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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31 August 2018

社会控制如此严,苏联为何还解体




苏联解体,苏共亡党已经二十几年,有关苏联的话题仍然热度不减,有关苏联的研究也层出不穷。苏联的国家机器,不可谓不强大;苏联的社会监控,不可谓不严密……然而,铁一样的事实胜于雄辩。为何如此?对此,凤凰评论《高见》栏目专访社科院世界史所研究员闻一。
访谈嘉宾:闻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俄罗斯历史与文化研究专家。著有《苏联的过去和现在》、《布哈林传》、《走近俄罗斯》、《解体岁月》、《重返莫斯科》、《回眸苏联》、《俄罗斯深处》、《普京之谜》、《十月革命———阵痛与震荡》、《俄罗斯通史1917-1991》等俄罗斯主题论著十余种。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张弘(凤凰网主笔)

不能把苏联历史进程割裂开


凤凰评论《高见》: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现在仍然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赫鲁晓夫时期没有多大的改变,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已经停滞,走近衰亡,到戈尔巴乔夫时代,已经回天乏力。对此,你怎么看?

闻一:这个观点,我部分赞成。有些人把苏联的不同时代割裂开来,但是,国家发展本来就是一个完整统一的进程,都有一个深化发展的进程,这种分析方法割断了它的连续性。比如,列宁时期是绝对好的,从斯大林时期起就变坏,实际上不能这样说。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

闻一:现在很多人说斯大林背叛了列宁,但是,斯大林在很多方面继承了列宁最早的做法。比如说意识形态的控制,就不是斯大林独创。在俄罗斯的沙皇时代,书刊检查制度是一种传统。但那时候,没有形成一种体制和完整的施政的手段。

苏维埃成立以后最早公布的一个法令就是《新闻出版法》, 1917年的11月9号就公布了。里面说,现在有人反对苏维埃政权,好多报纸都反对我们,我们必须采取措施。这个法令还说,如果秩序恢复正常,政权巩固了,我们就恢复言论自由,但现在不行。

所以,意识形态控制不是斯大林独创,在列宁时期就开始了。对报刊的处理包括罚款,将当事人驱逐出境等等。到1921年就变成军事监督,属于军事检查。所有的报刊都要检查,是不是泄露国家机密,泄露军事机密。第三,这些工作,原来都是交给文化部门、教育部门来做的,1921年,这些事交给克格勃,交给肃反委员会来管。
凤凰评论《高见》:舆论控制、新闻控制、出版控制。

闻一:不仅是这些,人们的生活都受到控制了。比如说苏联的家属楼和街上都有检举箱,你对谁有意见,你可以把条插到那里。这个检举箱,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搞得很乱。我和你明明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但是你惹了我了,我不满了,就告你是反革命,官方就会调查你。

所以说,不能把苏联历史进程割裂开,列宁就全部是对的,斯大林就全部是错的。赫鲁晓夫基本上没有改变斯大林的总路线,他就是反对斯大林的大清洗,其他的方面没有多少改变。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人自己叫它停滞。我认为,它不是停滞,是苏联从社会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的时期。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上涨为苏联制造了泡沫经济,出现了表面上的繁华。但是,阿富汗战争,珍宝岛战役,都是这个时期发生的。

凤凰评论《高见》:我看过你写的《俄罗斯通史》,前一段时间也正好采访了《毛泽东传》的作者潘佐夫,他说到了一点,斯大林不信任任何人。

闻一: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信心巩固政权,维持自己的权力结构。所以,他们对所有的人都不相信,因此必须对所有的人进行监控。列宁时期还好一些,因为掌握权力初期,他不敢也不能把所有的人都得罪。斯大林的权力巩固之后,谁有反对意见,都是反对派,都是人民的敌人。斯大林不相信任何人,把一切反对自己的人看做要夺权,都涉及到阶级斗争。这种情况下,他能不采取严格的监控手段吗?

沙皇时期是有专门的监控机构的,但针对的都是精英人士,而不是全民。苏联时期,意识形态的控制,从1917年开始,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克格勃第五局专门管意识形态。一开始成立了七个处,最后一直发展到十三个处,包罗万象。

苏联的致命失败在于把国家封闭起来

凤凰评论《高见》:虽然它号称苏维埃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它并没有真正做到。

闻一:苏联的解体,不像长期宣传的那样,我个人的看法,苏联共产党并没有得到所有俄罗斯人民的彻底的衷心的拥护。很多人在暴力之下不敢说话,他们不是真正的心悦诚服。所以,从苏共掌握政权伊始,骚乱、暴动、起义就时断时续。但是,苏联领导人一开始就不想把国内的真实情况告诉老百姓,一有情况就采取封锁,让民众不知情,让民众不知道自己生活的实际情况和未来的发展前途。

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之间,尽管有分歧,但是他们有些根本观点没有变化,就是要维持政权。按照他们的话说,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生死斗争,所以他们很焦虑。为什么列宁要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条约》呢,就是因为没有得到工人农民的足够支持,所以寄希望于德国。

凤凰评论《高见》:按照你刚才所说的,实际上就是说列宁和斯大林他们这些人,他们明白政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不够,所以没有自信。

闻一:最早他们是希望世界革命,希望出现一个世界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样布尔什维克的政权就能巩固了,就有盟友了。世界革命看来没戏,斯大林谁也不依靠,就靠自己,把苏联封闭起来了。苏联一个很致命的失败,就是把国家封闭起来,不让人民知道真相,但实际上这做不到。

凤凰评论《高见》:到了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的时候,苏联积弊已深,他能够做的已经很有限了,已经回天乏力。

闻一: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就很难了。他上台前,老一辈领导人都承认,苏联进入了死胡同了。他们也老了,希望年轻的戈尔巴乔夫能把苏联带出去。那个时候,他们想到的还是想维护布尔什维克权力。八一九政变,不是说老百姓怎么样,而是苏联政权中的一部分人担心,叶利钦上来后,自己会被挤出权力圈。

凤凰评论《高见》:我在戈尔巴乔夫以及叶利钦的回忆录里面都看到,八一九政变的实质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两个人协商改革,要把管克格勃、管军工生产的几个人拿下去,他们窃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发动了八一九政变。

闻一:实际上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政治观点还是相距很远的,两个人走的是不同的道路,八一九事件之前,包括之前的阶段,他们已经斗争了800多天,在保持还是不保持苏联的问题上,两人一直谈不拢。我觉得,主要的还是八一九政变的发动者发现戈尔巴乔夫比较软弱,叶利钦比较强硬,戈尔巴乔夫在台上他们还好一点,但是叶利钦一上来他们处境就糟了,所以,他们发动政变,主要的解决对象实际上是叶利钦。

凤凰评论《高见》:但是,八一九政变实际上是弄巧成拙,把苏共彻底推向了灭亡。

闻一:对,他们彻底地把戈尔巴乔夫断送了。本来戈尔巴乔夫还没有完全失败,他们这么一弄,反而让戈尔巴乔夫完全失败了。因为老百姓明白,不能再回到过去了。八一九政变的发动者意识到,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800多天的斗争,快要面临最后的决战了,而叶利钦胜利的可能性很大,他们不能看到这个结果,所以发动政变。实际上,这反而为苏联敲响了丧钟,把叶利钦送上了权力的最高宝座。

即使最严控的体系也会有反叛者

凤凰评论《高见》:《耳语者》那本书,我是全部仔细看完的,苏联对社会已经实施了那么严密的控制,监控无处不在,人民敢怒而不敢言。可是,苏联共产党最后还是没有达到长期控制权力的目的。你觉得,原因在哪里?

闻一:苏联的控制确实严密。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除了克格勃的首领没有被监听,几乎所有人的电话都被监听。老百姓家庭走廊里都有告密的人,什么人都有可能告密。

监控表面上很严格,但是,这些都只是表面现象。因为你对老百姓监控,老百姓害怕,并不等于他完全屈服你。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监控者本身,他对监控并不完全信任。为什么那么多官员在苏联解体以后,他们都不吭声?因为他们了解民情,他们知道很多冤假错案是怎么出来的,他们也知道这个监控是非法的。不仅老百姓不相信监控下的社会主义,实行监控的人也不相信这样的社会主义。

戈尔巴乔夫时期已经在逐渐缓解了,当然克格勃一直在搞监控。但是叶利钦时期,就开始极力消除。其实老百姓是很契合的,他们也知道在决战时刻站在哪方。当时,苏联的老百姓不一定完全接受叶利钦的施政纲领,但是叶利钦来继承苏联,老百姓是不反对的。叶利钦一上台,不会走老路,这是知识分子、老百姓愿意看到的,甚至部分官员也对叶利钦有一定的期待。

所以,苏联解体的实际表明,再野蛮的封锁都没关系,再强大的军事威力都无所谓。多少炮弹、手榴弹都不管用,警察多厉害也不管用,他们本身也会动摇。

凤凰评论《高见》:表面看,苏联有非常强大的军队,有严密的警察体系,国家机器非常严密,经济上也把人控制得死死的,古拉格关着那么多人。可以说,整个社会都在苏共的掌握之中,个人生活也就完全被国家权力渗透。但是最后,苏联就是瓦解了,苏共就是灭亡了——这是一个铁的事实。

闻一:尽管苏共实施了严密的社会控制,但是,火是在地下运行的。苏联有持不同政见者,即使最严控的体系也会有反叛者,这些反叛者都是火种。越是不让我看什么,我就越想看什么,我就越想揭示什么。这种情况下,即使古拉格体制很严密,但是苏联的一个教训,就是再苦再严苛的集中营最终都是不管用的。

这样一个严密监控,不是一时就能垮台的,有个锈蚀、腐蚀的过程。它可能一开始确实很强势,慢慢地发展,当反叛力量集中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肯定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最终军队不听指挥,官员们也罢工。

要维持那么严酷的控制,要费很多的钱。后来苏联经济跟不上,集中营的经费,军队的经费都不能维持,就不行了。经济的发展和人心所向都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不是一下子就产生突变。实际上,苏联的强大从斯大林开始算起,到它的垮台,也持续了四五十年时间。毕竟它有统治的力量,有行政的力量,有武器的力量,有经济的力量。当经济力量衰败,甚至走向衰亡的时候,苏联就会垮台。

权力垄断不能解决一切问题

凤凰评论《高见》:苏共的领导人久加诺夫反思说,苏共垮台是三个垄断:意识形态垄断,大搞一言堂;权力垄断,大搞政治暴力;利益垄断,大搞特权。他的观点,你怎么看?

闻一:他说垄断意识形态,这是对的。所谓垄断,就是说只允许存在一种思想,最高统治者不允许存在与其不一致的思想。他们希望通过这个垄断,所有的人都臣服于这个政权。

凤凰评论《高见》:对,还有两个垄断,是垄断政治权力和垄断特权利益。

闻一:垄断政治权力就是一党专政,就是列宁说的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一党说了算,一个领袖说了算。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才允许其他党派出来。

凤凰评论《高见》:在苏联,不管是列宁、斯大林也好,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也好,他们似乎都很迷信权力,相信权力可以解决一切。

闻一:斯大林时期,就是自己掌权,托洛茨基等人不能掌权。布尔什维克掌握了政权以后,政权实际上是领导者个人的政权,夺取的是人的政权不是阶级的政权——斯大林时期,斯大林就是党,就是国家,反对斯大林就是反对苏联,反对社会主义道路。

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因为托洛茨基也要掌权,斯大林瞧不起他,因为托洛茨基入党比较晚,两人之间,实际上是个人权力的争夺。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也是个人权力争夺,没什么严格的路线方针上的差异。如果路线方针有差异,可以经过光明正大的程序来办。赫鲁晓夫被搞垮就很明显,他去休假了,勃列日涅夫等人开会,回来就把他拿下了,实际上戈尔巴乔夫也是去休假了,亚纳耶夫等人发动了八一九政变。

列宁去世的时候,实际上斯大林已经把他隔离起来了,列宁接触不到别人的,只能接触到斯大林。那个时候,他就垄断权力了。斯大林死的时候,其他的领导谁也不敢处理这个事情。

特权阶层是政权、意识形态垄断的必然产物

凤凰评论《高见》:有人说,斯大林故意纵容下面的人贪污,比如,苏军元帅朱可夫也贪污腐败,打到欧洲的时候,他运了不少文物、贵重的东西回来,据为己有。苏共的领导人,贪污腐败是普遍现象,斯大林故意纵容下属这么干,然后就能抓这些人的小辫子,想整肃谁就整肃谁。

闻一:现在没有证据证明,斯大林下什么文件同意下属去贪污。总的来讲,苏联时期的官员享有特权,但是贪污腐败相对比较少一些。为什么?就因为那个时期的官员们享受的特权比较多,用不着去贪污腐败。

凤凰评论《高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官员享受到的特权有什么不同的特点?

闻一:最早的特权,应该是从列宁时期就开始了。那时候不可能大规模地去给干部很多物质优惠,但是有几个措施:首先,在食堂里面,多给点粮食,多给点物质补助。其次,列宁时期就开始有了内部商店。后来称之为小白桦商店,让特权阶层能够享受到一些利益。第三,在大的影剧院里面,搞一些小食堂,幕间休息的时候,高级官员们可以去吃东西。

从列宁留下的文件和批条来看,对什么人特别照顾,给钱或者给东西,那时就有了。但是,那个时期特权比较少,苏联也比较困难。真正开始有腐败风气,应该说从新经济政策时期就开始了。因为新经济政策允许商人回来,所以旧的那一套,比如请人喝酒,又回来了。到30年代以后,小白桦商店内部的优待机制就比较系统了。内部优待包括食品供应、医疗卫生、药品等等,还有各种各样的休假制度。

除了这些,还给高级干部发一个红卡,凭着这个红卡,可以买到别人买不到的东西。比如说看戏,票都卖完了,但是你凭红卡,随时可以买票。斯大林实际上把很多老干部换下去了,他需要新干部。因为新干部是他提拔的,因此要给些优惠,包括衣食住行等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苏联,能够享受到的这些特权的,不仅包括官僚,也包括高级御用知识分子,演员,作家等等。像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银行账户是无额度账户,这个账户可以随时去取,支多少钱都可以。住房更特殊了,苏联的别墅比较多,很多特权阶层都住在别墅区,这些都是国家分配的。

凤凰评论《高见》:要享受这些特权,首先必须成为最忠于斯大林的人。

闻一:哪些人享受这个待遇,怎么享受,有明确的规章制度,比如特权阶层名录。这个特权有几级,这个等级除了规定领多少工资、享用哪些特权以外,也预示着你是党的后备队伍。有了制度,还有了管理——苏共中央有专门的干部部,升到哪一级就住什么标准的房子,就给多少工资,诸如此类。

到了赫鲁晓夫时期,应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了,只是剧院里面休息的地方搞得更豪华了。由于是战后,小白桦食品供应的货物就不一样。在斯大林时期,高级官员去国外出差的时候,带回来的都是录音机等高级商品,到了赫鲁晓夫时期,商店的商品就更丰富了。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更有钱了,官员们享受的特权也更多。勃列日涅夫时期,腐败达到了高峰。克里姆林宫的人有一个专门的供应集团,有一个百货集团,有一个食品集团,专门供应给官员,供应的食品价廉物美。

凤凰评论《高见》:这也意味着,在苏联,只要进入特权阶层名录,也就意味着可以享受特权。包括各种福利、住房、特供、配车等等,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闻一:像休假制度,官员阶层凭红证可以领到休假证。你听说这个故事没有?当年,普京到黑海边上去,夫妻两人想进入勃列日涅夫的别墅,人家不让他进,说等你到了和主人一样的身份的时候就可以住了。现在,他在那儿也有别墅了。特权阶层的生活完全是跟老百姓割裂开的,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圈,特权阶层也不了解真实的民情是什么,他们的那些子女们也阔气得很,这也是老百姓最后不支持他们的原因。

实际上,特权阶层是政权垄断、意识形态垄断的一个必然的产物。意识形态的垄断,权力的垄断是特权垄断的基础。

凤凰评论《高见》:苏联的特权阶层,在苏联解体后是什么情况?有没有人要追究他们的责任?

闻一:没有。因为俄罗斯现在掌权的,都是苏联时期的官员,普京也是。特权阶层的人,一部分变身俄罗斯的新贵,一部分变身政治精英,有人利用权力变身,一夜之间变成巨富。和盖达尔一起搞私有化的人,或者成为政治精英,或者成为腰缠万贯的财主,只有盖达尔两袖清风。如果说,这些人过去是名正言顺享受国家财富的话,那么现在他们是名正言顺的窃取国家的财富。

恐怖政治不可能获得长期成功

凤凰评论《高见》:说到这个经济力量我倒想起来了,苏联当时主要靠卖资源。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石油、天然气价格比较高,所以它还能维持表面辉煌的景象。但是后来石油价格下跌了之后,问题就都出来了。

闻一:勃列日涅夫时期把大量的钱财花出去了,没有利用机会发展经济,而是装门面,那时候奥运会,各个大城市都装扮得很光鲜。勃列日涅夫的另外一个做法就是后备,储存起来大量的进口粮食。

凤凰评论《高见》:相信你也看到了很多人的说法,比如,雷日科夫等人,都把戈尔巴乔夫称为苏联的叛徒。

闻一:我特别瞧不起雷日科夫这类人。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下,他是得力干将,和戈尔巴乔夫关系很好。苏联瓦解之后,他把一切责任推到了戈尔巴乔夫身上。这种做法,我认为是不道德的。当时你们是很亲密的合作者,如果戈尔巴乔夫是背叛者,那你自己也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执政的那些同僚,把自己说得一清二白,和苏联解体、苏共垮台毫无关系,这不可信。我觉得,戈尔巴乔夫始终都没有说过他背叛社会主义。他对西方的开放,他对国内的缓和,他把阶级斗争的标签拿下,提倡新思维,公开性,很多人都接受了。

凤凰评论《高见》:我看到,雷日科夫还写了一本书,说到苏联分裂的时候,他就怪各个加盟共和国,说我们俄罗斯对你们怎么样好,你们其他的民族,其他的国家一个一个背叛我们,对我们不仁不义。

闻一:这是打俄罗斯的嘴巴。我觉得他不能这么讲,你的民族主义、民族政治就不对。普京说了,苏联时期的乌克兰和俄罗斯边境划的不对,现在讲这个话,实际上很危险,他还想把失去的全部收回,在造这个声势。当年斯大林就讲了,乌克兰是俄罗斯的边疆。列宁讲不同的民族可以自由退出,实际上退不出来,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各个加盟国退出苏联的程序很复杂,按照这个程序就别想退出去。

凤凰评论《高见》:这些年,中国一直有很多人在讨论,说苏联竟无一人是男儿。为什么苏联瓦解、苏共垮台的时候就没有人站出来去挽救它?

闻一:老百姓认为这个政权不值得挽回,官员也认为没必要去挽回它,对自己没什么好处,仅此两点就是致命的。军队也没有动静,因为军队没有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有男儿"也拯救不了,你的许诺没得到实现,我看不到希望,你现在要跨了,叶利钦可能会让大家看到新的希望。

在苏联这个制度之下,普通人的命运不是由自己掌握,而是由领导掌握的,是由掌控者掌控的。当这个掌控者不能再掌控的时候,底下的人就不知道如何是好。极少人可能想去挽救,但是他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雷日科夫为什么可悲?你也可以是男儿啊?我觉得这些人太可悲了。现在,追究苏联解体的历史责任成为一种风潮,而这些人不愿意承担任何责任。

凤凰评论《高见》:雅科夫列夫在《雾霭》里面说到,戈尔巴乔夫缺乏雷霆的手段,他想讨好所有人。当既得利益者反对时,他有意的疏远了自由派的改革者;他想推行改革,又不想得罪原来的既得利益者。后来,支持改革的人被他疏远了,发动八一九政变的那些人又不可能和他一条心,这可能是他失败的原因。

闻一:他作为政治家的手段确实软弱,最后的过程很明显,叶利钦宣布俄罗斯独立的时候,他没有对叶利钦采取什么措施。他现在自己也承认,自己的改革操之过急了,对困难估计不足。

凤凰评论《高见》:看起来那么强大的苏联,政治高压实施了那么多年,社会控制那么严密,但是最终仍然以失败告终,它似乎在揭示某一个规律:想用强力把所有人震慑,用恐怖政治的办法实施暴力统治,实际上不可能获得长期的成功。

闻一:从世界历史看,任何一个繁荣的政权或者王朝,都不是靠恐怖手段建立起来的,也不是让人民全部生活在监控之下的,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凡是繁荣发达的社会都是比较欢快的,人民心情舒畅,社会和谐平稳,领导人也不是那么张牙舞爪。暴力和强权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但不可能永久持续。

自由、平等、和谐、幸福,是人们最基本的追求和需求,要抑制人们的思想,抑制人们自由生活是做不到的。斯大林这样的统治者,相信权力可以解决一切,但是事与愿违。权力不能解决一切,警察、政党、军队都不可能解决一切。如果人心不向你,暂时可以维持,但迟早是不行的,世界史上曾经有千年不衰败的帝国吗?没有过,到现在为止没有过。

——凤凰网

历史祭坛上的先知

《左传·僖公三十二年》记载了前628年秦国大夫骞叔精确预测秦晋崤之战秦将大败的故事。骞叔分别对秦穆公、孟明视以及儿子说:
  "我从未听说劳师远征会有什么好结果。""孟明啊,我只见挥师,不见回师。""儿啊,崤有两座山头,南山头是夏王皋之坟,北山头是周文王避雨之地,晋人必在此设伏,你们会战死,我会到那里去给你们收尸。" 
  骞叔这种基于政治和军事经验的类似预言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多有记载,虽常被后人视为智慧的象征,但对中国文化基本上没什么影响。相反,西方文化中的先知也许因为别具气质,对其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卷二讲特洛伊城陷落的过程时,提到卡珊德拉的预言不被人相信:"这时卡珊德拉也出来宣布我们即将面临的灾祸,但是神是禁止特洛伊人相信她的预言的。" 
  卡珊德拉是特洛伊公主,国王普里阿摩司的女儿,太阳神阿波罗的女祭司,她拥有准确预言未来的天赋异秉,但因拒绝阿波罗的感情纠缠而被其诅咒:预言准确但无人相信。她预言过特洛伊的灭亡,预言过家人及自己的悲惨结局,也预言过阿伽门农、奥德修斯的结局。古希腊戏剧家欧里庇德斯、埃斯库罗斯都在戏剧中写过她,后世的西方思想家、作家也常提到她,例如莎士比亚的戏剧《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席勒的诗《卡珊德拉》。在西方文化史上,卡珊德拉已成为某种智识隐喻,即蔑视流俗独孤求真、直言不讳结局悲惨的先知。但古希腊哲学的逻各斯特性衍生出一种贤哲性的文化传统,卡珊德拉疯疯癫癫的形象无法成为希腊文化主流精神的代言人。
  与卡珊德拉相比,希伯来《圣经》里的以赛亚、耶利米、阿摩司、何西阿等著名先知及其所造就的先知传统,信仰更纯粹,不畏权势不惧愚氓的勇气更昭彰,维护社会公义的特性也更为醒目,它甚至被许多人认为是尤太这个小小的民族历数千年迫害和灭杀终究不殒的三大主因之一(另外二大主因分别是信仰上帝并与上帝立约、摩西律法)。
  借助《圣经·先知书》,希伯来先知留给后人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们仿佛为一种他们自己都不明了的力量所控,飞蛾投火一般,以羸弱的身躯孤绝地扑向对真理的守护——即被神所选中的代言人这一先知本意。未卜先知、观星占卦之事并非构成希伯来先知的必要条件,《圣经》中的先知分国(约前933-586年的以色列,因分为南北国,被称为分国时期。北国叫"以色列",南国叫"尤大")早期的常具异能(比如以利亚能用大麾分开河水,被神的旋风接走,以利沙也具有各种异能),行先知职分时往往预言与神迹相交杂,如以利亚、以利沙等人;分国晚期的先知则以传达神的话为主,并无太多异能的记载,如以赛亚、耶利米等;亡国之后的先知强调在艰难环境中对信仰的坚定和纯粹程度以及由此而来的神迹,例如但以理为了信仰完全无惧生死,被尼布甲尼撒扔进火炉却因神佑而无损。先知形象在士师时代因撒母耳等人而逐渐固化,到先知时代则密集出现。先知没有特殊的身份,他们可能来自任何阶层,以赛亚出身王族,是前国王的侄子,阿摩司则是牧羊人,耶利米是祭司……
  先知作为神的代言人,传达神的意志,他们用斥骂权贵等任何势力的方式批判王公贵胄与大众的道德堕落,他们甚至诅咒自己的民族将遭受包括灭国在内的灾难。上到王侯,下到黎民,即使所有人都跪倒在偶像面前,先知们依然会站在巴力金牛跟前痛斥同胞们渎神(谴责偶像崇拜是先知们永恒的主题,例如《耶利米书》:"从我们幼年以来,那可耻的偶像将我们列祖所劳碌得来的羊群,牛群,和他们的儿女都吞吃了。""有干旱临到她的众水,就必干涸。因为这是有雕刻偶像之地,人因偶像而颠狂。"《以西结书》:"所以你要告诉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回头吧。离开你们的偶像,转脸莫从你们一切可憎的事。");先知们以言刀辞剑砍向社会一切不公正现象,而求上主之公义(《阿摩司书》:"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但以理书》:"王阿,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他们的语言霹雳足以震颤所有远离信仰的败德行为,国王和草民在先知的信仰利刃下于是获得了平等——先知拟制版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为此,先知们自己常常并不心甘情愿当先知,为被选中而痛苦。摩西作为尤太人最早的广义先知,一直就怀疑自己没有资格做尤太人的领袖,对于被神选中从而掌握权柄这件事并不欣喜。另一方面,先知也遭人厌,在行迹可考的先知中,不少人下场悲惨。以赛亚据说是被锯刑拦腰锯为两截而死,耶利米是在埃及被民众用石头砸死,撒迦利亚也是被民众用石头砸死。正如《圣经·希伯来书》所言,先知们"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飘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正如韦伯所忧惧的,当人类主动走进理性的牢笼之后,先知仿佛多余——其实对于贪婪的人类,他们一直就多余,或者说不配拥有。当世俗化已经不仅是淹没一切的主流甚至全流时,人类似乎不再需要祭司。那些对人类未来忧心忡忡的智者跟他们的遥远前辈一样,不被理解只被蔑视,没被人拿石头砸死已是幸运。但是,追求真理的希伯来先知传统,在与希腊贤哲传统结合之后,产生了西方近代知识分子传统,在进一步促成近代以来的科学、宗教宽容以及自由民主的政体等大量社会历史成就方面有其特殊的贡献,即使在遭受世俗化的大潮冲击之后,这一传统依然有其深厚的根基。真善美愛之路上,先知与贤哲虽然不会群集同行,但他们踽踽独行的背影依然高大。先知本非韦伯在《古犹太教》里有意无意贬低的那样只是"街头的政治煽动家",而该是人类蹒跚前行时必不可少的先行者和牛虻。然而,现当代世界的世俗先知们,依然因其犀利的智慧不但不为时人所重甚至为世人所厌。
  1905年1月6日,孙中山在伦敦拜访严复,讨论时局,严复说:"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也。"但孙中山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很不幸,百年之后,着急的孙中山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多少改变,而严复无所依托唯一寄托的教育反倒不如一个世纪前单纯。他在百年前即已将"Liberty"准确地译为"群己权界",可是迄今国人又有几人得自由三昧?在他和孙中山谈话之后6年,中国似乎跌撞着开辟了条新路;又过10年,中国南方游船上某帮派成立后三个月,严复先生带着他的孤独溘然离世。
  1917年,俄国发生布尔什维克党军暴乱,并进而建立极权帝国,当时国人中大多知识人就像一切伪先知一样将此视为喜讯奔走相告,唯有孤寂的文化守墓人王国维先生对此忧心忡忡,他在当年11月给友人、史学家柯邵愍的信中说:"观中国近状,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这里的共产含义当时是指向国民党的)而柯邵愍这位《清史稿》的作者并不相信王的预言。7年后,这位几乎精确预言了未来中国的思想家自沉昆明湖。
  席勒的《卡珊德拉》写道:"你为何把我丢在这里,叫我来宣告你的神谕,你让我洞察一切世事,而满城都是盲目之徒?我既然没有能力挽回,为何让我预先知道?注定的厄运无法逃避,可怕的惨祸总要来到。"因此,他们"自从担任圣职,领略的便只有酸辛。亲族的每一件灾难,全都刺痛我多感的心。" 
  这似乎代表了先知们的痛苦之声。先知在流俗中所遭受的厌弃命运,是因为走得太快,人们甚至看不见他们的背影。他们的痛苦,看似源于人们对未来的清明与懵然之别,实则因了智慧与愚昧的河汉之隔;看似因为瓦釜雷鸣,实则因了黄钟毁弃。鲁迅和彭令昭开创了中国本来没有的先知传统,前者对造就中国特殊国民性的传统文化批判之力度,实为百年中国独一无两之巨人,而彭令昭对极权的揭露亦为那个时代最真诚最勇敢的杜鹃啼血。但是,鲁迅生前死后迄今未能摆脱谤满天下的命运,而彭令昭被虐杀于黑暗与孤绝之中,迄今无祭。
  先知是人类历史祭坛上的牺牲,尤其当他们面对伪先知们成功蛊惑世人时,他们唯一的立场就是像撒迦利亚一样否定自己的先知身份:"我不是先知。"人类对待先知唯一的态度,就是将他们先前虐杀的先知从坟墓里拖出来,塑金膜拜,同时,继续用石头砸死活着的先知。 


——来源 NYT 

整人和被整,一个持续了半个世纪的轮回


1949年以后的30年间,我们这块饱经沧桑的土地曾经被几十次政治运动的风暴所席卷,而这些运动大多可以用两个字概括:整人

  其实,上溯20年,整人的轮回就已经开始。

  1930年的中央苏区肃反开启了整人的魔盒。那次整人的残酷程度,从徐向前的《历史的回顾》和贺龙等人的回忆所提供的数字可见一斑:总计有超过十万红军被杀害,其中红二十军被中央红军围歼,副排长以上干部被全部肃清。贺龙说:"现在活着的几个女同志,是因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及才活下来的。"

  1935年的陕北肃反,几乎屠杀和关押了红二十六军连以上所有干部,包括陕北根据地的创建人刘志丹也被逮捕,险些遭到杀害。

  1939年湖西"肃托运动",公开和秘密处决所谓"托派"上千人,几千人被逮捕和关押。

  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刘少奇担任整风小组组长。那次整风共有15000多人被打成特务,其中多人被秘密处决和因为酷刑逼供而含冤死去。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人都是被整对象。

  如果说1949年以前整人还局限在一定区域的话,那么1949年以后,整人就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被整人数也扩大到百万千万甚至上亿。

  当整人运动席卷而来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希望自己是整人者而不是被整者,这是人性,尽管这种人性是那样的卑劣。可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除了站在顶尖操纵运动的人以外,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是安全的——使得人人自危,这就是整人运动的"妙处"—— 今天的整人者,明天也许就是被整者,这样的轮回在华夏大地反复上演。
  1955年,在编织"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时,夏衍毫不留情地对交往20多年的好友胡风落井下石,可谓出尽了风头。那时他是春风得意的整人者。然而,凡是权威皆反动的文革开始后,作为电影界泰斗的夏衍,不可避免地被整并被投入监狱,完成了从整人者成为被整者的轮回。

  吴晗,身兼北京市副市长、民盟副主席等多个要职,文革时因为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杂文专栏《三家村札记》而被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他所受到的摧残令人发指:脖子险些被铜丝勒断、头发被拔光、死后骨灰被扬弃。他的妻子袁震先被致瘫后被致死,养女吴小彦也在狱中自杀身亡。这一家的遭遇令人唏嘘泪下。

  可是,在这之前呢?吴晗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整人者,用钱钟书的话说:"他整人时也很无情。"反右时,他用"引蛇出洞"的手法,将储安平、罗隆基、章伯均三人打成"头号大右派"并施以严酷的摧残。不知道吴晗被投入监狱以后,是否会想到"轮回"二字。

  彭德怀彭大将军,文革时肋骨被打断,在万众面前遭受扇耳光、被脚踩等羞辱和折磨,其惨状目不忍睹。然而,将日历向前翻几年,我们就会看到,他曾经也扮演过整人者的角色,刘伯承、罗荣桓、粟裕等几位元帅和将军都曾遭到过他的重拳猛击。

  说到整人和被整,不能不提到刘少奇,因为作为一个国家名义上的元首,他的被整创下了亘古未有的整人之最。

  文革初期,刘少奇没有想到自己的命运会发生逆转。1966年6月,他刚刚把彭真、罗瑞卿等人送进秦城监狱,8月,整人的大棒就落在了他的头上。他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而担任刘少奇专案组组长的,正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他整过的周恩来。这次的角色转换,没有给刘少奇留下翻身的机会。

  至于后来的"王张江姚",从他们疯狂整人的那一天起,就已经开启了必遭轮回的按钮。

  在那个"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年代,今日方为座上客,明日却成阶下囚,是人们最常目睹的荒诞闹剧。

  不可否认,即使是最凶残的整人者,很多也是形势所迫,不得不投入整人的漩涡之中,因为人性中的恶一旦被释放出来以后,正如法国哲学家萨特所说"他人就是地狱",你不整他,他就整你,于是乎人们一个个争先恐后地整人,生怕后下手遭殃,成为被整的刀俎上的鱼肉。

  人性有善恶两面。仅仅诅咒人性中的恶是没有用的,因为人性不可改变,能够改变的,是把人性中的恶释放出来的环境。

  好的政治生态环境,能够使人性中的善成长、圆满、光大,而在恶劣的政治生态环境下,恶就会探出狰狞的面孔,发出骇人的狞笑,因为它看到了适合自己生长肆虐的土壤。

  但愿,整人和被整的轮回就此终结,永不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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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号 陋兰的速朽文c
孙盛起,笔名陋兰,从事文学创作多年,拒绝加入官方作协,有文章收入沪教版七年级语文课本,并有多篇文章被收入各类书籍。此公众号收录了本人的一些作品供朋友们品鉴