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俄公投闹剧结束了，
普京使用流氓手段，将一场侵略战争变成“卫国战争”，
俄罗斯在俄占区策划伪公投，
星期四，
普京的野心越来越难以满足，2014年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
Friday, 30 September 2022
一纸假公投 难圆普京的大俄罗斯梦
乱邦不居 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呼吁美国人赶快离开俄国
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28日发出警告，
俄罗斯总统普京发令征召30万后备军人入伍参加对乌克兰战争后，
Thursday, 29 September 2022
Wednesday, 28 September 2022
俄罗斯“壮丁”被停发护照
俄罗斯政府的信息门户网站9月28日周三宣布，
据法新社28日发自莫斯科的报道，俄罗斯政府信息门户说："
两位同班同学的不同命运
卢晓蓉(二排中)， 彭云(前排右一) 我们班当年有两个特别家庭出身的同班同学，第一个是卢晓蓉，她是民生公司董事长卢作孚的长子卢国维的女儿。
抗战结束后，卢作孚所在的民生公司也是内忧外患。卢晓蓉记得，爷爷几乎每天都要早出晚归，可即使他再忙，也会挤出时间和她逗逗乐，或者带她出去兜兜风。对于卢作孚，膝下的第一个孙女晓蓉就是他最好的人生藉慰。
民生公司的老人，也曾记得，民生公司开会时，年幼的卢晓蓉就在台上走来又走去，卢作孚也不会干涉，任她来回地溜达。
幼时的卢晓蓉，老爱皱眉头，卢作孚见了，曾感叹：“这孩子从小爱皱眉头，将来长大了不知会有什么样的际遇。”
1959年秋天，卢晓蓉考入重庆四十一中学。报到那天，她忽然从班级的花名册上，发现了彭云的名字。彭云，就是小说《红岩》中江姐的儿子。从此，卢晓蓉与彭云成为同班同学。
因彭云是江姐的儿子，班上有了他，从而格外与众不同。学校对此班关爱，选派优秀老师任教；市里也是另眼相看，有什么重要活动，常会邀请此班同学参加。
卢晓蓉，在学校，也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但在65年高考时，卢晓蓉落榜了。
卢晓蓉后来写道： “我第一次报考大学是1965年。其实早在1964年的夏天，我就嗅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有几位当年毕业品学兼优的学长因为出身不好没有考上大学，为我们树立了“脱胎换骨”的好榜样：“上山下乡，扎根农村一辈子”。
待到刚升上高三，工作组进驻学校这个特殊班，把好端端一个班拦腰“劈”成两半。“一半”是“依靠对象”和“团结对象”，“另一半”是“孤立对象”和“打击对象”。
于是上课时，“一半”坐前面，“另一半”坐后面；复习时，“一半”有老师辅导，“另一半”自力更生；考试时，“一半”开卷，“另一半”闭卷；政治试卷，“一半”的题目是“长大要接革命班”，“另一半”的题目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卢晓蓉即从班长、年级主席的“巅峰”，跌入了“另一半”的低谷。
在这样的形势面前，卢晓蓉只能向高年级的榜样看齐，选择不了自己的出身就选择自己的出路。连续写了六份书面申请，要求不参加高考直接下农村。其实潜台词是，很害怕背上一个“考”不上大学的“坏”名声。见到卢晓蓉的态度很坚决，当时的校长找卢晓蓉谈话。
“你不是说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吗？考大学也是祖国的需要嘛，你应该带头考好。考不上大学再下农村也不迟。”卢晓蓉知道，老校长在当时那种自身难保的情势下的心里话，寄托着他的祝愿和希望。
卢晓蓉就这样被动地参加了运动前最后一次高考。高考前填志愿时，她在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的十个空格里，无一例外全部填上了农学院。排名从北京农学院到最后一个新疆建设兵团农学院。
哪知志愿表交上去后，班主任两次找卢晓蓉改填志愿，第一次说学校研究过了，她可以报考北京大学化学系，“那个系在全国都很有名。”第二次又对她说：“北大化学系还不是全国最好的系，最好的要数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系主任是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你报考这个系吧。”卢晓蓉没来得及核实梁思成当时还是不是系主任，就再次改填了志愿表。只是留了一手：其余九个志愿，仍是清一色的农学院。
最后结果当然是落榜，一个大学都没有考上。班主任得知后，若无其事地说：“大概是志愿填高了。”
时隔七年之后的一个偶然机会，卢晓蓉看到了这张志愿表，发现“中学成绩”栏里除了体育80多分，其余都在90分以上。“优缺点”栏里只有优点，没有缺点。可是在“此生是否录取”栏里，却写着“此生不宜录取”，上面还盖了一个母校的大红印。”
随后，卢晓蓉去了四川最艰苦的地区之一，大巴山区万源县，在那里劳动、工作、生活了13年。
1978年高考，填报志愿时，卢晓蓉犹豫了。在家庭出身一栏，填吧，有爷爷资本家的阴影；不填吧，又会犯有隐瞒家史的罪名。横竖都难堪，不如硬着头皮写吧，爷爷卢作孚，民生公司总经理。
出乎意料的是，卢晓蓉竟成了全县第一个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考生，而且还是华东师范大学。那一年，卢晓蓉已经32岁，并有了一个4岁的女儿。从此，大学四年，彻底改变了晓蓉的后半生。
大学毕业后，卢晓蓉与当时录取她的吴铎教授，异地重逢。卢晓蓉问起：您当年哪来那么大的勇气录取我？
吴教授回答：抗战时，我乘过你爷爷公司的船，从湖北去四川避难，特佩服你爷爷的勇气。
卢晓蓉，作为爷爷卢作孚最钟爱的长孙女，其命运，其悲欢，也深受爷爷的影响，好在最终有了一个很好的结局，同学们都为她高兴。
我们班第二个特别的同学就是已经提到的彭云。当年，29岁的江姐走向刑场的时候，她唯一带着的就是自己的儿子彭云的照片。
江姐在临刑之前给谭正伦（彭云父亲彭咏梧的前妻）写下一封托孤遗书，信里满载着江姐作为一名母亲，对儿子浓浓的牵挂之情：“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孩子决不要娇养，粗茶淡饭足矣。”
彭云是谭正伦带大的，彭云曾说，“我和谭妈妈的感情与亲生的母子没有任何区别，我一直就叫她妈妈。”
彭云身高只有1.60米，个子不高，从外表上看，除了脑袋略大和戴着一副眼镜以外，没有任何特殊之处。然而我们这个班却因为有了他而与众不同。不仅学校对我们倍加关爱，还为这个班选派优秀教师，创造尽可能好的学习条件，而且市里对这个班也另眼相看，重要活动常常会邀请这个班参加。只要彭云在公众场合亮相，必然会造成轰动效应……来自全国乃至其他国家的信件雪片般飞来。
大凡学校里有什么学习竞赛，彭云一定名列前茅，他还一直担任班干部。有一次我们班到渣滓洞举行纪念活动，不知怎么被认出来彭云就是江姐的儿子，楼上楼下顿时被挤得水泄不通。为了安全起见，班上一位男同学赶紧换上彭云的衣服和眼镜和彭云“调包”，这才成功“突围”。
卢晓蓉形容中学时代的彭云，“从不声张，从不骄傲，始终如一地保持着低调。”
彭云本人则更愿意把这种低调归结为天性，“我对别人的关注比较淡然，而且一直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上课看小说，还被老师没收过几次，可就是学习成绩好。我能一直做班干部，除了特殊身份之外就是成绩好，人缘好。”
1965年高考，彭云成为四川理科状元。清华大学招生的老师几次找他做工作，劝他去清华学习。但彭云决定继承父业上军校，选报了当时大名鼎鼎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
哈军工是军校，考生的身体条件要求不同于一般的大学，身体方面最低的要求是满足陆军服兵役的条件。彭云体重不够，只有92斤，还戴着一副600度的高度近视镜，第一轮体检就给刷下来了。
后来，学院了解到彭云的特殊情况后，破格录取了彭云......
毕业后，彭云被分配到沈阳一家工厂。
1973年，彭云与在北京工作的大学同学易小冶结婚。易小冶家在北京，外公是杨开慧的舅舅。1975年，彭云调到了北京四机部一个研究所工作，全家得以团聚。
1977年，恢复高考和研究生考试以后，彭云考取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的研究生。随后，他又考取了第一批公派留学生，赴美国，先后在密歇根韦恩州立大学和马里兰大学学习，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1987年，彭云在中科院软件所做了一年多的研究工作后，又前往美国。从此之后，他一直在美国工作和生活。并成为了计算机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是马里兰大学计算机系终身教授。
江姐牺牲在原“中美合作所”，她唯一的儿子却定居美国。对此，彭云说：“我就是想做点学问，没什么太大的志向，其实开始的时候没想一直留在美国。后来，研究做得还算可以，就这么做下去了，回国的事也就拖下来了。从研究的内容来说，当时感觉国内比较看重两头，一头是纯理论，一头是完全应用，而美国学校里大部分是做中间段，适合我。”
彭云还说：“其实我总在想该不该回去。也曾经努力过，但想不好回国做什么，我似乎找不到着力点......我这个人就是爱念书，想找个安静的地方踏踏实实做点学问。在现在这个学校虽然也很忙碌，但是很安静，环境宽松。在马里兰大学教课、带研究生，同时做一些行政工作，生活很充实。”
中国急速返贫之后
最近观看“油管”翻墙的中国视频可分成三类，第一类是抱怨封城、验核酸，被嘲讽“核酸盛世”，从动物验到植物，韭菜一边喊饿，一边歌颂党国送来蔬菜；第二类是韭菜失业无法租房，躺平、离开城市；第三类是房市倒闭、金融暴雷、消费退潮、四处鬼城；归纳而言，使中国快速回到解放前日子，几乎都与习近平“清零”有关。
16日，习近平突然不出席中亚国家“上合会”晚宴，匆匆赶回北京，听说北京出现不稳，而且是军方忠诚出问题，回北京的习近平失去消息，网传习被软禁，但无法证实，如今习近平的烧脑问题，实在不比普丁少，这两匹战狼，表面上相互取暖，其实正在比赛谁先倒台。
习近平对内战狼，虐待人民，对外也战狼，军国主义大外宣，美国第一个受不了，跳出来反击，眼看老共僵化的意识形态治国，越来越不理性，老美为了自救，也只好开始脱钩，拜登喊出“友善供应链”政策之后，欧盟配合美国策略，外商大举离开中国，包含与中国商贸最紧密的德国，也喊出要严审与中国的往来，中国经济遭到内外打击，可以说是空前。
中国经济学者自认，中国经济已经无法拯救，内循环不成，反而是恶性循环；每天对中国人灌迷汤，中国经济即将超英赶美的林毅夫最近躲起来，但是，中国经济最坏的时间尚未来到。
其实，习近平已经预做最坏准备，根据流传出来的习近平内部讲话，为防范颜色革命，习近平认为贫穷对中国人最好，方便治理，把中国搞穷，是习近平有意为之，所以才会打压李克强救经济，但返回贫穷是双面刀，弄不好就会伤到自己。
穷人会失去骨气，但没饭吃的人民势必加快起义行动，如何在人民暴动之前，先行管控，确保政权，这是习近平正在努力的，于是，被称为世界上监控最严厉的国家，出现了。
中国经济坏到什么状况？从“中国金融”揭露的数字可说怵目惊心，31个省市包含四大都会北上广深，全部都是财政赤字，过去表现最好的上海，同样欠钱，省财政全面倒了，中央也一样欠钱，公务员减薪已成定局，更离谱的，是甘肃兰州公交车司机必须自己向银行贷款，给自己发薪水。
根据中金公开的民间收入状况，也可以证实李克强所言不假，月收入人民币（以下均同）500元的有2.2亿人，其他4亿人口月收入是1000元，5000元以下有3亿人，月收入5千到2万元的有9千万人，月收5万元以上的才70万人，4亿人没收入，中国真正有钱消费的人，约仅一个亿，这是疫情前的调查，疫情后可能更糟糕。
尤其是封城之下，小商店无法经营，大商店也关门居多，中国正奔走在急速返贫的道路上。
高科技业也是寒冬逼近，根据最近的调查，因为美国强力封锁中国晶片制造，IC产业一片哀嚎，倒了3000家之多，低端的制鞋、纺织业更是向南方逃亡，广西东兴市最典型，这个城市隔着一条河，与越南芒街相望，本来人口30万，现在剩下5万，原来封城之下，东兴市人民摸黑游泳，渡河到越南工作，所以人口急速减少，人类会自我寻找出路，饥饿会使人勇敢。
或许，多数中国人长期压力导致的奴性，使他们不敢反抗中共，只能选择跑路，但并非每个城镇都有东兴的地理环境，过了河，就有新天地，就像贵州50万人居住的“花果园”小区，无法忍受饥饿的人民，最终还是勇敢对大白和公安进行冲撞。
急速返贫的中国，接下来可以预见的，就是遍地饥饿以及浮动的人心.梁京：胡溫聯手，習近平大勢已去，二十大成功有望
綜合各方面的消息，我相信胡錦濤、溫家寶在李克強和幾個現任常委和政治局多數成員的支持下，已經獲得了中共二十大的主導權，這意味著習近平大勢已去，但是，即使習近平徹底失敗，也不意味著二十大就一定成功。事實上，一些人相信甚至是希望習近平的垮台，啟動中國全面崩潰。因此，二十大是否成功，也就有了一個明確的判據，那就是胡溫能否超越個人得失，讓整個權力的交替過程獲得盡可能高的正當性與合規性，從而不僅組建一個能夠擔當重任的新領導班子，同時，也為整個中國和世界，提供一種信心和良性預期。
坦率地說，如果沒有溫家寶加盟胡錦濤力挽狂瀾，我的信心是不足的，但胡溫聯手並獲得宋平的背書，大大增加了二十大成功的機會。我相信，中國的多數人和國際社會的主流，都會持這個態度，道理不難理解，溫家寶代表了中共內部最有良知的那部分人。他有機會參與二十大的「操盤」，意味著中共這一次權力交替的權力博弈，有機會超越單純的權鬥，而具有以正壓邪的巨大意義。
中國正不壓邪久矣，以至於很多人都不敢相信習近平會垮台，更可悲的是，很多人相信，習近平垮台意味著天下大亂，國將不國。胡溫聯手，對於增強正派力量的集結能力提供了歷史性的機會，而目前整個國際大格局，對此也十分有利。民主國家與普京的殊死搏鬥需要中國的正派力量勝出，他們了解胡溫，而胡溫此次也有了痛定思痛，救國救民的天賜良機。
當然，這個天賜良機最大的來源是習近平的邪惡和愚蠢，習的倒行逆施之無底線和他死不悔改的決絕是如此彰顯無遺，令整個國際社會都失去與習近平繼續打交道的空間，從而危及整個中國的基本生計。在這個大格局下，胡溫除了義無反顧，就只能選擇遺臭萬年。
同樣的邏輯也適合中共軍方的高層將領。他們會支持胡溫，因為這對多數有職業精神的軍人而言。相反，為習近平賣命，既不合算也違背良心。也就是說，習近平的邪惡和昏庸，簡化了許多權力機構專業人士的選擇，在習近平與胡溫之間，已經沒有任何躊躇的餘地。這一點，對於二十大後新的領導班子能迅速穩住大局，關係重大。
有人會問，胡溫此時出手，是不是壞了中共前任不應干涉後任的規矩？我的看法是，前任不干涉後任，聽起來很高尚，但在中國現實的政治遊戲中不僅做不到，而且会帶來巨大風險。習近平幾乎能破掉鄧小平不得超過兩屆的大規矩，其重要原因，就是這套規則並沒有為守規矩的前任如何制約不守規矩的後任而制定規矩。因此，胡溫有機會在掌控二十大的過程中，既保住了任期有限的連續性，又通過某種制度安排，改善對在任領導人的制約機制。
這是不是會讓中共政權垮台無望了呢？我的態度是，中共權力博弈的規則沿著理性方向演變會確會延長其壽命，但不會以傷害人民的福祉為代價，其根本的原因是減少了社會全面失序的風險。英國和法國建構現代國家的經驗對比，最有利於理解其中道理——法國早就砍掉了國王的頭顱，卻因此比保留王室的英國付出了更多百姓的生命代價。
胡溫有機會痛定思痛，挺身而出，不僅可能救中國的百姓，而且可能惠及全球蒼生，這是他們極大的個人幸運，也是中國和世界的極大幸運。在這個意義上，我祝願他們主導的中共二十大，能夠不負眾望，戰勝習近平及其同黨的最後頑抗，取得最大成功。
陶傑：這一代中國人的姓名
。抽樣小驗，這一代中國人的姓名，有強烈的軍事化、重複性、單名多的簡陋氾濫傾向，與民國時代的中國人姓名相比（右），一看就知道這個民族三代之間的蛻變。
Tuesday, 27 September 2022
中国不再是黄金国了！
法国世界报记者让-米歇尔·贝扎(Jean-Michel Bezat)在该报刊出专栏文章表示，中美竞争激烈，
相关的文章写道，从10月16日起，在为期几天的时间内，
meta剔除中俄的特定假信息网络
Facebook和Instagram的母公司Meta周二报告
据法新社今天报道称，美达公司官员大卫-阿格拉诺维奇（
蘇暁康：生物戰煙消雲散
与老美的关系，不是你想搞好就能搞好的。
Monday, 26 September 2022
美国两党的非法移民游戏
自5月以来，美国南部边境共和党执政的得克萨斯州、亚利桑那州、
之所以称之为“游戏”，
防疫恶政何时休?！
—26/09/2022
今天，
我们可以把这段话理解为，偏执狂一旦大权独揽，
美国参议院要求终止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
美国国会参议院9月21日通过一项“基加利修正案”（
美国民主党参议员鲍勃‧门南德斯：“
加拿大开放国境 10/1起解除所有入境防疫限制
加拿大政府26日表示，
路透社报导，加拿大政府指出，对入境旅客解除防疫限制的决定，
近两百年前,就有一位叫托克维尔的法国人为习近平画像摄影了
"我们在历史中见过不少领导人，他的知识结构、文化水平、政治判断力和价值选择，会停留在青少年时期的某一个阶段。然后不管他活多久，也不管世界上发生多少变化，他都表现为某一时刻的僵尸。如果某个机缘，让他上了大位，他一定会从他智力、知识发展过程中停止的那个时刻，寻找资源，构造他的政治理念、价值选择和治国方略。这种人的性格一般都执拗、偏执，并且愚蠢地自信，而且愚而自用，以为他捍卫了某种价值，能开辟国家民族发展的新方向。其实，他们往往穿着古代的戏装，却在现代社会舞台上表演，像坟墓中的幽灵突然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人都知道他是幽灵，他却以为自己是真神。但是，他选择的理念，推行的政策，无一不是发霉的旧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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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托克维尔太有远见/先见之明了。估计文革余孽-习猪头马上就要滚蛋了，他没有自知之明了，也不看看当年的袁世凯的下场。
黄炎培投奔中共 家人惨遭中共迫害
黄炎培，江苏省川沙县（今上海浦东新区）人，近现代中国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发起人之一。
黄炎培谈历史周期率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等6人，为促国共和谈，以私人名义，飞赴延安。除了到延安的1天和离开延安的1天，实际在延安3天，与毛泽东等交谈10多小时。余下时间，不过走马观花而已。
1945年7月4日，毛泽东问黄炎培对延安观感如何。黄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从延安回到重庆后，兴奋异常，闭门谢客，仔细回忆在延安的所见所闻，由他口授，夫人姚维钧执笔，写出《延安归来》一书，从延安观感、延安人物印象、延安政治作风、延安会谈情形等多个层面对中共大唱赞歌。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以各种身份从重庆赴延安的人有多批。其中一些人也出版了延安纪行，但没有一人像黄炎培这样，明确表示对中共领导人和中共施政的赞赏与支持。
延安之行成为黄炎培1949年选择投奔中共的重要转折点。
“黄炎培周期率”被禁谈
1949年10月1日中共夺取政权后，黄炎培打破“不为官吏”的立身准则，欣然从政，曾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委，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共识网访问黄炎培之子黄方毅时，黄方毅谈到了“黄炎培周期率”被禁谈的情况。
黄说，20世纪50年代初，中共内务部的一次部务会议上，首任部长谢觉哉做报告时，引用了黄炎培在延安跟毛泽东谈“周期率”及毛关于“民主”、“监督”的说法，提出了“民主监政”的新口号，认为应该对各级政权机关进行民主监督。
没想到，这番话却引来听众席上南方某省内务厅厅长的诘问。这位厅长起身站起，问：“我们提民主监政是针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难道我们共产党的人民民主政权还需要监督吗？这样监督来监督去，不是要监督到毛主席头上了吗？”
这个提问令谢觉哉猝不及防，欲加解释，却也解释不清。事情到此还不算完，不知是这位厅长还是什么人将此事上报中央领导，此中央领导完全支持这位厅长的意见，批评了谢觉哉，且明令以后不准再在党内党外引用这段“黄炎培周期率”对话。
七个“右派”一个“反革命”
黄炎培原本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大家庭。黄炎培与前妻王纠思育有六子六女，和后妻姚维钧育有两男两女。
长子黄方刚，是哲学家，毕业于清华学校，留学美国卡尔登大学；
次子黄竞武，毕业于清华学校，留学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
三子黄万里，毕业于清华大学，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是著名水利学家；
四子黄大能，毕业于复旦大学，留学英国，当过中国留英工程师学会会长，著名水泥混凝土技术专家；
五子黄必信，大连工学院担任讲师。
幼子黄方毅，美国杜克大学硕士。
长女黄路毕业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长女婿张心一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农业经济学硕士；
二女儿黄小同燕京大学肄业，二女婿王国桢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获硕士学位；
四女黄素回，内蒙古医学院教师；四女婿陈锵，毕业于上海医学院，心血管专家。
黄炎培子女个个学业有成，如果中共真像毛泽东当年说的那样搞“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可能都大有作为。
但是，从1949年中共建政后，毛泽东“念念不忘阶级斗争”，与天、地、人斗，其乐无穷，将“民主”、“监督”忘到九霄云外，发动了几十场血腥残暴的政治运动。
1957年，毛先鼓动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帮党整风，实际是“引蛇出洞”。当“蛇”都被引出洞后，毛立即发动反右运动。
就在反右前的一个夜晚，毛召黄炎培到中南海谈话。毛对民盟在“帮党整风”中的表现很反感，对民盟领导不满。毛要黄炎培回民盟去，接替沈钧儒，担任民盟中央主席，意思是让黄帮毛整民盟的人。黄当即婉拒，毛自然不快。
在“帮党整风”的一次座谈会上，针对当时的饥荒和救灾，黄炎培发表了比较尖锐的批评意见。这次会议上，1949年投奔中共的国民党上将黄绍竑也发表了类似意见，此会被称为“双黄会”。之后不久，黄绍竑被打成大右派。文革中，黄绍竑被逼自杀。“双黄会”后，黄炎培在毛眼里成了不是右派的右派。
毛顾虑黄炎培的名声，没把他打成右派。但黄的子女却不能幸免。其三子黄万里被打成清华大学大右派，四子黄大能、五子黄必信、长女黄路、四女黄素回及其丈夫陈锵、二女黄小同的长子王实方，都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黄小同因笃信基督被内定为“反革命”。
黄万里被毛批后成大右派
黄万里1937年获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工程博士学位。其后，受聘为美国田纳西流域治理工程专区诺利斯坝公务员。他曾在美国驾车4万5千英里，看遍各大水利工程。
1945年，黄万里在南京出任中华民国水利部视察工程师。1947年至1949年出任甘肃省水利局局长兼总工程师，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1949年9月到沈阳，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1950年回唐山交通大学任教。1953年调清华大学任教。
1955年4月，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动工。同月，中共水利部召集学者和水利工程师70多人就已开工的黄河三门峡水利规划方案进行讨论。黄万里是唯一反对建造三门峡水库的与会者。事后的实践证明：黄的意见完全正确，但中共根本不在乎。
1957年6月19日，黄万里在清华大学校刊发表散文《花丛小语》。他有感而发，谈了人民对政府的监督及政府决策民主化的必要性。毛泽东看到后批示道：“这是什么话？”毛发话后，黄万里立即被打成大右派。
之后，却被剥夺教书、科研、发表文章的权利，他子女的升学受到影响。他被下放工地劳动，大会小会被批判。
1966年5月文革爆发后，黄万里被鞭打至出血，被剃阴阳头；他的家多次被抄，一些颇有价值的字画、文稿、照片被撕为碎片。不久，被赶出家门，三代同堂住进清华最简陋的集体宿舍。他的工资被扣，每月只发20元生活费，还被勒令每天打扫水利系馆内外。
1969年，黄万里被下放江西鄱阳湖劳动，1974年被揪回清华大学批斗。他头顶右派分子的帽子长达23年。
黄必信被整得家破人亡
1957年反右运动爆发时，黄必信在大连工学院当老师。
黄炎培的子女中，黄必信性格最内向，为人朴实，沉默寡言。教书之外，闲来无事时，喜欢用苏州评弹演唱李商隐的诗《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其他人听不懂他唱的是什么，但他却边弹边唱，乐在其中。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散淡平和之人，也被打成右派。
文革开始后，老实巴交的黄必信再遭冲击，造反派轮番上阵，对他审讯逼问，内心脆弱的黄必信承受不了这种打击，1966年6月14日，在家中上吊自杀，时年41岁。就在他去世不久，他14岁的小女儿黄可清1966年10月26日失踪，从此人间蒸发。
连遭丧夫失女之痛，黄必信的妻子余启运痛不欲生，但是，造反派并没有放过她。1968年6月15日，余启运在“隔离审查”中遭严刑拷打、被逼跳楼（一说被推下楼）重伤，流血过多致死。
黄炎培妻子自杀
黄炎培幸在文革爆发前去世，否则，文革一定在劫难逃。
他的夫人姚维钧，出身书香门第，能诗善文。她倒是活到了文革，却在文革中成了黄炎培的替罪羊，遭到毒打与侮辱，1968年年1月20日，服安眠药自杀，58岁。
结语
黄炎培家族是中国著名的书香门第，富贵人家。在中共当政后，特别是1957年反右后，这个家族的人饱受磨难。
黄炎培的四女黄素回的女儿长言，后来考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据说她飞抵洛杉矶时，有上百位陈氏及黄氏家族的亲眷亲临机场欢迎，她感动的泪流满面。
刚到美国时，黄素回信中问她受不受歧视，她说只有在国内才受歧视。多少年来，她除了一次去浙江大学讲课外，极少踏上这块令人心碎的国土，怕恶梦醒来。
中共当政73年，毁了多少书香人家，真是罄竹难书！
2022-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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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25 September 2022
美国海军陆战队退伍军人的人道组织“莫扎特”能怼普京的雇佣军“瓦格纳”？
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希望通过成立一个名为“莫扎特”
莫扎特是古典音乐的大作曲家。瓦格纳也是一名著名音乐家的名字，
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某个地方，
Saturday, 24 September 2022
美国据报正商讨加快向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潜艇进程
据《华尔街日报》报导，西方官员9月23日透露称，
报导指，美国、
中共领导人为何缺席联合国大会
美国、西方各国及其盟友持续加强合作
美国和西方各国充分利用联合国大会的机会，再次展示合作、协调国际事务。
拜登与英国首相特拉斯会晤后的声明称，两国“密切协调”，“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侵略”，“应对中国（中共）带来的挑战”。
拜登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晤后的声明称，两位领导人重申“继续支持乌克兰为抵御俄罗斯侵略”；“在印太地区的持续合作”，应对“中国（中共）带来的挑战”。
拜登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晤后的声明称，两位领导人讨论了“推进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重要性”，“强调了加强其安全联盟并使之现代化的重要性”。
拜登与韩国总统尹锡悦会晤后的声明称，两位领导人“重申了加强美韩联盟并确保密切合作”，还讨论了“供应链弹性、关键技术、经济和能源安全”等。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见了一些国家的首脑或外长，并相继主持、参加了民主发展联盟部长级会议、加强大西洋合作部长级会议、全球粮食安全峰会、关于乌克兰主权和俄罗斯责任的部长级会议、蓝太平洋伙伴部长级会议、矿产安全伙伴关系部长级会议等；此外，还有七国集团外长会议、美日韩三方外长会议。布林肯也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举行三边会议，主持双方冲突的斡旋。
美国和西方国家及其盟友们，争分夺秒地利用难得的联合国大会之机，安排各项国际事务，中共却只能旁观，不免心生嫉妒和恐惧。
诸多大事落实、与盟友协调后，布林肯也会与中共外长王毅见面，美国国务院一如既往地公布，双方继续“保持开放沟通渠道”、“负责任地管理竞争”。
中共领导人一再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却没有中共所说的“机遇”。国际格局确实在发生激烈变化，其中之一就是针对中共政权的国际联盟正在紧锣密鼓地合作，并排除中共的参与。
一意孤行的中共领导人不会承认以疫谋霸，不愿放弃与美国和西方对抗，面对围堵又缺乏破解之道。中共领导人不肯认错，也为了避免尴尬，主动缺席更大的国际舞台，实属不得已之举。中共外交的屡屡失败，与每个中国人都息息相关，因为中共政权的存在，中国的命运正在面临着更大的危机。
Friday, 23 September 2022
在美国，反中国的总动员是获得一致认可的.
美国智库“特别竞争研究计划”(Special Competitive Studies Project，SCSP)的一份报告指出，
文章写道，在中国的企业中，
中国：
台湾官员指控中国大陆封锁台湾属战争行为 称誓不投降
台湾政府一位高阶安全官员以罕见坚定且直接的口吻表示，
中央社今天引述路透社报道称，台湾官员称中国锁台属战争行为，
惊传元老出手, 习遭“软禁”。 官媒重磅文章暗示习被夺军权
随着二十大的临近，作为中共政治中心的北京不时传出各种消息，来自于社交平台推特上的最新消息称，在习近平出访中亚期间，中共元老出手，调整了中央警卫局，罢黜了习的军权，16日深夜返回北京后，习近平现在被软禁在中南海家中，十一后举行的十九届七中全会将会宣布。目前，这个传闻还无法求证。不过，中共官媒22日的一篇重磅文章似乎佐证了习近平已经被剥夺了中共军队指挥权的传言。
综合报道，推特账号新高地22日爆料，北京惊传：14日习出访中亚，当天下午胡温成功说服前任常委宋平，并在当天晚上控制了中央警卫局，单线通知了江曾和在京中央委员以及前任常委们，以举手表决行式，罢黜了习的军权，当习近平知道后，16日当晚返京，在机场被控制，现软禁在中南海家中，十九届七中全会将宣布真相。暂时无法求证。
账号Eric的推友也跟帖补料，梳理了北京传出的各类消息，推文写道，9月16日半夜习回京，传中央警卫局警卫员已经全换，曾庆红指挥的，传目前大局由胡锦涛掌控。中共政治局还召开紧急会议，由胡锦涛主持的，现常委李克强、汪洋，原常委温家宝以及习近平参加，但习只是旁听。习和普京在2月签订的中俄秘密条约已被中央废掉，所以俄方宣布向中官方站厅天然气一周。此外，十一前和十一期中几天的从北京出发的高铁票被宣布售空，这很不寻常，似乎是在为7中全面摊牌做准备，要知道，高铁是调兵最有效的途径。目前，上述传闻还无法得到证实。
与此同时，22号，央视发表重磅的评论文章，《新时代改革强军的伟大实践--党中央和习主席领导指挥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综述》，全面总结回顾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有分析指出，这篇文章的题目暗示习近平的军权被剥夺，已经丧失了对军队得控制权，海外时评人士江森哲分析，这篇原本7000的吹捧习近平的长文，先后提到习主席30次，但只字不提习近平连任的关键词，“军委主席负责制”“习近平强军思想”“两个确立”。中共军方的模糊态度暗示了习近平在军队的地位不稳了。更重要的是，文章在习近平名字的前面罕见的加上了党中央三个字，此举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说明军队的指挥权在党中央，而不是在军委主席习近平的手里。江森哲认为，这篇文章原本是想吹捧习近平，如果没有党中央这三个字，军队改革的所有功绩都是习的，但加上了党中央三个字，功绩都是属于党中央，而不是习本人，意味习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搞军队改革。这样，文章的味道完全变了，绝不是官媒写这篇长文的本意。
而且，从22号发表的文章内容看，和央视在北戴河之前发表的一篇类似文章比较，一些关键提法上也出现了不同，尤其是只字不提“军委主席负责制”，这表明习近平在中共军队领导权上遭遇很大的危机。联系到21日召开的中共国防和军队改革研讨会，官媒的通稿中，出席会议的两个中共军委副主席也没有在发言中对习近平表忠，“习近平强军思想”之类的话同样也没有出现，上述一系列的状况值得关注。
程晓农：经济全球化开始向双轨化转变
经济全球化并不能保证世界和平；相反，经济全球化壮大了红色大国的经济实力，中美冷战因此爆发。现在看来，美苏冷战和中美冷战之间的30年国际秩序的岁月静好，只不过是红色大国积聚实力的“韬光养晦”阶段，现在由中国和俄国带来的国际紧张局势其实并非偶然。而中国的扩军备战和对外扩张，正在逼使经济全球化转向双轨方向。
一、经济全球化被按下“暂停键”
过去几年里，经济全球化经历了疫情冲击和海运冲击这两大震动。疫情导致中国的“世界工厂”部分停产，冲击了全球制造业产品的供应链；国际海运也大起大落，从货柜短缺到运费急降，经历了一波“过山车”。
长期以来，跨国公司把按照全球化布局来组织生产链视为理所当然，而且以为，这样的全球化供应链可以有效地提高生产要素的效率，大幅度降低成本。很多跨国公司把产品的全球化供应链看作是高度稳定、不会改变的长期布局，并未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防范供应链的意外中断。
然而，疫情冲击和海运冲击这两波震动，强制性地造成了全球跨国公司的零部件运送和市场供货危机，或者是下游工厂因上游厂家被迫停产而受困，或者是零部件与商品运送的海运成本暴增而影响企业的经营。但是，跨国公司基本上把这类震动看作是暂时现象。遇到这类震动，跨国公司似乎是把全球供应链的梗阻看作是“暂停”，就像把手机上正播放的视频按下Pause键一样。
既然经济全球化的梗阻被视为触动了“暂停键”，那就似乎有理由相信，等意外冲击过去之后，一切都会恢复常态；也就是说，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全球化建立起来的全球供应链理当回到原初状态。然而，这种对经济全球化的高度信任真的靠得住吗？
二、美苏冷战结束后,世界永远和平？
上个世纪后期经济全球化的加速铺开，与美苏冷战的终结有极大的关系。早在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就失去了支撑冷战和军备竞争的经济支撑力，这导致苏联先是对东欧国家的民主化浪潮放弃出兵干预，同时也促进了苏联内部的改革诉求，而苏共保守派发动的政变遭到苏共党内许多人的抵制，最后苏联的最高苏维埃（相当于国会，主要由苏共干部组成）投票宣布苏共为非法组织，苏联这个红色阵营的核心国家最后解体。苏联消失了，美苏冷战自然就终结了。
美苏冷战的终结，看起来好像是为经济全球化移除了最大的国际秩序障碍；然而，几乎没人料到，实际上经济全球化又孕育出了下一次冷战。在欢呼苏联和东欧国家制度转型的上世纪90年代，一股对原共产党国家制度转型的盲目想象，开始在国际社会占据上风，这个思潮的代表作之一就是福山的名著《历史的终结》。他断言，从此人类社会将必然走入自由民主制度这个终点。福山太急于下这个断言了，以致于后来共产党国家转型的实况让他陷入了极大的被动，因为事实上共产党国家的转型结果完全否定了他的上述断言。
福山不懂共产党国家的转型。其实，原共产党国家的制度转型不只需要政治转型（民主化）和经济转型（经济自由化），更需要社会价值观的转型，这三种转型并不会自然地同时发生。而这三方面转型的不同构成，最后展现出三条不同的道路。这三条道路是：一，中欧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完成了政治、经济、社会这三重转型,早已成为欧盟成员国；其二，俄国只推行政治和经济转型，但俄国社会拒绝抛弃红色价值观（未进行社会价值观的转型），如今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正入侵乌克兰，却得到了许多俄国民众的支持；其三，中国只推行经济自由化，完全拒绝政治转型，还不断加强红色价值观的洗脑教育，目前它正扩军备战、对外扩张，已宣称要攻击台湾。
“中国模式”与“俄国道路”都证明了福山断言的谬误。而正是“中国模式”与“俄国道路”展现出一个冷酷的事实：只要共产党国家在转型中拒绝清洗红色价值观，那转型中的共产党国家实际上仍然是被红色价值观支配的社会；其中比较弱的中小国家不至于危害国际和平，而其中的红色大国却会重新走上新霸权主义道路。因此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世界已然告别上次冷战结束后短暂的岁月静好，重新进入了新冷战时代。
三、经济全球化养育了红色大国（增强了红色大国的经济实力）
一直有很多人追随福山的乌托邦幻想，一厢情愿地期盼着，红色大国尝到经济全球化的甜头之后，它们就会拥抱民主自由，各国从此将只在经济上竞争，而地球上再也不会有战争威胁了。然而，此刻国际社会面对的新冷战现状却让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失望，不过，出于各种原因，舍不得抛弃乌托邦幻想的人还无法冷静地认清这个现实。
凡是拥抱福山观点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缺乏对红色大国或共产党政权的深入认识，看不到加入经济全球化之后的红色大国必然会重新滋生全球称霸的野心，这是共产党的本质和马克思主义那统治全球的意识形态决定的。从苏联解体到本世纪的前两个十年间，这个世界之所以有过短暂的岁月静好，仅仅是因为红色大国羽翼未丰，或者时机未到，因此这30年其实只不过是国际社会当中的大国对抗被按下了“暂停键”而已。
一旦红色大国深深嵌入经济全球化之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繁荣不可避免地会壮大红色大国的经济实力。中国无疑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它加入经济全球化之后一度非常繁荣，经济实力迅速飙升，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经济成长。而中国的扩军备战和对外扩张，正是其经济实力增强之后的必然结果。
俄国并没象中国那样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因为它的制造业依然落后；但是，俄国通过能源出口的全球化布局，不但增加了外贸收益，更取得了事关欧盟国家经济生死的“能源绞索”。自从俄乌战争以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国实施了金融制裁，这对俄国经济无疑打击很大，但金融制裁遇到了来自欧盟各国的阻力。欧盟国家因为依赖俄国的天然气来维持经济运转，无法从自己交到普金手里的“能源绞索”中解脱出来，结果以德国为首的欧盟多国都拐弯抹角地付钱给俄国，部分瓦解了金融制裁，让俄国得以继续支撑俄乌战争。
而普金先是对供应德国及其他欧盟国家的天然气加价，然后干脆切断天然气供应，令德国及欧盟国家痛苦不堪。德国企业家协会一再喊话，德国经济因为能源价格暴涨数倍要崩盘了。这说明，俄国与欧盟之间事实上进入了一种类似冷战的状态，经济全球化的能源供应布局成了普金扼杀德国经济的绞索，欧盟正在作痛苦的反省。
四、重新审视经济全球化的盲区
各国研究经济全球化的学者和各国政府面对经济全球化高潮的时候，没看到一个经济全球化的重大盲区。这个盲区就是，美苏冷战结束之后，这个世界再也不会发生另一场冷战吗？这显然是一种乌托邦幻想。中国和俄国一旦经济实力增强以后，便轻车熟路地重回红色大国谋求区域霸权的老路上去，不但威胁区域和平，而且也威胁经济全球化。
1999年，当中国用一家旅游公司的名义买进乌克兰的瓦良格号航空母舰空壳的时侯，中国将要建立航母舰队、挑战美国海军和印太地区国际秩序的信号就已经显示出来了。中国海军要圆它多年前就开始做的航母梦，它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即在国际海域称霸，挑战美国维持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
现在中国已下水3艘航母，还有2艘在建造中，中国海军的一系列大舰队也形成了规模，其第一个目标就是打算攻击台湾，控制第一岛链。而中共几乎就在同时也点燃了中美冷战（可参见笔者2020年4月10日在本网站刊登的《中美对阵中途岛》一文），而美国当时毫无准备，只是仓促应对。
中美冷战实际上是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海军最强的两个国家开始了不会停歇的军事对抗，这种军事对抗与核大国全面热战的唯一区别是，双方不至于动用核武器，但都以核武器作为最后的克敌手段来威胁对方。从本质上讲，人类社会的这第二场冷战与美苏冷战基本相似，只是发生的地域不在欧洲和北大西洋，而是在印太地区。
中美冷战显然正在改变经济全球化，但许多国家的政府和学者牢牢抱着世界和平静好的乌托邦幻想，仍然沉浸在经济全球化的认知盲区里，看不到即将到来的危险。
五、美国开始应对中国的经济威胁
最近美国在对中国的经济政策方面开始明确地对中国收紧高科技领域的投资和技术出口管制。此前，跨国公司只关注在全球转移技术、铺设跨国产业链，美国历届政府对中国大规模盗窃技术和知识产权缺乏防范，等于开门容盗；另一方面，过去20年来中国疯狂地偷盗美国各领域的技术，把盗窃来的大量技术用于针对美国的扩军备战，同时在民用领域挤垮美国公司，努力占领西方国家的市场。
直到近年来中国的技术盗窃活动在芯片等高科技领域让美国的国家安全受到直接威胁之后，美国才意识到，如果不趁中国仍然依赖西方市场、其高科技研发尚未后来居上之际，赶紧采取严厉的管制和限制措施，那么，事关美国军用和国防的最先进技术可能不保；到了那个时候，美国就来不及遏制中国技术上和军事上的崛起，也难以应对中国的威胁了。
过去几个星期内，8月9日白宫签署了《2022年芯片和科技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 2022），计划对本国半导体产业投入527亿美元补贴及其他税务优惠。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Gina Raimondo）表示，“我们正在建起围栏，以保证那些接受了芯片资金支持的公司不能损害国家安全”。美国芯片公司英伟达（Nvidia）和超威（AMD）已得到政府通知，要停止向中国出口两种人工智能顶级芯片。美国国会可能进一步扩大禁止向中国出口高端芯片和芯片制造设备的规管范围。
白宫在9月12日签署了行政命令，启动国家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倡议。一位白宫资深官员在背景简报会上介绍，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对美国的领导力和竞争力构成风险，“所以，这项倡议……确保美国在这场技术革命中处于领先地位”。9月15日白宫又签署行政命令，加强中国公司在美投资的审查，审查将着重高科技产业，目的在避免美国重要技术外流。
六、经济全球化转向双轨模式？
美国行政当局和国会已经开始亡羊补牢，对经济全球化的商务活动开始增加管控，而不是完全放行。川普时期曾经把中国的一批大型科技公司列入交易被管制的实体名单，这种做法只是针对企业的，未被列入的中国企业依然非常活跃。而现在白宫和国会山在讨论的立法和行政命令在方向上开始了一个针对经济全球化最大受益者中国的大转变。很多人没注意到，这个悄悄开始的大转变意味着，在经济全球化的技术和投资领域对中国启动“排除法”了。
所谓排除法就是，美国企业凡是涉及到中国，其技术和投资都会受到美国政府管制，当然现在还只是开始。但既然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这种排除法就会开始改变经济全球化的格局，要把中国从美国的对外技术输出和投资活动中加以排除。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看，原来的全球一体化格局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因为经济全球化正在被扭转成为经济双轨化，就是一部分经济活动变成遇到中国和俄国必须绕开，一部分经济活动依然可以与中国充分开展；而进一步的前景可能是，这双轨之间将逐渐产生互相排他，一家企业想两边通吃的可能性正在逐步下降。
全球经济活动在技术和投资活动的双轨化可能进一步演进，一旦对中国实行全面经济制裁，经济全球化就会发生彻底裂变，从部分经济活动双轨化，变成全部经济活动双轨化，中国经济就不得不和全球经济部分脱轨，特别是与发达国家全面脱钩。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虽然不至于主动闭关锁国，但实际上将不得不进入美苏冷战时代的两大阵营的各自经济活动基本上互不相关的局面。
这个转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世界各国的企业主管基本上头脑里还没有这个概念和这个意识，更没设想过，全球经济双轨化之后，自己的公司要如何应对。事实上，当中美冷战正式嵌入经济全球化以后，这个世界不得不面对这种全球经济的双轨化，只是各国政府和跨国公司还不太习惯这突如其来的转变而已。
Thursday, 22 September 2022
Wednesday, 21 September 2022
未普：從碎步前進到大步倒退，習近平十年執政可以蓋棺定論
中共二十大將在10月16日召開(估计那时可以看到习猪头正式滚蛋的消息）。回顧習近平執政的十年，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發展似乎畫了一個大圓圈，從碎步前進到大步倒退，甚至重新回到改革開放之前的黑暗混沌愚昧的狀態。
十年前，習近平尚未登基。胡溫執政的九龍治水瀕臨終結，其領導團隊以軟弱、難以克服僵局，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為主要特徵。但那時的中國，還是一個遵守鄧小平政治安排的中國，最高領導人不能無限任期，中共領導必須是集體領導，黨政官員到站要下車。大學校長必須是學者而不是黨委書記，公司第一把手是企業家而非黨的幹部，民營企業家可以挺著腰板地議政，中國學者還可以直言批評胡溫領導集團「抱著定時炸彈擊鼓傳花」、「下定決心，排除萬難，絕不作為」，中國異見者還有可能今天進監獄，明天出監獄。紅二代雖然有人高調「唱紅打黑」卻沒人敢搞個人崇拜。中國和美歐日等國大體保持正常合理的關係，儘管中共一直在海外強力推廣大外宣。那時的中國，被一些自由派稱之為一個「碎步前進」的中國。他們為這個「碎步前進」辯護，認為「中國的民主政治只能碎步前進，穩步前進，後退是絕對不會的了。」
今天，習近平已經執政十年，「絕對不會」發生的後退或倒退發生了！而且不是發生在一個方面，而是發生在政治、經濟、社會的所有方面！今天的中國已經面目全非。九龍治水變成一人獨裁，習和其他常委的關係甚至變成「君臣關係」。一切政令出於中南海的最高領導習核心。中共領導體制被習近平從有限任期轉化為無限任期，集體領導轉化為個人獨裁，統治模式從威權主義升級為極權主義。習近平個人大權獨攬，試圖把整個中國變成由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思想、一個聲音控制的國家。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的權利被一個一個地剝奪；大學校長換上黨委書記，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成立黨支部，學生被鼓勵要給老師或教授打小報告;不管是誰一律不准妄議黨中央，否則進大牢重判十餘年甚至無期徒刑。儘管黨章中仍然明確寫著「禁止個人崇拜」的條文，但習近平和他的人馬鼓勵對習近平表現出自毛澤東以來從未有過的愚忠和崇拜。
十年前，習近平不是沒有機會，選擇一條與普世價值接軌的、對中華民族有利的康莊大道；習近平不是沒有機會成為蔣經國或戈爾巴喬夫而名留青史。那時，有人認為，習近平會像蔣經國或戈爾巴喬夫一樣，進行激進改革，解除國家對社會和經濟的控制，使政治制度逐漸過渡到民主憲政。但我們知道，習近平崇拜的不是戈爾巴喬夫，而是普京；他不想成為蔣經國，而想成為毛澤東。普京的堅決不下台、以任何名義不折手段地掌控國家最高權力的行為，是習近平一直在模仿的榜樣。而毛澤東的個人獨裁，一個人說了算的大家長作風，也是習近平一直念茲在茲，試圖比肩毛澤東，建立毛澤東式的絕對權力，像毛澤東一樣在中國歷史上留下自己印記的超級偶像。
現在我們知道，習近平的十年執政，已經把整個中國變成由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思想、一個聲音控制的恐怖而又愚昧的國家。這是一個1984式的中國，一個個人獨裁的中國，一個極權主義的中國，一個大步倒退的中國。習近平十年執政可以蓋棺定論了.Tuesday, 20 September 2022
孙立平：见识的差异-王健林的满血复活与许家印的苦苦挣扎
王健林、许家印，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在过去的几年中，他们二人又都经历了人生与事业的起伏跌宕。但就现在的情况而言，两个人的状况，却大相径庭。王健林已经重新走向辉煌，而许家印却仍在苦海中挣扎。
两相对照，让人唏嘘。
唏嘘之余，不禁让人去想，二人不同的境遇，差在什么地方？想来想去，我想到一个词儿：见识。是见识的差异。因为正在准备一个系统性的课程，我最近正在思考见识这个问题。我这里说的见识，不是见多识广意义上的见识，而是指及时、明智、正确地作出判断及认知的能力。
王健林的转折点，始于那句著名的“小目标”。那是2016年，那正是王健林志得意满的时候。彼时的王健林，不但在国内风头正健，而且开始了在海外的大举扩张。超越迪士尼，打造全球最大的文化娱乐集团，成为雄心勃勃的大目标。没想到的是，自身的原因也好，外部环境的变化也好，反正是不但没有接近目标，而是走到了雷区，甚至连自己的家底也有输光的可能。
一时之间，昔日的首富，几乎成了世人的笑柄。那句小目标，不但没有成为励志的名言，反倒成为酒桌上的笑料。但王健林毕竟有过人之处。就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候，他在众人疑惑的目光中，腾挪躲闪，断臂求生。其旗下的房产、旅游项目、77家酒店、万达电影、商管股份等等，以人们看不懂的价格火速出售。
由此，他获得了2000多亿的现金，这不但大幅降低了自己的负债，而且为东山再起奠定了基础。2022全球房地产企业家榜上，王健林以1050亿的身价排名全球第五，满血复活。王健林辉煌再现。
而此时的许家印，却正在苦海中绝望地挣扎。从现在看，挣扎出个什么结果出来，恐怕还不得而知。许家印，与王健林一样，同样是人中豪杰。我曾经去过大家都熟知的也是作为许家印象征的海花岛，不得不感叹，这是一个想做事的人，不但想做事，而且有想象力，有魄力。但正是这个雄心和魄力，将自己送到了苦海当中。
许家印的故事，与王健林的故事是很相像的。差不多一样的雄心，一样的魄力，一样的困境，甚至连自救的措施都是差不多的。差的的就是，王健林快了一步，许家印慢了一步。但这绝不仅仅是一步的差距。前者的主动断臂源于预见与先知，后者的被动断臂则出于现实的无奈。春江水寒鸭先知，王健林成了那只鸭，而许家印没有。
这背后的差别在哪儿？可能就是一点点，见识。这让我不禁想到两个人的经历。王健林是一个从体制内出来的人，他既懂体制外，也懂体制内；既懂市场，也懂权力；既懂哪些是自己能左右的，也懂哪些是自己不能左右的。所以，他在别人还看不懂的时候看懂了，在别人犹豫的时候他行动了。有人说，王健林靠的是幸运。不对的，不是幸运，是见识。快一步慢一步的差别是见识的差别。
见识是最重要的。正是由于这种见识，王健林能够较早地见人之未见，在别人还在充满信心地大举扩张的时候，他意识到危机正在到来。正是由于这种见识，他马上从自我膨胀中觉醒，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知道即将到来的危机不是自己能够抗拒的，只有断臂才能求生；正是由于这种见识，他能够重新掂量代价与生存之间的关系，知道哪些是必须付出和牺牲的。其实，要做到这一点很难，因为每一摊子，都不仅是他的心血，同时也是他的梦想。当然，后来转型之路的选择，也是与这种见识分不开的。
许家印差就差在这里。论商业才能，许家印也许不输于王健林。而且，无论是曾经的大举扩张，还是后来的断臂求生，也都是他们商海中见惯的商业套路。但问题是，许家印沉醉在自己的商业逻辑里，对外部世界即将甚至已经发生的变化，没有能及时感知和醒悟。大错由此铸成。关键的因素在他视野之外。如果没有外部环境的变化，谁能够说许家印不能再维持几年？谁能够说许家印会失去自救的时机？
说到这里，我不能不提到王思聪。王思聪本人我不评价。仅就王思聪于王健林的事业而言，不少人会觉得玩世不恭的王思聪特别是他的一些言论会给王健林添麻烦。但我的看法恰好相反，说不定这次救了王健林的可能就是王思聪。这次警醒了王健林的，可能就是王思聪那些当初在王健林听来都觉得有些刺耳的疯言疯语的话。
吴国光：我们在哪里 中国就在哪里
――政治学者吴国光提出"亚流亡"概念及对华人族群命运的思考
我们是谁？中国何在？――这个困扰着海外华人的灵魂之问，出自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著称的吴国光先生。月前，本人荣幸邀请在巴黎人文科学研究院进行访学的政治学家、行将就任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的吴国光先生莅临巴黎"自由谈"沙龙,以此为题进行演讲。他首次公开提出的"亚流亡"概念，将"我们是谁"这一哲学意义上以个体呈现的终极问题赋予现代性，从全球化的角度释解作为现代人的整体困惑，由此展开的关于"亚流亡"华人族群命运的思考，引起大家的深度关注和共鸣。基本思路可以理解为：解放心灵，把握自由，构建具普世价值的"亚流亡"文化圈。
吴国光，生于1957年，山东临沂人。1977年恢复高考后进入北大中文系，1982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主攻政治评论专业。曾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参与政治体制改革政策设计及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起草，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智囊团成员等等。对此，吴国光自己并不喜欢 "被标签 "。他插过队，下过工厂，在劳动中觉醒，用"思想"来面对现实，克服困难。1980年代初发表的"学术自由自由谈"，是他作为独立知识分子、学者去思想和反思的第一篇文章。
1989年2月，吴国光作为美国哈佛大学尼曼研究员（Nieman Fellow赴美访问，期间中国发生六四屠杀，他有国难归，成为流亡者。正是基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个体定位，他避开了所有的诱惑和热闹，带着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政治转型何以会失败，六四何以会发生的追问与深思，走上了学术研究之路。
身为"被流亡"的知识分子，吴国光在自身的体验中感悟到，"流亡，是中国文化本来就有的、保存文化精义的一种方式；中国的存在是以文化传承为特点的。"1990年代在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期间，余英时先生的立言行文、为人处事都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去年8月1日余英时先生逝世，吴国光悲叹"这意味着中国文化的完结"。几乎与此同时，他开始思考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和定位， "亚流亡"概念可看作是他这一阶段的思想结晶。
吴国光指出：所谓"亚流亡"，指非政治原因而被迫离开故土移居他国的同胞，基本特征是，享有所在国的权利和自由，可以自由往返故国，但与故国的问题发生关联时，自由就会受到限制或被剥夺。在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海外华人，都处于这样一种"亚流亡"状态。
怎样走出海外华人精神文化的认同困境，构建具普世价值的华人精神文化共同体？吴国光先生通过他的研究思考，与沙龙朋友交流碰撞，并受与会者在自家花园种菜的启发，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在远离故国的地方，重新发现土地，亲近土地，在土地上培植新的生命――也就是说，海外华人群体，应该可以在不依赖中国政权的情况下，动员我们自己的文化资源，在自由的环境中，建设我们自由华人的精神家园。"
这里，蕴含着伦理承担和后全球化时代的价值关怀， "我们是谁？中国何在？"在此得到恰如其分的解读。
"亚流亡"状态及其困境
为什么发明了"亚流亡 "这样一个词呢？
吴国光开宗明义地说："今天在海外的华人，其中大多数人可能都不是因为政治的原因离开了中国，也没有说离开中国以后就完全不能回到中国。但是由于中国故土的那样一种状态，每当你和故国发生关联的时候，你的自由就会受到限制、受到侵蚀、受到剥夺。你在海外，比如在法国，你对法国的问题可以自由地发表看法，但是你不可以对中国的问题自由地发表看法，如果你发表了，那你在回故国的过程当中，就会遇到很多的麻烦，故国可以随时惩罚你──这样一种虽然来到了自由的土地上，也不能完全享受自由，特别是在和故国的问题相关联的时候，不能充分享受自由，我把这样一种状态定义为亚流亡状态。应该说，所有的海外华人，包括在台湾这样一个仍然有主权的土地上，包括在海外已经不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或居民的华人，所有人都处于一种亚流亡状态。"
自古以来，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一直非常浓厚，背井离乡被视为一种刻骨铭心的人生磨难。近代中国所经历的内忧外患、颠沛流离，更让这种情怀极具悲情，在早期移民者中表现尤甚。比如 1919年以后公费或自费的留学生，他们出洋与学成归国，大都怀着一颗报国之心。1949年9月底，毛泽东在中国第一届政协会议上的一句"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令多少国人、特别是海外华人心潮澎湃、热泪盈眶。随之的海归潮（1950年代初），既有"新中国"的召唤，也有抗战和内战期间滞留在外的游子返乡。但是，之后便是长达近30年的各种政治运动和与之相伴的闭关锁国。1980年代以来的出海、海归、再出海的循环往复，客观上验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起起落落，例如1990年代初美国总统老布希签署的"中国留学生保护法案"，给予近10万名留美中国学子发放"六四绿卡"，以及中国经济崛起后大部分持"六四绿卡"者的回归。再如香港自2020年6月底实施国安法后掀起的移民潮（高达32万人），以及上海封城引发的"润学"（即移民海外）现象。总体来看，这个过程，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过程，包括为数众多的国人"找生活"以求安居乐业、及"找自由"以安放精神的过程。
问题在于，正如吴国光所指出的那样，不论华族移民来源如何，他们都有一个共性，即：关注最多的往往是关于中国的问题，即使在海外生活工作多年的人，一旦讨论中国问题，思维模式很容易就转向那套我们自小被打磨、被教育的逻辑思维里，"我们很大程度上的生活，在文化层面、精神层面，乃至于在价值层面，和中国都非常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本文引号内未注出处的，均为吴国光此次演讲语；下同）
世界上任何移民族群，都与自己的母国有着紧密的联系，为什么华裔族群与当下中国的这种联系会形成一种困境呢？
"这种困境基本上是精神文化和认同方面的困境"。吴国光一语中的。他说："对我们来讲，我这里有个家，我中国还有一个家；我是法国人（或加拿大人、美国人…），我同时也是中国人。当我们生活在自由的土地上的时候，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灵魂，有一半是和这里相联系的，但也还有也许不止一半是和那边相联系的。在这个家，我们是自由的；但那个家，不让我们自由；那个家的不自由，还会反过来影响到我在这个家的自由度。"
从文化认同的角度来讲，吴国光以史为鉴指出："中国文化如果作为中国人认同的核心的话，也不断地被侵蚀，被损坏，乃至于被毁灭。"同时，"由于中国的文化认同往往是以政权为中心的，所以海外华人的很多思路还是跟着中国政权的那样一个思路在走，很多价值，很容易被过去的设定和现在的中国政权不断地重新设定，包括对中国国际关系的看法，包括对历史的看法，包括对很多基本价值层面的观念的看法。"
欧洲人是这样评价旅欧华人族群的：华人自成一体，要斗也是"窝里斗"，从不给所在国添乱，但他们大多是一种"过客"心态，有着典型的双重人格。比如，享受所在国的社会福利，但人在心不在，许多人做生意，能逃税就逃税，一方面勒紧裤带办理亲友出国谋生，一方面寄钱给家乡修路建桥，常常一掷千金，从不计较。中国太远，那么中国驻外使馆就是他们的向心力所在，口碑好的中国大使常常被老一代华人视为"父母官"。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海外华人倾全力支援中国建设，援助中国灾区，出钱出力，慷慨大方，举世闻名。而当中国经济崛起了，许多侨胞反而有很深的失落感。追究个中原因，首先难以接受多年受惠的一方在一夜暴富后财大气粗的傲慢，其次在于自身不知情归何处的迷惘。
曾上春晚（1984年）的香港歌手张明敏的一首"我的中国心"，将百年屈辱、民族主义、家国情怀在这里得到了尽情宣泄而家喻户晓。但正是由于"中国的文化认同，往往是以政权为中心的"，在一党天下的中国，报效祖国不可避免地变成了报效党国，这种尴尬，总是让人难以释怀。
从这个意义上说，家国情怀是海外华人的软肋。
我们的文化内核到底是什么？
针对海外华人对中国的幻想，吴国光直言不讳地说，"很多的海外华人，总以为中国强大对我们一定如何如何有利。实际上我们看到，祖国的强大，不仅对我们个人没有利、会更多地干涉你的自由；而且对中国文化的维系和发展，对中国民族的未来，也都形成一个很大的威胁；现在甚至对全球的自由都形成一个很大的侵蚀的力量。我们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就知道我们不一定要和故国发生紧密的联系，海外华人应该在这样一个自由的环境中，承担起把中国文化和全球文化相融合，形成一种新的中国文化的精神体系、文化体系、价值观念、生活习惯、民族认同这样一套东西，这样的中华文化，能够得到历史的新生。"
那么，海外到底有多少华人？吴国光介绍："现在有个说法，不包括台湾和港澳，最高数字的估计是有6千7 百万华人。如果加上台湾2千3百万，香港7、8百万 ，澳门几十万，这就差不多是一亿华人不在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直接统治下。一亿中国人，如果能够形成一个精神文化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不依赖于中国政权存在的，它在中国本土吸收我们传统文化的营养，同时利用海外的自由环境，建设我们共同的认同，共同的精神、文化体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非常大的族群。6千7百万，就相当于一个法国。法国是世界文化大国，我们海外的6千7百万华人，也可以建设成一个世界文化的大民族，大共同体。"
吴国光以犹太人做比较，通过分析犹太历史及与中国人在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别后指出："为什么犹太人能在长期的流亡当中维系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族群认同，千年不坠，不仅他们自己有这样一个文化的延续，而且对全人类的精神、文化、思想、科学、经济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呢？那么，我们华人能不能哪怕就从现在开始起步呢？"
他进而问道："中国人和中国人遇到一起，精神层面的东西、文化传统的东西很容易就交流到一起了。那么，我们在一起的文化内核到底是什么？这个内核当中能够和西方、或者和普世的东西相融合的是什么？我们不可能完全被它融合掉，我们需要自己保留的东西又是什么？在中国那块土地上，现在很难去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海外的华人、特别是华人知识群――实际上海外华人基本上都是知识群、至少知识群的比例占得很大，我们应该去思考这样的问题。"
吴国光的叩问直击心灵。
有一种现象值得深思，因历史沉积，国人经常以第三世界心态看世界，西方人也习惯以第三世界眼光看国人。圄于"第三世界心态"的中国人，是时候将家国情怀转换为文化情怀了。如是，才能让灵魂与肉身合而为一，做自己，做自由人应该做的事情。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果断摈弃软肋，做一名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受党文化污染的、具普世价值和文化精神的世界公民。
吴国光的希冀是："我们可能没有能力去改变在远东的那块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在我们有生之年可能没有希望，没有能力去把它改变成一个适合我们将来子子孙孙生存下去的、自由民主多元和法治的这样一块土地，但是既然我们流亡在外，那么我们可能在海外建设一个精神上的、有自由独立具普世价值的一个精神家园。过去讲'礼失求诸野'，现在讲中国文化可以重新在海外找到。就像大家在自家的菜园里种菜一样，在这里找到新的土地，找到新的生态更适宜的环境，在这里撒下种子，扎下根，收获这样一些东西。"
我们在哪里，中国就在哪里
其实，早在十年前，吴国光就开始着眼于全球化研究，做的学问，看似和中国的关联不太大，但实际上其全球化视角，反而更加充实、深化了他的研究。
长期以来，吴国光将中国政治制度及民主化转型的研究，放在全球化、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大框架下进行系统梳理解剖，其中包括政治合法性、政治传播与大众媒体、中国对外关系等议题，出版中英文著作近三十种，一些著作并被译为法、日、韩等多种文字。这是对上个世纪80年代在中国被中断的政治制度研究的延续，也是他数十年的深思熟虑在思想领域里做出的贡献。
基于这样一种积累，吴国光认为：我们需要重新提出一个以海外华人为群体，能够建设成一种"我们在哪里，中国就在哪里"――就是说我们融入西方文化，融入全球这样一个普世价值为主导的文化，同时保留我们自己的文化根基和传统的华人精神文化共同体。
吴国光举例说，"余英时先生作为两代流亡者的象征，在海外、在流亡当中为文化中国建造了一个精神中心。余英时先生讲'我在哪里，中国就在哪里'，这是一个非常让人感动的宣示。对于象余先生这样一个以中国历史、思想为主要学业的、杰出的学人来讲，他既有这个底气来宣布我在哪里，中国就在哪里，他也有深厚的内涵来充实这一点。对于杰出的知识分子来讲，可以有这种坚守，但是对于广泛的群体来讲，很难设想每个人都象余英时那样，有这样的底气和坚守。余英时治学也好，对公共事务的介入也好，在他脚下，是一个自主的中国，是一个有独立自由多元精神的中国。"
如果说，在疫情前人们对自身所处的状态还比较模糊的话，那么，近三年肆虐全球的新冠防疫，让海内外中国人深切体验到一种"在家出家"或有家难回的窘迫感。无论身在何处，无论你人在国内还是国外，回乡之路都"难于上青天"。中国人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荒蛮无助的身心浩劫，哲学层面的"逃亡自我"直逼眼前，同时承载着肉身和灵魂的双重痛苦。国内同胞深陷疫情恐惧和"清零"困扰，海外华人寝食难安，许多人一边不无内疚地享受所在国的自由，一边日夜牵挂着在国内的亲友家人，从最初的"千里投毒"的讥讽造成的心理失落，到昂贵的机票和回国后繁复冗长的核酸检测与隔离，令很多人不得不望而却步，举目四顾，不知乡关何处。
或许正是此时，许多人开始反思自己的身份认同，体会到自己与所在国居民的区别，在于是否享有公民权利。一部分人更深地意识到一党中国的经济崛起，由于价值观的缺失，并没有带给国人与之相匹配的尊严。
巴尔扎克曾说：英国人不管到哪里都会觉得比在自己的国家舒适自在，法国人则不然。法国人无论到了哪里，对祖国的眷恋都非常深厚――那是令人着迷的文化的、词语的细微之处带给人的不可或缺的精神滋养。
中国人呢？不论在哪里相遇，谈的最多的是钱权、房子等物质层面的东西。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也多停留在经济层面，文化精神价值层面，则没有什么建树，甚至是负资产。而各种禁忌造成的词语混乱，张口就来的粗鄙语言，更是戾气冲天，让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的声誉在全球范围内下滑。
我们的词语在哪里？我们的文化又在哪里？
仍以法国侨民为例，与中国侨胞的"过客"心态不同，居住在海外的法国人对所在国采取的是授之以渔的方式，他们所经之地，大都留下了传世的法国文化精神和生活的奥秘。甚至在前法国殖民地越南首都河内和胡志明市，至今仍在很大程度上靠法国遗产搞活经济，吸引游客。缅甸贫困偏远地区设立的小诊所和培训护士、福利学校，都是法国有识之士和专家义务捐资、日复一日、一点一滴做成的，对他们来说，故土是他们得以奉献人类文明的资源，而非其它，这是他们的文化自信。
我们有这种文化自信吗？
吴国光对此是比较乐观的。他说："我们在海外的华人，相比在国内的华人，你就发现你在环境方面的意识，你在反歧视方面的意识，都和他们差别很大。包括日常语言的使用方面，他们很容易使用一些暴力色彩很浓的语言，我们一般都不会使用那种语言。实际上海外华人在这些方面不管他的政治观念如何，大体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可以相当清晰地区别于在大陆生活的华人之间的价值上、观念上的一些特点。我们是不是有意识地去想，哦，这个区别在哪里，哪些东西是需要我们去有意发扬的？"
实际上转机已经开始。近年一些华侨开始重视其与权利相依的义务，其中有的人曾被拒多次的所在国国籍，随着纳税记录的改善而得以解决，传递出自我意识和公民意识觉醒的讯息。
那么，对于中国本土，我们能做什么呢？吴国光说，"这也是我们为未来中国能够发生政治转型做准备，如果中国终于能够出现象1989年和1990年代苏欧各国出现的那种情况的话，以中国今天社会因素被破坏到如此残破的这样一个程度，直白地讲，即使共产党垮台，这个国家的前途也不那么光明。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在海外建立起一套自由的精神体系、文化价值这样一种架构，一旦中国不再像今天这样完全被专制、被严密控制，这套东西就可以反哺我们的祖国（从过去的一百年的历史来看，这个精神价值文化体系都是从海外进去的）。对中国未来的健康转型，整个中华民族在政治、文化、社会层面上和全球的主流文明接轨，会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担当和责任，至此我们或许有理由说，余英时时代已经过去了，吴国光"亚流亡"概念的提出，可以看作是后全球化文化精神转型过程中的接力和延续，是悲观中的理想与希望。
行文至此，不得不提及海外中国政治流亡者。在后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海外流亡者也面临着新的转折和挑战，亟待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走出传统流亡者的老路，发挥更为可行有效的作用。吴国光的"亚流亡"概念，也为中国流亡者提供了一种可行性参照。
结语：问题与展望
本期沙龙在坐落于法国卢瓦河畔的古道且闲庄举行。是日春光明媚，湛蓝的天空一望无际，与会者年龄自50后到80后，包括学人、学者、艺术家、媒体人、作家、出版者等十多人出席。有感于吴国光先生这种坦荡的理想主义情怀，以及在座者自身经历的沧桑感，有的甚至曾目睹人性的黑洞、亲历了脚下土地崩塌的过程和再生的过程，此时此刻，都有一种庄严感和发自内心的愉悦。大家畅所欲言，直抒胸臆，深感构建海外华人的精神家园，是鼓舞，也是挑战。当然，也有人比较悲观，担心海外华人很难承担起这样一种文化使命。有人觉得搞一个整体的东西是不大可能的，还要靠个人的成就，如余英时、哈金这样的一些学者、作家等等。更有人振奋地说："这绝对是一个结构性的一种反思，类似于一条线，或者一盏指路灯"……
沙龙讨论热烈深入，甚至引申到政治、民主文化的建立和思考。讨论还具体涉及到海外华人子女的教育问题、艺术家群体的生态问题、以及操作层面的运作等等。
综上讨论，吴国光重申：海外华人的精神文化共同体，是一个虚的共同体。他说："我要讲的是，悲观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因素同时都存在，我们既可以有悲观主义的对现实的清醒的认识，也可以有理想主义的对我们要坚守的理念的追求。"
吴国光根据平日的观察强调指出："其实很多人都在做这样的事情，有大的，有小的，有相当成功的。这种共同体的意识、这种共鸣和契合，这种实践实际上是普遍存在的。但是这里要说的是，我们要更有意识地去推动它，更有意识地反省我们自己，哪些可能做了，哪些可以做得更好，我觉得这些事情急需要做。"他举例说："比如海外这么多华文学校，他们用什么样的教材，我们可不可以自己编一套和中国大陆所使用的那些识字课本不一样的、既有中国文化的东西融入其中，又能够把普世的价值观念灌输到其中。再比如中国历史。一般来说文化认同和历史是密切关联的，因为有共同的经历，就有共同的认同，共同的文化。但是中国的历史呢，历朝历代以来，都是为政权所控制的，特别是到了近代，无论是国民党政权还是共产党政权，历史都被弄得一塌糊涂。那我们能不能在海外自己做一套中国史，完全以新的眼光来取代呢？如上所说，如果我们真的要做这样一个自由的中国精神的文化体系的话，就得把整个传统都去反思一遍，在中国大陆鲜少做这个事情的人，许多反思经常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去反思。"
吴国光表示自己的余生要致力于做这件事情。他说："推动海外华人去做这些事情，可能比海外民运对中国的政治影响力要大得多，文化影响力要大得多，甚至可能由于这样的培养，海外华人的子子孙孙，一代一代，将来有可能比犹太人对世界的贡献还要大。"
这是吴国光的思考和坚守，也是他一以贯之的行为方式。
这里的基本共识是：虚的共同体，实的（落实到个体的）精神文化，由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形成的具普世文化精神的华族群体，不是（也不可能是）通常意义上的所谓"整合"，而是有一个标杆，一个精神文化的理想，形成一种无功利色彩的凝聚力。无论国内政权是否更替，即使将来中国走上民主化转型，海外华人群体也应该是独立于政权之外的、具普世的多元文化精神的（虚）共同体。
本期沙龙的特邀嘉宾，是陪同吴国光先生访问的廖晓英女士。作为1990年代的巴黎索邦大学新闻学博士，廖晓英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并先后在香港浸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亚太研究系任教，发表中文和法文论文数十篇，译著多种。近年出版的少儿教育三部曲："小学还能这样上――中国妈妈眼中的加拿大小学教育"（2011）；"中学还能这样上：加拿大教育的精神与细节"（2015）；"共情养育──和青春期的孩子一起成长"（2021），获得知识界和读者的高度赞赏。评论说：廖博士用母亲的细致、学者的敏锐、文人的笔法为我们讲了一个关于小孩教育的故事，一个父母、老师和教育工作者可读、必读的故事。
廖晓英和她的作为，也是个体行为的力量显现，为沙龙论题增添了一个重要的佐证。
可以说，吴国光先生提出的"亚流亡"概念，是一种创造性思维！在法国这个 "本来就是中国现代史上思想文化变迁和政治变迁与中国的关连最紧密的地方"，在巴黎"自由谈"沙龙这个用母语交流、追寻自由精神安放之处的场所，吴国光公开"亚流亡"概念，可看作是海外华人族群的一件大事，为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和构建普世价值的精神文化共同体，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思想契机。
这是巴黎"自由谈"沙龙进入第26周年的首次活动。一帮"亚流亡"者，在法国腹地卢瓦尔河畔，严肃认真地讨论自己的精神文化认同和命运，这样一种"无用"之事，竟如此让人动容，如此引人沉思，实为罕有。
感谢吴国光先生为我们带来这样一个"流动的精神文化盛筵"！
感谢数十、数百里专程赶来的沙龙朋友，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参与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