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年让李鸿章的一生事业付诸流水。
他的反思，见于签订《马关条约》之后给光绪皇帝的汇报奏折。
李在奏折中说，日本割占了台湾，又得了巨额赔款，如虎添翼后患无穷，“臣昏耄,实无能为。深盼皇上振励于上，内外臣工齐心协力，及早变法求才自强克敌，天下幸甚。”[1]所谓“及早变法求才自强克敌”，意即之前的改革路径错了，既不足以自强，也不足以克敌。
之前的改革路径究竟错在哪里？李鸿章并未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做进一步的展开。甲午战争期间，他对朝廷最尖锐的批评，似乎仅止于器械问题，尤其是清廷在长达近十年的时间里拒绝拨款给北洋海军，以致于舰队的配置始终未能完整，更遑论让舰队紧跟潮流进行更新换代：
“行军制胜，海战惟恃船炮，陆战惟恃枪炮，……倭人于近十年来，……购置船械，愈出愈精。中国限于财力，拘于部议，未敢撒手举办，遂觉相形见绌。海军快船快炮太少，仅足守口，实难纵令海战……至陆路交锋，……固由众寡之不敌，亦由器械之相悬，并非战阵之不力也。”[2]
对李鸿章来说，这种抨击已可谓相当大胆。毕竟，翻查历史旧账，人人皆知支持北洋舰队成军者，是醇亲王奕譞；对北洋舰队的经费釜底抽薪者，是帝师翁同龢；挪用北洋舰队经费者，则是慈禧太后。“中国限于财力，拘于部议”这种委婉的用词，实际上潜藏着对朝廷极深的怨念。
在给新疆巡抚陶模的私人信函中，李鸿章也翻查了相似的历史旧账：
“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縻费为疑，至以购械购船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至一发不可复收。”[3]
所谓“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明显已将问题回溯到了1884年的“甲申易枢”。在这里，清廷前三十年的改革，被李鸿章划分成了有恭亲王和没恭亲王的两个阶段。后一个阶段的十年完全由慈禧掌控，被李鸿章认定为彻底失败。这种怨念即便不见于正式的奏折，想必慈禧也是心知肚明。
类似的怨念，也见于马关议和期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一段对话。
当时，伊藤博文与遇刺后略有康复的李鸿章寒暄，恭维李说“此次败在中国，非安徽也”，又说自己如果处在李的位置，未必能做得比李更好。这些话引发了李的感慨，遂对伊藤博文说道：“贵大臣之所为，皆系本大臣所愿为，然使易地而处，即知我国之难为，有不可胜言者。”李还说，自己非常羡慕日本的明治天皇“能听善言”，使得日本诸大臣的志愿，都能够得到施展和实现的机会。言下之意，乃是伤感自己办了三十年洋务自强，始终无法按照自己的真实认知去行事。[4]
揆诸史料，可知李鸿章此番伤感并非矫情，确属由衷而发。早在1870年代，李就已意识到，由农耕文明向工商文明转型，才是大清救亡图强的必然路径。他曾在给儿子的家书中写道：
“年来国势日非，吾等执政，虽竭力谋强盛,然未见效，深为可叹。国人思想受毒根深……不谙世事,默守陈法，藏身于文字之间而卑视工商。岂知世界文明，工商业较重于文字。窥东西各国之强盛，无独不然。”[5]
这封信约写于1872年前后（因信中提及幼童留美）。及至甲午惨败，时间已过去了二十余年。除了有限的几家官办洋务企业之外，中国的工商业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发展。朝廷的取材方向与教育制度也完全没有改变，仍然“藏身于文字之间而卑视工商”。李鸿章不断为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津沽铁路的专业技术人员向朝廷请赏，但要让一个国家的读书人摆脱文辞与经义，鼓励他们将才智投入到更广阔的知识领域中去，这种个案性质的请赏再多，也是无济于事的。真正需要的，是一场从上而下的人事制度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
李鸿章知道症结在于制度，但他无力推动制度改革。毕竟，对皇权来说，科举取士是一种非常成功的统治术。朱元璋当年就说过，“柔天下”之法莫过于科举，“天下才智，无所试，久必愤盈。诸负血气者，遂凭之以起”，科举的作用，正是以四书五经诗词经义这些无用之物，将“负血气”者困入科场。[6]
1896年，李鸿章奉命使俄，并访问欧美诸国。他对清廷三十年自强改革的反思，又有了一番更深刻的领悟。在给友人吴汝纶的书信中，他如此写道：
“（西人）立国政教，今人纂述中，郭、曾、薛三《日记》所言，颇得涯略。此行辙迹所经，视数君为广，而时日则太促。然详咨博考，已觉所见过于所闻。其扼要处，实在上下一心，故能齐力合作，无事不举，积富为强。中国则政杂言厐，而生财之法又不逮远甚。每于纵观之际，时增内顾之忧。胡文忠云：使我多财，天下事尚可为。昔尝叹味其言，然犹是第二义也。”[7]
这封私人信函，道尽了李鸿章甲午年之前与甲午年之后的思想依归。
函中的“郭、曾、薛三《日记》”，分别指郭嵩焘、曾纪泽与薛福成在出使西方期间，遵从朝廷要求所写的日记。这些日记须上交总理衙门，供中枢重臣们了解、体察“夷情”。李鸿章虽未进入总理衙门或军机处，但他是清廷倚重以办理洋务的要员，也有资格阅读到这些日记——在给吴汝纶的信函中，李鸿章说自己读这三人的日记，颇得西人立国政教的“涯略”（概况），即是指此。李又说西行亲自观摩后，发现“所见过于所闻”，言下之意自然是高度认同郭、曾、薛的日记。
郭嵩焘是清廷外派使节的拓荒者，也是晚清士绅中真正的“开眼看世界第一人”[8]。他于1870年代出使欧洲，凭着亲眼所见，在日记中赞叹英国“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9]，国家是民众的国家，非君王私有；政务是百姓的政务，非君王独裁。结果引来朝野上下的集体攻击，成了“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10]。
曾纪泽继郭嵩焘出任驻英、法两国公使后，多次亲身前往英国上下议院旁听议事的整个流程，还曾前往拜会法国上下议院的领袖，了解法国政府内部的权力制衡。他后来在给友人丁日昌的书信中说，“纪泽自履欧洲，目睹远人政教之有绪，富强之有本，艳羡之极，愤懑随之，然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属而和者几人，只能向深山穷谷中一唱三叹焉耳。”[11]有了郭嵩焘的前车之鉴，曾纪泽呈递给朝廷的日记，内容尺度已远小于他的私人信函，他选择将自己的愤懑与艳羡藏了起来。即便如此，其日记中那些不带主观评价的客观描述，仍使许多人如坐针毡。
1890年，薛福成被任命为“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至1894年5月（也就是甲午中日战争前夕）任满回国。出国之前，薛福成对郭嵩焘是有意见的，“稍讶其言之过当”，觉得郭的话过于夸张。为此还去询问了清廷首任驻美公使陈兰彬、随郭嵩焘一同出使欧洲的黎庶昌等人的意见。尽管陈、黎二人“皆谓其说不诬”，都说郭嵩焘的言论没错，但薛仍持一种保守的怀疑态度。这种怀疑，在薛亲至欧洲数月之后，即烟消云散——光绪十六年（1890）三月十三日，薛在日记中写道：“此次来游欧洲，由巴黎至伦教，始信（郭）侍郎之说。” [12]
再后来，薛又在欧洲见到了繁盛远超清廷的义务教育，还见到发达的女子教育和聋哑人福利教育，并获知父母若不让孩子接受义务教育，要受到法律的惩罚。参观学校时，薛又惊讶地发现“有厨房、有书库、有浴室、有饭厅”。如此种种，让他感慨万千。光绪十八年（1892）七月十八日，薛在日记中发出了“於戏！至矣尽矣，毫发无遗憾矣！吾不意古圣先王慈幼之道、保赤之经，乃于海外遇之也”[13]的赞叹。
遥想二十年前，也就是1872年，陈兰彬携幼童赴美留学时，薛福成写过一篇《赠陈主事序》相送。在那篇文章里，幼童们要去的海外，被薛定性为“饕利朋淫腥膻之地”。他深深地忧虑这些孩子“志识未定”，还没有建立起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就要“去中国礼仪之乡，远适海外”，离开礼仪之邦去往那蛮荒之地，很可能会被同化为蛮夷，然后“归而挟其所有以夸耀中国”，带着从海外学来的技术回来，向中国耀武扬威。所以，他特别提醒陈兰彬，“先生此行，务必究洋人之所长，更善查洋人之所短可也”[14]——你这次带孩子们出去留学，要让他们学习洋人的长处，更要让他们了解洋人的短处。如此，才能让孩子们免于沦于异族。
二十年前的文章，与二十年后的日记，犹如天壤之别。这天壤之别的背后，是道听途说与亲身见闻。
再然后，薛在呈递给清廷的六卷十七万余言的出使日记里，开始集中呼吁两件事情：
（1）经济上摒弃“以农立国”，向“工商立国”转型。薛发出了“商为四民之纲”的惊骇之论。他说，大清要想富强，必须走工商立国之路，虽然这条路“四海之内所未知，六经之内所未讲”[15]，清朝的知识分子没听过，儒家的六经也不传授，但他以自己的亲眼所见，证实这条路是对的，是必须要走的。
（2）政治上须“在养民教民上用功”，而不能只知道买枪买船建兵工厂。这种制度建设有“五大端”（也就是五件大事）要做。第一件是“通民气”。要有制度建设，让民意可以畅通地表达。第二件是“保民生”。要以制度来保障民众的私产，使它们没有“意外之虞”，要有制度来给民众提供养老、疾病等保障。第三件是“牖民衷”。要以制度来保障民众的受教育权，让他们“终身无一废学者”，都可以接受到教育。第四件是“养民耻”。法律要文明化，须废除各种残忍之刑；监狱也要文明化，须讲究卫生、须给服刑者提供工作学习机会、须有医疗保障，不可有鞭打之事。第五件是“阜民财”。朝廷要做好各种支持工商业和农业发展的基础建设，要藏富于民。[16]
薛福成还注意到，一个国家的社会运转是否正常，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有没有“体面人”，和这些“体面人”能不能够有效地介入公共事务。在光绪十八年五月十三的日记里，薛说，欧洲各国介入公共事务的“员绅”，大多家道殷实，“群谓之体面人”。薛敏锐地觉察到，这种风气与中国推崇“寒士”的传统大不相同。在光绪十九年四月十六日的日记里，薛福成将这种区别，总结为“中国用人以富者为嫌，西俗用人以富者为贤”。他比较了二者的历史成因，然后发出了一句非常古老的感慨：
“有恒产即有恒心。”[17]
很容易发现，李鸿章在1896年对洋务自强改革的反思——“其扼要处，实在上下一心，故能齐力合作，无事不举，积富为强。中国则政杂言厐，而生财之法又不逮远甚。每于纵观之际，时增内顾之忧。胡文忠云：使我多财，天下事尚可为。昔尝叹味其言，然犹是第二义也。”——与薛福成的认知高度一致。两人都意识到了经济改革（工商立国以求多财）之外，还需要实施更要紧的政治改革（上下一心）。这种相似，或许是因为，三部日记里，薛福成的日记最晚出，距甲午年也最近。对正在反思甲午之败的李鸿章而言，印象也就更为深刻一些。
李鸿章是个谨小慎微之人。他没有在信函中说要如何做才能实现上下一心。但在郭、曾、薛三人的日记里，这个问题有一个共同的答案，那就是：将清廷变革为“君民共主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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