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的意義,在於它啟動了一場「非毛化」——不是在中國,而是在海外,因為它提供了「評毛」的最佳資料,而「評毛」在中國至今停止、曖昧,甚至已經出現毛的繼承者身居大位,整個世界對此毫無覺察——有點像當年希特勒上台,而歐洲很麻木。我在波多馬克文化沙龍介紹過「評毛」的文字。】
"评毛"至今还是一种文化评论,没有进入学术层次。
"评毛"资源可分两种:西学的参照和中国史观的看法。
谈三个人的观点。
一、余英时
"评毛"仅偶一为之,但他是中国人文界当代第一人,所以看法珍贵且重要,余引中西两法说毛,有一句话最经典:"在中国史上,毛泽东具有秦始皇、明太祖的一切负面;在二十世纪世界史上,他则和希特勒、斯大林是一丘之貉。"
1、传统秩序崩解下的"光棍"
余英时1993年10月23日在台北《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发表《打天下的光棍——毛泽东一生的三部曲》,是非常重要的一篇评论,至今没有评毛文字超过它。
余提出一种"边缘人"的观点,指出:毛泽东的真本领是在他对于中国下层社会的传统心理的深刻认识,这个"下层社会"是指那些三教九流、痞子光棍之类,即"社会边缘的人物"。中国历史反复演出的,就是王朝崩溃之后,主流社会解体,大量的能人流落在底层,啸聚山林,扛旗造反,刘邦、曹操、朱元璋都是这类人物。
余指出:毛泽东在党内逐步取得主宰,可视为"农村边缘人"战胜"城市边缘人",因为中共早期领袖都是上等文化人;毛可以说是集多种"边缘"之大成的一个人:"他出身于农村,但早年也沾到城市的边缘;他没有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但也沾到了知识界的边缘;他最熟悉的东西是中国的旧文史、旧小说,但又沾到了西方新思潮的边缘;他在政治上最独到的是传统的权谋,但又沾到了"共产国际"的边缘……。历史的狡诈把他送回了边缘人的世界,特别是他最熟悉的中国农村的边缘世界,他的生命本质终于能发扬得淋漓尽致,这恐怕是连他自己也是始料所不及的。"
2、"反常规化"的枭雄
余早就引入韦伯"奇理斯玛"式权力的论说来诠释毛。这种理论认为,魅力型权威一般需要经过一番"常规化"的转换,放弃"奇理斯玛",才能换取长期稳定的统治。余指出,毛在这方面是居然是"史无前例"的,既不追随中国的汉高祖刘邦等,也不跟外国的希特勒、斯大林学习,因为后者最终都走向"常规化"而维持独裁,毛却是彻底地拒绝"常规化"直到死亡。李志绥回忆录出版后,余又做了一篇大文《在榻上乱天下的毛泽东》,依照韦伯理论再次一一列举毛的"反常规":
——"谈笑风生榻上居",毛27年统治与无数阳谋阴谋,都是躺在一张特制大床上想出来的,一个绝妙的"反常规"隐喻;
——不当国家主席,可以为所欲为,他跟一切常规礼仪都格格不入,宁愿"退居二线",更方便搞阴谋;
——继续以"农村包围城市",他反对"常规化"的办法,还是农村"打土豪"的阶级斗争那一套;
——信手操弄"群众运动";
——反现代化的"否定意志",毛对现代世界的惊人无知,如乌托邦空想等等。
再引一段余拿毛与曹操比较的文字。毛自己很认同曹操,然而汉末的曹操,虽然"不信天命",但是仍然相信有周公这样的伟大人格,所以还不是一个肆无忌惮之人。毛虽然熟读历史,却完全不相信历史上有什么光明磊落的一面,他留心的全都是权谋机诈的东西,所谓满眼看去都是"脏唐臭汉",那么他便不可能对人性有任何信心。在从能力上来比较,曹操是所谓"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而毛只是一个乱世奸雄。
二、林毓生
余英时和林毓生,是治学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两位大家,而在他们两位所建筑起来的基础上,这种研究至今没有什么进展。也可以说,涉及中国现代思想史,就避不开毛泽东,所以林毓生的评毛,也是很重要的一家之言。
余林两位,都判定中国近现代是一个激进化思潮泛滥的时代,原因当然是中国儒家传统的衰微,又面对西学东渐,自晚清以来的几代中国士大夫,或者也叫知识分子,他们焦虑、性急、束手无策、饥不择食,率先领导一场否定自身传统、全盘接受外来价值系统的思想文化革命,到"五四"运动达到高潮,将中国推入从经济、制度、社会、文化直到价值体系的无底线的一个崩解过程,至今没有停止。当然,这是一个比毛泽东大得多的课题,然而毛正是这个解体过程中出现的魔鬼。
林对近现代激进化的定义,比余更彻底,称之为"整体性的、全盘否定的反传统主义";而且他进一步指出,这种思潮的根源,正好来自儒家思想模式"道德优先"的特征,也叫着"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是靠儒家意识形态,来统合三块:上层官僚、中层乡绅、下层宗法家族,形成大一统社会;这种社会一旦解体,只有从道德上重新整合。
林是指出中国传统"意识形态"至上而且封闭、导致巨大灾难的第一人,他也进一步在这个思路下,分析了毛泽东以乌托邦思潮带给中国人的巨大灾难。
林毓生对毛泽东及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的描述﹕"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具有强悍(自行其是)、千禧年式、「比你较为神圣」的道德优越感而政治性又极强的乌托邦主义性格",这种「乌托邦性格」,颠覆传统与受制于传统,他分析了几个特点 :
——毛式乌托邦一反「乌托邦主义」不知如何在当下落实的基本性格,强悍地认定确知如何当下落实其崇高理想;
——它的现世宗教性(人的宗教)愈强(愈想把人间变成天堂),便愈无所不用其极地运用政治手段;而愈是不择手段,便愈需要从现世宗教性那里获得正当性,其结果是,从自认乃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变成一个无知、反知、无能、乱管的「 上帝」;
——「五四」真空使中国知识分子相信,愈是摧毁传统才愈有可能进行彻底的建设,而中共的破坏愈彻底,便愈摧毁了知识分子不依赖强势意识形态(全盘化解决的导向及其答案)的能力,即﹕使得往相反方向多元思考的能力变得愈弱;
——最后,以全盘化反传统而取得极为强大正当性的中式马列主义,因其自我声称的一整套全盘化解决办法灾难性地落空,从而恰好完成了从马克思到列宁到毛泽东的共产主义逻辑的解体过程。
林的这个分析范式,可以对「大跃进」、「文革」、「改革」直到「六四」这一连串的灾难,获得一个逻辑的历史解释。 「大跃进」与「文革」之间的因果联系,是毛泽东以一个更大的灾难去补救前一个灾难的强悍行为;那么,邓小平的「改革」,何尝不是以另一种形式的灾难,去补救毛泽东的灾难?特别惊人的相似之处,是「改革」与「六四」的因果关系,正好是「 大跃进」与「文革」关系的重演,前后两次以错纠错的非常手段,在理直气壮、封闭和排斥任何不同意见的强悍性上,如出一辙。 不同之处只在于,邓小平的无所不用其极,已经没有毛泽东那种强烈的现世宗教性可以用来彼此加强,反而更加赤裸裸的残酷,说明这个封闭系统的解构本身,可能还是会以灾难形式发生。
三、康正果
康是我们同龄人,其著作《还原毛共》,继承前辈遗绪,且拓深并细化,在今日中文话语中,堪称空谷足音。
我认为这本书最精彩的部分,是第一章对青少年毛泽东自称"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的分裂人格的诠释,颇系统地解构一个底层少年在末世挣扎,从小就具有的反社会草莽倾向,以及厌学、反智、理直气壮作恶等等性格成长的脉络。很少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系统研究。
这本书的基本思路。清廷崩溃后,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最大难点,是建立宪政的途径,西方称为"建制议程"(constitutional agenda),而中国则是皇帝之后是强人、强人之后是军阀、军阀之后是党棍,分崩离析,共识难成;毛泽东和共产党正是乘此天下大乱之际,先在边区夹缝地带,靠地痞搞"农运"、靠土匪搞"割据";接着又在日军侵华、国军主力浴血抗日期间,躲在陕北发展壮大;最终借美国的幼稚调停、靠苏联的武器装备,以血腥内战,彻底断送这个"建制议程",暴力夺取政权。
康也指出,毛泽东在党内的崛起,同样不择手段,从江西到延安,他是靠抗拒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控制,而取得党内主宰。所以康著的副标题是:"从寄生幸存,到诡变成精"。
最后,我想借刘晓波批毛的"六点"来结束,这出自于他的那篇著名的《混世魔王毛泽东》。
1、毛泽东令历代帝王黯然失色;
2、毛泽东并未影响世界历史进程;
3、毛泽东把中国人降格为奴隶;
4、不能只反昏君不反专制;
5、中国人要敢于自我否定;
6、否定毛是全民族的一次脱胎换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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