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胡言亂語，這個時代或許更需要歐威爾式的正直

公然謊言與文字遊戲事實上都不是《1984》的核心主題，至少，歐威爾自陳不是。歐威爾堅持，《1984》所要討論的是，當整個世界被分割成「勢力範圍」時，它所代表的是什麼樣的意涵？也就是說，構成小說背景的大洋國、歐亞國與東亞國的對峙，可能才正是《1984》的核心。

早在戰時，歐威爾就沒有懷疑過希特勒的納粹體制將土崩瓦解，極權體制不允許也不可能賦予個人任何自由，但是它不僅限於德國、俄羅斯與義大利，歐威爾提醒「必須面對這種現象將在全球蔓延的風險」。他最憂心的是全球戰後局勢發展成極權大國集團之間的對抗，「我害怕的那種世界將要降臨，在那個世界裡,三個超級大國相互無法征服，只要領袖想要，二乘以二可以等於五」。

集團之間因為原子彈的關係無法征服彼此，而內部的極權體制，實際上是為了彼此敵對，因而不得不需要「依靠完全與外界隔絕，以及虛構與敵國的持久戰來維持必要的心理氛圍」所打造出來的階層體制，所謂的極權體制不過「是遮掩新形式階級特權的偽裝」，一如小說中的老大哥、核心黨、外圍黨與普羅人民的階層結構。

人人皆鼠的極權體制

所以，公然的謊言也好，胡說八道的政治宣傳也好，都服務於一種赤裸直接的暴力。小說中的核心內黨成員歐布朗曾經要主角溫斯頓想像一下未來，那是一種「永永遠遠把腳踩在人的臉上」的感覺。就是這種活生生的暴力感覺。歐布朗因為老派的穿著與和藹的作派，讓溫斯頓心生好感，產生了「這種感情比友誼更深厚，他們是至交」的錯覺，因而感覺他也是被迫屈服體制而心有不甘的同路人。但是，其實歐布朗看待世界，對待周遭人等的角度本質上仍是暴力式的，表面的姿態不過是為了更容易將人踩在腳下的掩飾。

人際關係如此，所謂的「大國政治」也是如此。歐威爾式胡說八道的精髓實際上是用中性的詞彙，來掩飾極端的暴力。如歐威爾所說，「綏靖」就是「轟炸不設防的村莊、把居民趕到荒郊野外、以機關槍掃射牛隻、用燃燒彈焚燬田舍」等等；「邊境整頓」就是強迫人民帶著隨身行李長途跋涉；「消除不可靠因素」不過就是「讓人民無故入獄多年，或從後腦杓將他們槍決，或是把他們送到北極的勞改營」等等。

不只核心內黨歐布朗，歐威爾更聳動的暗示其實是，生活在極權體制下的人，即便有意反抗，不免還是受到這種暴力世界觀所影響。歐威爾一開始為《1984》所起的書名是「歐洲的最後一人」，似乎指那個想努力想起過去，對於體制由衷感到厭惡的主角溫斯頓，是歐洲淪陷於極權體制後僅存的「最後一人」。但是，當他在「兩分鐘仇恨會」再見茱莉亞時，他的想法卻是「想用膠棍把她打死」，想「脫光她的衣服縛在刑柱上」，索性「強姦她算了」，然後「在高潮時給她喉頭抹上一刀」。

很少人特別注意這個在小說開場，歐威爾用了一整段毫不掩飾描寫的性暴力幻想場景。溫斯頓在初遇茱莉亞時，因為懷疑對方可能是思想警察而畏畏縮縮，這個強烈的對比提示了極權體制中赤裸裸的暴力：如果茱莉亞是思想警察，我就只能屈服，讓她踩住我的臉也無所謂；但如果她只是一個女人，我將肆無忌憚強暴與殺死她。

在一個極權國家，妄想就會變得正常。

歐威爾的小說中不時出現對老鼠的恐懼，《1984》也不例外。小說中的老鼠彷彿具有驚人的智力，知道一個人什麼時候是無助的，專門襲擊老弱殘病，因此婦女不敢把嬰兒獨自留在家中。

在極權體制中，人人都是老鼠，都擁有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往對方踩下去，知道什麼時候應該畏縮躲起來的「智力」，無論身處哪個階層,都是老鼠。

歐威爾式正直

歐威爾對於大洋國中的普羅大眾抵抗極權的能動性更有期待，理由不是什麼左派的無產階級理論，單純是他們與極權體制的距離最遠，最不受體制的暴力思維污染。

眾所周知，歐威爾對「知識分子」沒有好感，例如某些搬弄玄異學說的知識分子，比如他對「內在自由」的嘲諷，「拿著手提輕機槍的警察走來走去，領袖那四英尺寬的臉在每塊廣告牌上發著光；但閣樓上那政權的秘密敵人可以完全自由記錄下自己的思想」。歐威爾曾經說他覺得-腦中沒有奇怪理論的工人，比知識分子更容易抵抗極權的誘惑，這裡明指的是彼時歐洲同情蘇聯的左派知識分子。

這些所謂的「左派」對蘇聯政權有一種難以言明的寬容，「幾乎所有事情都可以原諒，因為他們是『我們這邊的』」。他相信如果要重振歐洲的社會主義，首要之務是摧毀「蘇聯神話」。他毫不遲疑的相信，如果今天還想捍衛「知識分子的自由」，那所要面對的就是「共產主義者及其歐洲『同路人』」。

無論是《動物農莊》還是《1984》，讀者再怎麼粗心都會發現是在影射蘇聯。歐威爾說他這些書的靈感來自於一個很直接的暴力場景，他看到一個十歲左右的小男孩，趕著一匹拉車的大馬，只要馬沒有直行，小男孩就會用皮鞭抽打牠。歐威爾倒是完全沒有掩飾，不管這些歐洲同情蘇聯的左派用上多少花俏的理論詞彙，實際上蘇聯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暴力體制，像是小男孩鞭打馬一樣。而歐洲同情蘇聯的左派對於他們自己的「史達林情結」卻完全沒有意識。

歐威爾主張好的寫作要像透明的玻璃窗，讀者可以從它清楚看見外面的景象，人們不免好奇為什麼不乾脆拿掉玻璃窗就好？歐威爾的意思或許是，那些胡亂拼湊混淆試聽的花俏玻璃窗實在太多。在自陳為什麼自己要寫作時，歐威爾說自己單純只是想揭穿某些事實，喚起人們注意。他堅信接受極權主義信條跟糟糕的寫作之間，有著直接的關連，在他眼中，歐洲左派知識分子因為同情史達林而精心炮製的「哲學寫作」，其實跟《1984》中的真理部並沒有兩樣。

相較於溫斯頓，那但憑心意行事的茱莉亞更像是「歐洲的最後一人」。

歐威爾或許不是一個好的預言家，雖然戰後形成了兩大集團的冷戰對抗，當然，如果你要堅持美國也是極權國家，那歐威爾無疑就成了先知；如果他的作品仍有什麼值得的教誨，其實也很淺白，極權體制就是人踩人，就是人人皆鼠，強說其他都是歐威爾式胡言亂語，抗拒極權最好的思想武器其實就是常識。

而常識需要正直，指出極權就是極權，壓迫就是壓迫，侵略就是侵略的正直。依然有所謂的「左派」認為需要為擺在眼前的侵略「提供不同於西方主流的視角」，主張「平行時空之必要」，其實歐威爾當年的回應也很直接，單純就是「道德敗壞與純粹愚蠢」而已。

比起胡言亂語，這個時代或許更需要歐威爾式的正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