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李克强的最后十年所代表的改革路线的专业干部与红色贵族的共治,也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终结时刻的过渡,这一切都在李克强去世后就结束了,中共仿佛回到了一个既非毛时代、又非邓时代而更接近晚清帝王专制下的混乱。
这当然是邓小平有限改革路线自身所包含的内在瓶颈,而在李克强和他的团派同事的身上,我们同样能看到这种局限。这种局限一次次地在胡耀邦的命运、1989年对学运的暧昧、胡锦涛时代的保守和维稳等等关键时刻、关键政策、对关键政治力量的支持或拒绝的选择上体现出来,一次次错过和拒绝拥抱民主转型的机会,最终走向了今天中国之命运,也注定了李克强身后的命运——无法作为一个改革的活化石、前后三十年不一致的见证者,在反改革的时代里继续生存下去。
当他选择了与一个拒绝开放党内、党际竞争的竞争对手共治开始,他的政治生命和肉体就都选择了死亡。他的悲剧正是中国改革的悲剧,一个选择经济改革而在政治改革面前踟蹰不前的悲剧性路线,最终葬送了所有的改革者。这或许就是李克强的周年祭日里,人们无限惋惜却难以再说什么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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