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很可能将促使这场战争的性质发生巨大变化。俄乌两国，开战初期小心翼翼限制战争规模，精心选择攻击目标，处心积虑,算计成果，希望能够通过战场上的比较优势，通过谈判和外交，转化成为自己地缘政治利益上的成果。
但这一切，都可能因此发生彻底的改变。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很多次。
二战爆发初期，德国空军一次失误，把炸弹投在伦敦市中心，造成了巨大的人命伤亡。英国立即以眼还眼，派出机群轰炸柏林，由此双方展开了毫无限制的你死我活的全面战争，战争行为从追求军事胜利，变成了政治、民族和国家生存意志的全面较量，这比军人在战场上的行动更加残酷，更加恐怖。
比如中国，对日战争300万军人死伤，但老百姓的伤亡人数近千万；比如前苏联，900万军人伤亡，1200多万平民伤亡；德国，550万军人伤亡，350万平民伤亡。在战况激烈的被占领国，这种情况更为严重，比如荷兰，1.7万军人伤亡，28万平民受害；更厉害的如波兰，24万波兰国防军伤亡，550万平民死亡。
战争并不总是这样的。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况最激烈最持久的法国，军人死亡人数140万，但死于战争的平民，只有4万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比较，平民和军人死伤数字的比例可以说天差地别。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伤亡总计，军人伤亡2200万至2500多万，平民伤亡3700万至5500多万，平民伤亡是军人伤亡的1.7倍到2.2倍。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军人死亡970万，由于军事行动造成的平民死亡约95万，平民死亡人数是军人的十分之一。如果加上战争造成的间接死亡人数，第一次世界大战平民死亡人数约680万，是军人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二左右。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区别在那里？为什么造成如此不同的结果。
我的答案是，仇恨，全社会全民族的仇恨。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政府的战争，是国家利益的战争，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变成了民族的战争，和价值观的战争。后者必然释放出仇恨这个恶魔，而这个恶魔一旦被释放，恐怕很难很难再被限制住。
中国对日本的八年抗战，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开始的。7月7日，日本军部的命令，是要求驻华北日军“惩罚29军”，而尚未有大规模对华战争的命令。
7月29日，在北平附近的通州，驻防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保安队，趁着当地日军调走兵力薄弱的机会，发起对通州城内的日本平民的大屠杀。这个事件，在后来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中，日方对侵华战争起始原因的讲述中有纪录。日方称通州当地420名日本侨民受到袭击，超过百名日本侨民，多数是老弱妇孺被抢劫、强奸、凌辱和杀戮。通州保安队总共杀死235名日本和韩国侨民。30日，日军杀回通州，报复杀害通州中国百姓700余人。
日本报刊当时的报导，称中国为“暴支”，日本妇孺被屠戮残害的图片在日本媒体刊登，日本举国激愤，陆军部遂下达全面战争命令。在南京大屠杀的前导日军中，就有日军以“向暴支复仇”作为战斗动员。南京大屠杀，正是在这种仇恨的情绪之下发生的。
通州事件的对日仇恨，又可以追溯到1894年甲午战争日军在旅顺的大屠杀。仇恨一旦形成，必将代代相传，难以消失。
我们回到乌克兰战争。布查镇惨剧，正是这样一个事件。
俄罗斯和乌克兰原本是兄弟之邦，同文同种。俄罗斯5500万家庭中，约有1200多万有乌克兰血统，而有俄罗斯血统的乌克兰家庭就更多，全国约一半人在家主要说俄语，如同现在广东一半人在家讲国语或其它北方方言差不多。一旦仇恨形成，变成血海恨河，再也无法止住相互的攻击。
我们谈到理性，仇恨当然属于非理性的范畴。但非理性并不全都是不好的。比如英雄气质，大家都喜欢，其实属于非理性的一种东西。比如宗教信仰，也是非理性范畴的。综观人类历史，非理性因素的贡献，其实不亚于人类理性，比如包容和平等，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比如爱，等等。人类文明并不是一加一这种逻辑理性给加出来的。
但是仇恨、愤怒、怨恨、妒忌等等，都是属于人类非理性的负面的东西，这个世界，一旦被加入了这些负面的非理性因素，就像是水里面被下了毒一样，想要解决会非常困难。
俄乌战争，原先是关于地缘政治，关于国家利益，关于国家安全的战争，这是一种理性范畴的东西，因为可以计算，可以推论，可以用逻辑来衡量来权衡利弊，所以可以妥协，可以讨价还价。但仇恨却不能。
有位乌克兰布查镇的老伯，对着美国电视媒体说，我们永不忘记，永不原谅，不是不原谅俄罗斯领导人和那些军人，而是不原谅这个国家的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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