔：一些关于钱钟书的赞美,包括杨绛的回忆,大都讲钱钟书的“文G”厄运,但钱在此前的境遇还是不错的,比许多人的命运都好,但这两位德高望重者似乎从不提那一段,感觉上,他们四九年以后尽受苦了,且苦大而仇不深,一副淡泊名利的仙骨。
老侠：钱的淡泊名利是做给社会看的,同时又是一种生存策略,既对苦难和社会不公正保持沉默,又能把自己塑造成似神的人格。
在中国,面对那么多苦难与无耻,沉默似乎成了一种'美德',一种'良知'。而我以为,沉默非但不是美德,反而是一种巧妙的无耻——一种生存策略。
王朔：想起鲁迅的名言,怎么说来的,好像是,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老侠：这些年知识界有股极不公正的思潮,对死去的人照死里夸,塑造一个个新的人格神,比如有关陈寅恪的炒作。
王朔：好像还有个叫顾准的。
老侠：顾准与陈寅恪大不一样。有一次纪念顾准的讨论会上,一些中青年学者对顾准并不买账,说顾的理论早落伍了。
纪念顾准明摆着不是理论问题,而是极端恶境中的坚守问题。顾准是在多么恶劣的环境下写出那些东西的。换一些人,知识再多,理论再博大深邃,未必能写出那些东西。冯友兰可谓大家,但看看他在四九年以后,特别是“文G”中写了些什么,全是垃圾。顾准的那种坚韧与良知,那种知识上的诚实,不仅在当时,就是现在,也是大大小小的学者、文人所没有的。这些不屑于顾准的中青年学者,在知识上可谓学贯中西,但在做人上一无所知。他们用开放时代的知识去贬低顾准,未免太冷血了。朱学勤就此写过一篇东西,很沉痛、很激愤。
王朔：在思想上最活跃的八十年代,也很少有顾准那样的诚实。
老侠：陈寅恪的命运就不同了。对陈的赞美几乎众口一词,中青年学者都拿陈寅恪附庸风雅,似乎谁不赞美几句陈寅恪,谁就是狠心狗肺。我见过一些中青年学者写文章赞美陈寅恪的诗词。陈寅恪有学问,也有傲骨,他的历史研究颇有建树,可是他的诗词我实在看不出有多优秀,他的《柳如是别传》也绝没有说的那么出色。
但一些中青年学者,连史带人、带诗一起夸。就像对待《红楼梦》,感觉上凡是有点儿名的上层次的文人都写过《红楼梦》。刘心武关于《红楼梦》的文字,恨不得连书中的一口唾沫都要硬看出微言大义,附庸风雅到这种地步,是个东西经这么一夸也就不是东西了,被糟踏得不成样子,成了个垃圾桶。中国知识界的附庸风雅、攀附权贵在造就一个个伪君子的同时,也制造着一个个垃圾桶。把人夸得不是人了,而中国又没有神,你说他成了什么,垃圾桶。《红楼梦》并没有优秀到字字珠玑的地步,曹雪芹就好卖弄他的文采,动不动就开个诗社什么的,你一首他一首我一首的,没有几首能读的,占了太多的篇幅。王朔：学术界的这种浮夸没有感情,没有性情,大家都在附庸风雅，玩文字游戏,弄到最后把人夸得一个个面目可憎。鲁迅,四九年后愣被捧成个神,一个大垃圾桶,什么垃圾都往鲁迅身上堆,这么多年的鲁迅研究大都是垃圾。这固然有意识形态上的原因,现在看,附庸风雅也难逃其咎，流毒至今。像我这样与学问无关的人,对鲁迅的反感就是这些垃圾造成的。很多年轻人都有与我类似的感觉。当年鲁迅说，最恶莫过于"捧杀",他自己身后的命运正应了他当年的咒语。
老侠：但那些真正的信仰者大都被遗忘被冷遇。林昭。1954年入北大新闻系,1957年成了右派被劳改。她是50多万的拒不认罪者,l960年因参与所谓"反D反革命小集团"而入狱,1962年"取保候审",同年12月再度入狱,被判有期徒刑10年。1968年4月29日被枪杀。她曾向北大校方发出质问：
“当年蔡元培在北大任教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你们呢？”她还在临终前自信地写道：“揩吧！揩吧！这是血呢！”但她不知道,殉难者的血迹很容易抹去。王朔：中国文化人的媚态打小儿就耳濡目染,是根子上的,一代代渊远流长,不光是向权贵、向大众抛秋波,文化人之间彼此的互媚更情谊绵绵、波澜壮阔。
老侠：你的小说中有这样的情节,一个学者,或诗人或文化名人,一群陌生的小年轻的,第一次见他,毕恭毕敬地敲开门,进去就是没头没脑、没天没地的乱夸一通,那老师一下就晕了,找不着北了。
你刚才说鲁迅毁于他诅咒过的"捧杀",改革开放前,鲁迅这个“垃圾桶”中全是革命硬骨头。一改革开放,这桶中有点儿值钱的玩意了。易拉罐啦,口香糖啦,没准还有个把冰箱、彩电、电脑之类的。穿不上裤子的时代用无私的心灵捧人,小康的时代就用暴发户的挥霍捧人。
常从报刊上看到巴金老弟给冰心大姐的信,还有萧乾,那种相互的抚摸几近于宝哥哥和林妹妹,但我从未见过这种通信中有朴素的真性情,似乎彼此写信问候只是为了见诸于媒体,向社会炫耀些什么。在老一辈中,王元化有些真性情。他讲起过早年清华园的生活,那种透明、畅快、自由的呼吸,是他这一生最值得珍惜的时光。他的父母在清华教书,都是基督徒,从不干涉他的生活。还有李慎之老人,是现在还活着的世纪老人中,难得的有良知者,从他的文字中,还能读出真性情,还有种激情之思……要说冰心和巴金之间的那种惺惜,还有点儿才女与才子之间士大夫的遗韵。到了刘心武、王蒙这一代人,相互之间的夸就是赤裸裸的互媚。
百花文艺出版社曾出过一本名家论名家的书,一大批当红文人,你说我好,我说你更好,简直到了不知羞耻的地步。
王朔：有些夸也不全是世纪老人们自个儿的责任,很多关于“文化恐龙”们的吹捧文章,都是家属们在背后指使的。写传要经过家属的同意，这种把关有时比意识形态的审查还要严厉和苛刻,还要只准赞美不许批评。
老侠：这种保护是一种利益关系。很多所谓的名人传记,严格地讲已经不是传了,而是他们的儿女们、家属们,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授意把他们家的“古董”写成什么样子。
王朔：祖宗传下来了就这么一件值钱的“古董”，还有几道裂缝,一定要精心呵护,千万不能砸了。我觉得这些家属很愚蠢,非要把他们家的“古董”弄成很伟大的人物,不怕累着。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想,好像这样就可以流芳百世。如舒乙,成天就吃他爹（老舍）,简直是个空头文学家。
老侠：不光空头,且很贪婪,榨干了骨髓还要吃。12月3号的《南方周末》,有一篇关于巴金的文章,也就是写巴金在医院中治病。但题目很大很吓人,叫《一个纯洁的灵魂——记病中巴金》。我不知道作者为什么不直接用“记病中巴金”做题目,非要弄个“纯洁的灵魂”安上,似乎这样就可以挽救病中的老人。有话不好好说，偏说空话。这种夸法是一套程式化的东西,已成为国人的思维定势,程序一旦启动,就由不得你了。即使被夸者脸红心跳,大声断喝让赞美机停止,也不起作用,它一定要完成既定的程序,把输入的成仙成圣的词汇全部输出,否则机器不会停转。
王朔：这就叫“照死里夸”。把死人夸活,借尸还魂。把活人夸死,丰碑永存。
老侠：不要说“良知”、“高贵”了,做人的最起码的诚实,对国人来说都是一种非常奢侈的东西,我们挥霍不起。这条底线太不容易坚守了。说谎是许多人的精神癌症。不会说谎就意味着无法生存,说谎安全,说谎一本万利,空手套白狼。学别的东西比登天还难,学说谎、学无耻根本不用教,一种娘胎中血液中的无耻。
“大跃JIN”时,某科学家居然要从科学的角度论证高产粮食能达到几万斤、十几万斤。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论及黑格尔哲学,他说黑格尔的成功是：“不诚实的时代和不负责任的时代的开始,起初是知识上的不诚实,后来作为其结果之一,是道德上的不负责任；直至出现一个被一种夸大其词的魔法和隐语的力量所控制的新时代。”波普尔引证了一些黑格尔哲学中关于自然科学的论述,结论是,黑格尔连起码的自然科学的常识都不懂,却能构造出庞大的自然哲学体系。而且黑格尔明明知道他在自然知识上造假,但他仍然要把这一假象上升到辩证法、本体论的高度。这种理性的无耻也是黑格尔在中国颇有市场的原因。
王朔：知识上的诚实与道义上的负责,是一个作家的界限,界限就在这儿,要是守不住哪怕退一步也就完了。
老侠：半步也不行。甚至脚根儿稍一动,就可能全线崩溃。中国知识界的关键不是理论问题,而是诚实问题。这是底线。道义上的勇气不够还可以理解,知识上的诚实一旦丧失,上帝也救不了我们。真正坚守在自己的写字台前,让一双锐利的眼睛俯视你的笔,这种自律就是良知。遗憾的是,这种人几近灭绝。多年前,在北大的一个座谈会上,有一个研究生提到了冯友兰,每天早晨拄着拐杖立于未名湖畔,面朝东方,等待日出什么的。这个学生被冯友兰肃穆虔敬的背影所感动。其实,这种形式只是一种做出来的姿态,是做给别人看的,他知道这姿态很能迷惑一些人。如果他心中真的有所敬畏,哪怕是对日出、对大自然的敬畏,他也不会在五十年代去印度时有意回避他的老同学和老朋友,不会写出那么多御用的哲学垃圾,不会进入“文G”时的写作班子。他自己的哲学中,提出的人生境界已经成圣、成神,但在现实中却没有任何坚守。
而中国人对这类学者极为宽容,如同对那些沉默者的宽容一样。实际上,这种宽容绝非真正的宽容,而是一种同病相怜的相互庇护。我倒更欣赏宗白华,这位老先生只对艺术有兴趣,是北大知名教授中最淡泊名利的地位者。他最爱干的事是去看好的画展,只要有,他从不会要求学校给派车,自己拎个包,拿着拐杖,挤上公共汽车就去了。他对中国艺术的特征的感悟是现存的美学家无人能与之相媲美的。李泽厚的《美学历程》关于中国艺术的议论最精彩的段子,全部来自宗白华,有了宗白华之后,余秋雨还厚脸皮去“文化苦旅”。他肯定没看过宗白华的东西,或看了不以为然。
王朔：但学院派对一些骨子里坚守的人却非常苛刻,类似一种懦弱者的同盟,真的墙不敢以头相撞,反而用刀子猛捅纸糊的墙。久而久之,中国知识界的正义感全发泄在绵羊或猪的身上。面对一群蚂蚁的大义凛然和面对一只虎的猥琐下作,也不知道那么多知识都到哪去了,字儿一认得多,人就变得小心眼儿。他们一开口,上帝就发笑。
老侠：上帝不会盲目地发笑,中国知识界的一些人的下作连值得发笑的游戏都玩不好。中国只有读书人,但没有知识分子。经过近百年的启蒙和开放,仍不及历史上的司马迁和庄子。这两个人是中国读书人中罕见的清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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