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四」學運中，中國知識人首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以獨立群體的方式直接行動
光陰荏苒，歲月如水。 1989年「六四」天安門流血事件竟然過去整整三十又一年。
筆者有限的閱讀中，「六四」知識人親歷者中從個體立場「帶了刀子」犀利地剖析與反省自己而浴火重生的，從美國飛蛾回國去撲火的，當推劉曉波的《倖存者的獨白》，為逃避迫害流亡美國的，當推蘇曉康的《離魂歷劫自序》（台灣INK印刻出版，2012年）。
流亡知識人對於驅逐他們的母國與接納他們的新世界總是雙重缺席。他們因愛國而被迫流離異鄉；在懷舊與鄉愁中排除失落的恐懼，卻又厭惡變質的故鄉，時不時還想為其開幾味刮骨療毒的處方，在想像的移位與渴望中倍受「坦塔洛斯」之苦的煎熬。
蘇曉康們的《河殤》以及八十年代的中國知識精英群體，在他們「二時代」(2.0時代)的母國，幾乎被有意或無意地屏蔽、遺忘了。
前不久一位當年在東京聲援「六四」的老留學生同我聊起一些熟悉的流亡精英的名字，他半開玩笑說「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
劉曉波批評中國知識人在政治上的「最高自我評價，就是做一個德才兼備的忠臣」，從來沒有過獨立的社會地位，只會逃避責任的自我道德美化。
但1949年之後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中國知識人群體發出過獨立的聲音，并以群體的方式上街抗議過專制、聲援過「六四」學生運動。
知道蘇曉康的名字，是因為1988年中央電視台的播出的六集電視紀錄片《河殤》，後來「河殤派」成為中國一味崇拜西方海洋文明的偏激右派代稱，同年劉曉波在香港接受《解放》雜誌主編金鐘專訪時，在肯定「《河殤》做到了中國人現在在電視上可能做到的程度」的同時，但「還覺得遠遠不夠」。「中國至少需要被殖民三百年」才有希望。
1989年以元月以方勵之發表要求大赦政治犯的《致鄧小平的公開信》伊始，同年二月，為呼應方勵之，三十三名「繼承『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傳統的知識人」群體發表《致全國人大以及中共中央公開信》，蘇曉康也在其中。以後知識人陸續有了《四十二人簽名》等公開信以及一系列直接行動，支持與參與那場轟轟烈烈的民主運動。
蘇曉康、張伯笠、鄭義等知識精英在1989年的抗議運動中。
眾所週知，「巨變前夕的深夜裡，槍炮聲敲碎了寧靜的夜」，一場血腥屠殺與追捕，使得一批參與者不得不流亡他鄉。從1989年六月中旬到香港「回歸」前一年，香港良心人士秘密營救遭到通緝或深感自命不保的參與者超過四百人。
蘇曉康也在這一劫的逃亡與救援中成為幸存者。
與三、四十年代流亡美國與歐洲的德語知識人相信納粹統治只是一個「暫時的幽靈」，在不遠的將來，很快就能從流亡中返回故土一樣，六四中國流亡者也相信不仁義的政權很快就會垮臺，流亡不過是不得已的權宜之計，暫時的避風港。
在全世界異口同聲譴責中共開槍殺人的大環境下，「六四」前就已赫赫有名的流亡精英立即成為世界媒體追逐的熱點，也受到國際學術界的關注，成為外國的大學和研究機關想獲得的資源。一時間，不少流亡精英一出來就立即被邀請到各大學巡迴演講，收割掌聲森林、鮮花朵朵。
就日本而言，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除了大出版社翻譯出版了劉賓雁、方勵之、巖家其等人的著述之外，一向不敢對中共大聲出氣的中國研究界也出版了《站起來的中國知識人》。甚至一家以出版神道宗教方面書籍創業、本來以出版考古學、古代史為主，名叫「學生社」的出版社也翻譯出版了知識精英們的一系列著述。
蘇曉康主編的《河殤》，除了辻康吾先生的版本之外，另外一本《致黃河文明的輓歌》也是這家「學生社」出版的（1990年元月）。此時作者本人正在顛沛流離的逃亡途中。
日本這類书籍的出版，大多數屬於「志向出版」，譯者和出版社認同作者的道義與理想，不追求市場效應，為被沉默者發出聲音。譯者只有極少或者沒有翻譯費，主要依靠大學的中國問題研究者翻譯。從我的書架上一排書名來看，反映了日本在八十年代末期對鄰國的知識人追求自由民主的勇氣和理想價值的認同與期待。
（二）流亡精英群聚於「中國學社」
如同哥倫比亞大學對法蘭克福大學的「社會研究所」採取整體接納的方式，以及阿爾文．約翰遜在紐約的「社會研究新學院」內部為吸收流亡的人文社會學者成立的「流亡大學」（教授團新成員在定名稱時對「流亡」一詞顯不快而改名），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成立「中國學社」，對流亡精英們伸出了援助的手。
余英時教授、林培瑞教授最為積極參與援救中國流亡知識人的行動。
本書非常誠實地記錄了中國流亡知識精英們的在美國的「受寵」。
一位名叫約翰．艾略特（John‧B‧Elliott）的普林斯頓的老校友是「中國學社」（英文名：Princeton China Initiative）命名者。
「一天他簽好一百萬美元的支票要買什麼，那天早晨新聞正在報導北京坦克上街殺學生，他震驚之下，將這張支票寄給普林斯頓大學校長，希望以此幫助普大的中國留學生。校長責成東亞系辦理此案，散居世界各地的一批八九流亡知識分子，後來分別收到帶有菊黑雙色盾牌校徽標誌的邀請函。」
三、四十年代美國對德裔流亡知識人挑肥撿廋，除了政治傾向之外，功名成就、且在流亡前就與美國知識界有關係的中年男性知識人為首選；此次被選入「中國學社」的人當然都非等閒之輩。「中國學社」的成員大致由以下三類人構成：
一：「六四」前以訪問學者等身份與美國學術界有交流的人，如劉賓雁、阮銘；
二：流亡前在中國就赫赫有名的人，如蘇曉康、鄭義等；
三：流亡學生精英，如柴玲。
1990年10月 25日，普大舉辦新聞發佈會，正式宣佈學社成立。余英時教授介紹了學社成立的宗旨，為六四前后流亡美國的中國知識人和青年學生提供一個研究和學習的環境。
母語的喪失、妻兒的分離、故土的鄉愁，是全世界流亡者面臨的共同問題。流亡者與為謀生移民、留學深造不同，來不及做好經濟準備、心裡調整、語言過關，年齡上不尷不尬、老大不小。他過去生活中的榮譽、地位、掌聲、讀者、所有曾經擁有東西，都被一巴掌擊個落花流水，似乎為之奮鬥的理想主義也死無葬身之地。
人文社會知識人與自然科學家、藝術家、音樂家相比，對新的文化環境融合要艱難得多。他所背負的沉重的故土文化，壓得他在異鄉格格不入。
正如作家鄭義所言：在黃土高原土地貧瘠，但我的根扎得很深。卻不料根越深，越經不起移。
本書坦誠地記載了流亡精英在封閉的圈子裡「文人相輕」，流弊甚重。但最大的困惑的是，幾乎人人都成了「結巴」、「聾子」、「瞎子」、五體不全者。
母語來自子宮，滲透母汁的感情、思想的源泉。「流亡」一詞（exile 來自ex-salire）原意指「跳到外面去」。這一「跳」，橫著巨大的文化溝壑，對於人文學者、作家是致命的文化休克。
但是流亡精英也是幸運者，別人做夢都做不到，不交學費就能聽遍世界級名師的直接講座。
「艾略特先生覺得大家既然都來了常春藤名校，學府裡都是大牌教授知名學者，不是多少可以學得真東西嗎？這份美意很值得感謝，於是借了東亞系著名的『壯思堂』為教室（同樓幾步之遙的物理系有當年愛因斯坦授課的教室），遍請各科名師來授課。誰料精英們興趣不大，遲到、缺席、厭煩、懶散，經過反復整飭才勉強上完。據說這令老先生頗為寒心」。
流亡者是否能盡快適應新世界的生活，與語言能力相關。
普大為流亡者請來專職的英語教師，在很好的環境裡學習，但是「精英」們的英文竟然毫無長進，直到捐款全部花完，除了講幾句別人都聽不懂的英文之外，幾乎無人可以用英文同普大的學生討論中國問題。外國記者採訪乃至接電話，都離不了翻譯、「反正隨時隨地有翻譯跟著，用中國話『侃』中國政治和文化」。普林斯頓收留的「精英」、名流，因為不懂英語又不是平常人，只好「相濡以沫」，抱成一團，遂成「中國城」，派對每週必有，還非唱「文革」歌曲不可，要不就是《血染的風采》，沒有誰受過學術訓練，卻常常要辦學術討論會。人人上去大言不慚，預言中國，還都會「侃」幾句「文化」，否則怎麼叫「訪問學者』？
此外就是玩車，逛跳蚤市場。「這班大名鼎鼎的中國知識分子，除了擁有一輛破車和不再有崇拜者之外，彷彿並沒有生活在美國」。
蘇先生用「流亡度假村」幾個字，嚴厲地剖析與批評自己與封閉的流亡精英群體。也毫不隱瞞自己作為當時學社的負責人，卻由於語言障礙，跟艾略特幾乎沒說過一句話。
六十九歲就逝世的艾略特先生心底對流亡精英是否多少感到了遺憾呢？
阮銘先生的回憶錄中曾有這麼一個細節：那位中文呱呱叫的熱心腸加拿大人孫露瑜（Lorraine Spice）臨別普大的前一天晚上深夜還在複印資料，她對阮銘說，「中國學社」這些年的資料，我一直小心地積累和保存。總想著你們有一天自由地回去時，我要把這一段歷史寫下來。沒想到就這樣離開了你們。說完跪倒在地，嚎啕大哭。
這兩位西方人對流亡知識人的故事，反映了具有普世價值的普通西方人的良知與期待。
（三）放下身段，自我剖視
1992年死裡逃生後蘇曉康在美國一家三口重聚。
曾經「海內外捧的罵的不亦樂乎，便自鳴得意，再也放不下身段」的蘇曉康，卻不料在1993年一家遭遇一場車禍，妻子傅莉一度被認為可能成為植物人，自己兩次經歷無法訴說的憂鬱症。這場意想不到的變故，使得他退出喧囂與華麗，自閉蚌殼，重新審視與剖析自己，掂量一下究竟幾斤幾兩。
他在給劉曉波的電郵中談到「輝煌的流亡，這輝煌讓人陷入錯覺」，對流亡的舒適懷有負罪感。對六四受難者深感內疚與自責的劉曉波第一次聽到流亡者對「寵遇」與「舒服」的反思，感到震撼和共鳴。
有人將「六四」流亡者群體與納粹迫害下流亡美國的德語流亡者群體（猶太人為主）作比較，認為前者是不爭氣的一群人。
毋庸置言，中國流亡知識人存在問題，人性本身就是幽暗的河底。但從流亡知識人的人數規模、跨領域、美國以及德裔流亡第一波群體的民間援助，尤其是流亡後以融入客居國，並對母國以及客居國的影響與貢獻來看，二者難以相類比。
漢娜．阿倫特在1943年的《我們這些另類難民》中，反思自己十幾年的流亡生活，對流亡猶太人群體作過嚴厲的批評。指出猶太人自身斷絕新的「另類難民」與別的民族同化的希望，同為納粹的受害者卻不團結，內訌不斷，沒有作為一個命運共同體，來抗爭不義的世界。
阿多諾更是厭惡流亡者小圈子的內訌，為有限的資源明爭暗鬥。流亡英國時，他不甘於當「老年學生」，認為即便是法蘭克福大學的編外講師也比當「老年學生」體面得多。流亡美國後，處處以德意志文化衡量美國的人、事、物、甚至風景。
「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的核心成員拒絕用英語寫作，也就是說拒絕融入新世界，這是這家研究所戰後回到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主要原因。
托馬斯．曼等一批流亡美國西海岸的德語作家、學者、藝術家自嘲在「天堂裡流亡」，雖然離鄉背井，但住在陽光燦爛的愜意環境中，還有第一波流亡者以及美國民間的基金援助，雖然緊巴緊巴，不顯闊綽，但高於當時美國藍領的平均月工資，倒也不至於餓死。因為反對納粹的政治理念和擁有相同的德語文化，於是形成一個小氣候，與「粗俗的」美國文化格格不入，與同樣反對納粹的美國左派也交接不多，這種「內部氣候」正是內訌與流言蜚語的土壤。
（四）存在的勇氣
從1933年希特勒極權政治開始到1945年戰敗，納粹德國的壽命只有12年，而中共七十多年的歷史仍在進行式。支撐這個政權底蘊的要素很多，其中既有數千年傳統文化負的一面，亦有被這個負面因素侵蝕到骨髓的民眾自發的健忘症。
中國知識精英的流亡仍在路上，道長且阻。
讀完《離魂歷劫自序》，我想起德裔流亡者保羅．田立克（Paul Tillich1886-1965）的一本書名---《存在的勇氣》（The Courage to Be）。一本從勇氣的角度論述「存在」問題的專著。
保羅．田立克基於基督教神學與存在主義哲學結合的立場，指出存在主義概念的三層意思：
第一：作為一種對於世界和人類生存的觀點；第二：作為一種對於現實社會的抗議；第三：作為一種文學與藝術的表現手段。
他從整個人類思想史的脈絡中，抽析出「勇氣」是精粹於神學、社會、哲學問題的之上概念，與克服恐懼、忍耐、堅毅、生命、智慧、誠實而息息相關。
從普世價值的立場獲取保羅．田立克思想資源的話，蘇曉康和她的妻子傅莉相濡以沫的故事以及「六四」流亡知識人群體整整三十又零一年「離魂歷劫」存在的本身，象徵著對迫害他們的政權的「現實社會」不屈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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