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英美與蘇維埃的親善（1917-1937年）
【導讀：】已故歷史學教授冯·劳埃（Theodore H.Von Laue，1916-2000）曾說過一句非常耐人尋味的話：“正確的判斷決定了我們的生存或幸存。”記得1949年大陸淪爲“縱肯為奴隷亦不可得”的共產黨統治前夕，幾乎所有沒選擇外逃香港，台灣或歐美的國學大師們，在隨後的歲月裏他們大多經歷了放棄尊嚴，人格墮落，思想自宮，直至最後自殺來逃避沒有停歇一刻的人身侮辱。錯誤的選擇不僅造成個人的悲劇，國家也是如此。1921那個以專門為共（他人）產的罪惡組織，由僅寥寥幾個心術不正的人在上海租界成立。才一個世紀，那個罪惡組織的毒液已蔓延到全世界，危及到整個人類的精神文明。儘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來自内在的各個層面的精神素質和文化傳統，更有所謂自由燈塔的西方文明國家的姑息和縱容。即使是在自由民主的美國，那裏貪婪而無道德底綫的生意人，以及愚蠢或被權益驅動的政客，縂是無意或刻意地豢養這個罪惡組織，在其生命垂危時給與不可多得的輸液。本文分三節：羅斯福政權對斯大林的親善；二戰是羅斯福為斯大林的安全投入歐戰和太平洋戰爭；杜魯門的左傾國務院護毛倒蔣而丟了中國。
歷史的教訓就是沒人吸取教訓
繼60年代人爲大饑荒960萬平方公里遍地餓殍，1972年又因文化大革命毛澤東陷於經濟崩潰而無法自拔的時刻，美國總統尼克松對北京邁開了一場緊急救援的“破冰之旅行”。近半個世紀后，或許尼克松做夢也想不到，那條被自己催生又復蘇的毒蛇正成爲美國第一敵人。尼克松曾被彈劾離開白宮，成了歷史上最缺德的總統之一。但政治正確使得他“拯救毛澤東並引狼入室（世界舞臺）”的打開中國大門，依然被朝野捧成爲尼克松總統生涯的唯一亮點。川普入主白宮迎來了對華政策的撥亂反正。2020年7月23日，美國國務卿彭佩奧在尼克松故居前的一次的集會中，以【共產黨中國與自由世界的未來】為題的演説中，以當今政治家難得的膽魄，正式宣告美國半個世紀以來，對華“接觸政策”的失敗，取而代之是“不信任並核查”的新策略，來對抗共產黨中國。
美國對共產主義的姑息始於1933年。那年，美國社會主義和左翼思潮的祖師爺，民主黨總統羅斯福，把斯大林政權從困境中解救出來。有人說，歷史的教訓就是沒人吸取教訓。 70年代尼克松訪華就是無視歷史教訓的寫照。本文就是講述一段羅斯福是如何與斯大林聯姻，並在世界舞臺上承認斯大林獨裁政權合法性的這段歷史。
蘇維埃政權的助產婆，第一次世界大戰
政治家的智慧在於避免戰爭，儘管第一次世界大戰在西方被稱作【偉大的戰爭】，或【人類最後一次戰爭】，結果，不僅1600萬士兵和百姓被戰爭奪取了生命，而且還為災難更深重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埋下了禍根。有別于歷史上的任何戰爭，一戰在1917年帶來了歷史最邪惡的蘇俄政權，讓人類文明受到空前的嚴峻挑戰。蘇維埃政權不僅殘暴，更沒有道德底綫得約束和任何信譽可言。自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成了國際社會的罪犯，它拒絕承認沙皇簽署的所有國際條約以及償還債務的義務。即使自己簽署的新條約，哪怕條文的墨跡未乾，也會不惜違約。
一戰中俄國是協約囯的成員，與同盟國（德，奧匈，奧斯曼和保加利亞）作戰。11月7日蘇維埃革命成功后，協約囯絕決承認列寧政權，再加上同盟國大軍壓境。12月3日蘇俄向宿敵同盟囯抛出橄欖想枝，並對德国施以苦肉計，提出了把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的局部和拉脱维亚、白俄罗斯的全部（相當于5.7%的國土和全國人口的34%）割让给德国，還附帶30亿卢布的赔款等苛刻求和条件。儘管列寧的賣國行爲曾遭到黨内以布哈林，托洛斯基等反對，以及德國的一度疑慮不解，還是于1918年3月3日，在白俄羅斯和波蘭邊境小鎮布列斯特，簽訂了德蘇停戰協議，即歷史上有名的布列斯特-立陶夫克條約。次日蘇德停戰，列寧總算得到喘息的機遇，抓到了一根難得的救命稻草。
布列斯特-立陶夫克條約的墨跡未乾，當列寧意外發現德國在西綫戰場受挫，無力報復違約的情況下，立即拒絕執行條約中的一些承諾。10月10日，一位當時駐莫斯科的德囯外交官哀嘆地說：“條約已是一紙空文，我們對佈爾什維克的影響力已蕩然無存，被他們隨意玩弄。”儘管德囯減少了來自俄國的軍事壓力，但因美國的參戰，以及經濟嚴重衰退，民怨沸騰，11月9日，德國工人發起縂罷工，士兵嘩變，次日威廉二世無奈退位並逃亡荷蘭。1918年11月11日，布列斯特-立陶夫克條約才簽署了半年，即使在戰場上沒有戰敗，德國也無法繼續戰爭，不得不並向協約囯宣佈投降。此刻的莫斯科呈現一片幸災樂禍，蘇維埃政府立即趁火打劫，從德國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外交使團的金庫中沒收2億5千萬沙皇盧布。同時重新奪回所有在布列斯特-立陶夫克條約作爲誘餌而承諾被割讓的土地。
1919年3月2日第三國際在莫斯科成立。巴黎公社失敗后，馬克思主義者曾在1889年成立了以工人運動為主的第二國際（或稱社會主義）。第二國際還取得一些積極的成果，如為工人爭取到8小時工作制，把3月8日和5月1日分別定為國際婦女節和國際勞動節。 10月革命后，第二國際因右派和極左派開始發生嚴重分裂而解散，列寧領導的第三國際就是由第二國際中的極左分子組成。
第三國際赤裸裸的公開宗旨就是在各個國家，以合法或秘密的共產黨組織通過和平或暴力的方式赤化全世界。因此蘇俄始終沒有停止向他國（特別是一戰中慘敗的國家）輸出共產主義病毒，如1919年列寧唆使匈牙利共產黨頭目，猶太人貝勒（Kun Bela ，1886－1939）成立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短命的貝勒傀儡政權不久即被鎮壓下去，貝勒本人倉惶潛逃蘇聯，10年后卻在清洗托洛斯基分子的肅反運動中被斯大林處決。
1919年的4月12日，（又是）一個猶太人，德國共產黨領導人莱维内（Eugen Leviné，1883-1919）在慕尼黑成立另一個蘇俄附庸囯，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2星期后，列寧在紅場慶祝5.1勞動節的集會中興奮地說, “被解放的工人階級不僅在蘇俄，還能在蘇維埃巴伐利亞慶祝自己的節日。” 在列寧的旨意下，莱维内沒收工廠，並在工人中組建紅軍，把流浪漢送進豪華的住宅，還血腥地殺了幾個有社會名望的貴族。莱维内還打算取消貨幣來終止資本主義，徹底改革教育，取消歷史課程等，但沒等付諸實施，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就被魏瑪共和國的自由軍團乾净利索地鎮壓下去，莱维内本人也被立即執行死刑。雖然德國共產黨在後來的10年中還是主要政治力量，但在1932年德國議會的選舉中，德國人出於記憶中對莱维内的蘇維埃共和國的恐懼心裏，把選票投給了納粹，國家社會主義黨。希特勒上臺后，德國共產黨被徹底血腥地消滅掉。
圖1，左，短命的德國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的領導人猶太人莱维内；右，第一個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的領導人，猶太人貝勒。猶太人或許世界上最匪夷所思的民族。二戰結束已70多年，不少當時被劫財的猶太人和他們的後代繼續堅持不懈地尋回丟失的財和物。然而全人類首創共（他人）產理論體系的是猶太人（馬克思），在俄國成立人類第一個最邪惡的共產政權的領導人也是一批猶太人（列宁，托洛斯基， 俄中央执委主席的斯维尔德洛夫、共产国际执委主席的季诺维也夫、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加米涅夫、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的捷尔仁斯基、外交人民委员季维诺夫、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主席的乌里茨基等等。苏共第一届中央政治局24人中犹太人就有16人）。首先向孫中山感染共產主義病毒的罪犯，如越飛和鮑儸廷也都是猶太人！怪不得列宁说：“真正的党员流的是犹太人的血!”
然而讓列寧的第三國際碰得頭破血流的是發生在波蘭。由於凡爾賽條約並沒給波蘭可賴與依靠的安全保障。波蘭为了免受蘇俄的占領，在元首畢蘇斯基（Pilsdski,1867-1935)的领导下，从1919年至1921年与紅軍进行浴血战争，最后在华沙近郊大败红军，逼迫列宁签署停战协议，彻底破灭了列寧通过第三国际，借道波兰赤化威玛共和国，以致整个西欧。
就波蘭勝利的歷史影響，当时英国驻柏林大使如此感叹说：波兰大胜好比马特尔（Charles Martel，688-741，日爾曼人組成的法蘭克囯的政治家和將軍)，于732年在法國的普瓦捷（Poitiers，今天的法國南部)击败了撒拉逊人（注：Saracens, 歷史上中東伊斯蘭教徒的最早稱呼，後來是莫爾人，到今天的穆斯林），如果沒有畢蘇斯基，不僅整個西方基督傳統將面臨威脅，西方文明也可能就此被（布爾什維克）湮灭。”
波蘭的獨立，使得列寧在1919年成立的第三國際在西歐遭到致命失敗。不過幾年後時來運轉，第三國際在落後的東方的一個大國死灰復燃，從此把中國變成人間鍊獄，直至21世紀的今天。扮演引狼入室的罪魁就是被海峽兩岸，同時譽為華人“國父”的孫中山。此後不僅中國的傳統遭煙滅，今天還危及整個人類的文明！
與蘇維親熱的第一個西方國家，英國
一戰后英國發生經濟蕭條，正急需出口棉花和武器，同時列寧也爲了外交上在西方打破缺口，1921年的3月英國自由黨首相喬治（David Lloyd George,863-1945）派代表團去倫敦簽署了英蘇簽訂雙邊貿易協議。
1916至1922年喬治任英國首相。在他的任期内英國已發生過一些很不光彩的事。最臭名昭著的是拒絕讓尼古拉二世（俄國末代沙皇）到英國避難，最後導致他全家被列寧謀殺。沙皇被遷往烏拉爾被處決之前，俄囯臨時政府外交部長米柳科夫（Pavel Milyukov,1859-1943）曾向首相喬治提議把沙皇全家流放英國，但因國王喬治五世，尼古拉二世的表兄弟，及當時英國的上層害怕引火燒身，而遭到拒絕。其次就是英蘇的雙邊貿易協定。為列寧在西方世界打開了一個大缺口。
不久（在一年不到的時間），列寧在對英的貿易中耗盡了沙皇國庫中的黃金，直接影響新生蘇維埃政權的生存。他急需西方的貸款，但在意大利熱那亞會議上遭到協約囯的一致反對。
列寧1920年11月曾在蘇共的一次會議上說：“抵禦用刺刀對準我們的那幫資本家無賴，我們的義務是讓他們用刺刀彼此殘殺。”蘇俄在德國找到了缺口。凡爾賽條約對德國武器生產有非常嚴格的限制，爲了進一步挑撥德國和西方其他國家的矛盾，1922年列寧背著英法等囯與德國也在意大利的拉岶洛簽署一個秘密協議。為躲避監視，俄國在自己境内，向德國提供新型武器的秘密試驗場所。因此拉岶洛條約刺激了納粹的興起，並為德國和西方其他國家的緊張關係火上添油。
1922年英國的左翼政黨，好似今天的美國民主黨，自1900年建黨來首次贏得了大選。新首相麥克唐納(Ramsay MacDonald, 1866-1937)，無視蘇俄利用第三國際在歐洲擴展其滲透，並直接參與在匈牙利，德國和波蘭搞顛覆和軍事入侵等違反國際原則的行徑，一意孤行地與蘇維埃建交。不久意大利和法國快速緊跟。在西歐取得外交勝利后，俄國耗時16年也在美利堅合衆國站穩了脚跟。
對外顛覆和對内屠殺的斯大林，偏愛蘇俄的羅斯福
1924年1月列寧去世，3年后斯大林全面掌控蘇俄。在人類歷史上能勝過斯大林那種邪惡，狡黠和血腥的魔鬼，唯有東方的毛澤東。列寧為鞏固政權曾在1917-1921年開展一場肅反運動（又稱紅色恐怖），被迫害達1300萬，處死的在15萬左右。1930年1月30日蘇共政治局發佈農村實現集體化，消滅富農階級（Dekulakisation）。斯大林沒收了富農的所有土地和其他一切財產，並把他們遣送到西伯利亞（古拉格集中營就是建於此刻），不從者則作爲反革命分子處置，不是監禁就是槍決。在歷時三年的消滅富農運動中，被殺戮的，在遣送途中死亡的不計其數。由於整個農村結構的徹底被破壞，導致隨後的大饑荒，俄羅斯大地餓殍遍地。1945年斯大林曾親口對丘吉爾說，農村集體化運動中死了一千萬人。（Joseph Stalin: A Biographical Companion by Helen Rappaport, p. 53）不過毛澤東還是打破了斯大林的記錄，人民公社導致至少三千萬人非正常死亡。
圖2 左上，1930至1933年，因農業集體化和土改直接造成俄國的哈薩克150萬至200萬人活活餓死，烏克蘭達300萬之多。右上，一幅有關斯大林農業集團化場景的稀有檔案照片。左下，蘇聯模板的中共土改運動，對富餘農民的羞辱，搶掠，槍殺有甚于老大哥；右下，台灣當時的一幅漫畫，大陸農村集體化（人民公社）引發的三年大饑荒，頻死的饑民向毛澤東乞討糧食。
由於西方媒體始終被左派和猶太人控制，被洗腦的民衆只知道1942年1月20日由希姆萊主持的万湖会议（德语Wannseekonferenz）， 作出對屠殺猶太人的【最後解決】。有關屠殺猶太人的電影，書籍，紀念舘和報道可謂汎濫，但他們對殺人更多的斯大林“農村合作化運動”和毛澤東的“土改”和“人爲3年大饑荒”卻如此冷淡，幾乎刻意回避。這種對歷史的選擇性記載的行爲是不誠實的，也是極爲可恥的！
列寧對西歐赤化的失敗，斯大林卻變本加厲地把共產主義病毒擴散到東亞，特別是古老的中華民族。如1924年十月，廣州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關商團起義】，在第三國際代表鮑儸廷的授意下，孫中山帶領國民黨要員廖仲愷、吳鐵城、許崇智、譚平山等，黃埔軍校的蔣介石和周恩來携手把歷史上第一次商團反對共產主義的起義殘酷地鎮壓下去，導致平民死亡過千，焚毀房屋過千座，經濟損失達三千萬到五千萬港幣。
數年后，即1927年4月6日，張作霖派軍警突襲搜查蘇聯大使館，發現蘇聯大使館窩藏企圖用武力顛覆北洋政府的通緝犯，共產黨分子李大釗和他的家族。同時發現大量蘇聯援助中共的軍火等干涉邦交囯内政的罪證。人賍俱在，1927年4月28日，李大釗以裡通外國罪被處以絞刑。
同年，中共南昌起義失敗，第三國際代表罗明纳兹（Ломинадзе1897-1935，后因遭斯大林迫害自杀身死）于1927年11月10日，在上海召集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全國武裝總暴動的決議，並策劃比南昌起義更大規模的廣州起義。儘管遭到托洛斯基的極力反對，斯大林卻一意孤行。同年12月12日在張太雷、葉挺、惲代英、葉劍英、楊殷、周文雍、聶榮臻等共產黨分子的直接參與和領導下，發動了廣州起義，但很快被後來的抗日名將張發奎迅速，果斷地鎮壓下去。
在起義中，張太雷被擊斃，當時他正与另一個共产国际代表諾伊曼（Heinz Neumann 1902－1937，后也被斯大林処死）乘坐同一辆敞篷车上。 起義平息后，國民政府指責蘇聯是廣州起義的幕後黑手，宣布與蘇聯斷交，並驅逐各地蘇聯僑民，關閉上海、漢口、長沙等蘇聯領事館。蘇聯駐廣州副領事郝史（Abram Hasis）等5人則被游街再行槍決。圖4，又是發生在廣州。照片顯示，民国1927年，第三國際策動中國共產黨在广州病變，街头尸躰遍地，車輛被焚燒后的狼藉。
1924年墨西哥政府也承認過蘇聯，但于1930年因“意識形態的分歧”兩國終止外交關係。1936年墨西哥總統還親自安排被斯大林追殺的托洛斯基夫婦在該國避難。
1925年日本就是蘇聯的邦交囯。但數年后，日蘇因滿洲的利益幾乎達到開戰的程度。斯大林的情報系統截獲了一份日本大使向東京的電報，稱日本與蘇聯必有一戰。爲此，斯大林在1932年警告他的顧問：“日本必然會向蘇聯開戰，我們必須做好一切準備。”
斯大林罪惡纍纍，並到處碰壁。不過他遭世人惡感時，總有西方的國家為他解圍，這次輪到的是世界上第一超級大國，同時又是人類自由的燈塔的美國。
1928年的11月斯大林對他黨僚們說：“我們落後于發達國家至少50至100年，必須在10年内彌補差距。不然，西方將總有一天把我們碾碎。”斯大林同時還宣佈了第一個5年計劃。斯大林心知肚明，唯有西方才能輔助蘇聯强大，特別是非美國的技術不可。蘇聯當時最大的鋼鐵聯合企業的落成，就是以印第安納州，美國鋼鐵公司所屬的加里工廠為樣板，具體由芝加哥的Freyn Engineering Company; 克利夫蘭的Arthur G. McKee and Company等企劃，建造的。另外，斯大林的四座現代化水泥厰也是由芝加哥的MacDonald Engineering Company所派的專家指導建造。無法想象的是，戰略敏感的金，銅，鉛和鋅礦的開采也都清一色地采用美國技術。1933年在蘇聯已有200多個美國工程師投入斯大林爲了戰勝西方的國家戰略建設。這一切可見斯大林的造化之大。
資本主義最致命的弱點是資本家的唯利是圖，而這種見錢眼開往往無視最基本的倫理道德底綫。可想而知，沒等承認斯大林政權，美國商人已是肆無忌憚，一旦兩國建立外交關係，五花八門的生意人更可以携帶美國的先進技術，名正言順地隨意出入蘇聯。
近百年來美國總是在日俄（無論是沙皇還是斯大林的俄國）紛爭中偏向于俄國，或許是俄日民族的膚色是主要的緣由。最有諷刺意義的是，即使與日本同文化，同膚色的中國人也會對日俄在中國利益的瓜葛中，存在同樣的偏見。
1921年蘇維埃的兒黨，蒙古人民革命黨徹底擺脫中國,成立蘇俄的附庸囯,「蒙古人民革命政權」。北洋軍閥因强烈反對蒙古從中國領土上被分割出去，遲遲不願承認列寧政權。相比之下，那個反帝口號叫得比誰都響亮的孫中山，爲了得到列寧的錢財和槍炮，籌劃一場中國人自相殘殺的北伐戰爭，盡然一聲不吭。當然美國人也是睜眼不見。
1926年斯大林派紅軍占領了位於蒙古西北部的（中國領土）唐努图瓦，乾脆在那裏成立一個傀儡【加盟圖瓦人民共和國】。唐努图瓦的領土面積大於英國，約17萬平方公里。直至今天，俄羅斯依然霸占150平方公里的中國土地。日本曾經把滿洲建設成遠東最大的工業基地，如今已不占有一寸的中國領土。浸潤在洗腦聲的，逢日即罵的國人中，不知有幾個人的腦子裏還裝有被俄國掠去的地名，唐努图瓦。唐努图瓦藏有豐富的金礦，至今還源源不斷地為俄羅斯創造財富。洗腦不僅控制思想，還能左右人的喜怒哀樂。真是魯迅對中國現狀恰如其分的定義“下愚上詐”。
不可否認,1853年美國海軍準將佩里率領艦隊打開日本國門,從而開始明治維新,日本也逐步在政體,經濟趕上西方。不過一旦日本現代化了,又使得美國膽寒。1922年在華盛頓簽署了海軍條約，規定日本海軍的頓位必須限制在美英的五分之三。換言之，如果美國或英國建造的軍艦縂頓為分別是20000噸，那日本不能超越12000噸。
1919年在巴黎和平會議中，日本政府代表提出【各人種平等提案】（The Racial Equality Proposal， 日文稱，人種的差別撤廃提案）。雖然提案因列强的阻擾沒通過，但畢竟是人類首次反對種族歧視的國際法。盡管如此，1924年公佈的美國移民法依然禁止日本人（包括其他亞洲人）向美國移民。此擧是對日本人極大侮辱，日本政府也爲此向美國提出强烈的抗議。
1931年9月18日,即抗戰史上的9.18，日本發動侵略中國東三省的戰爭。美國突然想起打抱不平。國務卿斯汀森（Henry Stimson,1867-1950,共和黨人，胡佛總統的内閣成員）怒指“日本的侵略行徑”。同時斯汀森還委派國務院遠東部對蘇日紛爭的選邊的利害關係進行評估，權衡的結果是,滿洲危機的形勢不適合美蘇建立外交關係。國務卿斯汀森的理由是: “此刻的蘇美建交，必然會讓世人，特別是日本人，認爲純粹是美國出於向日本施壓的政治考量。”好一個此地無銀三百兩!斯汀森是位共和黨，因爲其激進的反日立場，後來被民主黨的羅斯福政權跨越黨派用來負責日本事務。羅斯福對日本人的種族歧視的惡劣程度在二戰時達到登峰造極：美籍日本人的孩子一面在前方為美國打仗，在家的父母，弟妹們和親屬卻被關進集中營。据文獻記載，此劣行經也不乏斯汀森的一份“功勞”。上世紀，里根總統正式向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不公待遇作出道歉，並給每人補償10萬美元的賠款。
無論在殺人的數量上，還是破壞國際法的行徑，1930年代的斯大林已遠遠超過英國首相麥克唐納承認的列寧紅色政權。管美國國内存在商界急於無拘束做生意的欲望,以及美國恐懼日本在東亞的擴展，但不顧一切後果，在外交上給與如此一個罪惡帝國（Evil Empire）的合法地位，美國必須選出一個與斯大林心有靈犀一點通的總統。
自1921年民主黨總統威爾遜卸任后，白宮的主人（哈定和柯立芝總統）始終是共和黨。1929年大選，曾在柯立芝總統内閣中擔任商業部長的共和黨候選人胡佛，戰勝紐約州長史密斯成了美國第三十一任總統，與川普總統一樣，胡佛在白宮四年中從未收取納稅人一分一厘。胡佛早年在中國從事和經營開礦而發家，期間曾在義和團運動時被困在北京，可謂切身體驗慈禧利用百姓的愚昧而發起的排外騷亂。胡佛的夫人，曾在史丹佛大學的同學，勞.胡佛，銀行家的女兒，是美國歷史上唯一精通中文的第一夫人。
胡佛上任伊始，1929年10月股市突發性崩潰，誘發了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大蕭條。胡佛的一生信仰保守主義, 拒絕紐約州長羅斯福的加大政府干預的社會主義新政，從而在1932年的大選中慘敗于羅斯福。雖然胡佛任期内全力以赴解決棘手的經濟問題，但在外交上恪守1917年來兩黨一致的國策，即拒絕承認和給與共產蘇俄邪惡政權在國際上的合法地位。
羅斯福為親善斯大林對國務院的“焚書坑儒”
羅斯福的當選，給了斯大林在國際社會中，徹底擺脫孤立狀態的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上文已提及美國出於種族主義的原因，恐懼危及西方在亞洲的殖民地利益的日本崛起。因此羅斯福為鼓動斯大林對付日本人，給與外交上的承認（40年不到，歷史再次重演，這次是共和黨的尼克松，他利用中共對抗蘇聯，不但讓因文革幾乎處於頻死的毛澤東政權死灰復燃，而且還步入世界舞臺。建交的另一個動機是羅斯福天真的認爲，蘇美貿易會有利美國儘快擺脫大蕭條后的經濟預後。當然斯大林在羅斯福的内心有相當的地位，這或許是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否則不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得到羅斯福用美國年輕人的生命去爲他解脫西邊的德國和東南邊境日本的致命夾擊。
當時俄國欠下美國納稅人一大筆天文數字的債務，僅本金就達6億美元，相當于今天的600億。因此羅斯福政府在建交談判桌上理應有足夠的籌碼逼讓斯大林作出讓步。對付西方世界的老牌蘇俄外交家李維諾夫在一份給蘇共政治局的備忘錄中承認，為建交成功，蘇聯政府願意把債務連本帶利降低到5億美元。
圖5，李維諾夫（Maxim Livinov, 1876-1951）。李維諾夫出身于富裕的猶太銀行家庭，1903年在倫敦結識列寧后成爲最早的布爾什維克之一。10月革命后，爲列寧和斯大林打開西方門戶，進行滲透立下“不朽功勛”，如英蘇雙邊貿易協定，美蘇建交，以及臭名昭著的給斯大林輸血的【租借條約】。由於他是個猶太人，始終得不到斯大林和他的繼任者莫洛托夫的信任。據説，在1951年被斯大林暗殺。
權衡得失后，斯大林願意作出讓步。首先，蘇聯能獲得夢寐以求的國際聲望和話語權，建立駐美外交機構，以便其間諜在北美地區進行顛覆活動。其次，從美國獲得的貸款爲其經濟建設和國外扶植反政府力量提供經費。中共自成立一天起就離不開蘇聯這個境外敵對勢力的錢財和武器。
斯大林實在是低估了羅斯福對蘇聯的鍾情程度。與尼克松的心態一樣，羅斯福早已把蘇美建交看作有利世界和平的破冰之旅和偉大突破。談判結果當然是羅斯福為斯大林送去了大禮，連本帶息的償還總額僅7500萬。即使是如此低額債務，斯大林還不必立即償還，而是極低利息的分期付款。更無法令人理解的是，斯大林通過進出口銀行直接得到美國政府向莫斯科提供的2億美元，為期25年的低息貸款。美國如此慷慨解囊，不禁斯大林喜出望外，當時正處於水深火熱的中共想必也一定是歡呼雀躍。
圖6，1933年11月17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和第一任駐蘇俄大使布利特（William Bullitt,1891-1967）的合影。羅斯福委派他如此重任，原因是布利特對蘇維埃共產政權的特殊偏愛。後來，布利特對斯大林的態度發生180度轉彎，就因如下言論被羅斯福免責。布利特在他的述職報告中說：“……我堅持認爲，（蘇美建交后）蘇聯政府發動世界革命的決心絲毫不會減…… (與美國的和解）僅僅是暫時的，一旦其國力變得斯大林所期待的足夠强大，將會繼續干擾世界秩序。” 接替布拉特的，几乎是與斯大林同心同德的戴維斯（Joseph Davies，1876-1958）他在斯大林面前簡直是個阿諂奉承的小丑。戴維斯把斯大林比作凱瑟琳大帝，比列寧更偉大的領袖，酷愛和平的人。
與1921年英首相喬治與列寧簽署的雙方貿易協定如出一轍，羅斯福在建交協議上同樣放棄對斯大林顛覆其他國家的約束。
美囯共產黨建於1919年，14年后黨員總數為1萬3千，但在美蘇建交后的短短5年中發展到8萬多，同時相當多的美共黨員滲透到政府各個部門，直接對影響美國政府的内政外交。怪不得有個歷史學家把美蘇建交稱爲1933年華盛頓的一場“戰略性政變”（Strategic Coup in Washington）。
當時美國有個農業協調機構（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dministration, 簡稱AAA），因羅斯福新政得到擴建，從而混進了大量蘇聯間諜。他們大多是美國馬列主義者和共產黨員韋爾（Harold Ware，1889-1935)領導的小組成員，如臭名昭著的錢伯斯（Whittaker Chambers，1901-1961）， 本特利（Elisabeth Bentley，1898-1963）以及西爾弗馬斯特(Nathan Silvermaster，1898-1963）等。同時美國的政府其他部門，如司法部，國家勞工關係委員會和國務院等也混進了蘇聯間諜。其中對國家威脅最甚的是潛入國務院的蘇聯特務，如杜根（Laurence Duggan，1905-1948）， 斯特林（Michael Straight， 1916-2004）以及希斯 (Alger Hiss，1904-1996)。
圖7. 美國駐蘇聯二任大使戴維斯（左一）與斯大林的合影。1943年好萊塢把戴維斯1941年所著的【莫斯科使命】拍成電影。電影製片人巴克納對戴維斯作出入骨三分的評價：“無論是在電影拍攝之前還是後，我並不很尊重戴維斯的人格。我知道，他無疑是被羅斯福徹頭徹尾地洗儘了腦子……。”
自羅斯福與斯大林建交后的短短几年中，据蘇聯的檔案記載，在美國共有221名為蘇聯提供情報的間諜。据美國情報部門維諾納專題研究項目（Venona Project），間諜人數高達329名。爲此斯大林應該授予羅斯福蘇維埃的最高榮譽勛章。
從羅斯福與蘇聯建交之后，注定了西方文明將受到東方那個共產大國的致命威脅。我在第二篇文章中將談及羅斯福如何為維護【斯大林罪惡帝國】，並玩命地與德國和日本作戰，以及他的繼任者杜魯門政府在中國内戰中暗地裏對毛澤東的支持。當年麥卡錫主義的起因就是美國政府被親共分子大面積滲透，其中包括國務卿在内的美國國務院就是重災區。在結束本文之前還很有必要介紹在國務院内對蘇聯態度截然相反的兩個關鍵人物，戴維斯和凱利（Robert F Kelley，1894–1976)，以及羅斯福對兩人態度的愛憎分明。
戴維斯出生在一個極爲富裕的家庭，1901年以優異成績畢業于威斯康辛大學法律係。次年就積極投入政治並加入民主黨。後來在西部一些州和威斯康辛州為威爾遜當選使出汗馬功勞。戴維斯與羅斯福的私交甚密，為此在1936年接替布利特成爲美國的第二任駐蘇俄大使。短短3年的大使生涯讓他的親蘇意識形態暴露無遺。
1930年代正逢斯大林對黨内異己以“托洛斯基反蘇維埃集團”的罪名進行殘酷的大清洗。在戴維斯整個任期内，他從未關注和追究成千上萬的蘇聯公民突然失蹤的案列。1938年清洗達到最高潮，即所謂【21人大審判】。戴維斯本人還收到斯大林的特殊邀請，代表美國旁聽【21人審判】。判決結果，除了3名被判15至25年的有期徒刑，其餘18名，包括蘇共主要領導人布哈林和雷科夫等執行槍決。判決結果引起世界輿論譁然，即使是蘇共的同情者都難以接受如此殘忍的殺戮，但作爲自由世界的外交官戴維斯卻不以爲然。据【蘇共的興亡】作者布朗，戴維斯不但深信那些被告是罪証確鑿的，甚至還為斯大林辯護說：“（克里姆林宮宮）對黨政軍内叛逆的擔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當時西方的輿論，甚至是美國大使館内戴維斯的同僚們也都持强烈的批判態度。如駐莫斯科另一位外交官博倫（Charles E. Bohlen，1904-1974），向華盛頓提出異議：“戴維斯大使對蘇維埃社會制度缺乏敏銳的眼光，他很不幸地相信審判是誠實的，輕信胡編亂造的謠言。今天我依然為他向國務院的匯報感到羞恥。”
羅斯福到底相信誰的判斷，戴維斯呢，還是博倫。前者囘囯后，一直是羅斯福直至後來的杜魯門主要的外交助理。戴維斯離任前的最後一份備忘錄這樣寫道：“共產主義絕對不會產生（對美國的）嚴重的危險，與蘇聯保持友好關係,美國將受益無窮。”這或許就是羅斯福和杜魯門兩屆美國民主黨政府對斯大林罪惡帝國的基本國策。
在羅斯福上臺之際，美國國務院東歐事務部任職的凱利是一位反共意識和決心非常堅定的外交家。他曾撰文極力阻止羅斯福的對蘇政策。另外，凱利還培養了一批卓越的蘇聯問題專家和外交精英，如亨德森（Loy Wesley Henderson，1892-1986)，博倫和肯南（George Frost Kennan，1904-2005)等。亨德森極不信任斯大林，曾警告華盛頓，蘇聯將於德國合作，果然4年后的1939年，斯大林和希特勒簽署了互不侵犯條約。二戰初期亨德森又竭力反對美國與斯大林結盟。
肯南（George Frost Kennan，1904-2005)是凱利的國務院東歐事務部眾最傑出的一位。他精通多國語言，特別是俄語。曾多次出訪蘇聯，40年代末發表過多篇文章，闡述了蘇聯的侵略本性，爲什麽美國的最大利益就是對其進行抑制等對蘇外交政策。1946年在莫斯科當臨時代辦的肯南曾向華盛頓發出一份總結對蘇政策的5363字的電報，即美蘇外交史上有名的【特長電文】（The Long Telegram）。電文中，肯南認爲，蘇聯的國際行為主要取決於斯大林政權的內部需要。因爲一個敵對的世界才能使斯大林的獨裁統治合法化。因此，斯大林就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蘇聯本能地敵視外部世界的理由，也為蘇聯的獨裁統治，為他們無法放棄的殘忍，為他們感到必須做出的犧牲辯護。他們之所以不能放棄它（馬克思列寧主義），是蘇聯需要這一層道德敗壞和智力低下的遮羞布。
當然蘇聯問題的專家並非就懂中國共產黨，肯南就是如此。後來曾與美國國務院中許多親毛澤東的“中國問題專家”（China Hands）被麥卡錫指控丟失了中國，不過這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
或許是羅斯福本人對斯大林的一份特殊情感，在他身邊衆多的蘇聯問題專家中，親蘇的佔了上風。那個羅斯福的心腹，第二任駐莫斯科大使戴維斯，不僅對斯大林肉麻的獻媚，而且還向他透露美國海軍艦船調防的敏感情報。作爲外交官，戴維斯竟然邀請斯大林捲入美國的政治。他警告斯大林說,雖然羅斯福總統傾向于對蘇聯和斯大林的友好，但他“被一群反動分子包圍”，並向斯大林表示，他（戴維斯自己）希望這些人應該靠邊站。
戴維斯建議羅斯福必需在國務院清理門戶。基於羅斯福從不信任曾經反對自己與蘇聯建交的那個國務院東歐事務部負責人凱利，再加上很反感凱利手下的那幫蘇聯問題專家，不斷傳來與戴維斯有關斯大林大清洗所截然相反的不同評估。因此乘此機會，在1937年委托自己的摯友和校友威爾斯（Benjamin Sumner Welles，1892-1961）對國務院進行一場徹底的清洗。把原來完全獨立的國務院東歐部歸屬西歐部，凱利也被發配去土爾其。甚至連原東歐部的圖書館也不能幸免，被完全拆散。圖書舘珍藏了極爲豐富，極有價值的有關自10月革命來蘇聯政府和蘇維埃歷史的資料，完整的蘇共刊物真理報和消息報的出版物。有人把這次國務院的清洗稱爲羅斯福為達到與斯大林的親善而進行的“焚書坑儒”。
（待續）
寫于6.4大屠殺32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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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西方的自残 （二）（上）
從卡廷大屠殺看羅斯福和丘吉爾對西方理念的背叛
“讀歷史，反省歷史，因爲歷史是唯一的哲學”
——拿破侖
導讀：飲水不忘掘井人，無疑那些對當今世界共產主義思潮尘嚣甚上的左派，紅色中國的創立或繼承者，美國傳統價值的顛覆者，必定對羅斯福頂禮膜拜，因爲他是美國第一個資本主義的掘墓人，背叛開國元勛的治國理念的政客。滴水成河，粒米成箩，美國今天的赤化與保守派政客同樣也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他們鼠目寸光，死抱政治正確，爲了短暫的權益，70多年來多次錯失把羅斯福在二戰中喪失國格，人格的行爲暴露在美國公衆的視野中 。
本文將陳述羅斯福作爲美國總統，背棄西方文明的真諦，為斯大林掩蓋其在卡廷的種族滅絕行爲，同時繼續斷送40萬美國年輕人的生命，去拯救那個發動第二次大戰的元凶之一，即人類歷史上比納粹更殘暴的蘇維埃共產政權。
由一個俄囯農民良知所觸發的驚世大案
1943年的春天，一個叫伊万（Ivan Krivozertzev）的俄國農民，在一次偶然的機會從报纸上读到一則消息：波蘭駐倫敦的臨時政府軍政首腦西科尔斯基将军（General Wladyslaw Sikorski，1881-1943）求援于各界寻找数萬名波兰军官的下落，因爲他們被俘后生不見人，死不見尸。此消息讓他油然想起數年前曾看到一群群男俘在武装警卫的押解下被赶进”黑乌鸦”——当地人对狱车的昵称。伊凡还想起”正常”囚犯被趕上載有用铲子和镐头的卡车離開斯摩棱斯克市（位于蘇聯西部第聂伯河畔，距离莫斯約360公里）。俄罗斯儘管推行無神論的暴政已達1/4世紀之久，但伊凡仍然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決定去向占領德軍提供或許與波蘭軍官失蹤直接有關的重要綫索。
接到伊萬的情報后，德軍馬上派遣在當地修建鐵路和公路的多國民工前往卡廷森林。他們在土堆上發現許多種植才不久的幼年冷杉树。年轮表明它们是在1940年春天才种植的。挖開土堆，萬人坑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造孽者是誰？一則，斯大林拒絕在1929年國際社會頒佈的有關文明處置戰俘的日内瓦公約（Geneva Convention Relative to the Treatment of Prisoners of War）上簽字；再者，同為波蘭的占領者，因此對萬人坑的禍主，或許世上沒有比德國人更心知肚明的了。
不久，即4月13日柏林广播电台立即向全世界報道了如下駭人聽聞： “我们（指電臺）从斯摩棱斯克收到了一份报告，大意是当地居民發現一些萬人坑，那裏埋葬了近萬個被苏联秘密警察杀害的穿波蘭軍服的尸體。德国当局立即前往位于斯摩棱斯克以西12 公里处的俄罗斯疗养胜地山羊山（Hill of Goats），證實了二十世紀來最可怕的對戰俘的集體大屠殺。”
2天以後，即1943年的4月15日，莫斯科予以回擊：“這些波蘭人是被德國法西斯儈子手謀殺的。”緊接著圍繞誰是卡廷大屠殺的真正元凶的漫長歷史中，政客，軍人，記者和學者等都揪住自己的良心去迎接這場考研。然而，即使在確鑿的第一手證據面前，丘吉爾和羅斯福及其後來的政府，依然不遺餘力地為罪犯斯大林掩蓋和開脫其罪惡，甚至打壓敢於揭露真相的媒體。47年后的1990年，俄羅斯政府才承認，真正的罪犯是蘇維埃政權。可是，爲了維護羅斯福神臺的地位，那個動不動就道歉或下跪的美國政府，至今還未就這起包庇斯大林的醜聞向波蘭人民作出正式道歉。
圖1，2010年4 月7日，曾為蘇聯克格勃服務的普京親赴卡廷森林，在被斯大林和貝利亞的秘密警察杀害的22000名波兰战俘的紀念碑献前獻花 。*
爲了繼續向全世界揭露斯大林大規模屠殺戰俘，德國對卡廷萬人坑的發現極爲重視,緊鑼密鼓，晝夜不分地在現場進行發掘，地毯式的搜索和尸體的清點，並通過法醫逐個驗尸。德軍發現在28×12米的土坑裏，全身穿著波蘭軍裝的尸體叠成12層，每層排列250具，總數達3000多具。受害者兩手被反綁，全是后颈处遭子彈擊中而致命。
圖2，被德軍在卡廷森林從萬人坑裏挖掘出來的波蘭俘虜的尸體，已經腐爛,不堪入目。
據查，在墓穴中發現一個名叫赫尔佐格（Franciszek Karol Herzog， 1894-1940）波蘭的步兵中校(圖3)。1939年9月战役中，他曾任“喀帕提”军154团第3营指挥官。 希特勒和斯大林瓜分波蘭期間，他参加了波蘭東南小城利沃夫的防御。不久紅軍占領利沃夫，赫尔佐格中校被俘并被送往斯塔罗别尔斯克（Starobielsk，位於烏克蘭的小城）的集中营。 1940 年春，他被蘇聯内务部在附近的哈尔科夫杀害。
爲了徹底鏟除禍根，根據當時蘇聯内務部的決定，被捕軍官的家屬都要集中處理。赫尔佐格中校的妻子和孩子即被送往蘇聯内地做苦工。流放的艱難環境使得赫尔佐格中校的妻子沒有等到二戰結束就死了，孩子們被波蘭的孤兒院收養，其中一個，小赫尔佐格（圖3左）後來移民美國康涅狄格州。小赫尔佐格认为，即使困難重重，作为已归化的美利堅合衆國公民，他有权利要求美国总统和国务院應对羅斯福在全世界輿論面前為斯大林遮蓋卡廷屠殺的罪惡必須承擔責任，並向波蘭受害者的家屬和親友作出正式道歉。
圖3 右，身著飛行服的女英雄雅尼娜少尉；左，赫尔佐格中校的兒子手持父親的照片。小赫尔佐格在美國孜孜不倦地為卡廷大屠殺聲張正義，屢屢失敗而無果。無論民主黨的奧巴馬政府還是共和黨的布什政府都對他的正當要求置之不理。2013年小赫尔佐格帶著不平之心走完了人生的最後一步。
在發掘卡廷萬人坑的过程中，德軍法醫布赫茨（Gerhard Buchtz，1896-1944）發現了僅有的一具女尸。她的頭骨後來編號V-13，被用作学生的参考资料，送往波蘭的弗罗茨瓦夫的法医学研究所。二戰結束后，波蘭的傀儡共產政權幾乎銷毀了卡廷大屠殺的所有痕跡，幸運的是那個女尸的頭骨始終隱藏在那個法医学研究所的實驗室裏。2003年5月，那個有7.65口径子弹洞的頭蓋骨是屬於一直被列爲失蹤的波蘭少尉女飛行員雅尼娜(Janina Lewandowski， 1908-1940)(圖3右)。
雅尼娜少尉的父親是個將軍，曾服務于沙皇的軍隊，十月革命后多次與紅軍作戰。
受父親的影響雅尼娜自小勵志當個飛行員，她曾是歐洲從5000米高空跳傘的第一個女性。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 雅尼娜作爲一名预备役军官，加入波兹南的第 3 军屬下的航空團。因戰況不利，雅尼娜隨戰友撤往波蘭東南部，然而她根本無法想到的是，自己將陷入比希特勒凶殘無數倍的斯大林的魔掌。
1939年8月，蘇聯與納粹德國達成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根據這個條約的規定，兩國劃定了各自在波蘭的勢力範圍。1939年9月17日凌晨5时40分，苏军開始进攻波兰东部领土，同時保證，如波军放下武器，波军官兵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次日，波军总司令向波军发布苏联不是交战国，不要抵抗的命令。然而放下武器的波蘭軍人立刻变成了战俘，繼而完全失去了苏波协议规定的人身自由。在東撤的雅尼娜與其他波蘭軍人一樣不幸于9月22日被蘇軍俘虜。
圖4， 左，萬人坑著波蘭軍服的尸體；右，德國軍官正在展示從尸體上解下的波蘭軍裝。
從解密的蘇聯檔案獲知，所有波蘭被俘人員根據其社會地位被分3類。其中军官，律师，教授和其他高級知識分子等社會精英，出於他們對波蘭被蘇聯共產赤化的排斥和免疫能力，從長遠利益來説，必須在肉體上消滅。因身著少尉軍服，雅尼娜與其他被捕波蘭軍官一起，歸由與納粹蓋世太保性質類似的蘇聯内外部處置。
在1940年的上半年總共約有22000名波蘭俘虜由斯大林親自簽署的命令，分三個營地處死。 4 月 22 日，也就是雅尼娜31嵗生日的同一天，被一顆紅色的罪惡子彈擊中后腦死亡。按慣例，一经处决，任何有關的登记档案及个人信件等物均需在蘇聯战俘局的代表直接监督下予以销毁。
這裏還必須提一下雅尼娜妹妹阿格涅斯卡的命运。 阿格涅斯卡在1939年20岁时加入了波兰抵抗运动，次年4月她被德国人俘虏，并被带到華沙附件的帕尔米里监狱集中营，結果與其他1700個波蘭人和猶太人，在歷史上稱爲帕尔米里大屠殺中被納粹殺害，两个月后她的姐姐雅尼娜在卡廷被谋杀。一對同胞親姐妹分別死於20世紀的兩大邪惡之手。
2005年雅尼娜的頭骨以軍隊禮儀下葬，她的靈魂在犧牲64年后總算得到安息。2007年她被波蘭軍方追認為中尉軍官。
對德軍指控居之不疑的波蘭臨時政府
自1939年的9月波蘭被希特勒和斯大林瓜分后，倫敦的波蘭臨時政府和住美國的領事舘為失蹤軍官的家族，四處尋找他們親人的下落。臨時政府總理西科尔斯基将军和曾被蘇聯關押的軍隊首領安德斯(Władysław Albert Anders，1892–1970)曾幾次三番要求蘇聯政府查明。當然斯大林，貝利亞對這些波蘭民族精英的下落心知肚明，但他們根本無意回答。多虧德國的軍隊在卡廷的萬人坑裏為波蘭臨時政府和失蹤者的家屬找到了答案，也是他們最擔心的結局：全部被處決。
圖5，左，臨時政府總理西科尔斯基将军是波蘭當之無愧的民族英雄。他曾在1919至1921長達3年的波蘇戰爭中以弱制強，避免了波蘭被赤化的滅頂之災，從而也堵塞了蘇聯向西歐輸出共產主義的必要途徑。西科尔斯基在1943年的飛機失事中喪生，失事的原因至今尚無定論。爲了紀念他，在失事的附近，直布羅陀英國人用那架失事的飛機殘骸（螺旋槳）為西科尔斯基建造了一座非常特殊的紀念碑.
住倫敦的波蘭臨時政府要員大多在刀光劍影的戰場上與紅軍生死博弈過，他們比誰都瞭解蘇維埃的惡魔本性及他們曾犯下的罪孽，堅信斯大林是這場大屠殺的罪魁禍首。為了給死難家屬討回公道，在莫斯科無恥栽贓聲明的第三天，即1943年4月17日下午4點30分向日内瓦的國際紅十字會發出進一步調查的請求。幾乎於此同時德國政府也向該國際組織發出類似的動議。當時德國正在斯大林格勒戰場上受挫，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認爲卡廷慘案必定會讓標榜自由世界領袖的丘吉爾和羅斯福感到難堪,從而導致英美與蘇聯關係的疏遠。但此刻的美國正在考慮用自己年輕人的寶貴生命和鮮血為斯大林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羅斯福就是用匡扶正義的道德僞裝，欺騙忠厚，天真，愛國的美國人在這場完全可以避免的戰爭中獻出自己的親骨肉。無恥的政客不光光是納粹和蘇維埃專有的！誰能料到羅斯福下了死心塌地與另一個邪惡結盟的決心，這讓戈培爾徹底打錯了自己的如意算盤。
國際紅十字會接到德國和波蘭臨時政府訴求后，聲稱蘇聯政府的代表必須同時在場的先決條件下，才能受理對卡廷事件的調查。斯大林做賊心虛，怎能允許國際組織進行調查，他立即把紅十字會的方案譴責為“惡劣的伎倆”。此刻，對任何具有基本常識的旁觀者來説，雖然納粹犯下的罪孽衆目睽睽，根據德國和蘇聯對待中立國際組織公正調查的態度，絕對可以斷定卡廷森林慘案的原罪非蘇聯不可。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部分歷史背景
現實永遠是歷史的延續。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的1913年，受大英帝國主宰的人口佔世界總人口的23%，達4億1千萬之多，是其英倫三島本身人口(412百萬)的10倍；領土面積達3千6百萬平方公里，佔世界各國縂面積的24%，近4倍于今天中國的縂面積。此刻德意志民族正開始崛起，成了世界第三經濟强國，它不僅想填補世界上尚未被殖民的國家，還對英法等第一，第二殖民大國的殖民地蠢蠢欲動。這或許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的根本原因。儘管英法在一戰中打敗了德國，有了話語權，但至今沒有一個歷史學家用“正義”來形容一戰中的任何一方，協約囯或同盟囯。
還是一句老話，歷史的教訓就是人類從不吸取歷史的教訓。一戰結束后英法爲了懲罰德國達到完全失去理性的地步，1919年凡爾賽和平會議上對戰敗國德國在經濟和領土施以極爲苛刻的勒索。凡事免不了報應，凡爾賽不平等條約深深地埋下了德意志民族的復仇種子，法國元帥福煦事後極爲正確的評論說：“這不是和平，這僅僅是二十年的休戰而已。”
當時因共和黨内部的分裂，讓書呆子的民主黨候選人威爾遜在1912年住進了白宮。1916年又以保證美國人不捲入歐戰獲得連任。但後來威爾遜卻違背初衷，不但與英法結盟與同盟囯開戰，還代表美國發起和簽署了不平等的凡爾賽條約。雖然威爾遜在羞辱整個德意志民族的凡爾賽條約上簽了字，据當時的民意，也有70%的美國人不贊同，特別是遭到大多數共和黨人的反對。經過55天的激烈辯論，1919年9月美國參議院以53-38拒絕認可美國在凡爾賽條約中簽字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或許共和黨有一種預感，凡爾賽條約孕育著人類一場前所未有的更大劫難！
由於歷史，地理,文化傳統和自然環境的影響，世界上各民族對屈辱的表現極爲不同。有個東方的民族在歷史上曾多次被外族征服，不但沒產生羞恥感，反而因隨入侵者而來的疆土廣大感到自豪。更在人類行爲學上罕見的是，該民族的子孫後代還把征服者，如成吉思漢，滿洲的系列皇帝當作自己的列祖列宗來祭拜。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中國雖是戰勝囯，卻被西方列强出賣，還眼睜睜地看著山東的一切被割讓給剛崛起但對西方領土欲望不強的日本。好似中國歷史的任何一次惡性循環一樣，屈辱通常是革命黨進行同胞間彼此殘殺的藉口，造反和爭奪帝位的良機。有的歷史學家把一戰結束后，西方對中國政府的背叛看作1949年那場共產革命的觸發因子。這或許也是爲什麽大陸政府，每年都會隆重紀念五四運動！
日爾曼民族可沒有東方的那個民族認入侵外族為祖宗的“寬宏大量”，一旦受到其他民族的羞辱，必然會以牙還牙直到雪恥爲止。凡爾賽條約中的種種苛刻條款觸犯了德國人的忍耐底綫，憤怒的民意最終把誓言報復英法的希特勒選上了德國總理。在美國政壇舉足輕重達半個多世紀之久的爱丽丝(Alice Lee Roosevelt Longworth，1884-1980)，美國第26任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的長女，她曾說過，“如果日爾曼民族的（即沒有遇到凡爾賽條約的那種屈辱）不幸少一點，我常想起它（剛烈的）性格又會是如何？”同時，東方的日本也崛起和强大，不甘心西方列强霸占整個世界殖民地和地球資源，它提出 “大東亞共榮圈” 就是爲了謀取亞洲人自主。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戰，只是第一次大戰的延續，弱國繼續受欺，强國從新分割世界，同樣沒有任何正義的一方可言。
根據凡爾賽條約，奧匈帝國解體，捷克，波蘭和匈牙利獲得獨立，並獲取所有與德國曾有爭議的領土（不要以為這是英法主持正義，兩國依然在亞非保持它們所有的殖民地）。然而1938年的3月，奧地利與德囯合并，凡爾賽條約的後患在20年后終於爆發。如德裔在捷克有300多萬，大部居住在蘇台德地區，因此希特勒要求蘇台德脫離捷克自治。1938年9月30日英法德意在慕尼黑開會，英法認同德國的要求，并讓其吞了捷克的蘇台德地區。慕尼黑會議結束后，英國首相張伯倫凱旋式地囘到倫敦，在機場上他對熱烈歡迎的群衆說，“我們將迎來新一代的和平。”
英法還以爲犧牲一個捷克的領土就可以彌補凡爾賽條約產生的惡果而謀得和平，哪知德國人的雪恥才剛剛開始呢，波蘭是下個目標。波蘭的但澤（Danzig），今天的格丹斯克(Gdansk)曾是歐洲僅次於阿姆斯特丹的繁榮港口，歷史上層數次被德國占領，後來又被立爲自由港。然而凡爾賽會議爲了懲罰德國，把但澤的管轄權交付給波蘭政府。
納粹德國準備把戰火繼續東移，一方面爲了安撫斯大林，1939年8月23日希特勒委派外長里賓特洛甫赴莫斯科，並允許他在談判桌上接受蘇方的任何領土要求，地球上兩個邪惡為分享世界的“互不侵犯”條約當天就順利簽署。
這裏還必須提一下，條約簽署的雙方，雖均嗜血成性的獨裁者，但斯大林和希特勒卻持有絕然不同的政治理念。前者是徹底消滅資本主義，赤化全人類的共產主義者；後者是共產黨的天敵，宣揚日爾曼民族至高無上的極端種族主義者。對斯大林來説，英法，德國，包括美國在内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都是最終要消滅的敵人，他的戰略目標就是，盡一切可能挑起資本主義國家間因利益糾紛的戰爭和殺戮；而希特勒最終是要在東方，即俄國的廣袤土地，為日爾曼民族擴展生存空間，對抗英法的初衷只是為了報凡爾賽條約一箭之仇。遺憾的是，當時西方掌權的政客大多屬於著眼于短暫利益的，鼠目寸光，因此無法意識到，斯大林的存在才是對人類文明最大的真正威脅。
在德俄“互不侵犯”條約后的第三天，張伯倫為安撫波蘭政府，簽訂了模棱兩可的英波“互助條約”。英國的綏靖和三心二意也是希特勒急於在波蘭進行軍事冒險的催化劑。同時處於生死關頭的波蘭政府理應把備戰提升到最緊急狀態，卻一味說大話，把納粹比作19年前波蘇戰爭中被擊敗的蘇維埃政府。就在德國進攻的前一天，波蘭駐柏林大使利普斯基（Józef Lipski，1894-1958）還在白日做夢，他說，一旦德國入侵波蘭，其國内會發生暴亂，波蘭軍隊就可以直搗柏林。僅在英波“互助條約”簽署后的一星期,即1939年7月1日德國藉口歸還被凡爾賽和約非法割讓的領土入侵波蘭。英法在接到波蘭被入侵后的48小時才慢條斯理地向德國宣戰。
波蘭軍隊奮起反抗，英法雖沒有如希特勒期待的那樣袖手旁觀，但並沒有出現決定性的軍事介入。英囯皇家空軍在德國波羅的海岸區作斷斷續續的轟炸，而從飛機上掉下來的大多是傳單，而非炸彈。另外在英吉利海峽歐洲大陸的軍事部署也僅僅是象徵性的。稍有常識者，會不難預測波蘭的亡國，以及希特勒將會挑起更大的軍事冒險。
此刻唯一欣喜若狂的是斯大林。9月7日他對當時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1882-1949，二戰結束后囘保加利亞當共產黨總書記。他死於1949年，埋在索菲亞市中心的鋼筋混凝土的陵墓内。保加利亞恢復自由后該陵墓也隨之被炸毀）毫不掩飾地說，“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兩個陣營中爆發了戰爭，（對我們來説）是好事，因它們的惡戰必遭兩敗俱傷。”與斯大林相比，西方的那些政治領袖(包括希特勒在内)智障嚴重。
“互不侵犯”條約為斯大林保證了他獵取波蘭領土。出乎波蘭和德國的意料，1939年9月17日蘇聯軍隊突然入侵波蘭。英法對波蘭的緊急救援呼籲更是無動於衷，他們唯一的出路就是逃命或放下武器。由於紅軍從東南包抄，從波蘭西部被德軍擊退的幾十萬波蘭軍隊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都成了俘虜,他們中的22000名將被埋葬在卡廷森林的萬人坑内。
斯大林進入已無力招架的波蘭后，幹盡掠奪和屠殺。1939年10月莫洛托夫在一次會議上大言不慚地說，蘇軍繳獲900門火炮，1百萬炮彈，1萬架機槍，30萬支步槍，1億5千萬發子彈和300架軍用飛機。除此之外，好似當年紅軍從井岡山向北逃竄時一路對民間的錢財掃蕩一樣，蘇軍也是如此。据一個當時現場目睹的德軍聯絡官10月28日的報告，他感到驚奇的並非是蘇軍士兵迷戀和擄奪貴重財物，而是在德國人眼裏非常普通的日用品，如手錶，香烟，被單，家用工具，甚至連針綫和紙張等都不放過。可見蘇聯國内物質貧乏到何種地步。
當然最駭人聽聞的還是在波蘭蘇軍占領區的因“共產”而起的殺戮。有人說這是十月革命在波蘭的重演。監獄的刑事犯被釋放，並號召他們去搶劫富人的財產，反而把那些不服和反抗的資產階級分子送進監獄。在農村，農民被鼓動殺地主，雇工去害雇主。据在場的人回憶，當時斧頭成了最常用殺戮工具。更殘忍的是受害者被殺之前還强迫觀看自己的親友被処決。所有這些對熟悉土改和文革的中國人來説絲毫不會陌生和驚訝。反之在我閲讀過的許多第三帝國歷史的學術著作中，在希特勒當選后的十年中，沒有發現一起諸如中共和蘇聯對自己百姓掠財殺富的劫難。
從政治上，斯大林要在波蘭占領區消滅一切“階級敵人”。9月30日，入侵波蘭才半個月就蘇聯内務部發出第一輛列車，開始把階級敵人連同他們的家屬送往西伯利亞做苦工。1939年的12月蘇聯政治局下達送往西伯利亞的苦工比列，根據鄉村住戶的多少，每個村莊遣送100至500戶。在押送的路上可謂人間地獄。据一位幸存波蘭人回憶，麵包和水只是不定時供應。每星期車廂門僅開啓一次，就是爲了丟棄途中死亡的尸體。在途中見到凍僵的孩子尸體和旁邊無助和血跡斑斑，奄奄一息的母親。6星期后36名囚犯，除了3個全部死於途中。
自斯大林入侵波蘭至1941年的6月這兩年中，多達150萬波蘭人和猶太人送往西伯利亞當奴工。此間，還有50萬無辜被斯大林屠殺，是希特勒在統一時間内殺人總數的3倍。但更令人震驚的是，西方世界，如英，法和美對斯大林濫殺無辜的罪行盡然一聲不吭。或許這些西方國家早已各有所圖，作好在希特勒和斯大林，兩個人間魔鬼之間選擇斯大林的準備。
斯大林是二戰唯一的操手
1939年的10月，作爲張伯倫内閣的海軍部長，丘吉爾在一次英國廣播公司（BBC）的一次演播中為斯大林辯護，說蘇聯入侵波蘭是爲了自身的安全，而且還有效阻止了德國的擴張。蘇聯住倫敦大使麥斯基（Ivan Maisky）對丘吉爾的此番親蘇言論極爲贊賞，特地打電話給英國海軍部表示感謝。接著丘吉爾又向麥斯基保證，蘇聯對波羅的海的領土擴展也是起到制衡德國的作用。
德蘇互不侵犯條約中已有蘇聯控制波羅的海國的默契，再加上丘吉爾的鼓勵，斯大林地毫無顧忌地并吞了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等波羅的海三國。但讓莫洛托夫和斯大林吃驚的是，芬蘭幾次三番拒絕在蘇聯强制的喪權辱國的條約上簽字。即使在斯大林的最後通牒之下，芬蘭的回答依然是“不”。1939年11月4日，列寧格勒軍區司令梅列茨科夫（Kirill Meretskov，1897-1968）出動近百萬大軍進犯芬蘭。
芬蘭的統帥是曼纳海姆Gustaf Mannerheim，1867-1951），經動員，芬蘭也僅15000個可以拿槍作戰的士兵，而在武器裝備上也只能用“原始”來形容。但盤根錯節的河道，湖泊，沼澤，密佈的森林和極其寒冷的自然環境使得蘇聯的機械化裝備成廢鐵，失去了作戰功能；再加上熟悉地形，擅長滑雪的芬蘭士兵行動神速，來去無蹤，紅軍遭到兵家俗語所難以形容的慘敗。蘇軍的傷亡率達70%。有個傳奇的滑雪阻擊手，名叫海哈的芬蘭農民，光憑自己的一杆槍就殺死了500多個俄國入侵者。
蘇軍的士氣之低落也是可想而知。据一位瑞士志願者對英國記者說，“紅軍戰士在背後機槍的威脅下像趕牛一樣，用手遮住臉跌跌撞撞往前。有的芬蘭戰士不得不邊流淚邊用機槍撩到這些可憐蟲。”大多數芬蘭戰士可憐那些被政委壓上前綫送死的俄國士兵。“他們沒有護士，沒有醫生及紅十字應急裝備，尸體被澆上汽油就地焚燒。”
在蘇聯蠶食波羅的海三囯以後，即在蘇聯與芬蘭談判期間，英國防長就認爲，“（對人類來説）共產主義的擴散遠比納粹主義危險。如果我們不能面對俄國，將在世人面前丟盡臉面。” 當蘇聯無端入侵芬蘭的消息傳來后，立即引起文明世界的暴怒。直至1940年2月匈牙利，意大利繞道法國將數千頓的物質和支援人員送往芬蘭。儘管自己防空吃緊的英國還是派出戰鬥機和滑翔機支援芬蘭。1940年1月16日，法國秘密策劃在芬蘭的佩特萨莫省（Petsamo）作兩栖登錄。
當時羅斯福在美國唯一的强勁政敵，前總統胡佛在全國1400份報紙的支持下，為奮戰中的芬蘭人緊急籌款達4百萬美元。在西方世界，羅斯福始終是斯大林的粉絲，如前文所敘述，1937年他清洗了國務院所有敢於直言的反共外交官。當時美國眾議院發起一項動議，美國與蘇聯斷交並從莫斯科撤走所有外交人員。表決時雖然僅差3票（108-105）沒有通過，但迫使羅斯福不得不指責“蘇聯是獨裁體制，侵犯小國”的聲明，並呼籲對蘇聯“道德制裁”，與今天拜登政府對在新疆執行種族滅絕的北京冬季奧運會作出的“外交抵制”可謂異曲同工。
1940年2月英國作戰辦公室（War Office）派出兩位精通俄語的軍官，Gatehouse和Tamplin,前往芬蘭的戰俘營，采訪了2千多紅軍俘虜后得出如下結論：“他們歷盡艱險和困苦，也在芬蘭的見聞和經歷完全不是蘇聯所宣傳的。但那些俘虜對共產主義的困惑並不等於是一種政治上的覺醒，因此除了外界軍事的介入，蘇聯決不會發生内亂。”1940年3月5日，皇家總參謀長艾恩賽德（Edmond Ironside,1880-1959）在他的一次演説中稱，“雖然英國至今還沒有完成對蘇聯開戰的準備，但整個戰爭内閣裏，除了丘吉爾，對蘇聯的情緒變得越來越好戰。”
當芬蘭與蘇聯正在激戰中，英法秘密計劃對付蘇聯的軍事行動。當時位於阿塞拜疆的巴庫為德蘇戰爭所需提供了75%的石油（“互不侵犯”條約中，蘇聯為德國供應軍需和石油），根據英國空軍的間諜飛行考察，巴庫地面上的儲油罐彼此貼得很近，因此一旦遭到轟炸，其參天大火可達數星期，沒有數年是無法復原其原功能的。在英國接受訓練的波蘭飛行員盼望報仇雪恥的一天，伊朗也願意提供機場直接配合英法，對巴庫的轟炸。同時，1940年2月底，英國準備向芬蘭派出6個師，外加15000名法囯和波蘭的聯軍，先遣部隊原定在3月12日或13日抵達芬蘭。
由於西方對俄共的多年姑息，英美等情報部門都潛伏了不少蘇聯間諜。据蘇聯1991年解密的檔案，有個直接為内務部提供情報的，編號為59的間諜,經常會晤英法和波蘭的官員，並直接向内外部頭子貝利亞匯報。爲此斯大林瞭解到英法可能對蘇聯發動軍事行動，加之西方媒體時而有類似的捕風捉影報道，蘇聯決定對芬蘭作出妥協，並達成和平協議。隨著芬蘭戰事的平息，斯大林轉移了視綫，繼續享受西方國家的自相殘殺。
卡廷事件，丘吉爾一生英名中難以抹去的污點
1940年5月，因挪威和法國戰事的失利，在希特勒和斯大林兩個邪惡間堅定為後者站臺的丘吉爾接替張伯倫成為首相，領導了英國對軸心國之間的戰爭。這樣經過了20年，丘吉爾與希特勒又重新在戰場上依然作爲敵對的雙方兵戈相見，浴血奮戰。
圖6，1943年11月,三巨頭在伊朗的德黑蘭會議上，丘吉爾和羅斯福背著波蘭臨時政府及其人民無恥出賣他們的領土給斯大林。在前夕羅斯福曾打算犧牲法國把整個歐洲出賣給斯大林（注3，65頁）。丘吉爾的表現也同樣低賤，他在會後甚至向斯大林元帅赠送了一把基督教十字军的剑，保守派政客爲了眼前利益竟然完全丟失了羞恥心。
無疑，對待希特勒丘吉爾比他的前任，張伯倫强硬了不少，但對斯大林則軟之又軟。英國的“進步”媒體，如【工人日報】和其他親蘇政治組織不僅對新首相大爲歡迎而且還寄予厚望。果然如此，上任伊始的丘吉爾立即清洗了原恐蘇，反蘇的内閣成員。丘吉爾不但恭恭敬敬聘請左翼的工黨領袖奧特萊（Clement Attlee,1883-1967）入閣，還對奧特萊言聼計從。在奧特萊的推薦下,委任在斯大林面前只會搖橄欖枝,曲膝求全的克裏普斯（Stafford Cripps,1889-1952）擔任駐莫斯科大使。從此，因芬蘭事件，主張對蘇聯開戰的斯密得爵士（William Seeds, 1882-1973）為莫斯科大使的時代將一去不復返！
斯大林雖然在芬蘭事件上作了退讓，在世人面前丟了臉面，但絲毫不會收回他的嗜血的本性。就在芬蘭和平協議簽署不久，即1940年4月的第一個星期，貝利亞開始把數千波蘭俘虜集中起來，假稱釋放他們回家，然後再送上專列。在奧斯塔什科夫甚至還有樂隊奏著小夜曲歡送（猶太人有時也是在樂隊的圓舞曲下被納粹送進焚尸爐的。）。這些興高采烈，急於回家的戰俘根本不知到，他們即將離開人世，走上不歸之路。据目擊者回憶，這些戰俘到目的地以後，一個個被押往封閉，完全隔音的地下室，在腦後被槍殺。然而他們的尸體就被埋葬在几十公里外的森林裏的萬人坑裏。其中之一，就是在1943年被德軍發現的卡廷大屠殺。
卡廷事件對西方國家，尤其是英國和美國政客的良知和信仰是一場非常嚴峻的考驗，也是對他們真誠和虛僞的鑒定。1939年7月3日英囯對德宣戰，口口聲聲是為了保衛波蘭領土的完整，隨後無論是丘吉爾還是羅斯福的每一次就參戰發表演説，都會振振有詞，不厭其煩地强調他們是爲了捍衛西方的價值觀而熱血奮戰。丘吉爾和羅斯福心知肚明，一旦站在正義的一方，參與追究卡廷森林事件的元凶，他們無法出賣國格和道義、繼續為斯大林而戰。
在卡廷大屠殺被德國揭露后不久的4月21日，斯大林寫信給丘吉爾和羅斯福稱：“最近以德國爲首，波蘭等敵對勢力共同發起對蘇維埃共和囯的抹黑。事實證明，如此惡意中傷是來自希特勒和西科尔斯基的波蘭（流亡）政府之間的勾結和預謀。西科尔斯基打擊蘇聯的反叛行爲，目的是為了維護希特勒的獨裁。”斯大林竟能如此栽贓和顛倒黑白，共產黨人確實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
丘吉爾接到斯大林的信函時正是復活節，難得在其鄉村別墅放鬆。擺在他面前僅兩條路：與斯大林同流合污，還是堅持弄清事實真相。丘吉爾選擇了前者，歷史將永遠記住他的如此劣跡。僅過了72小時，丘吉爾答復斯大林如下：“英國强烈反對並拒絕參與在德國占領區内，由紅十字會或其他任何（中立）國際組織的調查。”他並向斯大林保證，將派外交部長會晤西科尔斯基，“盡力向他施壓放棄由納粹主持的任何調查。”而羅斯福的回復更乾脆，西科尔斯基“犯了錯誤”。
曾擔任德國法医和社会医学学会會長和海德堡大學兼職的布赫兹（Gerhard Buhtz，1896-1944）醫生被德軍派往廷森林進行詳盡調查。从 1943 年 3 月 29 日到 6 月 30 日，他不僅陸續發現類似的11個波蘭人尸體萬人坑，同時，儘管在蘇聯政府拒絕參加的情況下，還是與波兰红十字会代表团（4 月 10 日起）以及中立的國際醫療委员会（4 月 29 日起）依次对挖掘出的尸体体进行尸检。三方共同起草和撰写了一份 56 页的法医报告。作为卡廷大屠杀的官方材料，該報告由德國外交部于 1943 年 5 月 4 日向全世界發佈。
英國駐波蘭流亡政府的大使奥马利(Owen O’Malley,1887-1974)經仔細閲讀和研究三方的共同卡廷萬人坑的調查之後，在1943年的5月給英國外交大臣的信中無奈地說，“在公衆輿論和媒體更進一步對瞭解（斯大林）的醜聞之前，我們不得不違背良知和正常的道德判斷標準，而必須阻止波蘭人對卡廷事件的調查。……我們雖用了英國的名聲，實際上好比蘇聯人用針葉樹的葉子去遮蓋大屠殺一樣。”丘吉爾就是用了英國，作爲文明世界之首的名譽為魔鬼斯大林的名譽作了可恥的擔保。
英國政府内還是有人為丘吉爾的行爲感到羞恥的，如英国外交部副部长卡多根爵士（Sir Alexander Cadogan， 1884-1968）讀了奥马利的調查后，感覺到自己的良心被痛苦的煎烤：“苏维埃政权屠杀了無數的本国公民。 ……令人不安的是，我们一面与俄罗斯人密切合作，在宽恕他們的（卡廷大屠殺）暴行的同时，卻继续审判甚至处决轴心国“战犯”。 我承认無法下咽良心的譴責。”
回顧一下，人類平民政治的歷史僅200多年，已被有些民選政客的虛僞，欺騙和政治正確蛀得千瘡百孔。黑箱操作的政治并非是集權國家的專利，民主國家同樣也是如此，或許頻率和惡劣程度有別。今天的人類文明還沒進化到，鄙視民主國家政客為達到目的而不計道德底綫的行爲。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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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西方的自残 （二）（下）
導讀，“如果希特勒獲勝，充其量是法西斯的勝利；而斯大林獲勝，
——塔夫特參議員
如癡似狂保衛乔叔叔的羅斯福
沒有人懷疑丘吉爾是堅決反共的，他厭惡共產主義及其所有的行爲，
圖7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羅斯福信賴的一些助手不是親共，
但羅斯福的親斯大林有其本質不同之処！
羅斯福在對外事務上，即1933年，
1942年的3月18日，美國參戰才3個月，
北非的殖民地受威脅，本國又遭到德軍的轟炸，法國淪亡，
當時被譽爲美國有史以來，最傑出的5位參議員之一的塔夫特（
圖8，1943年2月，
儘管美國民意極不願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往遠離本土的歐洲或更遠的亞
1940年8月羅斯福通過行政法令與英國簽署了驱逐舰换基地的交
圖9，在莫斯科的一個廣場上擺列了無數的，
當時國會中即使是民主黨議員也認爲，羅斯福除了宣戰，
迷戀權力的羅斯福，
1941年的6月德國發動了【巴巴羅薩行動】，
即使美國船隊因救援敵對囯而受到德國空軍的襲擊也非是美國正式與
1941 年 11 月 26 日，在蘇聯間諜懷特的參與下，美國國務卿（Cordell Hull，1871-1955）赫尔向日本大使递交了赫尔照会，
12月7日美國在珍珠港受到日本的突然襲擊，羅斯福如願以償，
卡廷事件中羅斯福把西方的價值觀連根拔起
1943年的春天，斯大林的卡廷萬人坑暴行曝光后，
被德國軍方邀請作爲卡廷調查代表的美方戰俘是兩名美國職業軍官斯
圖10，德軍邀請英囯，
据美國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于 2012 年 9 月解密的文件显示，
羅斯福不僅為喬叔叔掩蓋其罪行，他的首席宣傳代理人戴維斯（
圖12，1945年2月美，
美國戰事情報署是美國之音的前身，
希望為斯大林有效的為卡廷大屠殺辯護，
圖13， 照片是始于1945底的纽伦堡审判中的一個場面。有評論，
歷史學家對羅斯福熱衷于把美國拖進戰爭的原因也衆説紛紜。
拒絕撥亂反正的美國政府
關於卡廷真相的追究，雖然在美國被完全壓制，
圖14，1952 年 2 月 6 日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特别委员会听证会。
1952年美國國會專門對卡廷事件開了聽證會。
羅斯福親自委派的調查卡廷屠殺的特使厄尔也出席在聼証會上，
圖15 波兰卡托维兹纪念碑，纪念“1940年時苏联卡廷、哈尔科夫、
1980年一個波裔研究生希姆扎克（
圖16， 1943年納粹的宣傳畫。圖中的法文意思是：“
結束語
1990年4月13日卡廷大屠殺的真相終於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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