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喜馬拉雅山南麓的一個小車站裡，一位年輕僧人，穿著絳紅色僧袍，照例一見面就抖出兩條雪白哈達，搭上胡平和我兩人脖頸。五十年前達賴喇嘛抵達這裡，「下了火車的那段旅程我還歷歷在目。車行大約一小時，我看見遠方積滿皚皚白雪的高峰，就在我們的正前方。」此刻我們所看到的，依然如此。年輕僧人漢話說得很好，汽車盤旋山路之間，他對我說他最愛讀胡平的文章，「別的漢人的文章我只讀一遍，只有他的文章，我一定要讀兩遍以上」。後來在那座小山城的西藏流亡政府裡，不管我們走進哪個辦公室，只要一提胡平的名字，幾乎無人不識，可知胡平在達蘭薩拉的知名度之高，原因則是大部分流亡藏人只讀一本漢語期刊，即《北京之春》。
要讓信佛的藏人弄懂曾信鬼神、後又無神論的漢人，自是不易，更不要說那種經歷過「毛崇拜」、「鄧崇拜」抑或乾脆「錢崇拜」而財大氣粗的「現代化漢人」了，所以簡潔明快的漢文，如《北京之春》這本「老牌」異議雜誌 ，乃是藏人勉強能接受的，它大概在語言和說理上都做到了「下里巴人」，胡平的政論文一向風靡，訣竅在哪裡？這次在達蘭薩拉找到了答案。這個細節很有象徵意味：被中國體制視為異端的不同種族的兩個流亡群落，雖不到形同陌路的地步，彼此能欣賞的地方卻很有限，這基本是語言障礙，也有文化隔膜。
漢人脫不掉的「奴才命」
漢藏的民族衝突，固然有許多歷史、政治和資源爭奪的現實糾紛，但根源還在這隔膜，及其背後的互相無知。從西藏雪山向東淌出的一江一河所孕育的平原漢人，因人口龐大，文明悠久，又放大了這種無知；近十幾年她經濟強盛，終於可以「雪恥」般地傲視欺負過她的西方洋人，但卻不妨礙漢人拼命學語言（英語）、偷器物（技術），哪裡還會對那寒冷的世界屋脊有興趣？我從不認識一個懂藏文的漢人，而有意願瞭解西藏的漢人，不是異議分子，就是怪物。中共曾拿「剝皮抽筋的農奴制」妖魔化西藏，只是一個淺顯障礙，你看漢人信基督教或佛教（如法輪功）都不難，一到藏傳佛教這裡就發懵。
漢人的通俗文化，是個頗諷刺的例子。在中國「經濟起飛」時代，電視劇風靡宮廷題材，尤其是「清宮戲」，各朝「清帝爺」和太監，乃至貝子貝勒及其「格格」們，是十幾年家喻戶曉、街議巷談的「大明星」，神州遍地的漢人們，仿佛回到他們滿清「主子」當家的朝代去再做一次「奴才」，可是竟然沒人知道，那年月清朝皇帝是奉喇嘛教的西藏法王（達賴喇嘛）為「黃帽上師」的——被滿族人統治了近三百年的中國，跟西藏是一種「師徒關係」——電視劇播了一集又一集，卻始終沒有教會漢人這個「歷史常識」，這種娛樂的「知識含量」是零。
雖然從文化角度看，整日價電視裡吆喝著「喳」、「主子爺」、「奴才在」，是讓老百姓回爐一趟「奴才」而樂呵呵的毫無感覺，但從「政治經濟學」來看，「廉價勞動力」就是「奴才」，二百年前歐洲人就預言到這景象，當時他們用了一個詞「黃禍」，因為大群馴良、熟練、節儉、拖著辮子的中國工人是西方工業社會難以競爭的。真乃一語成讖。
從「大中國」走掉？
如此一個「大漢族」，才使中共得以拿「民族主義」破爛貨，做一次意識形態而毫不費力，漢人那未曾療救的百年恥辱，一轉臉就變成欺負弱小民族的沙文主義，就是靠這破爛貨的點化。所以在達蘭薩拉的流亡藏人會這樣問我們：「將來中國民主了，讓一人一票決定其他少數民族的命運，不是更慘嗎？」天曉得！不過大陸人是說過這種話：「咱十幾億人，每人吐口唾沫也把台灣給淹了！」因此據說台灣本省人認為當下正是台灣走掉的絕佳時機，千載難逢，只可惜「台灣之子」陳水扁不大爭氣。他們也是漢人（閩南人）呢，也鄙視海峽那邊的另一種漢人。那島上的外省人骨子裡一樣瞧不起大陸人，只不過為了生意而滿臉堆笑。
要從大中國「走掉」， 可謂一種跨世紀興奮，並非「少數民族」的一廂情願，也是「邊緣漢族」的時髦，大家都巴不得甩掉那個愛耍恨、又貪婪也很擁擠的「大一統中心」，去過自己的小日子。最慘莫過香港人，一百年悠哉遊哉，末了還得「回到祖國懷抱」，叫劉曉波痛惜地居然喊了一腔「三百年殖民地」。其實台灣「走掉」也是個假問題，正經是不能落到香港的地步，「一不留神」就「掉進去」。
這邊藏人很幸運，有達賴喇嘛這麼高智慧的一位法王，極清醒「走掉」豈是一件簡單的事情？除去印度的限制、聯合國的冷漠等因素，即便今日版圖的「西藏」（衛藏）走得掉，那已經劃入青海、雲南、四川的藏區連同無數的寺院及其僧俗大眾怎麼辦？難道扔掉不成？千百年歲月鑄就的「命運共同體」，怎能逞一時之快而拆碎？我想這便是「中間道路」 的依據所在。
空靈的境界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達蘭薩拉讓我想起王維的名句，大概海拔高（兩千米），靠近雪山，春季涼爽清新。也叫大昭寺，也叫祖拉康，跟在拉薩一樣，是這個小山城的中心，雖在西藏境外，如今卻是藏傳佛教的麥加，我們逗留十天裡，就有兩件大事發生，即三月十九日達賴喇嘛在此傳法之際，當眾談話堅辭「最高政治領袖」，言辭懇切；再者是第二天的流亡藏人大選日，投票站就在這裡，兩件事都驚動世界。
此地前院是「大乘經院」，後院即尊者官邸。每日喇嘛們在經院二層詠經，聲浪漸次由低攀高，宛如波濤；任憑信眾整日流連，除了藏人，絡繹不絕的善男信女多為歐美青年，他們到此或駐足片刻，或默然席地打坐，皆虔心膜拜尊者，又仿佛承受雨露。
我們有幸到此拜見了達賴喇嘛。那天下午輪到我們進去，他就在門廳裡等著，永遠穿著那著名的絳紅色僧袍，一上來就拉著胡平問：「speak English？」我跟在後面應道：「broken English.」他笑著回頭說：
「like me.」
我上一次近距離見到他，是二十年前，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這次他紅堂堂相貌依舊，聲如銅鐘，幽默如故，而且一如既往地期待中共再次出現「改革奇跡」，這次他問「溫家寶屢言政治改革」該作何估計？我們自然視為「作秀」，或「溫影帝」怕留歷史惡名，或孤掌難鳴，尊者聽罷默然。
待又談到中國「維穩費」已超過軍費，尊者提起一件舊事：「我給毛主席寫過兩次信，第一次他給我回了信，第二次我再去信，就沒有下文了。我知道他不會再回信給我了。」此言自有話外音，作何解讀？我不敢妄言。但我懂得尊者的大思路，既然佛家不殺生、既然西藏不能「獨立」只能「自治」，那麼漢藏只有「和解」一途，達賴喇嘛也只有這麼一個立場，永遠不變，選擇都留給你們漢人了。這是「空靈」的境界，我只覺得，當今污濁的世道與這境界實在太不相稱，枉負了他一世的苦心。
父子兩代「走」藏獨
我們剛到這裡，就聽說尊者有個侄子在美國不幸遭遇了車禍，我心裏咯噔一下，因爲我有慘痛的車禍經歷，對此很敏感，接下來就引出一個故事，是關於達賴喇嘛的大哥達澤仁波切。
「仁波切」意思即「寶」，指精神領袖。他長弟弟十三歲，本名圖登吉美諾布，很早就被青海塔爾寺選為主持，晚年一直為「讓贊」（藏語「獨立」）奮鬥，有個住在美國的康巴人嘉央諾布回憶了跟他的交往（嘉央諾布《回憶第一位讓贊步行者》，引文自唯色網站「看不見的西藏」）。一九八八年達賴喇嘛發表「斯特拉斯堡宣言」，是為「中間道路」出台，達澤仁波切知道弟弟放棄了「獨立」非常傷心。由於印度的限制他也只能流亡北美，七十三歲開始推動「國際西藏獨立運動」，「並且領導了幾次獨立步行活動，行蹤遍及美國與加拿大」「他很有精神地邁著步伐，反戴著一頂白色的棒球帽，告訴美國：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他跟達賴喇嘛的理念不同，「他與共產黨人的交往經驗，使他堅信中國對西藏的意圖是邪惡的」，「這一幫人都是粗鄙、自以為是、狡詐而又喜好殺人的人——他們都是非常野蠻血腥的中國內戰的產物、毫無人性的人」「許多人都是前軍閥的手下、傭兵、土匪、地頭蛇等等」（大部分漢人都不能有見及此）。美國《新聞周刊》記者約翰．艾夫唐所著《雪域境外流亡記》記載，共產黨進入青海後，就囚禁了塔爾寺主持達澤仁波切，威逼他前去拉薩誘降甚至殺害他弟弟。這個經歷叫他很早就洞悉「北京要吞併西藏，並計劃使西藏的僧俗生活方式逐漸解體，用馬克思主義的國家來取代西藏的僧俗生活方式」，因此「獨立」成為藏民族信仰、語言、生活方式存活的基本條件。
二〇〇八年他去世，兒子晉美諾布繼承遺志，接力和平徒步遊行，竟於二〇一一年二月十四日遭遇車禍身亡，終年四十五歲，而他的兒子們又接力繼續奮鬥……
殖民地的反抗
達賴喇嘛自傳裡說，他初到達蘭薩拉的翌日清晨，一醒來就聽到一種鳥鳴，「我向窗外逡巡，卻不見它的影蹤，只見一片宏偉壯麗的山巒」。我們看到這幅壯景，卻是從女作家朱瑞住所的露台上。她是《傾聽西藏》的作者，此書獲達賴喇嘛親自作序推薦，褒揚她溝通漢藏兩族的努力。朱瑞說她這本書，其實是創作一部長篇小說的副產品，那部小說《拉薩好時光》，描寫了漢人入侵之前的迷人西藏社會，兩本書皆由台北《允晨文化》付梓出版。她此刻恰好也在這裡，熱情邀我們去山坡上她的寓所吃飯、聊天並且贈書。
席間大家談起一個喇嘛的自焚，那是剛從四川阿壩州傳來的消息，格爾登寺一個叫平措的小喇嘛，才二十歲，三月十六日獨自一人離開寺院，走到街頭突然就變成了一團火，他在火焰中掙扎並高呼：「讓嘉瓦仁波切回來！」、「西藏需要自由！」、「達賴喇嘛萬歲！」……很快大批軍警就把駐有兩千五百個喇嘛的格爾登寺圍得水泄不通。
這個事件的爆發時機，恰好跟中國民間的「茉莉花運動」重合，但它其實是一個純粹的西藏抗議，跟北非的伊斯蘭革命沒有關係。當時朱瑞立刻到達蘭薩拉的格爾登寺，找到平時跟平措很要好的一個小喇嘛，去年才翻越雪山過來的，他說：「本來，阿壩地區在二〇〇八年三月十六日抗議時，死了很多人，所以三年後的今天，許多藏人都在寺院和家裡點酥油燈紀念遇難者。平措的紀念方式是自焚。」
我們反觀二〇〇八年三月「拉薩事件」，它在漢藏關係史上的重要性，跟一九五九年「拉薩事件」是同等的，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會被證明。文革後有一個參觀團獲准回西藏考察，達賴喇嘛的三哥洛桑桑天也在其中，他在蘭州遇到一個坐了十九年牢的藏人對他說：
「無論中國人說甚麼、做甚麼都不可信，無論他們講我們藏族甚麼都不可信。我們團結一致反對他們，在西藏全國各地都有地下組織，甚至在監獄裡也如此。尤其是年輕人十分堅定。」（《雪域境外流亡記》）
西藏成為二戰以後非常罕見的一個殖民地，駭人聽聞地被奴役、被壓榨，獲知了這一切的洛桑桑天得了憂鬱症，一年後去世，尊者說他「因心碎而死」。
甘地的兩個傳人
所以〇八年藏人的反抗毫不奇怪，在那以後，甚至達賴喇嘛都開始實行「戰略轉移」，如王力雄所言，「很多時間和精力都放在與中國知識分子、學生、反對派人士及宗教人士的見面交流上。」
王力雄有一文《獨派力量在崛起》還指出：「主張獨立的力量不但增強，且有變成主流的趨勢……之所以發生這種變化，的確是中國政府的政策所導致，當達賴喇嘛的溫和姿態一再遭到無理拒絕甚至羞辱時，如何還能讓藏人相信他的中間道路有前途？」
這情勢跟漢人民間社會，自北京奧運會以來遭到越來越嚴酷的壓制，如出一轍。無獨有偶，劉曉波領銜發起「零八憲章」溫和建言竟遭重判十一年、由此榮獲二〇一〇年諾貝爾和平獎卻至今繫獄，而被壓制激怒的反體制漢人們，也對他的「無敵論」 嗤之以鼻。兩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境遇，何其相似乃爾！王力雄曾在達蘭薩拉遭遇藏人對他「不明確支持藏獨」的抗議，胡平則竭力為「無敵論」辯護而在網絡上被圍攻，又何其相似乃爾。
達賴喇嘛對藏民族而言，是「手持白蓮的觀音」，至高無上，而劉曉波只是一個異見知識分子，漢人八〇後知道他的人也寥寥無幾，這又有天壤之別；尊者是修煉至化境的活佛，精神已然純淨，超越了憤怒和欲望的大自在者，相比之下，劉曉波尚在凡塵中，自是煎熬萬分！不過他們同時作為極權主義的反抗者，是平等的。更有甚者，他們倆作為聖雄甘地的傳人，都對填補亞洲的價值欠缺，建下垂世之功。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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